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武帝注孙子
也称《孙子略解》，东汉末曹操撰。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汉相国曹参之后。汉献帝时，操为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及魏代汉，曹丕尊操为“太祖武皇帝”，故后人通称“魏武帝”。操善兵法，于汉末诸雄角逐中，可称为佼佼者。
曹操所注，一是简明切要，二是结合战争的实际。《孙子兵法》本文约6000余字，而曹氏之注，据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所刊《孙吴司马法》，仅316条，3082字，约为《孙子》正文的一半。曹操既非句句为注，更非字字为注，其注总是出现在比较关键的地方，且要言不烦。与战争实际的密切结合，是曹注的突出特点。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故所注兵法，处处考虑战争的实际。如《作战》所言“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句，曹公注曰：“购赏犹在外之也。”所注根本未及正文的字句，而是实际测算战争的费用。“购赏”即“悬赏”，也就是《孙子·九地》所称“施无法之赏”，这是正常军费之外的开支。曹氏既能注解词语，又能提出方略，如《虚实》中对“攻其所必救”的注解：“绝粮道，守归路，而攻其君主也。”这些注解，显系战争方略的深化或具体化。
曹操之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能注意吸取前人及自身的战争经验。他既熟读兵书，又谙熟战例，因此于注中常能信手拈来。如“韩信之袭安邑，陈舟临晋而渡于夏阳”，“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等，几如脱口而出。对于旧有的兵书，亦可随手引用，如“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作战》篇注)，即为《军谶》之语(见《三略·上略》)。
曹氏之注，为今存《孙子兵法》注解的第一家。注中曾引曹操“擒吕布”(《谋攻》篇注)及“置华、费而深入徐州得十四县”(《九变》篇注)之事，二事分别在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及初平四年(193年)，而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建安十二年(207年)破乌桓白狼山之战等著名战例，均未言及。由此可见，其注大致当在200年前(此时之沈友尚不足25岁，亦未必能注成其书)。
曹操不但注《孙子》，且今存传本《孙子》十三篇的审定，亦当出自曹操之手。查隋末唐初虞世南《北堂书钞》所引，中唐杜佑《通典》所录，宋代《武经七书》所刊，悉以曹注本为据，足见其影响之大。
既有训诂功力，又有实战经验，而且是整理注释《孙子兵法》的第一家，这就奠定了《魏武帝注孙子》在孙子兵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二、李筌注《孙子》
李筌，《唐书》无传。《新唐书·艺文志》有六处录其著作，间有注语；其所撰《太白阴经》序及《进〈太白阴经〉表》略叙其事。李筌自称“少室书生”或“少室山达观子”，故所居或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附近。约生活于唐玄宗至唐代宗时代。天宝二年(743年)李筌尚为布衣，曾撰《阃外春秋》十卷。在安禄山、史思明反叛唐朝的时代，李筌更着力于兵学，撰有《太白阴经》十卷(今存本作八卷)，《集注阴符经》一卷，《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等，并注《孙子》二卷(均见《新唐书·艺文志》)。李筌官居刺史，时人虽称“筌有将略”，然“其人终于一郡，其术亦未有所试”，故“不比孙、吴、穰苴、李靖诸人”(《四库全书总目·太白阴经》)。晚年入山访道，不知所终。
李筌注《孙子》，《旧唐书》未载，《新唐书》作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三卷，其单行本久不见传，注文今存于《孙子十家注》中。近人据《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统计，计存李筌注364条(于汝波主编《孙子学文献提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为诸家注文中字数较多的一种。晁公武说：李筌“以魏武所注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郡斋读书志校证》卷第十四)。可见李筌是想弥补曹注的不足。其注表现了以下特点：
第一，着力阐释了《孙子兵法》思想体系的内在联系。李筌在十三篇每篇篇题之下，均有注文，专门解说本篇在全书中的地位，以及它何以排列在现有的位置。李筌所解释的缘由未必尽当，但对《孙子》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全书内容的整体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第二，约历代史，以实例引证。曹操之注虽然也有战例史实，但并不着力追求史例。而李筌则尽力以战例说明《孙子》的旨意。如《计》篇“诡道”十二策，几乎在每条之下都引入了史例。诸如，刘敬使匈奴，韩信渡夏阳，吕蒙诈关羽，陈平欺楚使等。自觉地引史实以释兵策，李筌实开其先河。
第三，引入《太一遁甲》解释《孙子》。如《计》篇首尾均引入《太一遁甲》之言。唐李贤曰：“遁甲，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后汉书·方术传》李贤注)其术大约属“兵阴阳”类。
总之，李筌之注虽有些神秘色彩，但在许多方面较曹注有所前进。
三、杜牧注《孙子》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省长安县)人，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其人才华横溢，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既以文才出众，又“慨然最喜论兵”，然却“欲试而不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杜牧对当时的兵事曾多次上书，并撰《战论》、《守论》等文(均见《全唐文》)，对《孙子》十三篇的注解，正是杜牧论兵的得意之作。
杜牧注《孙子》，约撰于唐文宗开成(836年-840年)年间。其《九变》篇注文曾言：“国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间，凡四攻寇。”唐宪宗元和三年，为公元808年，其三十年后，838年，即唐文宗开成三年。杜牧注《孙子》，正撰于此时。杜牧于《注孙子序》中写道：
……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因求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其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
杜牧推崇孙武，又对曹注的简略不满：曹氏虽盛赞《孙子》，“然其所为注解，十不释一”，并非曹操无此能力，“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因此，杜牧便“取孙武书备为其注”。
杜牧注《孙子》，实为曹注之后的第二大注家。近人曾依《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统计其数量，有376条之多。数量多，质量也高。杜牧自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自撰墓铭》，《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四)宋藏书家晁公武也说：“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有取焉。”(《郡斋读书志》卷十四)观其所注，天时、人事，纵横交错，信手为文。其于典章制度的注解，也深见功力。
杜牧注《孙子》成书后,曾单行流传，《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均题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通志·艺文略》作一卷。至《宋史》，既有三卷单行，也有“曹、杜注《孙子》”及“《五家注孙子》”(含杜牧)。自宋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问世后，杜注的流传，则主要依赖于《十家注》而行世。今存《孙子十家注》之中。
四、杜佑撰《通典·兵部》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省长安县)人。中唐名相。此人做官，从县丞至宰相，层层都有政绩。长期丰富的政治阅历，使杜佑积累了深厚广博的政治经验与治国方略，并且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旧唐书·杜佑传》)。
《通典》的撰著，实引发于刘秩的《政典》。刘秩是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曾“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然杜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成书二百卷，号曰《通典》”(《旧唐书·杜佑传》)。其书“自顷纂修，年逾三纪”(见《进通典表》)。历经三十年的时间，方告完成，并于贞元十七年(801年)，自淮南使人献给朝廷。
《通典》计二百卷，分九门，依次是：《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法》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由分卷内容可见，杜佑的撰述，完全立足于安邦治国。
《通典·兵部》，或简称《兵典》，计分《叙兵》、《收众》、《选择》等十五卷，每卷各有细目，计列小目135条。其内容，大致是兵学资料的汇集，与虞世南《北堂书钞》依类分条引录颇有相似之处。而它之所以优于《北堂书钞》而又特别有功于《孙子兵法》，在于它十分自觉地以《孙子》为纲领而提携全书。其卷首《兵序》曰：
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82页)
杜佑如此明朗地以《孙子》十三篇统领全书，这在中国兵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为其后《武经七书》及凡欲建立兵学思想体系的著作的编撰，开启了一个十分准确、科学的先例。《孙子》十三篇既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也是贯通于中国兵学思想史的轴心。而杜佑《兵典》的体例安排，正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兵典》的内容包括兵的性质、军队编制、制胜谋略、士卒赏罚、地形水草、气候杂占等，凡当时可以预见的各种具体情况的处理，多有涉及。其所录资料战例，上至太公、管子、吴起、孙膑，下至曹操、诸葛亮、李靖，皆有记述，而这些资料，都是维系于《孙子》十三篇而展开的。
由于其书引录《孙子》资料甚多，有些典籍早已不传于世，故此书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孙子》佚文。《十家孙子会注》的编者，也将《通典》所载《孙子》及其解说录入其中，因此南宋刊本径称“《十一家注孙子》”，以杜佑为一家。杜佑注说方面的见解，虽不甚突出，也间有可取者。
第二节 著述举要
一、魏武帝注孙子
也称《孙子略解》，东汉末曹操撰。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汉相国曹参之后。汉献帝时，操为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及魏代汉，曹丕尊操为“太祖武皇帝”，故后人通称“魏武帝”。操善兵法，于汉末诸雄角逐中，可称为佼佼者。
曹操所注，一是简明切要，二是结合战争的实际。《孙子兵法》本文约6000余字，而曹氏之注，据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所刊《孙吴司马法》，仅316条，3082字，约为《孙子》正文的一半。曹操既非句句为注，更非字字为注，其注总是出现在比较关键的地方，且要言不烦。与战争实际的密切结合，是曹注的突出特点。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故所注兵法，处处考虑战争的实际。如《作战》所言“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句，曹公注曰：“购赏犹在外之也。”所注根本未及正文的字句，而是实际测算战争的费用。“购赏”即“悬赏”，也就是《孙子·九地》所称“施无法之赏”，这是正常军费之外的开支。曹氏既能注解词语，又能提出方略，如《虚实》中对“攻其所必救”的注解：“绝粮道，守归路，而攻其君主也。”这些注解，显系战争方略的深化或具体化。
曹操之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能注意吸取前人及自身的战争经验。他既熟读兵书，又谙熟战例，因此于注中常能信手拈来。如“韩信之袭安邑，陈舟临晋而渡于夏阳”，“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等，几如脱口而出。对于旧有的兵书，亦可随手引用，如“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作战》篇注)，即为《军谶》之语(见《三略·上略》)。
曹氏之注，为今存《孙子兵法》注解的第一家。注中曾引曹操“擒吕布”(《谋攻》篇注)及“置华、费而深入徐州得十四县”(《九变》篇注)之事，二事分别在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及初平四年(193年)，而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建安十二年(207年)破乌桓白狼山之战等著名战例，均未言及。由此可见，其注大致当在200年前(此时之沈友尚不足25岁，亦未必能注成其书)。
曹操不但注《孙子》，且今存传本《孙子》十三篇的审定，亦当出自曹操之手。查隋末唐初虞世南《北堂书钞》所引，中唐杜佑《通典》所录，宋代《武经七书》所刊，悉以曹注本为据，足见其影响之大。
既有训诂功力，又有实战经验，而且是整理注释《孙子兵法》的第一家，这就奠定了《魏武帝注孙子》在孙子兵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二、李筌注《孙子》
李筌，《唐书》无传。《新唐书·艺文志》有六处录其著作，间有注语；其所撰《太白阴经》序及《进〈太白阴经〉表》略叙其事。李筌自称“少室书生”或“少室山达观子”，故所居或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附近。约生活于唐玄宗至唐代宗时代。天宝二年(743年)李筌尚为布衣，曾撰《阃外春秋》十卷。在安禄山、史思明反叛唐朝的时代，李筌更着力于兵学，撰有《太白阴经》十卷(今存本作八卷)，《集注阴符经》一卷，《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等，并注《孙子》二卷(均见《新唐书·艺文志》)。李筌官居刺史，时人虽称“筌有将略”，然“其人终于一郡，其术亦未有所试”，故“不比孙、吴、穰苴、李靖诸人”(《四库全书总目·太白阴经》)。晚年入山访道，不知所终。
李筌注《孙子》，《旧唐书》未载，《新唐书》作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三卷，其单行本久不见传，注文今存于《孙子十家注》中。近人据《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统计，计存李筌注364条(于汝波主编《孙子学文献提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为诸家注文中字数较多的一种。晁公武说：李筌“以魏武所注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郡斋读书志校证》卷第十四)。可见李筌是想弥补曹注的不足。其注表现了以下特点：
第一，着力阐释了《孙子兵法》思想体系的内在联系。李筌在十三篇每篇篇题之下，均有注文，专门解说本篇在全书中的地位，以及它何以排列在现有的位置。李筌所解释的缘由未必尽当，但对《孙子》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全书内容的整体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第二，约历代史，以实例引证。曹操之注虽然也有战例史实，但并不着力追求史例。而李筌则尽力以战例说明《孙子》的旨意。如《计》篇“诡道”十二策，几乎在每条之下都引入了史例。诸如，刘敬使匈奴，韩信渡夏阳，吕蒙诈关羽，陈平欺楚使等。自觉地引史实以释兵策，李筌实开其先河。
第三，引入《太一遁甲》解释《孙子》。如《计》篇首尾均引入《太一遁甲》之言。唐李贤曰：“遁甲，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后汉书·方术传》李贤注)其术大约属“兵阴阳”类。
总之，李筌之注虽有些神秘色彩，但在许多方面较曹注有所前进。
三、杜牧注《孙子》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省长安县)人，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其人才华横溢，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既以文才出众，又“慨然最喜论兵”，然却“欲试而不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杜牧对当时的兵事曾多次上书，并撰《战论》、《守论》等文(均见《全唐文》)，对《孙子》十三篇的注解，正是杜牧论兵的得意之作。
杜牧注《孙子》，约撰于唐文宗开成(836年-840年)年间。其《九变》篇注文曾言：“国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间，凡四攻寇。”唐宪宗元和三年，为公元808年，其三十年后，838年，即唐文宗开成三年。杜牧注《孙子》，正撰于此时。杜牧于《注孙子序》中写道：
……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因求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其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
杜牧推崇孙武，又对曹注的简略不满：曹氏虽盛赞《孙子》，“然其所为注解，十不释一”，并非曹操无此能力，“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因此，杜牧便“取孙武书备为其注”。
杜牧注《孙子》，实为曹注之后的第二大注家。近人曾依《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统计其数量，有376条之多。数量多，质量也高。杜牧自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自撰墓铭》，《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四)宋藏书家晁公武也说：“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有取焉。”(《郡斋读书志》卷十四)观其所注，天时、人事，纵横交错，信手为文。其于典章制度的注解，也深见功力。
杜牧注《孙子》成书后,曾单行流传，《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均题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通志·艺文略》作一卷。至《宋史》，既有三卷单行，也有“曹、杜注《孙子》”及“《五家注孙子》”(含杜牧)。自宋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问世后，杜注的流传，则主要依赖于《十家注》而行世。今存《孙子十家注》之中。
四、杜佑撰《通典·兵部》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省长安县)人。中唐名相。此人做官，从县丞至宰相，层层都有政绩。长期丰富的政治阅历，使杜佑积累了深厚广博的政治经验与治国方略，并且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旧唐书·杜佑传》)。
《通典》的撰著，实引发于刘秩的《政典》。刘秩是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曾“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然杜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成书二百卷，号曰《通典》”(《旧唐书·杜佑传》)。其书“自顷纂修，年逾三纪”(见《进通典表》)。历经三十年的时间，方告完成，并于贞元十七年(801年)，自淮南使人献给朝廷。
《通典》计二百卷，分九门，依次是：《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法》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由分卷内容可见，杜佑的撰述，完全立足于安邦治国。
《通典·兵部》，或简称《兵典》，计分《叙兵》、《收众》、《选择》等十五卷，每卷各有细目，计列小目135条。其内容，大致是兵学资料的汇集，与虞世南《北堂书钞》依类分条引录颇有相似之处。而它之所以优于《北堂书钞》而又特别有功于《孙子兵法》，在于它十分自觉地以《孙子》为纲领而提携全书。其卷首《兵序》曰：
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82页)
杜佑如此明朗地以《孙子》十三篇统领全书，这在中国兵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为其后《武经七书》及凡欲建立兵学思想体系的著作的编撰，开启了一个十分准确、科学的先例。《孙子》十三篇既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也是贯通于中国兵学思想史的轴心。而杜佑《兵典》的体例安排，正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兵典》的内容包括兵的性质、军队编制、制胜谋略、士卒赏罚、地形水草、气候杂占等，凡当时可以预见的各种具体情况的处理，多有涉及。其所录资料战例，上至太公、管子、吴起、孙膑，下至曹操、诸葛亮、李靖，皆有记述，而这些资料，都是维系于《孙子》十三篇而展开的。
由于其书引录《孙子》资料甚多，有些典籍早已不传于世，故此书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孙子》佚文。《十家孙子会注》的编者，也将《通典》所载《孙子》及其解说录入其中，因此南宋刊本径称“《十一家注孙子》”，以杜佑为一家。杜佑注说方面的见解，虽不甚突出，也间有可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