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注《孙子》
王，宋初人，《宋史》无载。此人约生活于北宋太宗至仁宗时代。《通志·艺文略》载“王哲注”《孙子》三卷，列梅尧臣之前，此与“王”当是一人，形近而误。又，《宋史·艺文志》载“王哲《春秋通义》十二卷，又《皇纲论》五卷”(《宋史》卷二百二)，不知是否一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注《孙子》三卷”，则列于梅尧臣之后，并注曰：“皇朝王撰。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郡斋读书志校证》)王、梅尧臣大致同时。其注今存《孙子十家注》中。今人据《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统计，共有349条(见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王注文虽不多，但有自己的特色：其一，比较注重道义。如《计》篇对“五事”注曰：“此经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三者具，然后议举兵。”又曰：“道，谓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济患难也。”均突出强调了君民关系的和洽，是战争取胜的根基所在。解说“诡道”时，也说：“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并非处处都可使用“诡道”。其二，常与曹注密切配合，或表示赞同而疏通之，或表示反对而驳斥之，或另立新意而两存之。均有例证，无须备举。其三，语言简明，多切其要。另外，王注中也有校正文字的内容。
二、梅尧臣注《孙子》
梅尧臣，字圣俞，北宋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州市)人。以“工为诗”知名，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亦言：“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宋史·梅尧臣传》载：“宝元、嘉 中，仁宗有事郊庙，尧臣预祭，辄献歌诗，又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宝元、嘉 均仁宗年号，时在1038年-1039年及1056年-1063年。可知梅氏注《孙子》，确在仁宗时代。
梅尧臣之注，在《十家注》中，尚属数量较多的一种，据统计，共约484条，仅次于张预(见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其注文的主要特点，一是文字简洁，翻阅其注，不言自明。二是常能抓住关键的词语，寥寥数语，即切中要义。如《计》篇“而不畏危”句，尧臣注为：“危，戾也。主有道，则政教行；人心同，则危戾去。故主安与安，主危与危。”(《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他抓住一个“危”字，即把“道”的内涵也勾勒出来了。又如“主孰有道”下注曰：“谁能得人心也!”“人心”正是“道”的本质所在。再如，“兵者诡道”下注曰：“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诡”字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制敌”。故梅氏之注，可谓要言不烦。其诗友欧阳修曾评论道：
世所传《孙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 注，号“三家《孙子》”。余顷与撰《四库书目》，所见《孙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十余家”五字)。武之书本于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长，其设施各异，故或胶其说于偏见，然无出所谓三家者。……独吾友圣俞不然，常评武之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三代王者之师、司马九伐之法，武不及；然亦爱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师用兵、料敌制胜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为注，凡胶于偏见者皆抉(一作‘挑’)去，傅以己意而发之，然后武之说不汩而明。”吾知此书当与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于吾圣俞多焉。(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8页。)
欧阳修以梅尧臣可与曹操、杜牧、陈 三家并立，也是公允之论。梅氏虽对孙武本人十分怀疑，然并不因自己的儒学倾向而弃其书。由此可见，单凭《孙子》书自身的力量就足以服人。而梅氏“战国相倾之说”，又确实开启了怀疑与否定孙武其人的先河。
三、张预注《孙子》
张预，《宋史》仅一见，即《艺文志》载：“张预《集注百将传》一百卷。”据明刻《十七史百将传》序言，张预，字公立，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其生活年代，约在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时代。张预所集《百将传》，均录自正史，“择古之所谓良将者得百人，以其传集成一书，分为十卷，以太公为首，而其次皆以年代”(《十七史百将传》序，见《中国兵书集成》第九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1年版)。其书末所录，为唐与五代之将，校以正史，唐将乃录自《新唐书》，五代的刘NFDA9、刘词，则摘自《旧五代史》。《新唐书》的编撰，约开始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至嘉 五年(1060年)完成，张预《百将传》的集录，自当在此之后。又，其书《序》称“尝读杜牧注《孙子》”，然未言其自身注《孙子》之事，可知张预撰《百将传》时，尚未注《孙子》。因此张预注《孙子》，必当在英宗、神宗或哲宗时代。
在今存《孙子十家注》中，注文最多的就是张预，计约530条(见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预注文的主要优点有：其一，注意了《孙子兵法》的总体结构，对各篇的作用及其先后次序，于篇题注文中均有所说明，基本上反映了原书的固有意图。其二，注文所释，较为详备，所有重要之处，张预均有较为细致的注说。其注文数量多，正缘此而来。其三，征引文献与战争实例，也相当丰富。文献如《管子》、《周易》、《尉缭子》、《太白阴经》、《司马法》、《军镜》等均有引述；而战争史例，几贯通古今，如栾枝的“曳柴扬尘”，孙膑的“万弩齐发”，田单的“千牛俱奔”，韩信的“囊沙壅水”，均如信手拈来。由于张预之注数量既大，质量又高，故于《十家注》之中，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家。后人或以曹操、杜牧、张预为《十家注》中的“三大家”，自有其道理，也较为公允。张预注《孙子》，郑樵《通志·艺文略》始见著录，今存《孙子十家注》中。
四、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
《宋史·艺文志》第六著录“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这是此书的最早载录。在后来的刊本中，有《十一家注孙子》、《孙子注解》、《孙子集注》、《孙子十家注》等，所刊内容基本相同，学界一致认为，此即吉氏所辑《十家会注》。吉天保，《宋史》仅此一见，其他史籍不见载录。
依《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所刊，其所收注家依次为：曹操、李筌、杜牧、陈 、贾林、孟氏、杜佑、梅尧臣、王、何氏、张预。辑者大致是依注家生存年代的先后次序排列的。大约由于吉氏本人对注家时代并不完全明了，故其排列也有倒误失序之处，如孟氏排于唐人之后，何氏排于宋人之后，杜佑、杜牧祖孙倒乙等，都是明显的失误。然其大限，如曹操列首，张预殿后，则是不错的。由所收注家可以看出，其书之成在张预注《孙子》之后，即在北宋英宗、神宗之后。
其次，宋刊《十一家注孙子》所附郑友贤《孙子遗说》，篇题直称：“《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文末又称：“……孙武之蕴至于此，而后知十家之说不能尽矣。”可见郑友贤撰《遗说》，正是针对《十家注》而来，他要补《十家注》所“遗”。郑氏《遗说》最初著录于郑樵《通志》，郑樵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3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依逻辑推断，郑友贤必早于郑樵，当生活于北宋后期。友贤在精研“十注”之后撰《遗说》，因此“十家注”的集结，大致要在北宋徽宗之前，即在神宗、哲宗、徽宗三帝之际。
《十家孙子会注》的基本内容，就是汇辑前列诸家的注说。然细读其中的文字，显然有吉天保“校勘”之语。如《势》篇“故能择人而任势”一语，其注文在“曹操曰”之前即写道：“一作‘故能择人而任之’，诸家作‘任势’者多矣。”此显系辑录者校勘之语。因此《十家会注》的辑存，既存录了前列十一家的注文，同时亦有辑者勘正之功。
其书今存主要版本：
(一)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是书为南宋孝宗时刊本。
主要证据，一是讳避之字。该书对宋讳诸字缺避还是比较严格的。依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统计，其缺笔者计有慎、完、桓、殷、购、构、匡、徵、洹、恒、彀、贞、勖、让、畜等近二十字，出现次数共约八十余次。其中北宋钦宗赵桓、南宋高宗赵构、孝宗赵昚(慎)三帝尤为严格。如：
“桓”字出现10次，均写作“NFDAB”；
“洹”字出现3次，均写作“NFDAC”；
“完”字出现12次，均写作“NFDAD”；
此为钦宗之讳。
“构”字出现1次，写作“NFDAE”；
“购”字出现3次，均写作“NFDAF”；
“彀”字出现3次，写作“NFDB0”；
此为高宗之讳。
“慎”字出现22次，全部写作“NFDB1”；
此为孝宗之讳。
然孝宗之后，即戛然而止。如宋光宗赵惇、宁宗赵扩之名，均有其本字或同音�
殖鱿郑晃抟蝗北堋U獗砻鳎耸榈目逃”卦谛⒆冢 163年-1189年在位)之时。
二是版心所记刊工。该书上、中、下三卷，合计近190页，所记刊工除“章 (珍)”一人姓、名俱刻外，其余均为一字，计有章、通、勉、中、庞、王等。对照其他宋刻古籍，大致当是章珍、孙勉、刘中、何通等，均为两宋之际著名刊工。其中章珍、孙勉、刘中都曾参与过北宋补版《史记》的刻制(参见王肇文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如章珍刻“北宋本《史记》，补板”，“赵万里称此书为真北宋刊本”(同上书)，若此书刻于北宋徽宗时期，至南宋孝宗之末则有70余年，就算18岁开始刻书，到孝宗之末也要八九十岁了。这证明，有章珍等人所参与刻板的书，决不会晚于孝宗时期。
此刊本存于今者，尚有三部：上海图书馆一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一部残本，一部足本。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上海图书馆所藏为底本，又以国家图书馆所藏补其24页缺损，重新影印出版。由此《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乃得以广泛流传。
(二)明代之后
明代有《道藏》本《孙子注解》、谈恺本《孙子集注》、李棣本《孙子集注》、黄邦彦本《孙子集注》，所刊基本相同。而清代孙星衍刊《孙子十家注》则做了较大的校理。详见本篇第三、四章。
五、朱服、何去非《武经七书》
(一)《武经七书》的编定时间与卷次
《武经七书》的编定，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至六年。“七书”的排列顺序与卷次，依朱服校定后所呈奏文，“校定《武经七书》总目”如下：《孙子》(魏武帝注)三卷，《吴子》二卷，《司马法》三卷，《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尉缭子》五卷，《黄石公三略》三卷，《六韬》六卷。此即元丰所刊《七书》的次序与卷数(见朱服《校正武经七书》卷首)。
(二)《武经七书》的校定人
《武经七书》的编校，本是北宋国子监的官方任务。神宗元丰时，国子监“始置祭酒、司业、丞、主簿各一人，太学博士十人(旧系国子监直讲，元丰三年，诏改为太学博士，每经二人)，正、录各五人，武学博士二人，律学博士、正各一人”(《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职官五》)。其职务分工，祭酒“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小学之政令”，“司业为之贰”，即国子监的正、副校长，而具体“掌分经讲授，考校程文”的是博士。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及《校正武经七书》卷首奏文，具体分管此事的是国子司业(副校长)朱服。具体校经者则是当时的武学博士。今可考知者，有何去非。何去非之子何 在《春渚纪闻》中写道：
先君为武学博士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又疑《李卫公对问》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为交代，陈云：“常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著撰，逸常以草示奉常公也。”(《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五》)
何 所叙，与李焘记载及朱服奏文正相配合，即《七书》的校定，乃朱服承诏主其事，何去非校其书。
朱服，字行中，湖州乌程(今浙江省湖州市)人。神宗熙宁(1068年-1077年)进士甲科，以淮南节度推官充修撰、经义局检讨，历任国子直讲、秘阁校理，元丰中，擢监察御史里行，复迁国子司业、起居舍人等。后谪黜外官。《武经七书》的承诏校理及有关事宜的裁定，由朱服主事。
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于元丰五年(1082年)以“长于论兵”被擢为武学教授，后迁博士。《武经七书》的具体校理工作，由何去非主持。《宋史·艺文志》所录朱服校定的《孙子》等书，均当有何去非参与其事。当时是否还有其他武学博士，今已不可考知。
(三)今存宋本《武经七书》
宋神宗元丰中所刊《武经七书》今已不存。但今天见到的宋刻本尚有三种：
1.坊刊本朱服《校正武经七书》。
原本藏上海图书馆，封面有今人顾廷龙题“元锲武经七书”六字，后又将“元”字圈去，改为“宋”字，也是顾廷龙手迹。是书卷首有国子司业朱服的奏文：
……国子司业朱服奏：检会武学奏诸家兵法，差舛脱略，殆无完书。谓宜委官，使集诸本，悉行校正。奉圣旨，令武学官校定取旨。
今校正《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并已了毕，仅成完书。但《孙子》诸家注文互有得失，未能去取；其他书解，有全然浅陋无足采者。臣窃见方今学者，久被教养，皆能讲明义理，如昔日注文，谓宜可删，以待学者之自得。奉圣旨，《孙子》只用魏武注，其余注文并删去。所校正书……《孙子》等七书谨具进呈，伏乞付有司镂板颁行。……(见谢祥皓、刘申宁辑《孙子集成》，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一册，第193页)
此奏文当进于元丰六年刊行之前。此书中的《孙子》，取魏武之注，其他六书均无注。
在今存冠名《武经七书》的各类刊本中，前有朱服奏文版，只此一家；其中《孙子》附魏武注，也只此一家。由此推知，此书当最接近神宗元丰刊本，而其所据底本，必为元丰刊本。然此书刻印质量较差，其版面本不宽大，又每页28行，行25字，正文大字单排，注文小字双行，随文夹注，故颇显拥挤。又，所用多有俗体字、简化字、自造字等，漏刻、重刻、空版等现象均有出现，很像战乱之中条件颇差的坊刻本。其书于宋讳诸字，极不严格，但也有两个明显的缺避字，一是“桓”字，写作“NFDAB”，两见，一次在《吴子》，一次在《李卫公问对》；二是“完”字，写作“NFDAD”，一见，在《李卫公问对》。对宋钦宗赵桓之避有明朗的表现，可见，此本当刻于北宋之末或南渡之初的战乱年代。
2.宋孝宗时官版《武经七书》。
即今通称《宋本武经七书》的刊本，也是今存影响最大的《武经》刊本。此书原为清陆心源 宋楼所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岩崎弥之助将 宋楼藏书全部买走，故此书亦随之东渡日本，现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1935年，上海涵芬楼影刊《续古逸丛书》，复将“中华学艺社借照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宋刊《武经七书》，影印出版，并径题“宋本武经七书”，之后，此书即在国内广为流传。
陆心源在《 宋楼藏书志》中写道：
此北宋官刊本。每叶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数及刻工姓名。北宋帝讳嫌名皆缺避，字画方劲，有欧颜笔意。卷首有“礼部官书”四字九叠篆朱文大长印。盖北宋官刻本也。(见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462页)
此处所叙，除“北宋”二字当为“南宋”外，其他均与《续古逸丛书》所刊完全相同。陆心源在仔细阅读了该书之后，又曾于《宋刊武经七书》跋中写道：
《孙子》三卷，《吴子》二卷，《司马法》三卷，《六韬》六卷，《尉缭子》三卷，《三略》三卷，《李卫公问对》三卷，宋椠本。每页二十行，每行十九字，版心有字数及刊工姓名。殷、徵、贞、恒、警、敬、完、构、让、慎，皆缺避，当为宋孝宗时刊本。(《仪顾堂题跋》卷六。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80页)
由缺避字判断，其书当刊于南宋孝宗时。由于此书版式宽大，字体悦目，深受学界欢迎。但《孙子》一书，已将魏武注删除，只刊本文，与北宋神宗元丰中朱服所定，显然有异。盖为南宋新刊之本。其中《孙子》的本文，也不如朱服原刊为优，稍有脱漏讹错之文。
3.顾千里摹宋本《孙吴司马法》。
此书为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所刊，只录了《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种，缺另外四种，刊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正文首页有“湘西贺瑗所藏”的篆刻印记，末页行书“嘉庆庚申兰陵孙氏重刊小读书堆藏宋本，顾千里手摹上板”。据得见原刊者言，此摹本与原刻本“纤悉无二样”(黄丕烈《黄顾遗书·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因此视为宋刻。
查《宋史·艺文志》，宋代并无《孙》、《吴》、《司马法》三书合刊之例，约自清康熙始，武举内场论题在《武经》中只取《孙》、《吴》、《司马法》三书，至是始有三书合刊之例。因此此书应是宋刊《武经七书》中析出的刊本。此书所刻三种，集中了坊刻朱服本与南宋官刊本二者的优点，刻印既佳，文字又无脱落错讹，是学界公认的珍贵刊本。其书《孙子》附有魏武注，与前列朱服本全然相同。依缺避字判断，也为南宋孝宗时刊本，其缺避字极其严格。大约是由于只刊《孙》、《吴》、《司马法》三种，故卷首亦无朱服的奏文。
上列三种刊本，第一种最接近元丰官版，然刻印质量太差；第二种刻工甚佳，然既删去魏武注，则显系南宋重新整理；第三种文字、刻印均佳，很可能是据元丰官板所刻，只可惜并无完整的“七书”。
六、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
又称《施氏七书讲义》或《七书讲义》。
施子美，正史无载。同郡江伯虎在刊印其书时曾《序》言：“三山施公子美，为儒者流，谈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数载而取高第，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地名旧称“三山”者，有多处，而郡名称“三山”者，只有今福建省福州市。施公《讲义》中所引历史人物均直称其名号，唯独对苏轼，则屡称“苏先生”，如《孙子》篇题即讲曰：“不然，则苏先生亦何以曰‘古之善兵者，无出于孙子’？”此语正是苏轼《孙武论》之言。由此推知，施公或系苏轼之弟子，当为北宋中期福州人。
关于其书的撰写与刻印，江伯虎说：“今得其平昔所著《七书讲义》于学舍间，观其议论出自胸臆，又引史传为之参证，古人成败之迹，奇正之用，皆得以鉴观焉。……于是锓木以广其传。贞 壬午上巳同郡江伯虎序。”(《施氏七书讲义》序)“贞 ”为金年号，“壬午”即1222年，即南宋宁宗嘉定十五年。此书大致为施子美在武学教授的讲稿，其死后也存在学舍中，江伯虎在南宋宁宗时得到，并锓板刊行，“贞 壬午”为其初刊的年代。其书刊行后，国内流传甚稀，传到日本后广为印行。日本文久三年(1863年)官刊本流传回国内，今所流传者，主要就是这一刊本。
此书计四十二卷，依次为《孙子》十一卷、《吴子》五卷、《马子》(《司马法》)五卷、《尉缭子》九卷、《三略》三卷、《六韬》六卷、《太宗》(《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其书对篇、章、句均有讲解，主要阐述施公自己的看法，而附以大量的历史事件、人物或著作中的言论以为佐证，特别是汉唐著名兵家战将，如张良、韩信、霍去病、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孙策、谢安、谢玄、李靖、郭子仪、李光弼等，随处可见。作为对《孙子》的讲解，施公并非第一个，而作为对《武经七书》的全面解说，却是首家。故其书对后世兵学也深有影响。
七、西夏文《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印行，西夏文当是最早的，约刊于西夏元昊称帝之时。约1038年，元昊既创西夏文字，使人翻译汉族典籍。其原本早年流传于俄罗斯，近人又由俄国影印带回。1993年，谢祥皓、刘申宁纂辑《孙子集成》丛书，将其现存内容全部影印收录(见《孙子集成》，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一册，第691-792页)。是书现存102页，每页7行，行大字约13字-15字，小字则20余字，为注解本《孙子兵法》，正文大字单行，注文小字双行。据识者介绍，是书为曹操、李筌、杜牧三家集注本。现存者为第七篇之后的内容，也有残损空缺之处。末为司马迁所写《孙子吴起列传》，也译为西夏文(参见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