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也是抒发爱国思想的一曲颂歌。
首先，这种爱国思想是通过肯定男女主人公断情入道的结局体现出来的。剧中男
主人公侯方域是明末清流儒士的代表。 历史上的侯方域虽然参加过清廷科举， 有过
“变节”问题，但在明亡之后，他也曾为抗清出谋划策，又拒绝入仕清朝，显然也是
忠于明朝的。这类文人，在明亡之后暂时或长期隐居，以结社掩护，吟诗作词，抒发
其故国旧君之感，自有其必然性。“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
而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杨凤苞：《秋室集》
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剧中侯方域结局的断情入道，随张瑶星归隐，就具有这种
结社性质。而女主人公李香君则是下层进步市民的代表。马、阮权奸祸国殃民的罪行
激起了各阶层人士的愤怒反抗，妇人女子无不对之唾骂，“聪明得紧”的香君受到了
影响。她在与复社领袖陈定生、吴次尾、侯方域的交往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感染，
“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而且，其师苏昆生忠于有明社稷，对权奸深恶痛绝，
她为之肃然起敬。平时她又熟知《牡丹亭》、《鸣凤记》、《渔阳弄》等戏剧且受其
影响，所以在明亡之后，也不愿意为清统治者歌舞升平，而憧憬一所既可躲避战乱又
可聊以为生的隐居之地，因此，结社入道也是其无可奈何之途。侯、李等人之所以能
与张瑶星异途同归，除去都为躲避战乱之外，主要是都有亡国之恨。所不同者，侯、
李心目中的隐居胜地不是抛弃个人家室于不顾，而是以儿女私情为根的世外桃源，不
是脱离尘俗而是以其夫妻团圆为其最后归宿。然而，天崩地坼的改朝换代之际，这种
儿女私情、个人家室的基础是封建国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张瑶星才向其严肃指出：“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 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
在哪里? 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它不断么？”这一当头棒喝，使他们如梦初醒，这才
晓得，国家不存，个人的爱情也不可能继续存在。只有断情入道，将离合之情归入兴
亡之感，将个人情爱服从江山社稷，才不是误入迷津。作者否定侯、李爱情的团圆结
局，肯定其隐居入道中的抒发亡国之恨，正是要讴歌爱国思想的。
第二，以善恶有报的宿命观点，为“有明三忠”安排一个升天成仙的美好结局，
而使卖国权奸马、阮之流落得一个可耻下场，明显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情绪。
作者创作该剧的主旨是对那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而
对“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乃补救之微权，亦是褒讥之妙
用。”（《修札》）有明三忠左良玉、史可法、黄得功就是“含冤的孝子忠臣”，剧
中对其忠君爱国热情歌颂。历史上的左良玉带兵“东下就食”，含有要求封官加爵的
要挟。而剧中改为迫于饥兵鼓噪的无可奈何，而且接受了柳敬亭的劝阻。因为他毕竟
是“报国恩，一腔热血挥洒”的明之忠臣，“天朝犬马”，“忠义之人”（《抚兵》），
所以，一闻崇祯自缢，便失声恸哭，坚决表示，“从今后，戮力拼命，报国仇，早复
神京”（《哭主》）。至于他的传檄讨伐马、阮之流权奸，也含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
想，因为在南明危亡之际，马、阮权奸仇恨左兵甚于清兵，并准备投降清兵以剿杀左
兵。剧中所写马、阮密谈清兵来后或跑或降，调防守清兵的刘黄三镇去堵截左兵，都
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卖国嘴脸。同时，左良玉的传檄讨奸，也暗含抗清成分。《草檄》
出中，左良玉怒道：“我辈戮力疆场，只为报效朝廷，不料信用奸党，杀害正人，日
日卖官鬻爵，演舞教歌，一代中兴之君，行的总是亡国之政。只有一个史阁部，被马
阮内里掣肘，却也依样葫芦，剩俺单身只手，怎去恢复中原? ”当时中原主要是清兵
占领，恢复中原，势必要同日益南下的清军斗争。剧中的传檄讨奸绝不只是忠奸斗争
而是夹杂民族斗争的成分。他虽然讨奸失败了，但作者却是把他作为忠于崇祯的“英
雄”来描写的。
在“有明三忠” 中， 对史可法的忠君爱国形象，塑造得最是光彩照人。虽然，
“难整乾坤左史黄”，他同样没有挽救有明命运的才能本领，而且作者也没有掩盖其
才绌智短和书生迂腐的一面，但仍然讴歌了他的赤胆忠心和勇于牺牲的爱国精神。尽
管是在文字狱严酷的康熙时期，作者仍然大胆地正面地描写了史可法激励士卒誓死抵
抗清军死守扬州的壮举。第三十五出《誓言》无疑是突出表现史公赤胆忠心的重场戏。
在黑云压城、敌我悬殊、孤军难守、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之下，史可法及其部下错综
复杂的思想感情变化，通过三私听、三怨恨、三传令、三不应、三哭劝、三悔骂、三
欢呼、三大笑的“三变”情节，既阴阳分晓、对待整齐，又错落跌宕地表现出来。特
别是结末史公部署三千人马上阵、守城、巷战、短接到自尽的那段命令，慷慨激昂，
简洁有力，气势充沛，铿锵有声，一字一句都迸发出扬州将士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
英雄气概，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感人肺腑的爱国激情。除忠君报国外，他始终是别无所
求。本来，南明建立之后，他以阁部而督师，乃是左迁，但是他仍然以“不能光复中
原为耻” ， “督师江北，正好戮力报效”，因而立即约定四镇“共商复仇之事”（
《设朝》）。故眉批曰：“如此忠肝义胆，人所难能也。”本来，据《明史·史可法
传》记载，他是被清军俘虏遇害的，但在剧中，作者有意改为投江自尽，成为“尽节
忠臣”；本来，他的衣冠冢是其家人建立的，但在剧中，改为老赞礼收拾其衣服靴帽，
招魂埋于扬州梅花岭，“便有史阁部千秋佳城了”。意在说明史公千秋忠魂赢得了时
人的祭悼歌颂，其爱国精神犹如屈原是永垂不朽的。
对“有明三忠”之一的黄得功，作者也是热情歌颂的。特别是对其以死报国，显
然是肯定的。《劫宝》一折，乃黄得功“尽节之日，看其闻报时，如此忠；见帝时，
如此敬；夺驾时，如此勇；毕命时，如此烈，写尽名将气概”（《尾评》），在作者
看来，尽管“有明三忠”所忠的对象有所不同：“史阁部心在明朝，左宁南心在崇祯，
黄靖南心在弘光，心不相同”（《尾评》），他们死的方式也有所区别：“左宁南死
于气， 自气也； 黄将军死于刃，自刃也；史阁部死于溺，自溺也”，但是全都写得
“烈烈铮铮，如国殇阵殁者”，同“临敌不屈”之死没有什么区别（第三十八出《沉
江》 尾评） 。因此，作者以浪漫主义手法，让他们死后升天，封为神仙，史可法为
“太清宫紫虚真人”，左良玉为“飞天使者”，黄得功为“游天使者”，“一个个走
马到任，好荣耀也”（《入道》）。而对卖国降敌的奸佞马士英、阮大铖，则予以鞭
挞，使其不得善终。
据《明史·奸臣传》载，“明年，大兵剿湖贼，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
俱斩之”。“大铖偕谢三宾等赴江干乞降，从大兵攻仙霞关，僵卧石上死。”而在剧
中，却是改为马士英被霹雳神击死在台州山上，阮大铖被山神夜叉刺死在仙霞岭上，
以此说明“果然恶有恶报，天理昭彰”（《入道》）。虽然是从宿命迷信观念出发的，
但是明显流露出忠君爱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