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借以抒发兴亡之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桃花扇》写成之后，王公缙绅便传抄不已，“时有纸贵之誉”。甚至宫廷内使
也要索取剧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孔尚任：《桃花扇本末》）。“相传
圣祖最喜此曲，内廷宴集，非此曲不奏……每至《设朝》、《选优》诸折，辄皱眉顿
足曰：‘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岂可得乎! ’往往为之罢酒也。”（吴梅：《顾曲麈
谈》）显然是以之作为历史鉴戒，告诫臣属毋蹈南明覆辙的。
同时，在府邸演出《桃花扇》的也有达官贵族。“己卯除夜，李木庵总宪，遣使
送岁金，即索《桃花扇》为围炉下酒之物。开岁灯节，已买优扮演矣。其班名‘金斗’，
出之李相国湘北先生宅，名噪时流，唱《题画》一折，尤得神解。庚辰四月，予已解
组，木庵先生招观《桃花扇》。一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让余独居上座，命诸伶更
番进觞，邀余品题。座客啧啧指顾，颇有凌云之气。”（孔尚任：《桃花扇本末》）
康熙朝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李柟, 不惜重金，聘请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天
馥的私家戏班金斗班来自家演出《桃花扇》，并邀请翰林院学士及各部大臣也来欣赏
演出。这是与其生平思想有关的。柟父李清原是明朝崇祯进士，弘光朝任大理寺丞。
入清后，隐居不仕。康熙中，征修明史，以年老为由，拒不赴召。著有《南渡录》、
《三垣笔记》等，多有兴亡之慨，寄寓其中。李柟从其父口中获知了弘光王朝的遗事，
还曾向清廷进献过其父遗著《南渡录》和《三垣笔记》，目的是要清王朝由此总结南
明覆亡的经验教训，以之作为鉴戒，因而对“不及兴亡扇底传”的《桃花扇》还是充
分肯定的。其所写《桃花扇跋》云：“先生胸中眼中，光明洞达，其是非褒贬，虽自
成一家言，实天下后世之公言，所谓游、夏不能赞一词也。观《桃花扇》者，如睹祥
麟瑞凤，当平恕其心，欢喜赞叹，即感慨亦多事，况议论乎? ”认为不应该对《桃花
扇》横加议论和讥评，因为孔尚任剧中的一家之言，也是天下后世的公言，完全是充
分肯定其思想观点的。
孔尚任在其《桃花扇本末》中还说过：“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独
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张施则锦天绣地，胪
列则珠海珍山。选优两部，秀者以充正色，蠢者以供杂脚。凡砌末诸物，莫不应手裕
如。优人亦感其厚赐，亦极力描写，声情俱妙……”演出地点是清初宰相李霨的别墅
寄园，观众是名公巨卿、墨客骚人，演员是挑选的两部优伶，足见演出盛况。而“笙
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酒阑，唏嘘而散”（《桃花扇本末》）。
因为这是“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剧中悼挽南明覆亡的民族情绪，歌
颂有明三忠爱国思想的感情，使这些故臣遗老产生了共鸣，故有欷歔感泣、不忍再睹
之举。可以说，在佟蔗村助金付梓《桃花扇》之前，这部剧作，无论是朝廷内府的供
皇帝观赏，还是王公巨卿府内的演出，抑或是远在湖北鹤峰县即容美土司为顾彩的演
出，还是河北真定府中为欢迎孔尚任的演出，都能看出《桃花扇》的影响主要是在演
出中体现的，演出中激发汉族文人学士特别是故臣遗老的兴亡之感，更是显而易见的。
但在《桃花扇》刊刻之后，由于康熙朝文字狱迭起，诛连甚广，孔尚任的去官又
与此剧不无关系，再加“通本乏耐唱之曲”（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下《清人传
奇》），《桃花扇》的演出便不免有些冷落。不过，到乾隆年间，清人王昶作有《观
剧六绝》，其中就有观演《桃花扇》的诗句。左都御史金德英亦作有《观剧绝句三十
首》，其中也有描叙观演《桃花扇》中《投辕》出的诗句。同治年间，邗江小游仙客
所作《菊部群英》中也曾记载，当时昆曲旦角周琴芳、朱莲芬擅长演《寄扇》中李香
君，老生曹春山善演此出中的杨龙友。直到近代，《桃花扇》也并没有在舞台上消失，
但毕竟是冷落得多了，所演者也仅是《访翠》、《寄扇》、《题画》等少数几出而已。
而嘉庆、道光、咸丰时期，连演这几出的记载也极为罕见。
但是，也不能说《桃花扇》的影响到此为止了。因为这种影响的另一条重要渠道
是阅读剧本，将其作为案头文学来欣赏的。清代不少文人墨客，如宋荦、田雯、金埴、
吴陈琰、王特选、孔传志、厉鹗、杨芳灿、张问陶、舒位、文廷式、廖桂蘅等人都留
下了阅读《桃花扇》的诗词。这些诗词，有的是咏赞剧中人物，如称道侯方域，“中
原公子说侯生，文笔曾高复社名”（宋荦：《题桃花扇》）；赞颂李香君，“香娥不
比圆圆妓，门闭秦淮古渡头”（田雯：《题桃花扇》）；歌颂史可法，“却教世俗思
忠义，曾许他年社稷臣”（王特选：《题桃花扇》）；颂扬柳敬亭，“气压宁南惟倜
傥，书投光禄杂诙谐”（宋荦：《题桃花扇》）。但大多数是借以抒发兴亡之叹，对
南明之亡不无悼挽之情。田雯《题桃花扇》六首中，其一曰：“一例降旗出石头，乌
啼枫落秣陵秋。南朝剩有伤心泪，更向胭脂井畔流。”化用唐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诗中“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之句，指出南明也和东吴、陈朝、南唐一
样，走上投降之路，令人伤心落泪。其二曰：“江湖无赖弄潺，一载春风化杜鹃。却
怪齐梁痴帝子，莫愁湖上住年年。”把弘光比做齐东昏侯、梁敬帝等齐梁昏君，予以
鞭挞。其三曰：“商丘公子多情意，水调词头吊六朝。眼底忽成千载恨，酒钩歌扇总
无聊。”当年写过《过江秋咏八首》以凭吊六朝的侯方域，国破家亡后，歌舞饮酒都
无法消除其千载遗恨了。其五曰：“锦瑟消沉怨夕阳，低徊旧院断人肠。寇家姊妹知
何处，更惜风流郑妥娘。”《桃花扇》中所写秦淮旧院名妓寇白门、郑妥娘等人如今
早已风流云散， 这同《桃花扇》 续四十出《余韵》苏昆生所唱“旧红板没一条”，
“无非是枯井颓巢”，“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等句一样，都是借凭吊旧院，抒发兴
亡之感。舒位《书〈桃花扇〉乐府后》诗亦云：“粉墨南朝史，丹铅北曲伶。重来非
旧院，相对有新亭。构党干戈接，填词笔砚灵。匆匆不能唱，肠断柳条青。”唯是南
明亡后，旧院不存，物是人非，作者才会有晋末丞相王导新亭宴泣的慨叹“风景不殊，
正自有山河之异”。何以这些诗人重读《桃花扇》时，情不自禁地要伤心落泪，“使
院每闻歌一阙，红颜白发暗伤神”（吴陈琰：《题桃花扇》），因为“南朝轶事断人
魂，重展香君便面痕”（金埴：《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因
为“悲欢聚散寻常事， 话到沧桑发深唱” ，“三寸苏张舌辩锋，一腔信国忧时泪”
（孔传志：《题桃花扇歌》），因为作者像信国公文天祥一样，有忧时忧国的沉痛情
感。 因为故国不存， 只剩了伤心哀怨之泪，“百年剩有伤心月，还照清溪半里桥”
（张问陶：《读〈桃花扇传奇〉偶题十绝句》），因为“春灯影里山河改，泣断江楼
燕子声”（廖树蘅：《题云亭山人〈桃花扇〉传奇》），正是南明统治者大演权奸阮
大铖之《春灯谜》、《燕子笺》等，舆图换稿，江山易姓了。尽管这些诗的作者，其
生平经历、思想情趣有所不同，但在民族矛盾长期未能缓和的清代，他们内心深处大
都有程度不同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便很容易借着阅读这抒发兴亡之叹的《桃花扇》
激发出来。
第二，《桃花扇》的影响，还在于被改编为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促进了原著的
流传。
最早改编《桃花扇》的，是孔尚任的友人顾彩，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改编
为《南桃花扇》。较之原著，最大的改变是“令生旦当场团圆”（孔尚任：《桃花扇
本末》）。原著是以男女主人公“入道”收煞。张瑶星于白云庵登坛建醮，追奠明之
亡帝故臣，侯方域、李香君先后前往问道，彼此相遇，恋恋不舍。经张当头棒喝，二
人幡然醒悟，便割断情丝，各自入道修持，一去北山，一去南山，“两分襟不把临去
秋波掉”。而顾彩却改为“方域既出，遍访香君，遇苏昆生，乃知其处。于是挈归故
里，永偕伉俪焉”（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这就落入了才子佳人当场团圆的
俗套，违背了作者“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旨。所以，孔尚任对于如此改编，
并不满意，说顾氏“令生旦当场团圆”，仅是“以快观者之目”（《桃花扇本末》）。
“入道”一出，“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洽一处，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
最实，最曲迂，最直接。此灵山一会，是人天大道场。而观者必使生旦同堂科舞，乃
为团圆，何其小家子样也”（《入道》尾评）。其后，清人梁廷楠、梁启超，近人吴
梅等都对改为“当场团圆”持否定态度。
但是，《南桃花扇》毕竟“其关目与孔本相同”（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卷
二十四），除结局外，从侯方域南闱下第，侨寓莫愁湖畔，与复社文人陈定生、吴次
尾同访柳敬亭听书，阮大铖助奁侯方域，香君毅然却奁，一直到清兵南下，扬州失守，
马、阮之流奔逃，侯方域乱中出狱，于栖霞山避难，香君乱中出宫，暂栖葆真庵。这
些主要情节，两本完全相同，只是词句略有差别。而且，孔尚任原著《桃花扇》“通
本乏耐唱之曲，除《访翠》、《眠香》、《寄扇》、《题画》外，恐亦寥寥不足动听
矣。马阮诸曲，固不必细腻，而生旦则不能草草也。《眠香》、《却奁》诸折，世皆
目为妙词，而细唱曲不过一二支，亦太简矣”（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下《清人
传奇》）。在精通乐律方面，顾彩则比孔尚任略高一筹，除与孔尚任合谱过《小忽雷
传奇》外，还作有传奇剧《后琵琶记》、《楚辞谱》等。孔尚任尝称道后者“顾郎新
谱楚辞成，南雅清商绝妙声”（《燕台杂兴四十首》）。孔氏原著，主要是多用北曲，
而顾彩尤善南曲，且素多文彩，所谓“顾氏仙才，填词雅秀”（镜庵居士：《小忽雷
传奇序》 ） ，所以，孔尚任也称赞顾氏所改《南桃花扇》“词华精警，追步临川”
（《桃花扇本末》）。以南曲演唱《南桃花扇》，势必使更多观众了解了“桃花扇”
的故事，促进了孔氏原著更为广泛的流传，扩大了它的影响。
近人改编《桃花扇》者，较早的有谷斯范，于1947年写成历史小说《新桃花扇》。
小说有意削弱原作儿女之情一线，不但写侯方域和李香君，也着重描写了以黄宗羲、
吴次尾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和复社进步文人的抗清活动；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奸相马士英
的专横刚愎、魏阉余孽阮大铖的阴险毒辣，对原本未出场的田仰，也揭露其贪婪鄙劣、
附庸风雅，对以建安王镇国中尉朱统为代表的朱氏贵族的飞扬跋扈、腐朽无能，也
作了生动描绘。尽管与原著体例不同，艺术魅力也有所削弱，但是，作者借古讽今，
影射现实的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作者于1946年至1947年间改编时，“正是蒋
介石集团统治下最黑暗的年代，政治腐败，特务横行，那批祸国殃民的官僚、卖国贼，
本质上与三百年前南明社会的腐败统治集团，极有相似之处”，所以作者要“借古喻
今，通过人物的描绘，给以无情的鞭挞，为那令人咒诅的社会制度撞一次最后的丧钟”。
（《新桃花扇》1957年版，《后记》）“利用南明小朝廷的腐朽来讽刺国民党反动统
治”（《新桃花扇》1981年重版，黎澍序言）。所以，才在改编中有意增加了一些明
讽暗讥、以影射和讽谕现实的描写。不过，随着历史的演变，这种影射会使读者难以
索解而减弱其讽谕意义。所以于1957年、1981年两次重版时，作者先后删去六七万字，
以减少头绪，增强艺术魅力。
在抗日战争期间，艺术家欧阳予倩将《桃花扇》改编为话剧；新中国成立后，珠
江制片厂拍摄过电影《桃花扇》，都是旨在抨击投降卖国，宣扬爱国主义。尤其是结
尾，大都与原著的“入道”作结有所不同。小说《新桃花扇》是侯生找到香君之后，
想伴之以束装回乡，隐居田园，诗酒自娱。而香君则毅然焚扇，离侯而去，与之绝交。
侯生在风雪交加中昏厥过去。话剧则是香君见侯生归来，惊喜非常。及至见其头梳清
人大辫，身着旗装，知他已获清廷功名，便气愤晕倒在地，继之是斥其卖国降敌，丧
志失节。电影亦基本是如此处理的。在抗日为主要斗争任务时期，在国民党黑暗统治
时期，这种写法，无疑是对逃避政治斗争行为的鄙弃和否定，是对汉奸投降派卖国行
径的直接抨击。对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确曾产生过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第三，影响后世戏剧作者的创作方法。
孔尚任《桃花扇》之所以盛演一时，又长期为文人学士作为案头文学欣赏称道，
与其谨严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创作方法不无关系。他几乎是以历史学家作考证文章
的态度来从事历史剧创作的。这对后人从事历史剧作，确实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
清人董榕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所写的《芝龛记》传奇，尽管旨在颂扬“纯忠奇孝”，
立意并不高明，但其写作态度、创作方法却是有意仿效孔尚任及其《桃花扇》。董榕
在《凡例》中也明确表示，剧中所有人物都是实有之人；剧中主要情节，都是有案可
稽的历史事实，都是“前朝旧事”，“三生石轶事记芝龛”（第一出《开宗》）。何
东评曰：“《明史》特为秦良玉立传，且著于群臣列传中，表纯忠也。记本此，而考
据更博。”甚至连剧本结尾也要仿照《桃花扇》，“也附渔樵稗语，曲终雅奏见阳和”。
《桃花扇》结末以“哀江南”曲作长歌当哭，哀悼南明之亡；《芝龛记》第五十七出
亦有“悼南都《渔歌》三折”，仿效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黄叔琳在序中，曾称
道作者“惨淡经营，洵乎以曲为史矣”。甚至有人赞其“思精藻密，足为龟鉴，当与
谷应泰《明鉴纪事本末》并传不朽”（转引自周妙中：《清代戏曲史》），这同论者
称道《桃花扇》“谱成抵得南朝史”也是相同的。不过在艺术上，《桃花扇》中儿女
之情与兴亡之叹两线结合相当紧密，情节紧凑，少见旁逸斜出之枝蔓。而《芝龛记》
则取材芜杂， 头绪太多， 难与《桃花扇》相媲美。故杨恩寿评之曰：“论者谓‘轶
《桃花扇》而上’则非蒙所敢知也。”（《词馀丛话》）以写作史书的谨严态度创作
历史剧未尝不可，但一走向繁琐考证之途，便会大大削弱其艺术魅力。所以，孔尚任
《桃花扇》脍炙人口，而《芝龛记》则罕为人知。而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东海徐
子超所作传奇《千钟录》，则是在参考《明史》及其“野史稗乘”卷基础上，穿插了
一些子虚乌有的情节人物，仅以二十五出，生动写出了明末建文帝流亡之事，则是真
正继承了《桃花扇》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因而同样长期流传。
总之，《桃花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即使今人也可以借鉴和继承。不少地方戏
中，据孔尚任《桃花扇》改编的同名剧作一直盛演不衰。电影、电视、网络戏曲更扩
大了《桃花扇》的流传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