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什么来下决心进行战争，确定作战方针，是战争指导者首先遇到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孙子作出了明确回答：“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既不能祈求鬼神，也不能用类比去推测吉凶，更不能用夜观星辰运行的度数去验证敌情，只能从知道敌人情况的人口中去获取真实的敌情。显而易见，孙子这种禁祥去疑的主张，反对天命、反对鬼神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是古代兵家无神论的典型代表。
孙子的无神论是建立在从客观事实出发的基础之上的，他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分为“五事七计”，又以“地、度、量、数、称”来决定战争胜负，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孙子之所以具有这种思想，还与战争问题本身有关。战争是人命关天、军命关天、国命关天的大事，如果战争决策建立在阴阳杂占的基础上，那是立刻就会亡国败军、身死家残的。
孙子唯物主义的战争观还表现在他对战争的认识和实践上。他在《军形》篇说过“胜可知而不可为”，而在《虚实》篇中又说“胜可为也。”这就是说，他既是一个胜可知论者，又是一个胜可为论者，知是为的前提条件，不能不讲条件的蛮干。可不可干要看是否符合规律，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看“战道”(军事规律)，“战道”是否必胜，是否稳操胜券。
孙子要求“先胜而后求战”，先庙算胜才能求战。他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地形》)而要做到“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战道就是规律，规律是本质联系，而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孙子虽然没有提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命题，但是他看到了许多战争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他称之为“相敌”(《行军》)。
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他要求战争指导者不可凭感情用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因此，他强调指出，特别是在战争决策问题上，“明主慎之，良将警之”(《火攻》)。
第一节 战斗的无神论思想
依靠什么来下决心进行战争，确定作战方针，是战争指导者首先遇到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孙子作出了明确回答：“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既不能祈求鬼神，也不能用类比去推测吉凶，更不能用夜观星辰运行的度数去验证敌情，只能从知道敌人情况的人口中去获取真实的敌情。显而易见，孙子这种禁祥去疑的主张，反对天命、反对鬼神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是古代兵家无神论的典型代表。
孙子的无神论是建立在从客观事实出发的基础之上的，他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分为“五事七计”，又以“地、度、量、数、称”来决定战争胜负，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孙子之所以具有这种思想，还与战争问题本身有关。战争是人命关天、军命关天、国命关天的大事，如果战争决策建立在阴阳杂占的基础上，那是立刻就会亡国败军、身死家残的。
孙子唯物主义的战争观还表现在他对战争的认识和实践上。他在《军形》篇说过“胜可知而不可为”，而在《虚实》篇中又说“胜可为也。”这就是说，他既是一个胜可知论者，又是一个胜可为论者，知是为的前提条件，不能不讲条件的蛮干。可不可干要看是否符合规律，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看“战道”(军事规律)，“战道”是否必胜，是否稳操胜券。
孙子要求“先胜而后求战”，先庙算胜才能求战。他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地形》)而要做到“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战道就是规律，规律是本质联系，而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孙子虽然没有提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命题，但是他看到了许多战争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他称之为“相敌”(《行军》)。
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他要求战争指导者不可凭感情用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因此，他强调指出，特别是在战争决策问题上，“明主慎之，良将警之”(《火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