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一切客观事物一样，也是一种矛盾运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从《孙子兵法》中可以看到，它揭示出一系列矛盾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本节着重分析一下孙子关于彼己、攻守、强弱、久速、虚实几对矛盾的辩证关系。
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命题的提出，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知彼是胜敌，知己是胜我，彼己之间有着丰富的辩证关系。
孙子的认识论是以知为基本的。首先，孙子要求先知。他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军争》)又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军争》)先知就是预知，而预知不能求之于神，而要求之于人。所以他说强调指出：“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其次要尽知。在《孙子兵法》中，尽知包括知彼己，知天地，知五事七计，知诸侯之谋，知九地之变，知众寡之用，知虚实之形，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要知利害：“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聪明的将帅思考问题，必须兼顾到利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因素，才能提高胜利信心；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因素，才能解除可能发生的祸害。从这一利害观出发，他明确提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作战》)。战争中无论天地人，敌我友，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利害。战争“争”的就是利，避的就是害。因此“以利动”(《军争》)，“非利不动”(《火攻》)，“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就成为用兵的原则。
先知而又尽知，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行动方针，作战方法，从而把知与行统一起来。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认识客观规律，并驾驭之，从而克敌制胜，这就是孙子知行观的精髓所在。
能否掌握好知与行，学习和使用，有一个发挥人的能动作用问题。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既讲了静态的分析敌情，如说“五事七计”，“地、度、量、数、称”；又讲了动态的分析敌情，如《虚实》篇说，要“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其知与行，紧紧联为一体。
二、“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战争的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运动形式是攻守。至于应当采取攻还是守，必须依据力量的强弱大小、依据客观条件是否有利来决定，而不是依据主观意愿来决定。孙子明确提出：“不可胜，守；可胜，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形》，依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强攻弱守，优胜劣败，这是战争的普遍规律，是战争铁的法则。对于那种不顾客观条件而鲁莽灭裂的将领，孙子认为“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行军》)，一定会成为敌人的俘虏。
从强攻弱守这一辩证关系出发，孙子明确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苦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谋攻》)。孙子在这里所说的“十”、“五”虽然只是一种概略的说法，不过是表明兵力数量要达到的程度，但是，对敌采取包围和进攻必须具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兵力却是显而易见的。当兵力少于或弱于敌人时，孙子明确主张应当“逃”和“避”，不作无谓的抵抗。如果力量弱小的一方，面对强敌只知硬拼，必然成为敌人的俘虏。他还在《地形》篇中说到：“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既不明敌情又无选锋，而要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必然遭到失败。
如果说“十”、“五”、“倍”、“敌”、“少”指的是兵力数量的多寡，那么，“不若”则是指的军事力量的强弱。他在《军争》篇中所说的“锐卒勿攻”，同样是指的军事力量的优劣。
孙子还看到，是否采取攻或守，不仅表现为兵力数量与质量，还要看攻击的是什么目标和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因此，他既说过“争地则无攻”(《九地》)，又说过“城有所不攻”(《九变》)。
最为可贵的是，孙子在攻守关系上不是机械唯物论者。他既看到兵力的数量与质量对战争胜负的作用，又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指挥员的努力，可以改变强弱多寡的力量对比，从而转换攻守形式。比如，当敌众我寡时，是不是就只能退守甚至无所作为了呢？不是。孙子在《虚实》篇中指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只要指挥员巧妙地运用“形人而我无形”的佯动和欺骗的方法，在局部战场上造成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就可以采取进攻作战的形式。这一转换作战形式的理论，在哲学上，称之为矛盾转化的思想。作为只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孙子，固然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从《孙子兵法》中可以看到他关于军事领域中一些矛盾，是可以通过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其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
三、“弱生于强”
孙子在《兵势》篇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意思是说，“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治”中产生，“怯”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勇”中产生，“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强”中产生。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关于矛盾转化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反映在军事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如果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仅“胜可知”，即使暂时弱小，也可以预见胜利；而且“胜可为”，通过主观努力可以能动地创造胜利。孙子在《虚实》篇指出：“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敌人尽管休整得好、粮食充足、驻扎安稳，但是可以使它向疲劳、饥饿、移动方面转化。同此道理，只要正确地运用战略战术也可以使强大优势的敌人向弱小劣势方面转化。正如孙子所言：“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虚实》)
四、“兵贵胜、不贵久”
孙子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个提出“兵之情主速”的军事学家。他非常明确地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孙子的这些论述，既是适应当时春秋争霸战争的战略需要提出的，也是适应当时战争节奏和军队运动速度加快以及当时各国之物力、财力所提供的可能性而提出的。
孙子关于兵贵神速的论述，表现在许多方面。既指军队运动速度要快，“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也指作战指挥和作战行动要快，诸如要争取先机之利，“先处战地而待敌”(《虚实》)；要先发制人，“先夺其所爱”(《九地》)，“半渡而击之”(《行军》)；要突然击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摆脱敌人也要快，“速而不可及也”(《虚实》)。总之，从战争准备到战争进行的全过程中，他都要求争时间，抢速度。
速与久是一对矛盾。孙子从进攻作战的角度强调速决是无可厚非的。大凡进攻作战的一方，没有不主张速决而反对持久的。对于防御作战，孙子则强调要“谨其守”(《九地》)，要“守而必固”(《虚实》)，要“藏于九地之下”(《军形》)，要“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九变》)。总之，要巩固防守，做到无懈可击。不能凭自己主观意愿急于求胜。
五、“避实击虚”
“虚实”是孙子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也是他论述得十分精辟的军事命题。所谓虚实，大体上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军事力量强弱大小，二是指作战部署的周密程度，三是指攻击点选择的正误。从作战这个层面进行分析，“虚实”这一范畴在诸多范畴中居于核心的、主导的地位。抓住了虚实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孙子十三篇，无出《虚实》。”这是很有见地的。例如，在防御作战的部署中，孙子认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虚实》)“寡”就是虚，“众”就是实。有寡就有众，有虚就有实。虚与实这一对矛盾是相反相成的。孙子从这一认识出发，建立起他的虚实观：“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既然敌人不可能在防御中做到处处是实，必然会出现虚空之处，这就为避实击虚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了实现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孙子不仅看到虚实在战争中的矛盾普遍性，他还看到虚实在一定条件下经过人的主观努力可以使其发生转化，而方法就是“示形”--伪装、佯动等欺敌误敌手段。他在《虚实》篇中写道：“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击其一也。”
孙子辩证法最可贵之处在于对战争本质的揭示--这就是军事上的诡和诈，即“兵者诡道”，“兵以诈立”。战争的本质是一种诡秘的行为，在这里没有仁义道德可言。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他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略思想。关于这一点，《孙膑兵法》中作出了明确回答：“威王问曰：‘以一击十，有道乎？’孙子(指孙膑)曰：‘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威王问》)这里的“无备”和“不意”正是敌人之“虚”。
第二节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战争和一切客观事物一样，也是一种矛盾运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从《孙子兵法》中可以看到，它揭示出一系列矛盾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本节着重分析一下孙子关于彼己、攻守、强弱、久速、虚实几对矛盾的辩证关系。
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命题的提出，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知彼是胜敌，知己是胜我，彼己之间有着丰富的辩证关系。
孙子的认识论是以知为基本的。首先，孙子要求先知。他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军争》)又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军争》)先知就是预知，而预知不能求之于神，而要求之于人。所以他说强调指出：“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其次要尽知。在《孙子兵法》中，尽知包括知彼己，知天地，知五事七计，知诸侯之谋，知九地之变，知众寡之用，知虚实之形，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要知利害：“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聪明的将帅思考问题，必须兼顾到利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因素，才能提高胜利信心；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因素，才能解除可能发生的祸害。从这一利害观出发，他明确提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作战》)。战争中无论天地人，敌我友，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利害。战争“争”的就是利，避的就是害。因此“以利动”(《军争》)，“非利不动”(《火攻》)，“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就成为用兵的原则。
先知而又尽知，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行动方针，作战方法，从而把知与行统一起来。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认识客观规律，并驾驭之，从而克敌制胜，这就是孙子知行观的精髓所在。
能否掌握好知与行，学习和使用，有一个发挥人的能动作用问题。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既讲了静态的分析敌情，如说“五事七计”，“地、度、量、数、称”；又讲了动态的分析敌情，如《虚实》篇说，要“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其知与行，紧紧联为一体。
二、“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战争的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运动形式是攻守。至于应当采取攻还是守，必须依据力量的强弱大小、依据客观条件是否有利来决定，而不是依据主观意愿来决定。孙子明确提出：“不可胜，守；可胜，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形》，依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强攻弱守，优胜劣败，这是战争的普遍规律，是战争铁的法则。对于那种不顾客观条件而鲁莽灭裂的将领，孙子认为“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行军》)，一定会成为敌人的俘虏。
从强攻弱守这一辩证关系出发，孙子明确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苦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谋攻》)。孙子在这里所说的“十”、“五”虽然只是一种概略的说法，不过是表明兵力数量要达到的程度，但是，对敌采取包围和进攻必须具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兵力却是显而易见的。当兵力少于或弱于敌人时，孙子明确主张应当“逃”和“避”，不作无谓的抵抗。如果力量弱小的一方，面对强敌只知硬拼，必然成为敌人的俘虏。他还在《地形》篇中说到：“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既不明敌情又无选锋，而要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必然遭到失败。
如果说“十”、“五”、“倍”、“敌”、“少”指的是兵力数量的多寡，那么，“不若”则是指的军事力量的强弱。他在《军争》篇中所说的“锐卒勿攻”，同样是指的军事力量的优劣。
孙子还看到，是否采取攻或守，不仅表现为兵力数量与质量，还要看攻击的是什么目标和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因此，他既说过“争地则无攻”(《九地》)，又说过“城有所不攻”(《九变》)。
最为可贵的是，孙子在攻守关系上不是机械唯物论者。他既看到兵力的数量与质量对战争胜负的作用，又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指挥员的努力，可以改变强弱多寡的力量对比，从而转换攻守形式。比如，当敌众我寡时，是不是就只能退守甚至无所作为了呢？不是。孙子在《虚实》篇中指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只要指挥员巧妙地运用“形人而我无形”的佯动和欺骗的方法，在局部战场上造成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就可以采取进攻作战的形式。这一转换作战形式的理论，在哲学上，称之为矛盾转化的思想。作为只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孙子，固然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从《孙子兵法》中可以看到他关于军事领域中一些矛盾，是可以通过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其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
三、“弱生于强”
孙子在《兵势》篇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意思是说，“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治”中产生，“怯”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勇”中产生，“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强”中产生。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关于矛盾转化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反映在军事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如果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仅“胜可知”，即使暂时弱小，也可以预见胜利；而且“胜可为”，通过主观努力可以能动地创造胜利。孙子在《虚实》篇指出：“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敌人尽管休整得好、粮食充足、驻扎安稳，但是可以使它向疲劳、饥饿、移动方面转化。同此道理，只要正确地运用战略战术也可以使强大优势的敌人向弱小劣势方面转化。正如孙子所言：“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虚实》)
四、“兵贵胜、不贵久”
孙子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个提出“兵之情主速”的军事学家。他非常明确地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孙子的这些论述，既是适应当时春秋争霸战争的战略需要提出的，也是适应当时战争节奏和军队运动速度加快以及当时各国之物力、财力所提供的可能性而提出的。
孙子关于兵贵神速的论述，表现在许多方面。既指军队运动速度要快，“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也指作战指挥和作战行动要快，诸如要争取先机之利，“先处战地而待敌”(《虚实》)；要先发制人，“先夺其所爱”(《九地》)，“半渡而击之”(《行军》)；要突然击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摆脱敌人也要快，“速而不可及也”(《虚实》)。总之，从战争准备到战争进行的全过程中，他都要求争时间，抢速度。
速与久是一对矛盾。孙子从进攻作战的角度强调速决是无可厚非的。大凡进攻作战的一方，没有不主张速决而反对持久的。对于防御作战，孙子则强调要“谨其守”(《九地》)，要“守而必固”(《虚实》)，要“藏于九地之下”(《军形》)，要“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九变》)。总之，要巩固防守，做到无懈可击。不能凭自己主观意愿急于求胜。
五、“避实击虚”
“虚实”是孙子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也是他论述得十分精辟的军事命题。所谓虚实，大体上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军事力量强弱大小，二是指作战部署的周密程度，三是指攻击点选择的正误。从作战这个层面进行分析，“虚实”这一范畴在诸多范畴中居于核心的、主导的地位。抓住了虚实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孙子十三篇，无出《虚实》。”这是很有见地的。例如，在防御作战的部署中，孙子认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虚实》)“寡”就是虚，“众”就是实。有寡就有众，有虚就有实。虚与实这一对矛盾是相反相成的。孙子从这一认识出发，建立起他的虚实观：“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既然敌人不可能在防御中做到处处是实，必然会出现虚空之处，这就为避实击虚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了实现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孙子不仅看到虚实在战争中的矛盾普遍性，他还看到虚实在一定条件下经过人的主观努力可以使其发生转化，而方法就是“示形”--伪装、佯动等欺敌误敌手段。他在《虚实》篇中写道：“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击其一也。”
孙子辩证法最可贵之处在于对战争本质的揭示--这就是军事上的诡和诈，即“兵者诡道”，“兵以诈立”。战争的本质是一种诡秘的行为，在这里没有仁义道德可言。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他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略思想。关于这一点，《孙膑兵法》中作出了明确回答：“威王问曰：‘以一击十，有道乎？’孙子(指孙膑)曰：‘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威王问》)这里的“无备”和“不意”正是敌人之“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