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的诗文序跋，今存33篇。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诗文的基本观点。
他认为诗文创作的目的应是阐发圣人之道，有补于世道人心。在《花屿堂诗稿序》
中指出，人生最足忧者，是不闻道，而并非不能以文辞见长。读古人经书在于“学其
道”。如果只是仿效其文辞，认为其文辞已“尽于道”，将文辞与道判然为二，久而
久之，“文辞不本于道，而道废；道废而文辞亦不能孤行”，这样的文辞再多亦“不
足观”。因此，他得出了“学道之功即学诗之功，而闻道之人即闻诗之人”的结论。
这种重视文学社会功能，认为思想内容重于文辞形式的观点，使他能够对那些诗友先
观其人品修养。“凡投诗在门者，诗之工拙不暇问，而又必先观其人。”因为“人不
以诗重，而诗则以人重”。他爱重友人吴逸云之诗，首先是因为此人热情交友，“殷
殷不倦”，其次才是因为其诗歌“深稳健老”（《酣渔诗序》）。
至于如何才能以诗文阐发圣人之道，他认为应该把诗文作为“发情抒志”的工具，
不能“无关风旨升降之数”。那种“但以单词片语，与一二独行自好者传诵标榜”的
文字，不能名之为诗。乔东湖之诗，因“多深心近情之语”，故对其衷心称许（《碧
澜堂诗序》）。友人方朴士之诗，“切近人情”，是“抒怀写志之物，而非称功诵德
之文”，所以亲自为之校选作序（《环翠轩诗选序》）。“发情抒志”是孔尚任论诗
的前提和标准。而且，孔尚任之所谓“情”，既指“性情之正”，不得有“委曲徇俗
之意”，不得有“诵贵之言”，不得有“谀富之言”，而且也指“性情之真”，就是
要“独抒己意”，反对“粉饰藻绘”。（《绮青轩集序》）因而称赞刘在园《葛庄诗》
“此诗真，无一皮毛语”（《长留集序》）。
孔尚任论诗，承认诗有师承传授，说天下诗才常爱集中于某家。其《山涛诗集序》、
《官梅堂诗集序》、《古铁斋诗序》中都曾予以论证。但他始终强调的却是要独抒己
意己情，而非因袭他人。“若但以古人之感慨为感慨，而古人之感慨，又以谁之感慨
为感慨耶? ”（《平山堂雅集诗序》）只有“各抒性情”，才是上乘之作。客观环境
固然重要，但是身处逆境，通过努力，亦能写出“工佳”之诗。卓子任之诗“日积日
富”（《近青堂诗序》）、程颖叔之诗“每试必隽”（《古铁斋诗序》），都是有力
论据。
明代以来，前后七子及竟陵派形式主义诗风的影响，继续到明末清初。而孔尚任
力主抒情言志，以己意为诗，且身体力行,无疑具有反对形式主义的重要意义。
不过，孔尚任论诗，并没有指出过参加社会实践的重要，有时甚至认为“能发庙
朝之音”的也是“佳诗”，表现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