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认为，在实际战争中，应当举敌无情，没有任何仁义道德可言，必须竭尽欺骗诡诈之能事，迫使敌人如盲如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因此，他断然指出：“兵以诈立。”(《军争》)军事上的胜利必须靠广施诡诈去夺取，而示形诱敌、奇正多变就是诡道。
所谓“示形”，就是向敌人显示伪形，即伪装、佯动和欺骗。孙子的示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形人而我无形”(《虚实》)。“形人”是暴露敌人，“我无形”是隐蔽自己。要做到“我无形”，孙子的标准是很高的。他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虚实》)要如同深藏于九地之下一样，无迹可寻，无形可察。这样，即使是再高明的间谍也窥测不到底细，再聪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办法来。
《孙子兵法》中，谈得更多的是对敌实行示形之术。在孙子看来，示形是一门高超的指挥艺术，是一种掌握主动的方法，是弱军战胜强军的方法，是使敌人兵力分散而自己兵力集中的方法。他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兵势》)他认为善于调动敌人的指挥员，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必然听从我的调动；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敌人必然上钩。用小利去调动敌人，用重兵去伺机攻击运动中的敌人。孙子这段话是他关于通过示形调动敌人就范，予以歼灭的最为精彩的论述，可以视为古人关于运动战思想的最原始的表述。
通过示形以实现集中兵力是孙子的又一重要思想。他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专”这个概念在《孙子兵法》中就是指兵力集中，“分”这个概念则是指兵力分散，与《谋攻》所说的“倍则分之”的“分”是同一意思。兵力集中到多大程度，孙子只有一种形象的提法，那就是“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虚实》)。
对于示形的具体方法，孙子提出了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这些方法，最终的目的是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以求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值得注意的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正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重要战法，是使敌人形弱势衰的重要方法。
示形的巧妙实施是与奇正的正确运用紧密联系的。所谓奇正，指的是战术，是正确地使用兵力和灵活地变换战术。《淮南子·兵略训》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唐太宗与李靖问对》说：“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这些都是十分精辟的论述。示形动敌与奇正多变都表现为指挥的灵活性，孙子称之为“因敌制胜”、“因形措胜”。他说：“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虚实》)也就是说，人们只知道我用什么作战方式取得胜利，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取得胜利。因此每次战胜，都不是重复老一套的方式，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变化无穷。而指挥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因为“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战术的变化是因时、因地、因敌不同而相应变化的，不是事先刻板规定的，完全依靠指挥员根据当前的情势灵活处置的。孙子曾经说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
为了说明战术的灵活性，孙子用水来作比喻，“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他认为用兵的规律好像水的流动，水流动时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作战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的地方而攻击敌人的弱点。水因地形的高低而制约其流向，作战则根据不同的敌情而决定不同的打法。因此，用兵的要诀就是“因敌制胜”。在这里，孙子把战术变化的灵活性问题作出了淋漓尽致的分析。他一再告诫将帅，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在战场上最重要的法则就是“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一切以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为转移，固定不变的战术是没有的。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对于不同的敌人有不同的打法，他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对于不同的地形要采取不同的处置，“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勿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九变》)。
第四节 示形动敌，奇正相生
孙子认为，在实际战争中，应当举敌无情，没有任何仁义道德可言，必须竭尽欺骗诡诈之能事，迫使敌人如盲如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因此，他断然指出：“兵以诈立。”(《军争》)军事上的胜利必须靠广施诡诈去夺取，而示形诱敌、奇正多变就是诡道。
所谓“示形”，就是向敌人显示伪形，即伪装、佯动和欺骗。孙子的示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形人而我无形”(《虚实》)。“形人”是暴露敌人，“我无形”是隐蔽自己。要做到“我无形”，孙子的标准是很高的。他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虚实》)要如同深藏于九地之下一样，无迹可寻，无形可察。这样，即使是再高明的间谍也窥测不到底细，再聪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办法来。
《孙子兵法》中，谈得更多的是对敌实行示形之术。在孙子看来，示形是一门高超的指挥艺术，是一种掌握主动的方法，是弱军战胜强军的方法，是使敌人兵力分散而自己兵力集中的方法。他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兵势》)他认为善于调动敌人的指挥员，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必然听从我的调动；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敌人必然上钩。用小利去调动敌人，用重兵去伺机攻击运动中的敌人。孙子这段话是他关于通过示形调动敌人就范，予以歼灭的最为精彩的论述，可以视为古人关于运动战思想的最原始的表述。
通过示形以实现集中兵力是孙子的又一重要思想。他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专”这个概念在《孙子兵法》中就是指兵力集中，“分”这个概念则是指兵力分散，与《谋攻》所说的“倍则分之”的“分”是同一意思。兵力集中到多大程度，孙子只有一种形象的提法，那就是“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虚实》)。
对于示形的具体方法，孙子提出了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这些方法，最终的目的是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以求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值得注意的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正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重要战法，是使敌人形弱势衰的重要方法。
示形的巧妙实施是与奇正的正确运用紧密联系的。所谓奇正，指的是战术，是正确地使用兵力和灵活地变换战术。《淮南子·兵略训》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唐太宗与李靖问对》说：“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这些都是十分精辟的论述。示形动敌与奇正多变都表现为指挥的灵活性，孙子称之为“因敌制胜”、“因形措胜”。他说：“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虚实》)也就是说，人们只知道我用什么作战方式取得胜利，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取得胜利。因此每次战胜，都不是重复老一套的方式，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变化无穷。而指挥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因为“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战术的变化是因时、因地、因敌不同而相应变化的，不是事先刻板规定的，完全依靠指挥员根据当前的情势灵活处置的。孙子曾经说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
为了说明战术的灵活性，孙子用水来作比喻，“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他认为用兵的规律好像水的流动，水流动时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作战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的地方而攻击敌人的弱点。水因地形的高低而制约其流向，作战则根据不同的敌情而决定不同的打法。因此，用兵的要诀就是“因敌制胜”。在这里，孙子把战术变化的灵活性问题作出了淋漓尽致的分析。他一再告诫将帅，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在战场上最重要的法则就是“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一切以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为转移，固定不变的战术是没有的。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对于不同的敌人有不同的打法，他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对于不同的地形要采取不同的处置，“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勿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九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