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之所以能够借儿女之情，抒兴亡之感，列之案头，歌之场上，令人击
节叹赏，是与其结构谨严、针线细密紧密相关的。
首先，孔尚任是根据《易经》的辩证思想构思全剧的。
在《桃花扇》试一出《先声》中，孔尚任曾经借老赞礼之口表白，他创作此剧的
“祖传” 、 “庭训” 就是包括《易经》 在内的“四书五经”之类。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为给祭孔的康熙讲解经义，他曾写过《易经》的讲义即《易义》，受到
了侍读学士的称赏。其后，也因此被康熙破格擢拔为国子监博士。他对《易经》是十
分熟悉的，其时，他已经创作了《桃花扇》初稿，对全剧的“纲领”已经了然于胸。
其后所写且赫然置于剧首的《桃花扇纲领》，其指导思想正是与《易义》的基本观点
全然一致。《易经》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观点，对其全剧构思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根据《易经》的“阴阳说”，设置阴阳对立的人物。
孔尚任在其《易义》中认为，宇宙有天地，八卦分阴阳。乾为天，坤为地，天尊
地卑，贵贱高低由此确定。同理，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善恶由此而生。人心向善，
而众善成集；一念向恶，而众恶皆归。善与善交而不入于恶，恶与恶交而不入于善。
这就是“一阴一阳之为道”。而他在《桃花扇》中划分善恶、忠奸、君子小人的理论
根据，就是《易义》中的上述观点。
孔尚任要在剧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试一出《先声》），为此，他将
与儿女之情和兴亡之感有关的剧中人物分为色、气两类。其《桃花扇纲领》云：“色
者，离合之象也。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左右两部，各分为正、间、
合、润四色，共16人，阴阳对照，对待整齐。“气者，兴亡之数也。君子为朋，小人
为党，以奇偶计之”，奇偶两部，各分为中、戾、余、煞四气。奇部4人与偶部8人也
是两相对照，阴阳相当。作者以兴亡之感即气为经，让方外人士张道士加以总结，故
称经星。以儿女之情为纬，让无名氏老赞礼细参，故称纬星。经、纬也是阴阳对照。
全剧30人，“明如鉴，平如衡，名为传奇，实一阴一阳之为道矣。”这是孔尚任区分
人物美丑善恶的主要根据，是全剧结构美学原则的指导思想。
第二，根据《易经》的“阴阳说”，构思全剧的基本矛盾冲突。
孔尚任在其《易义》中认为，一阴一阳，矛盾对立，又可以互相转化，阴阳交替，
相合相生，又相合相反，相互消长。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孔尚任构思了全剧的基本矛
盾冲突。贯串全剧的基本矛盾冲突是忠奸斗争。这种斗争的发展过程，在剧中可以分
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写明亡之前的忠奸斗争，即前八出戏。主要表现为魏阉余孽阮大铖
与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复社文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崇祯朝廷摇摇欲坠之际，以侯方域为
代表的复社清流名士不满现实，却又无法只手回天，只好沉醉于观花听稗、寻访佳丽
中，抒发闲情逸致，故有盒子会上名士美人目挑心许，秦淮旧院温玉眠香，儿女之情
由离至合。但是，这种儿女之情势必受政治斗争的制约和影响。魏阉余孽阮大铖心怀
叵测，便竭力攀附复社清流，故有助奁、与祭、赠戏之举。但复社清流诸君坚决拒绝，
故閧丁殴阮，借戏骂阮，闹榭逐阮。斗争的双方，前者是企图推翻崇祯朝“钦定逆案”，
否认奸佞之名；后者则是坚持此案，仍以奸佞视之。对崇祯朝的忠奸亦由此可见。在
这八出戏中，复社一方，对奸阮既打且骂，既逐又拒，节节胜利，扬眉吐气；而奸佞
阮大铖则接连败北，垂头丧气，可谓阳胜于阴。
第二部分，即第九出至第十六出，出现了阴阳消长的新格局。因为孔尚任认为，
阳盈不可长久，阳极则阴生，阴长则阳消。复社清流对奸佞阮大铖“持之过急，绝之
过严，使之流芳路塞，遗臭心甘”（顾彩：《桃花扇序》），所以，奸阮要寻隙报复。
侯生修札阻止左兵一事，为奸阮造成可乘之机。他勾结权奸凤阳总督马士英，诬陷侯
方域，使侯生顾不上新婚燕尔而仓皇投奔史公。奸阮阴谋得逞，呈现阴盛阳衰之势。
特别是崇祯朝的崩溃又成为奸佞马、阮借拥立以窃权的有利机遇，围绕拥立而起的忠
奸斗争便随之开始。《阻奸》出，侯生代史公倡言弘光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说，而马、
阮却奔走钻营，勾结四镇军事头目，竭力要立弘光。治乱关头，贤奸争胜，未判阴阳。
但史公优柔寡断，马、阮之流奸才奸识争先，于是迎驾弘光得逞。“此折有佞无忠，
阴盛于阳矣。”（第十五出《迎驾》尾评）
第三部分，即第十七出至第二十四出中，重在叙写南明草创阶段奸佞得志后偷安
宴游之情和争权夺利之状。孔尚任根据《易经》，认为八卦相荡，刚柔相摩，阴阳相
生，阳盛不可即止，阴盛不可即竭。马、阮借拥立窃夺朝纲，排挤史公，任用同党，
荒淫奢侈，征歌邀舞，因而逼香君改嫁田仰，侍宴相府，故有香君拒媒之坚，守楼之
贞，骂宴之烈，寄扇之诚。此是以右部正色香君为线，重在叙写南明朝中奸佞当道。
而史公被排挤出朝去督守扬州之后，其属下四镇为私而争，史公无计可施，侯生心尽
力竭，和之不成，则移高兵，移高兵则侯生相随，便不能与香君相会。儿女之情由合
至离。此是以左部侯生为线叙写，重在突出军中忠臣无用。正所谓“朝中军中，无处
不难；佞臣忠臣，无人可用”（《争位》尾评）。南明之亡，已势所必然。而兴亡之
乱决定了儿女之情，造成侯、李天各一方。虽然二人尽皆拿住情根不放，但却无法相
合。可见，这一部分总是奸佞小人得志，忠贤君子含冤，阴盛阳消之势，有增无减。
第四部分，即第二十五出至第三十三出，重在叙演南明建立之后，昏君佞臣所行
亡国之政。首先是奸佞挟党报复，逮捕复社清流名士。故有侯生重回南京寻找香君不
遇而身陷囹圄。《易经》曰：“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君子处于穷极之地而不知变
化，必然招致灾难。此时，复社文人侯方域一辈，对待已是兵权在握的奸佞阮大铖，
还是仅以口诛笔伐为战，“扯他到朝门外，讲讲他的素行去”，自然难免锒铛入狱之
厄。而“入狱”导致左兵传檄讨奸，引起马、阮勾结刘黄三镇堵截。阴阳争胜，矛盾
激化。
第五部分，即第三十四出至续第四十出，重在突出矛盾冲突的结果即南明灭亡。
马、阮“不耻不仁，不畏不义”，索性倒行逆施，置江防于不顾，调刘黄三镇堵截左
兵。清兵乘虚南下，扬州失守，史公因而沉江而亡，弘光被虏，黄得功自刎而逝。有
明三忠，相继死去。阳尽阴极，南明焉得不亡! 但孔尚任据《易经》认为，“积善之
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故写为明亡而殉难忠臣升仙成神，奸佞马、
阮却不得善终。正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果”，“天理昭彰”（第四十出《入
道》）。明之覆亡也使侯生与香君顿时醒悟，认识到无国则无家也无爱情可言，于是
双双入道，将儿女之情归结为兴亡之叹。就这样作者以“一阴一阳之为道”作为构思
全剧矛盾冲突的指导思想，叙演了阳尽阴盛终至明亡的变乱过程，揭示了权奸亡国的
主旨。
第三，根据“一阴一阳之为道”的指导思想，在安排人物的出场或下场时，使用
了“天然对待法”（第八出《闹榭》尾评）。这就是使有关色类的人物，男与女，左
部与右部，两相对照；有关气类的人物，忠与奸，奇部与偶部，阴阳对照。具体说来，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在同一出戏中，天然对待法明显，即让忠奸相反的人物同时出场。第十二出，
一忠一奸的二相史可法与马士英同时上场。一个将剪除侯生之议视为“邪人无正论，
公议总私情”，拂袖而去；一个却是对阮大铖的诬陷深信不疑，即刻令人捉拿侯生。
一个忠直可鉴，一个狠毒可恶。邪正判然，阴阳昭彰。通过对比，人物个性益发显明，
矛盾冲突更为尖锐激烈。
二是在紧临的前后两出戏中，以男女主人公为中心，运用天然对待出场法。即在
上出戏中，以男主人公为中心，率先出场。与其关系亲密者接连出场；而下出则以女
主人公为中心，率先出场后，与其关系亲密者也接连出场。两出戏的出场人物数目、
地位、身份、出场顺序正相对应，阴阳对照。第一出《听稗》为正生家门，正生侯方
域先出，陈定生、吴次尾是其陪宾，柳敬亭是其伴友，也相继早早出场。这是开章明
义，使主要人物皆露头角，以为文章梁柱。相邻的第二出《传歌》为正旦家门，正旦
李香君率先出场，杨龙友、李贞丽是其陪宾，苏昆生是其业师，也相继早早出场，也
是使主要人物早早亮相，以构筑文章主要框架。这两出戏中人物的出场，天然对照，
阴阳相映。前者，柳敬亭出场说贾凫西鼓词；后者，苏昆生登场教汤显祖传奇妙曲。
内容上的天然对照，与人物出场左右对等正相契合。
三是在相距较远的两出戏中，运用天然对待出场法，使传奇结构整齐匀称而又不
至于板滞或雷同。 例如， 以丁继之为首的三清客和以卞玉京为首的三妓女在第七出
《眠香》中出场是齐出齐下。他们在梳拢宴会上帮闲凑趣，为名士佳人定情增光生辉，
是正面烘托侯、李爱情的合情合理。而第十七出《拒媒》，又是这三清客、三妓女同
时出场，齐来凑拍，为田仰说媒，是从反面衬托香君爱情的坚贞执著。同中有异，富
于变化。
四是天然对待出场法还表现在人物明出与暗出的结合上。第一出，从柳敬亭口中
道出同时背离阮大铖而去的还有苏昆生，不无赞美之意；第二出，由鸨妓口中道出马、
阮二奸姓名，暗含贬斥之情。始终未出场的高弘图的升官与罢职，都从马、阮的密语
中道出，也揭示了二奸的阴险。这种暗出与明出结合之后，也会具有阴阳对照的作用。
第一出，由家童口中道出未出场的徐公子独占看花的跋扈，而最后一出让他以清朝皂
隶的身份直接出场，正表明作者寄寓着亡国之情，对那些“开国元勋留狗尾”的遗老
遗少不无谴责之意。
应该指出，作者在运用这种天然对待出场方式时，并非仅只以此追求结构上的对
称美，而是为了进而突出人物的个性特点。例如，侯、李定情之先，生旦二人在卞玉
京家目挑心许；二人合欢之后，又都在丁继之家水榭夫唱妇合。两出戏中，两家主人
卞玉京、丁继之均不在场，从形式上看是天然对待整齐，而实际上作者正是以此暗示
卞、丁二人不同于其他清客、妓女的独特个性：一个独来独往，一个自来自去。所以，
尔后才能率先超尘拔俗，为道为尼。突出个性且为下文铺垫，正是天然对待出场法的
重要意义之所在。这种出场法，作者运用得娴熟自如。即使同一人物出场，也具有这
种特点。第十二出，文武百官集议军情，阮大铖本是废员闲宦，但其出场却在百官之
前，因为“小人见事生风”（第十二出《辞宴》眉批），有空即钻是其本性，早出正
是便于与马士英密谋。而第三十二出《拜坛》，作为兵部侍郎的阮大铖，祭奠崇祯，
理应早到，但他却在“礼毕”之后才姗姗出场，装哭干号，连马士英也嗤之以鼻。前
者早出要发言议政搞阴谋诡计是真，正笔写出；后者晚到干哭是假，以侧笔反衬。一
阴一阳，皮里阳秋，在天然对照中揭示了阮大铖的“两面派”嘴脸。
同时，这种阴阳对待出场方式，还表现在他写出了人物非上场或非下场不可的必
然性，阴阳转化的客观性。剧中人物的阴阳对待出场，与这些人物个性的忠奸正邪判
然可见，清流与魏阉、忠良与奸邪矛盾斗争的壁垒分明、息息相关，并非作者有意强
拉硬拽，逼其上下，而是有其必然性在内。第三十一出，侯生入狱后，苏昆生赴左营
报信，请求援救。但他匆忙而去，口说无凭，非须人证不可。而他与柳敬亭有旧交，
柳已在左营，早有伏笔交代，故此时左良玉提出让柳相公出来相认，合情入理。柳敬
亭出场与苏昆生偶然相会便令人置信不疑。同时，又为柳生东去传檄、苏氏坐守宁南
张本前呼后应，上贯下联，确乎严谨无缝。
《桃花扇》结构艺术的创新，也是孔尚任不断总结和借鉴传统戏曲经验、力避陈
规滥套的结果。
其一，全剧中心故事情节非奇不传。
孔尚任说过，所谓传奇，非奇不传。《桃花扇》奇在何处?妓女之扇，荡子之题，
游客之画，事之鄙者。为知己而嫠面誓志，事之细者；借血染花，事之轻者。私物表
情，密缄寄书，亦是猥亵之事，未必堪足称道。然而，桃花扇乃是美人之血渲染而成，
其血痕之中凝聚着歌妓“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的斗争精神，而这权奸正
是“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帝基”使有明亡国的千古罪人。《桃花扇》
奇就奇在颂扬这种斗争精神和点出权奸误国的题旨，可以惊世易俗，惩创人心，“为
末世之一救”。所写儿女之情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之恋，而是与兴亡之叹密切关联。
其二，在《桃花扇》中，“排场有起伏，俱独辟境界，突如而来，倏然而去，令
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桃花扇凡例》）。之所以如此，
并非作者人为地任意驱遣，或故弄玄虚，而是反映了他对社会变乱的辩证唯物观点。
他在剧中，曾借柳敬亭之口，总结出“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纠缠的枝
叶”。剧中人物悲喜感情的变化，冷热场面的处理，喜悦或悲凄气氛的渲染，人物命
运安危否泰的安排，之所以跌宕腾挪，相反相成，错落有致，又别出心裁，不落陈套，
也据此而来。即如前八出戏，写复社清流与魏阉余孽奸阮的斗争。初在文庙，复社后
生一顿鸡肋拳揎， 打得他臂伤腰颠， 胡须也被拉扯，连老赞礼也揎拳出手，确实是
“替东林雪耻，为南监生光，好不痛快”（第三出《閧丁》）。而侦戏之骂，揭老底，
刨祖坟，直如祢衡渔阳三挝，又是何等痛快淋漓! 接着在丁家水榭，名士美人文酒之
会，致使奸佞夜游熄灯，灰溜溜逃走，又是何等大快人心! 观众何曾想到接踵而至的
却是诬陷之祸，入狱之灾。然而其中又包含着福兮祸伏、乐极生悲的哲理。如阻止左
兵东下之举，先有杨龙友热情奔走请札，继有侯生欣然命笔书札，还有柳老慷慨投札，
看来此举定然大功告成。情节进展，犹如万丈瀑布，直下平川，何等畅快! 当左军补
充了粮饷之后，左氏又加官晋爵，故有设宴黄鹤楼饮酒看江之雅兴。“三都云物归胸
次，万里风涛到眼中”，激动得左良玉满心快意，“忽惊魂悸魄”（第二十出《哭主》
尾评），顿时，黄鹤之宴又成为举哀恸哭的祭坛，虚假的“太平景象”昙花一现便倏
忽不见，满城喧哗，顷刻乱生，又是迥然而异的另一番景象。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幻格
局，观者的确难以预拟。但是倘若联系前文所谓“大事已不可问”云云，确实又是尽
在情理之中，偶然之中暗含着必然的因素。
《桃花扇》情节结构之所以能变化奇突，毫无雷同之感，就是因为作者善于阴阳
结合，虚实并举，善于使用直笔，也善于运用幻笔，即使同类事件，也能写出同中之
异。柳敬亭投奔左良玉是靠舌辩，假戏真演，慷慨陈词中更多的是谈笑风生诙谐智趣；
苏昆生投奔左良玉则是依其善讴绝技有意冒犯军纪，爽快问答中更多的是义正词严。
两人的精神世界尽皆勃勃欲现。同是为救侯生，同是与侯生不期而遇，但是《舟逢》
与《会狱》有别。前者是因为侯生一心系念香君，夜不能寐，故而侯生先发现昆生；
后者因为柳老乃系重囚，枷锁在身，起居不便，故而要人帮助，自然先发现侯生。同
而有变，方谓之奇。“所谓奇缘奇事。传奇者，传此耳! ”（第三十三出《会狱》尾
评）有明三忠，皆非临敌不屈就义，而全都写得轰轰烈烈，犹如国殇阵亡者。但三者
之死，各不相同，“左宁南死于气，自气也；黄将军死于刃，自刃也；史阁部死于溺，
自溺也”（第三十八出《沉江》尾评）。这三位忠于明廷的血性男儿为明朝出尽了血
汗之力，“而无如元气久弱，止成一失血之病，奈何!”（第三十七出《劫宝》尾评）
说明明之亡国的必然无疑。这比仅正面描写死于战场的忠烈之士的旧传奇更为深刻含
蓄。而且使人想不到，猜不着，洗尽〗臼，摆脱了陈规。
综上所述，可以说，《桃花扇》结构艺术的创新既受了《易经》哲学思想的深刻
影响，又是在继承借鉴古代优秀传统基础上独出机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