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灿烂悠久，作为古代山东的齐鲁大地，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儒学的奠基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出生于春秋末期的鲁国；中国兵学的奠基人，伟大的军事思想家、战略家孙子，出生于春秋末期的齐国。一文一武，一鲁一齐，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
山东惠民孙子书院兵圣孙武像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是田齐家族的始祖陈完的后裔。孙氏之姓，始于孙武的祖父孙书，以“伐莒”之功得赐于姜齐景公。孙武的出生，大约与孔子同时而略晚。由于齐国内部的家族斗争日趋剧烈，青年时代，孙武就逃到了吴国。后来受伍员之荐，仕于吴王阖闾(一作“阖庐”)，被任命为将军，并在吴楚之战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使吴国不但“西破强楚”，而且能“北威齐、晋”，居于春秋晚期的“霸主”地位。破楚返吴之后，孙武即离开吴王，“脱然高引”，不知所终。一说退隐于野，终老于吴地，最后留下了一座“大冢”，立于吴国巫门之外(今江苏省苏州市东北孙墩浜)。
对于孙武的生平事迹，由于《左传》、《国语》只字未及，而自《史记》之后的诸多载录，又甚简略，且多有龃龉参差之处，这便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与争执。
孙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贡献，就是撰著《孙子兵法》。孙武献书阖闾时，称“《孙子》十三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前者为初隐吴国时所写的兵法专著，后者则包括了仕吴之时与阖闾的答问，以及大约在后期隐居时期所写的全部著述。
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咸阳，以及历代战乱，或毁或禁，使文化典籍代有损佚，《孙子兵法》也未能脱此厄运。西汉以来，虽经张良、韩信、杨仆、任宏等几次整理，然至东汉之末曹操整理《孙子兵法》时，大致就只有“十三篇”较为完整，流传于世。曹操既整理《孙子兵法》本文，又为之作注，从而形成《孙子兵法》传世的范本。其后，又有沈友、王凌、张子尚、孟氏、萧吉、李筌、杜牧、陈 、贾林等，继续拓展注说，《孙子》之学方有兴起之势。及至宋代，边扰频繁，武举兴起，《孙子》等兵家典籍也成了朝廷治国安邦的基本工具。宋神宗元丰年间颁行《武经七书》，其地位俨如文科举试中的儒家“六经”。《武经七书》之中，《孙子》居首，地位又高出其他六种，成为武官取试的首要典籍。与此同时，王、梅尧臣、张预等，在注说方面又做了进一步的努力。约北宋中期，吉天保乃集曹操等十余家注说于一体，称《十家孙子会注》，合而刊之。在其后的数百年间，《武经》与《十家注》刊本，就成了《孙子兵法》流传的两大渠道。而南宋孝宗时所刊《武经七书》、《十一家注孙子》，特别是清代顾千里手摹宋刊《魏武帝注孙子》，因其校勘审慎，印制精良，成为《孙子兵法》流传至今的珍善刊本。直至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十三篇竹简，世人才得以知见此书早期流传的更为古朴的本子。由于竹简出土时颇有损毁，致使竹简本《孙子兵法》严重残缺。然以竹简本与宋刊相互参照，对《孙子》十三篇的原有面貌自可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孙子兵法》之所以如此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关键在于其书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兵学思想体系。其书立足于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统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天时、地利等诸多复杂的因素，对于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更是洞察纤微。十三篇既有统领的纲纪，又有覆盖当时军事斗争的方方面面的细密网罗；既统揽全局，又不失细微。明人茅元仪云：“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实为不刊之论。
山东广饶孙武祠兵之魂雕塑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斗争的实质与目标均在于政治，这是当今军事科学所认可的真理。《孙子》首举“五事”，且以“道”居首：“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计》)人民与君上“同意”，生死与共，思想一致，这就是最高的政治。两千五百多年之前的孙武，能以如此清醒明智的观点统领其书，此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根基，同时，也是他高瞻远瞩的抉择。战争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手段，并且是一种劳民伤财、人死国亡的残酷手段。因此，“百战百胜”并非“善之善者”，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也。由此，孙武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战略原则，力争通过谋略、通过外交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这是《孙子兵法》的又一高远之见。
兵者诡道，兵以诈立。既不得已而用兵，敌我双方对峙疆场，具体的“对弈”规律就会左右战争局势。诡以愚众，诈以欺敌，“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于敌为“诡诈”，于己为“睿智”。只有对敌方“极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才能使己方乘隙制而胜之。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于情于理，皆无可厚非。
形与势，攻与守，虚与实，奇与正，彼与我，胜与败，众与寡，利与害，饱与饥，劳与逸……如此诸多对立的范畴，在《孙子》十三篇中，竟如操纵自如、变幻无穷的筹码。“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 投卵者，虚实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兵势》)“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有言：“孙武兵经，辞如珠玉。”(《文心雕龙·程器》)《孙子》一书，文辞既美，哲理亦精，可谓声声铿锵，字字珠玑。既知其常，又知其变；既知其正，又知其奇；既严格立足于政治、经济、天时、地利等现实条件之上，又充分利用敌我双方一切可变因素，充分调动一切主观能动因素，导向自己的战略目标。辩证唯物的思想跃然纸上。
《孙子》十三篇既是兵学思想的法典，也是辩证哲学的宝库。
《孙子》十三篇一经面世，立即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春秋末期，孙武献书吴王阖闾，“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竟能以宠姬宫女“小试勒兵”。战国初期，《吴起兵法》与之息息相通，《孙膑兵法》对之直接袭承，白圭经商，亦如“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可见，《孙子》问世不久，就已超越了“兵学”的界线。
汉初，韩信以善用兵著称于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谙熟《孙子兵法》。井陉之战，韩信“背水为阵”，乃兵法“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继而“遣辩士奉咫尺之书”，不战而下燕城，乃“先声后实”，“不战而屈人之兵”。汉武帝时，大将军卫青深深理解部下苏建之败：“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力量如是悬殊，何能过分要求？名将赵充国更能深刻全面理解《孙子》，其平羌之策，是十分自觉地以《孙子兵法》为指导的。汉末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以自身三十余年的战争经历，既深深理解《孙子兵法》的精要之处，又丰富与发展了孙子的思想学说。唐太宗李世民与唐初名将李靖研讨用兵之道，几乎是时时处处依循于《孙子兵法》，其心领神会，几如孙武再现，特别是关于十三篇“虚实”、“奇正”的理解，远非常人可比。唐太宗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李靖说：孙子之书，“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孙子兵法》的精义奥旨，尽在于斯。西汉司马迁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盖非虚言。
自北宋武举开考之后，以《孙子》为首的《武经七书》即为武科考试的必读之书，《孙子兵法》的流传更有官方的推动。宋、明以及清代的大量刊印，普遍研读，皆直接由此而起，甚至有人大声疾呼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供士子研习。名将如岳飞、戚继光、俞大猷等，皆以熟知《孙子》并以之为军事活动的根基。
时至近现代，虽然以洋枪大炮取代了弓弩车马，继之又以飞机、坦克、导弹、潜艇等递相更替，具体作战武器的变换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争方略的制订，然而，作为关系战争基本规律的全局性战略原则，《孙子兵法》仍然独具魅力。只要有“战争”存在，反映“战争”活动的基本规律的思想、原则就会起作用。而《孙子》十三篇的精髓要义，正在于它能从宏观全局着眼，牢牢把握住战争的根本规律。中国近现代著名军事家，从蔡锷、蒋百里，到无产阶级军事家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无不对《孙子兵法》倾注了超人的精力。
基本的战争规律，不但超越时代，而且跨越国界。早在公元8世纪，日本留唐学者吉备真备就把《孙子兵法》带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各界广为流传，兵家、学者亦纷纷著书立说，其刊行的版本、种类，多达两三百种。《孙子》之学，同样是日本军事科学的经典内容。亚洲其他国家，如朝鲜、越南，大约在中国明朝之后，也先后有《孙子兵法》流传。
约在18世纪后期，《孙子兵法》传至欧美，法、英、德、俄等国家，先后翻译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近现代军事家、战略家们，对《孙子》十三篇的推崇，可谓众口一词：称孙子是“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家”；古代兵学论著，“最早、最优秀的是孙子的著作”；“孙子是军事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当代美国战略家约翰·柯林斯所著《大战略》一书，称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是“战略的开山大师”。《孙子》十三篇所阐释的战略思想，“连克劳塞维茨在2200年后所写的《战争论》也是望尘莫及”。
战争的基本规律，同时也是一切斗智、斗力的“对弈”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内部组织管理并且与对方、敌方角逐的基本规律。军事统帅所必须遵循的若干基本规律，政治统帅、企业统帅、技艺统帅，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各类竞争者，皆可遵循。这就是孙子兵学思想之所以能够跨地区、跨行业广泛传播的原因所在。孙子及其兵法，已经大大超越兵学、军事的范围，成为“哲理”与“智慧”的化身。军、政、工、商及竞技各界，尊之为法典，奉之为圭臬，乃势所必然。
从孙武在世至今的2500余年间，孙武及其十三篇兵法，随着时代的前进，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浓重地大放异彩。由于兵学在历史上仅是用以助人获得战争胜利、夺取政权，因而它在中国各专制王朝迭相统治的封建时代，并没有像孔子及其“六经”一样受到历代尊崇与奉祀，孙武的后裔如战国孙膑，三国孙坚、孙策、孙权，以及近代伟人孙中山等，均只是依凭个人的才智与拼搏，而获得了相应的历史地位。因此，孙武的世系传递并没有一条明朗确切的连线。然而，孙子及其兵学思想并没有被人遗忘。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不断从孙子的兵法学说中发掘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1989年5月，在山东省惠民县召开了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成立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之后，于1990年、1992年、1998年又分别在北京、山东临沂和北京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广饶县，也先后召开了两次《孙子兵法》讨论会。山东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孙子研究中心，惠民县兴建了孙子故园、孙子书院，并树立了兵圣孙武的巨大塑像；广饶县建立了孙子纪念馆，同时也成立了孙子研究中心；江苏、辽宁、天津等地也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电视、电影、出版等传媒机构，纷纷投入巨资进行各类制作。孙武及其十三篇兵法越来越显现出其巨大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