元明时期，中国兵学的发展有了重要的开拓与前进，《孙子兵法》的研究同样有相当重要的进展。然而元、明两代并非旗鼓相当，其研究力度与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元代武学
宋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最为复杂的时代之一。早在五代时期，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兴起，即称帝建辽，到赵匡胤建立宋朝，辽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至宋仁宗时，赵元昊在西夏称帝；北宋之末，又有女真族于黑龙江一带兴起，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并称帝建立大金。辽、宋、西夏、金，处于相互牵制、相互斗争的复杂局面之中。
南宋后期，铁木真统一蒙古，称成吉思汗，此即元朝初起之政权，铁木真即元太祖。“元之有国，肇基朔漠。虽其兵制简略，然自太祖、太宗，灭夏剪金，霆轰风飞，奄有中土，兵力可谓雄劲者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荆襄，继命大将帅师渡江，尽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元史·兵志一》)辽、金、蒙古，均为游牧民族，唯以骑射为务，其俗崇尚弓马。元人凭其骑射优势，再加上宋廷昏 ，方横行一时。
及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后，方知单凭弓马难以统治中国，“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元史·许衡传》)。“汉法”，就是中原的封建制度，就是儒家的政治伦理。故元初的几代皇帝，均曾致力于儒家经学的倡导，世祖以大儒许衡为国子祭酒，武宗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元史·选举一》)。
继儒学之后，又置医学、阴阳学，“至元十八年，诏求前代圣贤之后，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之士”(同上)，而独不及武学。在元朝当政者眼中，兵力仅是弓马人员的数量而已，以“万户”、“千户”、“百户”为等级。“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元史·兵志一》)其武官的任用，全依“军功”与“世袭”。“军官有功而升职者，旧以其子弟袭职，阵亡者许令承袭，若罢去者，以有功者代之。”“以旧制，父子相继，管领元军”。(《元史·选举志二》)执行这样的武官制度，显然既无需武学，更不要兵法。再加上元代历史不过百年之久，其皇帝更迭又颇频繁，故有元一代，几无武学可言，《孙子兵法》研究或注释性著述很少。今所可考知者，一为潘可大(名衍翁)《孙子释文》，现仅存戴表元《剡源集》载戴氏所撰《潘可大〈孙子释文〉序》(见《四库全书·集部·剡源集》)，而潘氏《释文》则只字无存。二是明刘寅《孙武子直解》所引“张贲注”。刘寅在引用书目中写道：“张贲注。予少时避兵山谷间，受读于先人菊斋处士。亡其书已四十余年，今但能记其大略耳。”(参见《孙子集成》第二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以刘寅撰成《直解》时前推四十年，正是元代后期，可见张贲之注当成书于元代。刘寅称：“《孙子》张贲注，论‘道’字甚重，诸家说得极略。《军争》、《九变》错简处，贲皆订正，今从之。”(《武经直解凡例》)由此可见刘寅对该书十分重视。此外，元代则未见其他兵法著述。
二、明代兵学的兴起
(一)明代文化的兴起
明代《孙子》研究及兵学撰述，是伴随着该时代总的文化发展形势而兴起的。元末动乱，群雄蜂起，朱元璋以丐、僧出身而竞逐其间，特以深察社会、务求实际而异于他人。尝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才，所用者粟帛，宝玩非所好也。”(《明史·太祖本纪》)故其起事之初，即特重人才。吴元年(1367年)，“始设文武科取士”(同上，并见《选举志二》)。至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初建国学，并诏谕臣下曰：
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明史·选举一》)
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全国“教官四千二百余员”。“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史·选举一》)
(二)明代武学、武举之盛兴与兵学的繁荣
据《明史·选举志》：
武科，自吴元年定，洪武二十年俞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
天顺八年，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
成化十四年，从太监汪直请，设武科乡、会试，悉视文科例。
弘治六年，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试，出榜赐宴。
嘉靖初，定制，各省应武举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试，两京武学于兵部选取，俱送兵部。
万历三十八年，定会试之额，取中进士以百名为率。
万历之末，科臣又请特设将材武科；崇祯间，又有武举殿试。(以上并见《明史·选举二》)
科举取士，既是选拔人才，也是仕途之道。皇家既如此倡导，文武有识之士，自纷纷顺风而动，特别是武举中对“兵法”、“策略”的高度重视，更是促使人们学习与研读兵书的直接原因。有明一代，虽大局尚属稳定，然战争并未止息，立国之初有朱元璋夺取政权、平定天下之战，继有朱棣夺权及皇族内部之战，反复应付边境诸少数民族之战以及抵御倭寇侵扰之战等。这些增强了人们对“武学”的重视。而全局性文化与科技的繁荣、发展，又为武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滋养。所以，明代兵学、《孙子兵法》、《武经七书》等方面的研究与撰著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据近人所撰兵学书目统计：刘申宁撰《中国兵书总目》(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历代兵书4221部，其中明代1165部，占总数的27.6％，仅次于清代(该书录清代书目2118部)。许保林编《中国兵书知见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计收历代书目3380部(含存目)，其中明代1023部。占总数的30.26％，则略高于清代(该书录清代书目为982部)。可见，明代兵学撰著之丰，实居历代之冠。其单书规模之巨，为历代所仅有。如茅元仪《武备志》，总240卷，共约200余万字。今人影刊《中国兵书集成》，共50册，而《武备志》一书，即占10册，为《集成》总量的五分之一。
(三)明代《孙子》研究的基本成就
兵学、武举，就策试方略而言，其核心在《孙子兵法》，故兵学盛兴，其实质必然是《孙子》及《武经七书》的盛兴。明代《孙子》研究的基本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武经七书》的注解与评点。
自北宋神宗元丰间编定《武经七书》之后，“七书”即作为一个整体而流传。武学用它为教材，武举以它为科考题目。随着武学、武举的推行，《武经七书》成为武官仕途的必读之书。前章所列施子美《七书讲义》，就是编于武学的讲稿。元代无武学，故《七书》也未见流行。及至明代，既大兴儒学科考，也连及武科取士。科举必由学校，武学的基本教材就是《武经七书》。如明弘治中，即依兵部尚书马文升之言，“刊《武经七书》分散两京武学及应袭舍人”。至崇祯十年(1637年)，又“令天下府、州、县学皆设武学生员”(《明史·选举一》)。武学与武举的需要，直接推动了《武经七书》的研究。自明洪武中刘寅撰《武经七书直解》始，先后刊有：李清《武经七书集注》，王圻《武学经传句解》，王阳明手批《新镌武经七书》，郑廷鹄《武学经传》，黄榜《武经七书考注》，沈际飞《武经七书合笺》，黄皑伯《新镌武经七书类注》，陈玖学《新镌增补标题武经七书》，赵光裕《新镌武经标题正义》，谢弘仪《新镌增补标题七书》，沈应明《新镌注解武经》，何守法《武经七书音注》，黄献臣《武经开宗》，张居正、汪桓《武经直解开宗合参》等。以《武经》为整体而刊板行世，此为明代武学典籍大宗。至于编撰者对其加工的主要形式，则有直解、注解、集解、句解、标题、正义、点评等。此类撰述，除初期所刊较有“研究”意义外，后来的“标题”、“正义”之类，多直接服务于武举科考，如同备考的“辅导材料”，学术价值甚微。
另外，有李贽《孙子参同》、沈际飞《武经七书会通》等，则试图从“七书”的贯通方面做些努力，即以《孙子兵法》为纲，将其他六书的有关内容贯串其中，从而使“七书”联为一个整体，并加强或深化其中的理论观点。
2.《孙子兵法》的独立研究。
在《七书》中，《孙子兵法》的地位是特殊的，如北宋神宗熙宁中初定武举试题时，曾先以“《孙》、《吴》、《六韬》义十道”试士，至熙宁八年(1075年)，则“以《六韬》本非全书，止以《孙》、《吴》书为题”(《宋史·选举三》)。在其后的学习与应试中，《孙子》一直居于首要地位，也促使人们独立研究《孙子》。到了明代，也是如此。如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薛应旂《方山先生孙子说》，簟端镒用鹘狻罚焐端镒优宰ⅰ罚络妗⒊绿觳摺端镒佣献ⅰ返龋际敲鞔芯俊端镒印方嫌杏跋斓闹鳌F渲幸哉员狙А端镒邮榻庖唷妨鞔罟悖跋熳畲蟆＊ .《孙子十家注》重新刊行。
吉天保所辑《十家孙子会注》，较集中地反映了宋代之前《孙子》研究的成果，故其书行世后，深受兵学界的重视，在《孙子兵法》的流传过程中，成为与《武经》系统相并立的另一传承系统。继南宋孝宗时所刊《十一家注孙子》之后，明代又先后有《道藏》刊《孙子注解》、谈恺刊《孙子集注》、李棣刊《孙子集注》、黄邦彦刊《孙子集注》行世。另外，曹胤儒所刊《孙武子诸家约注》，实为《十家注》的缩节。
4.综合性兵书或类编中的《孙子》。
明代综合性兵书甚多，凡涉及重大战略、策略以及基本战术等有关问题，无可脱离《孙子》者，或单列子目(如《武备志》)，或以类征引，或依《孙子兵法》所阐释的基本方略而制定其具体的操作方式。所称“类编”诸书，主要指“诸子”类书，如《诸子品节》、《诸子汇函》、《诸子奇赏》、《诸子类隽》等，均各以自己的标准与方式，收录了《孙子兵法》的相应内容。
(四)明代《孙子》研究的主要特点
1.为“武学”、“武举”服务。
已如前述，不重叙。
2.适应战争的需要。
各类《孙子》刊本或撰述，大多依时局需要而印行。如刘寅撰《孙武子直解》即言：“呜呼，兵岂易言哉!观形势，审虚实，出奇正，定胜负，凡所以禁暴弭乱，安民守国，镇边疆、威四夷者，无越于此也。”“于国家戡定祸乱之道，学者修为战守之方，亦或有所小补云。”(《武经直解》刘寅序)李敏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刻印此书时也说：“予奉命巡抚大同，密迩北虏，日亲戎马之事，自恨军旅未学，恒切忧惧，始求孙、吴之书观之，乃知用兵自有法度，将不学而兵不教，其能取胜者难矣!”(同上)适应现实需要，是兵学的基本目标。
3.武学官员与大批文人的广泛参与。
明代兵学的兴起是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实现的，有了普遍的文化繁荣，才出现了兵学的盛兴。兵之为谋、为策，决非单纯“技术”之事，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才有可能理解深透，并能有所发展。所以，明代兵学撰著的基本队伍正是一批文化人士或官员。如朱升、刘寅、李清、谈恺、薛应旂、张居正等，均进士出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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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概况
元明时期，中国兵学的发展有了重要的开拓与前进，《孙子兵法》的研究同样有相当重要的进展。然而元、明两代并非旗鼓相当，其研究力度与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元代武学
宋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最为复杂的时代之一。早在五代时期，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兴起，即称帝建辽，到赵匡胤建立宋朝，辽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至宋仁宗时，赵元昊在西夏称帝；北宋之末，又有女真族于黑龙江一带兴起，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并称帝建立大金。辽、宋、西夏、金，处于相互牵制、相互斗争的复杂局面之中。
南宋后期，铁木真统一蒙古，称成吉思汗，此即元朝初起之政权，铁木真即元太祖。“元之有国，肇基朔漠。虽其兵制简略，然自太祖、太宗，灭夏剪金，霆轰风飞，奄有中土，兵力可谓雄劲者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荆襄，继命大将帅师渡江，尽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元史·兵志一》)辽、金、蒙古，均为游牧民族，唯以骑射为务，其俗崇尚弓马。元人凭其骑射优势，再加上宋廷昏 ，方横行一时。
及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后，方知单凭弓马难以统治中国，“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元史·许衡传》)。“汉法”，就是中原的封建制度，就是儒家的政治伦理。故元初的几代皇帝，均曾致力于儒家经学的倡导，世祖以大儒许衡为国子祭酒，武宗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元史·选举一》)。
继儒学之后，又置医学、阴阳学，“至元十八年，诏求前代圣贤之后，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之士”(同上)，而独不及武学。在元朝当政者眼中，兵力仅是弓马人员的数量而已，以“万户”、“千户”、“百户”为等级。“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元史·兵志一》)其武官的任用，全依“军功”与“世袭”。“军官有功而升职者，旧以其子弟袭职，阵亡者许令承袭，若罢去者，以有功者代之。”“以旧制，父子相继，管领元军”。(《元史·选举志二》)执行这样的武官制度，显然既无需武学，更不要兵法。再加上元代历史不过百年之久，其皇帝更迭又颇频繁，故有元一代，几无武学可言，《孙子兵法》研究或注释性著述很少。今所可考知者，一为潘可大(名衍翁)《孙子释文》，现仅存戴表元《剡源集》载戴氏所撰《潘可大〈孙子释文〉序》(见《四库全书·集部·剡源集》)，而潘氏《释文》则只字无存。二是明刘寅《孙武子直解》所引“张贲注”。刘寅在引用书目中写道：“张贲注。予少时避兵山谷间，受读于先人菊斋处士。亡其书已四十余年，今但能记其大略耳。”(参见《孙子集成》第二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以刘寅撰成《直解》时前推四十年，正是元代后期，可见张贲之注当成书于元代。刘寅称：“《孙子》张贲注，论‘道’字甚重，诸家说得极略。《军争》、《九变》错简处，贲皆订正，今从之。”(《武经直解凡例》)由此可见刘寅对该书十分重视。此外，元代则未见其他兵法著述。
二、明代兵学的兴起
(一)明代文化的兴起
明代《孙子》研究及兵学撰述，是伴随着该时代总的文化发展形势而兴起的。元末动乱，群雄蜂起，朱元璋以丐、僧出身而竞逐其间，特以深察社会、务求实际而异于他人。尝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才，所用者粟帛，宝玩非所好也。”(《明史·太祖本纪》)故其起事之初，即特重人才。吴元年(1367年)，“始设文武科取士”(同上，并见《选举志二》)。至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初建国学，并诏谕臣下曰：
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明史·选举一》)
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全国“教官四千二百余员”。“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史·选举一》)
(二)明代武学、武举之盛兴与兵学的繁荣
据《明史·选举志》：
武科，自吴元年定，洪武二十年俞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
天顺八年，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
成化十四年，从太监汪直请，设武科乡、会试，悉视文科例。
弘治六年，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试，出榜赐宴。
嘉靖初，定制，各省应武举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试，两京武学于兵部选取，俱送兵部。
万历三十八年，定会试之额，取中进士以百名为率。
万历之末，科臣又请特设将材武科；崇祯间，又有武举殿试。(以上并见《明史·选举二》)
科举取士，既是选拔人才，也是仕途之道。皇家既如此倡导，文武有识之士，自纷纷顺风而动，特别是武举中对“兵法”、“策略”的高度重视，更是促使人们学习与研读兵书的直接原因。有明一代，虽大局尚属稳定，然战争并未止息，立国之初有朱元璋夺取政权、平定天下之战，继有朱棣夺权及皇族内部之战，反复应付边境诸少数民族之战以及抵御倭寇侵扰之战等。这些增强了人们对“武学”的重视。而全局性文化与科技的繁荣、发展，又为武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滋养。所以，明代兵学、《孙子兵法》、《武经七书》等方面的研究与撰著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据近人所撰兵学书目统计：刘申宁撰《中国兵书总目》(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历代兵书4221部，其中明代1165部，占总数的27.6％，仅次于清代(该书录清代书目2118部)。许保林编《中国兵书知见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计收历代书目3380部(含存目)，其中明代1023部。占总数的30.26％，则略高于清代(该书录清代书目为982部)。可见，明代兵学撰著之丰，实居历代之冠。其单书规模之巨，为历代所仅有。如茅元仪《武备志》，总240卷，共约200余万字。今人影刊《中国兵书集成》，共50册，而《武备志》一书，即占10册，为《集成》总量的五分之一。
(三)明代《孙子》研究的基本成就
兵学、武举，就策试方略而言，其核心在《孙子兵法》，故兵学盛兴，其实质必然是《孙子》及《武经七书》的盛兴。明代《孙子》研究的基本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武经七书》的注解与评点。
自北宋神宗元丰间编定《武经七书》之后，“七书”即作为一个整体而流传。武学用它为教材，武举以它为科考题目。随着武学、武举的推行，《武经七书》成为武官仕途的必读之书。前章所列施子美《七书讲义》，就是编于武学的讲稿。元代无武学，故《七书》也未见流行。及至明代，既大兴儒学科考，也连及武科取士。科举必由学校，武学的基本教材就是《武经七书》。如明弘治中，即依兵部尚书马文升之言，“刊《武经七书》分散两京武学及应袭舍人”。至崇祯十年(1637年)，又“令天下府、州、县学皆设武学生员”(《明史·选举一》)。武学与武举的需要，直接推动了《武经七书》的研究。自明洪武中刘寅撰《武经七书直解》始，先后刊有：李清《武经七书集注》，王圻《武学经传句解》，王阳明手批《新镌武经七书》，郑廷鹄《武学经传》，黄榜《武经七书考注》，沈际飞《武经七书合笺》，黄皑伯《新镌武经七书类注》，陈玖学《新镌增补标题武经七书》，赵光裕《新镌武经标题正义》，谢弘仪《新镌增补标题七书》，沈应明《新镌注解武经》，何守法《武经七书音注》，黄献臣《武经开宗》，张居正、汪桓《武经直解开宗合参》等。以《武经》为整体而刊板行世，此为明代武学典籍大宗。至于编撰者对其加工的主要形式，则有直解、注解、集解、句解、标题、正义、点评等。此类撰述，除初期所刊较有“研究”意义外，后来的“标题”、“正义”之类，多直接服务于武举科考，如同备考的“辅导材料”，学术价值甚微。
另外，有李贽《孙子参同》、沈际飞《武经七书会通》等，则试图从“七书”的贯通方面做些努力，即以《孙子兵法》为纲，将其他六书的有关内容贯串其中，从而使“七书”联为一个整体，并加强或深化其中的理论观点。
2.《孙子兵法》的独立研究。
在《七书》中，《孙子兵法》的地位是特殊的，如北宋神宗熙宁中初定武举试题时，曾先以“《孙》、《吴》、《六韬》义十道”试士，至熙宁八年(1075年)，则“以《六韬》本非全书，止以《孙》、《吴》书为题”(《宋史·选举三》)。在其后的学习与应试中，《孙子》一直居于首要地位，也促使人们独立研究《孙子》。到了明代，也是如此。如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薛应旂《方山先生孙子说》，簟端镒用鹘狻罚焐端镒优宰ⅰ罚络妗⒊绿觳摺端镒佣献ⅰ返龋际敲鞔芯俊端镒印方嫌杏跋斓闹鳌F渲幸哉员狙А端镒邮榻庖唷妨鞔罟悖跋熳畲蟆＊ .《孙子十家注》重新刊行。
吉天保所辑《十家孙子会注》，较集中地反映了宋代之前《孙子》研究的成果，故其书行世后，深受兵学界的重视，在《孙子兵法》的流传过程中，成为与《武经》系统相并立的另一传承系统。继南宋孝宗时所刊《十一家注孙子》之后，明代又先后有《道藏》刊《孙子注解》、谈恺刊《孙子集注》、李棣刊《孙子集注》、黄邦彦刊《孙子集注》行世。另外，曹胤儒所刊《孙武子诸家约注》，实为《十家注》的缩节。
4.综合性兵书或类编中的《孙子》。
明代综合性兵书甚多，凡涉及重大战略、策略以及基本战术等有关问题，无可脱离《孙子》者，或单列子目(如《武备志》)，或以类征引，或依《孙子兵法》所阐释的基本方略而制定其具体的操作方式。所称“类编”诸书，主要指“诸子”类书，如《诸子品节》、《诸子汇函》、《诸子奇赏》、《诸子类隽》等，均各以自己的标准与方式，收录了《孙子兵法》的相应内容。
(四)明代《孙子》研究的主要特点
1.为“武学”、“武举”服务。
已如前述，不重叙。
2.适应战争的需要。
各类《孙子》刊本或撰述，大多依时局需要而印行。如刘寅撰《孙武子直解》即言：“呜呼，兵岂易言哉!观形势，审虚实，出奇正，定胜负，凡所以禁暴弭乱，安民守国，镇边疆、威四夷者，无越于此也。”“于国家戡定祸乱之道，学者修为战守之方，亦或有所小补云。”(《武经直解》刘寅序)李敏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刻印此书时也说：“予奉命巡抚大同，密迩北虏，日亲戎马之事，自恨军旅未学，恒切忧惧，始求孙、吴之书观之，乃知用兵自有法度，将不学而兵不教，其能取胜者难矣!”(同上)适应现实需要，是兵学的基本目标。
3.武学官员与大批文人的广泛参与。
明代兵学的兴起是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实现的，有了普遍的文化繁荣，才出现了兵学的盛兴。兵之为谋、为策，决非单纯“技术”之事，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才有可能理解深透，并能有所发展。所以，明代兵学撰著的基本队伍正是一批文化人士或官员。如朱升、刘寅、李清、谈恺、薛应旂、张居正等，均进士出身；王�
裘鳌⒗铌蕖⑼跏勒辍⒄员狙А⒐橛泄獾龋幕宋铮黄菁坦狻⒂岽箝唷⒚┰
恰⑺锍凶诘龋蚴侵臁？杉鞔端镒印费芯康幕径游椋湮幕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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