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周天子已失去对诸侯各国的控制，各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拥兵自重，形成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实力强盛的大国往往对中小国家诉诸武力，实行兼并。小国面临存亡继绝的惨祸，而大国出现了争霸并立的局面。
吴国是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个霸主。在吴国同中原大国楚国、齐国和晋国的争霸战争中，孙子参加了破楚入郢的吴楚战争，并对吴齐艾陵之战及吴晋黄池会盟产生了重大影响。孙子对于争霸战争不仅亲自参加，而且在理论上加以鼓吹。他说：“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九地》)孙子非常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支霸王之兵，去参加“伐大国”的争霸战争。在他看来，这种战争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威加于敌”；是以突然袭击为指导的，使敌人来不及动员和集中，所谓“其众不得聚”；是以毁其国、拔其城为目的的，所谓“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孙子主张并亲自参加的兼并战争，历史地看，在客观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最终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为国家的统一，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条件。列宁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罪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658页)春秋时代的战争正是这样的情形。
孙子面对当时的战争，一方面重视战争问题的研究，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另一方面，他又从民本思想出发，主张慎重地对待战争。他在柏举之战前，反对兴兵攻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考虑民众利益，指出：“民劳，未可，且待之。”(《史记·伍子胥列传》)在用间问题上，他认为那种吝惜金钱不肯以重金用间，以致造成战争久拖不决或者战争失败的将帅与君主，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用间》)。他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认为是最不仁慈的人，是不合格的统帅，是不称职的将相，是不想取得胜利的君主。
据银雀山汉简《吴问》记载，孙子从对晋国六将军的田亩税制的分析中，预测赵氏必将统一晋国，鲜明地表达了孙武“厚爱其民”的主张，也是其民本思想的生动体现。
孙子的重民是与尊君联系在一起的，保民与利主始终是孙子考虑战争问题的立足点，因此，他的信条是：“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为保障军队和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有利于国家和君主的利益，个人的名利功罪都是次要的，均在所不惜。孙子能提出这样的见解，无疑是十分可贵的。他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对战争坚持慎重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战争决策要慎重。《火攻》对此有集中地、完备地论述：“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张预在《孙子注》中说得好，“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孙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指导思想，那就是“三非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他认为，战争打不打，必须取决于是否有利，是否必胜以及战争的危险是否已迫在眉睫，不打不足以保主卫国这三个基本前提，而不是取决于国君个人的喜怒，或者将帅个人的哀乐。
孙子的慎战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优良传统。在战争问题上，中国人一向认为兵凶战危，反对贪功好战，反对穷兵黩武，能够不用武力尽量不用武力。孙子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一思想理论化、系统化，阐述得更深刻、更明确、更全面。
二是战争的进行也要慎重。孙子的慎战思想既表现在战争策划上，更表现在战争的行动上。从全书看，孙子更加强调进行战争时要在各个方面慎重对待，反对轻举妄动。诸如战前戒备要充分：“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意思是说，不要指望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做好了充分准备；不要指望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了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作战方案要周密，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计》)。“庙算胜”就是胜利的把握大，胜利的条件充分。进可攻，退可守，既有获胜的希望，也有即使不胜也不至于失败的防范。真正做到措置裕如，立于不败之地。作战行动要稳妥，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军形》)。自己必须先站稳脚跟，然后再考虑克敌制胜。这样就可以实现“自保而全胜”(《军形》)的目的。
最为可贵的是，孙子在研究战争问题时，看到了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他把“道”列在制胜诸因素中的首要地位。所谓“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使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孙子十分重视君主与军民统一意志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孙子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思想，正是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因为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中，农奴阶级以及以农奴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士兵在反对奴隶主阶级这一点上具有共同性、一致性。而这正是“上下同欲”的阶级基础和现实可能。为了实现战争中这一“上下同欲”的政治优势，孙子明确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军形》)他要求统治者修明政治，确保法制，以此争取民心，实现上下同欲。“修道保法”乃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措施。
孙子关于“兵者诡道”(《计》)的论断，也是他战争观念的重要内容。他认为战争是一种诡诈行为，用兵是一种奇诡之术。这是孙子对战争本质的勇敢提示。西周时代，很少有人用这种全新的视角看待战争问题。这一思想首先突破了孙子那个时代对于战争过分进行道德判断的倾向，冲破了周礼把军事行动纳入“礼仪”范围的束缚。其次，孙子第一次洞见军事斗争是实力的较量，在于谋而不在于德，在于实力的较量而不在于仁义，在于斗争而不在于施仁。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也在孙子研究的视野之内。鉴于当时的战争耗资巨大，如果出动十万军队，千里远征，就要动用“驰车千驷，革车千乘”(《作战》)。而为了支援战争，对农业生产亦有巨大影响：“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作战》)为了供给军需，征集人力，将造成七十万户农民不能从事耕作。
孙子的战争观，是功利主义的，一切以君主和民众的利益作为决定战争的价值取向，所谓“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他正是从功利主义出发，主张实行速胜战略，要求采取“因粮于敌”的后勤供应方针。根据他的计算，“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NFDA7秆一石，当吾二十石”(《作战》)。至于“因粮于敌”的办法，就是“掠乡分众”(《军争》)，“掠于饶野”(《九地》)。这一思想与以战养战的观点有某种程度的共同性，不过孙子更强调的是对敌境之内民众财产的掠夺，这是其阶级和历史条件局限性的明显表现。
第一章 安国全军的战争观
春秋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周天子已失去对诸侯各国的控制，各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拥兵自重，形成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实力强盛的大国往往对中小国家诉诸武力，实行兼并。小国面临存亡继绝的惨祸，而大国出现了争霸并立的局面。
吴国是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个霸主。在吴国同中原大国楚国、齐国和晋国的争霸战争中，孙子参加了破楚入郢的吴楚战争，并对吴齐艾陵之战及吴晋黄池会盟产生了重大影响。孙子对于争霸战争不仅亲自参加，而且在理论上加以鼓吹。他说：“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九地》)孙子非常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支霸王之兵，去参加“伐大国”的争霸战争。在他看来，这种战争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威加于敌”；是以突然袭击为指导的，使敌人来不及动员和集中，所谓“其众不得聚”；是以毁其国、拔其城为目的的，所谓“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孙子主张并亲自参加的兼并战争，历史地看，在客观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最终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为国家的统一，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条件。列宁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罪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658页)春秋时代的战争正是这样的情形。
孙子面对当时的战争，一方面重视战争问题的研究，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另一方面，他又从民本思想出发，主张慎重地对待战争。他在柏举之战前，反对兴兵攻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考虑民众利益，指出：“民劳，未可，且待之。”(《史记·伍子胥列传》)在用间问题上，他认为那种吝惜金钱不肯以重金用间，以致造成战争久拖不决或者战争失败的将帅与君主，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用间》)。他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认为是最不仁慈的人，是不合格的统帅，是不称职的将相，是不想取得胜利的君主。
据银雀山汉简《吴问》记载，孙子从对晋国六将军的田亩税制的分析中，预测赵氏必将统一晋国，鲜明地表达了孙武“厚爱其民”的主张，也是其民本思想的生动体现。
孙子的重民是与尊君联系在一起的，保民与利主始终是孙子考虑战争问题的立足点，因此，他的信条是：“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为保障军队和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有利于国家和君主的利益，个人的名利功罪都是次要的，均在所不惜。孙子能提出这样的见解，无疑是十分可贵的。他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对战争坚持慎重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战争决策要慎重。《火攻》对此有集中地、完备地论述：“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张预在《孙子注》中说得好，“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孙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指导思想，那就是“三非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他认为，战争打不打，必须取决于是否有利，是否必胜以及战争的危险是否已迫在眉睫，不打不足以保主卫国这三个基本前提，而不是取决于国君个人的喜怒，或者将帅个人的哀乐。
孙子的慎战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优良传统。在战争问题上，中国人一向认为兵凶战危，反对贪功好战，反对穷兵黩武，能够不用武力尽量不用武力。孙子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一思想理论化、系统化，阐述得更深刻、更明确、更全面。
二是战争的进行也要慎重。孙子的慎战思想既表现在战争策划上，更表现在战争的行动上。从全书看，孙子更加强调进行战争时要在各个方面慎重对待，反对轻举妄动。诸如战前戒备要充分：“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意思是说，不要指望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做好了充分准备；不要指望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了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作战方案要周密，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计》)。“庙算胜”就是胜利的把握大，胜利的条件充分。进可攻，退可守，既有获胜的希望，也有即使不胜也不至于失败的防范。真正做到措置裕如，立于不败之地。作战行动要稳妥，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军形》)。自己必须先站稳脚跟，然后再考虑克敌制胜。这样就可以实现“自保而全胜”(《军形》)的目的。
最为可贵的是，孙子在研究战争问题时，看到了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他把“道”列在制胜诸因素中的首要地位。所谓“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使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孙子十分重视君主与军民统一意志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孙子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思想，正是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因为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中，农奴阶级以及以农奴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士兵在反对奴隶主阶级这一点上具有共同性、一致性。而这正是“上下同欲”的阶级基础和现实可能。为了实现战争中这一“上下同欲”的政治优势，孙子明确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军形》)他要求统治者修明政治，确保法制，以此争取民心，实现上下同欲。“修道保法”乃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措施。
孙子关于“兵者诡道”(《计》)的论断，也是他战争观念的重要内容。他认为战争是一种诡诈行为，用兵是一种奇诡之术。这是孙子对战争本质的勇敢提示。西周时代，很少有人用这种全新的视角看待战争问题。这一思想首先突破了孙子那个时代对于战争过分进行道德判断的倾向，冲破了周礼把军事行动纳入“礼仪”范围的束缚。其次，孙子第一次洞见军事斗争是实力的较量，在于谋而不在于德，在于实力的较量而不在于仁义，在于斗争而不在于施仁。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也在孙子研究的视野之内。鉴于当时的战争耗资巨大，如果出动十万军队，千里远征，就要动用“驰车千驷，革车千乘”(《作战》)。而为了支援战争，对农业生产亦有巨大影响：“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作战》)为了供给军需，征集人力，将造成七十万户农民不能从事耕作。
孙子的战争观，是功利主义的，一切以君主和民众的利益作为决定战争的价值取向，所谓“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他正是从功利主义出发，主张实行速胜战略，要求采取“因粮于敌”的后勤供应方针。根据他的计算，“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NFDA7秆一石，当吾二十石”(《作战》)。至于“因粮于敌”的办法，就是“掠乡分众”(《军争》)，“掠于饶野”(《九地》)。这一思想与以战养战的观点有某种程度的共同性，不过孙子更强调的是对敌境之内民众财产的掠夺，这是其阶级和历史条件局限性的明显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