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在春秋时代以其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此之前，出将入相，将相不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参战人数的增加，军队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产生专门治理军队和指挥军队的武官--将帅。另一方面，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对付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在军事领域建立自己的官僚队伍，也亟须培养和选拔高级军事人才。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孙子对将帅的选拔、任用和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孙子在治军问题上，总的原则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文”就是怀柔，要求“与众相得”(《行军》)；“武”就是强制，要求令行禁止。孙子在军队的教育管理思想上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理论框架，以后的军事思想家们的议论，都是对这一思想框架的补充和发展。通观《孙子兵法》可以看到，孙子在治军问题上，首先把目光集中在将帅的选拔、任用和培养上。
孙子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把它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认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因此，孙子对将帅德才也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他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静”就是沉着镇定，“幽”就是深谋远虑，“正”就是公正无私，“治”就是条理井然。尤其是“正”的问题，这是将帅修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孙子看来，作为一个将帅，必须具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地形》)的高尚情操，一切以“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地形》)为原则。只要能做到保民，能做到有利于国君，就应当勇于负责，大胆指挥。他甚至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理论勇气的作战指导思想。从战争发展趋势看，必然会取得胜利的，即使国君不同意打，也应当坚持打；反之，从战争发展趋势看，肯定不能取胜的，即使国君坚持打，也可以不去打。由此可见，即使是国君的命令，如果违背战争规律，不适合当前的战争情势，也不应当盲目服从，而应当加以抵制。
孙子之所以提出这一原则，是因为当时的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特点，而一些诸侯国君不了解这些新情况、新特点，常常凭借自己的权威和意愿主观地指导战争，以致造成战争的失败。所以，孙子在《谋攻》篇中曾尖锐地指出，如果国君“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作为一名良将就应当加以抵制。
孙子对于将帅的德才要求还提出了著名的五条标准，即以智为首的为将“五德”。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兵抚士，“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而其核心是“将孰有能”的“能”字。它既包括政治才能，也包括军事才能。
孙子尚智。把智列在五德之首，足见孙子对智的重视。所谓智，既包括智慧才能，也包括知识结构。从智慧才能而言，在作战指挥上要“识众寡之用”(《谋攻》)，“知迂直之计”(《军争》)，懂战法，明战机，最根本的是要知“战道”--战争规律；在治军上要知道士卒是否能“用”(打仗)，将帅是否“有能”。从知识结构而言，要“知天知地”，“知彼知己”。
“信”与“严”主要是要求在管理和训练军队方面必须信赏明罚，严格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威信。孙子从反面对那些失掉威信的将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军扰者，将不重也”，敌营惊扰纷乱，是敌将没有威严；“吏怒者，倦也”，敌人军官易怒，是全军疲倦的表现；“谆谆NFDE9NFDE9，徐与人言者，失众也”，低声下气与部下讲话的，是敌将失去人心；“数赏者，窘也”，不断犒赏士卒的，是敌将没有办法；“数罚者，困也”，不断惩罚士卒的，是敌人处境困难；“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先强暴然后又畏其部下的，是最不精明的将领。(以上均见《行军》)显然，孙子所列出的种种弊端，都是对将吏失信于众、失威于众的教训总结。
“仁”与“勇”是孙子对将帅品德作风的要求。要做到“仁”，就应“与众相得”，安危与共。要做到“勇”，就应克服五种缺陷：“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九变》)这里，“必死”的“必”，即固执一端。本来，不怕牺牲是将帅应当具备的品质，但如果超出了限度，变成了轻生决死，作无谓的牺牲，那就成了拼命主义。还要看到，孙子既反对拼命主义，也反对怕死贪生，所以他说“必生可虏”。同样，性格偏急的“忿速”，矜骄喜名的“廉洁”，姑息求全的“爱民”，都是庸将的品质缺陷。在孙子看来，一个优秀将帅，应当是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刚而不“可侮”，虽廉而不“可辱”，虽仁而不“可烦”。
第一节 静幽正治，五德兼备
将帅在春秋时代以其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此之前，出将入相，将相不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参战人数的增加，军队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产生专门治理军队和指挥军队的武官--将帅。另一方面，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对付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在军事领域建立自己的官僚队伍，也亟须培养和选拔高级军事人才。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孙子对将帅的选拔、任用和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孙子在治军问题上，总的原则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文”就是怀柔，要求“与众相得”(《行军》)；“武”就是强制，要求令行禁止。孙子在军队的教育管理思想上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理论框架，以后的军事思想家们的议论，都是对这一思想框架的补充和发展。通观《孙子兵法》可以看到，孙子在治军问题上，首先把目光集中在将帅的选拔、任用和培养上。
孙子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把它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认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因此，孙子对将帅德才也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他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静”就是沉着镇定，“幽”就是深谋远虑，“正”就是公正无私，“治”就是条理井然。尤其是“正”的问题，这是将帅修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孙子看来，作为一个将帅，必须具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地形》)的高尚情操，一切以“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地形》)为原则。只要能做到保民，能做到有利于国君，就应当勇于负责，大胆指挥。他甚至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理论勇气的作战指导思想。从战争发展趋势看，必然会取得胜利的，即使国君不同意打，也应当坚持打；反之，从战争发展趋势看，肯定不能取胜的，即使国君坚持打，也可以不去打。由此可见，即使是国君的命令，如果违背战争规律，不适合当前的战争情势，也不应当盲目服从，而应当加以抵制。
孙子之所以提出这一原则，是因为当时的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特点，而一些诸侯国君不了解这些新情况、新特点，常常凭借自己的权威和意愿主观地指导战争，以致造成战争的失败。所以，孙子在《谋攻》篇中曾尖锐地指出，如果国君“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作为一名良将就应当加以抵制。
孙子对于将帅的德才要求还提出了著名的五条标准，即以智为首的为将“五德”。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兵抚士，“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而其核心是“将孰有能”的“能”字。它既包括政治才能，也包括军事才能。
孙子尚智。把智列在五德之首，足见孙子对智的重视。所谓智，既包括智慧才能，也包括知识结构。从智慧才能而言，在作战指挥上要“识众寡之用”(《谋攻》)，“知迂直之计”(《军争》)，懂战法，明战机，最根本的是要知“战道”--战争规律；在治军上要知道士卒是否能“用”(打仗)，将帅是否“有能”。从知识结构而言，要“知天知地”，“知彼知己”。
“信”与“严”主要是要求在管理和训练军队方面必须信赏明罚，严格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威信。孙子从反面对那些失掉威信的将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军扰者，将不重也”，敌营惊扰纷乱，是敌将没有威严；“吏怒者，倦也”，敌人军官易怒，是全军疲倦的表现；“谆谆NFDE9NFDE9，徐与人言者，失众也”，低声下气与部下讲话的，是敌将失去人心；“数赏者，窘也”，不断犒赏士卒的，是敌将没有办法；“数罚者，困也”，不断惩罚士卒的，是敌人处境困难；“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先强暴然后又畏其部下的，是最不精明的将领。(以上均见《行军》)显然，孙子所列出的种种弊端，都是对将吏失信于众、失威于众的教训总结。
“仁”与“勇”是孙子对将帅品德作风的要求。要做到“仁”，就应“与众相得”，安危与共。要做到“勇”，就应克服五种缺陷：“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九变》)这里，“必死”的“必”，即固执一端。本来，不怕牺牲是将帅应当具备的品质，但如果超出了限度，变成了轻生决死，作无谓的牺牲，那就成了拼命主义。还要看到，孙子既反对拼命主义，也反对怕死贪生，所以他说“必生可虏”。同样，性格偏急的“忿速”，矜骄喜名的“廉洁”，姑息求全的“爱民”，都是庸将的品质缺陷。在孙子看来，一个优秀将帅，应当是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刚而不“可侮”，虽廉而不“可辱”，虽仁而不“可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