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既要注重开源，也要注重节流。墨子提出的节用、节葬、非
乐是节流方面的主张，而劝人强力生产，强力从事则是主张开源。此外，墨子还研究
了商品交换关系，提出“价宜则售”等观点。他的经济思想， 主要反映在《节用》 、
《节葬》、《非乐》、《七患》、《辞过》、《经上下》诸篇。
一、赖其力者生：论强力生产和强力从事
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墨子认为，动物仅是靠自己的身体条件 (羽
毛蹄爪等) 和现成的自然条件(如水草果实)来求生存，而“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
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关于“力”，墨子认为，“力”是形
体运动的原因 (“力，形之所以奋也”(《墨子·经上21》) )，生命则是形体和知识
能力的结合(“生：刑(形)与知处也”(《墨子·经上22》))。可知墨子所说的“赖其
力”的“力”，是指人改变自然、创造财富而从事生产的能力，既包括“思虑之智”
的脑力，也包括“耕稼纺织”一类的体力。在墨子看来，人为了生存发展，必须要与
自然抗争，进行生产劳动，从无到有地创造财富。劳动不仅创造经济价值，如粟米布
帛，也创造政治价值，如国泰民安。“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揭示了人与
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即劳动与否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墨子这种精辟的见解，
为他的关于人的价值的确定提供了基本依据，既然“力”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密切相
关，“力”又与人的生产劳动须臾不可分离，那么劝人劳动就成为必要的合情合理的
事情。
墨子劝“劳”的直接目的在于发展生产，那么发展生产有哪些手段和途径呢？
(一)要强力劳作
墨子认为人们对于价值的追求、渴望总是高于实际创造价值的能力，只有“庶人
竭力从事”、“士竭力从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才
能“谋事得，举事成”。(《墨子·尚同中》)庶人竭力从事，就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
富。上世的穷民，就是因为“贪于饮食，惰于从事”，从而导致“衣食之财不足，而
饥寒冻馁之忧至”。(《墨子·非命上》)在墨子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当然是农业
生产，农业生产关系到人的衣食问题：“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食者，国之宝
也”，“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墨子·七患》)想要五谷丰登，就要
把握季节时令，充分利用土地，如此才能“以时生财”。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墨子鼓
励农民加长时间，勤奋劳动。他说农夫应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 (耕种禾谷，
栽植蔬果) ，多聚菽粟”；妇人应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 (纺纱织布)，多治麻
丝葛绪”。(《墨子·非乐上》)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富足，人们才会吃饱穿暖。
墨子同样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三公诸侯、将军大夫、士)也必须要“强力从事”。
墨子追求和向往的功业，表现在治国方面，就是“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
定其社稷”，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
宁无忧”的政治理想。但要实现这样一种理想决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作为统
治者，必须要运用高度的智力，付出艰辛的劳动。每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应该知
道，对于国家来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每个身任要职而居
于高位的人更应懂得，对于他个人来说，就是“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
辱”。(《墨子·尚同中》)
(二)要坚持“分工”和“互助”的原则
墨子说： “凡天下群百工， 轮车、 、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
《墨子·节用中》) 就是要求车工、皮革工、陶工、冶金工、木工等各种行业，各自
发挥自己的专长，“修舟车，为器皿”，制造各种产品，以供给社会的需要。他还说，
“能筑者筑(打模板)、能实壤者实壤(打地基)，能欣者欣(望也，即测量)，然后墙成
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墨子·耕柱》)这种分工合作的观念十分重要，它是增加生产的重要方法，也是生
产进步的必然要求。墨子进一步提出，在劳动创造活动中，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有区
别的，有人长于此而短于彼，有人长于彼而短于此，为了使人们的劳动能力得到充分
发挥，就要合理地进行劳动分工，以便使每个人都“各从事其所能”(《墨子·公孟》)，
创造出更多的衣食之财。同时互助本身又是为贤之道，人们在劳动中分工合作，互帮
互助，必能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
(三)要增加人口
在墨子时代，劳动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增加劳动力，就是促进生产，创造价
值，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因而他常把“人民之众”与“国家之富”、“刑政之治”
并列，同时当作国家强盛的目标。他提出“非攻”，反对诸侯攻战，认为统治者频繁
发动战争，使人民在战乱、饥荒、疾病中转死沟壑，使“男女久不相见” ， 从而造
成劳动力急剧下降； 他反对“久丧” ，因为“久丧”“败男女之交”；反对统治者
“蓄私不节”，搜求大量的美女充当侍妾，造成生育人口的减少。墨子认为，这些都
是“寡人之道”。为了增加人口，他主张从法律上规定：“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
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墨子·节用上》)他提出男二十、女十五的结婚年龄，
是针对战国时代的经济条件而言的，有其时代必要性。
二、节用、节葬、非乐：论节俭
“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墨子·鲁问》)。节俭既是墨子的重要经济思
想，又是他的一个治国方略。事实上，在任何时代，生产条件都是既定的，劳动财富
的创造都是有限的，因而提倡节俭都有重要意义。节俭是针对过度消费而言的。墨子
站在“农与工肆之人”的立场，无情揭露了“王公大人” 搜刮民财、 穷奢极欲、浪
费无度的种种恶劣行为：在住的方面，“当今之主，……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
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
以其财不足”；在衣服方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轻丽)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
为”；在食的方面，“以为美食 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列方
丈，目不能遍视，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 (腐臭) ”；在行的方面，“饰
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在蓄私(纳妾)方面，“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
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墨子·辞过》)；在丧葬方面，“必大棺中棺，革
( )三操(刺绣的皮革绕三道)，璧玉既具戈剑鼎鼓壶滥( )，文绣素练，六鞅銮铃，
舆马女乐皆具。”还有三年之丧，“哭泣不秩(迭)”，“处倚庐，寝苫枕块”，“强
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绉)，颜色黎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
“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甚至杀人殉葬：“天子诸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
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下》)由于统治者如此挥霍浪
费，造成“民苦于外，府库单(殚，尽也)于内”(《墨子·七患》)，导致侈靡浪费成
风，社会财富锐减，不仅劳动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且官吏日益腐化，国家行政
事务得不到正常处理，如再加上外敌入侵，国家的破灭之灾便会如期而至。
面对国家贫穷、统治者奢侈浪费的情形，墨子提出了“节用”的经济对策。他说：
“圣人为政”，“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墨子·节用上》)，即去掉政府不必
要的浪费， 停办不必要的活动， 节省费用，成倍增加国家的利益。节用的原则是：
“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这
个原则建立在“民用”、“民利”的基础上，凡是能增加国民所得、改善人民生活的
就实行，否则就废止。作为一个圣明的君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
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
基于节用原则，墨子为统治者制定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标准：
在饮食方面，能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就可以；在穿衣方面，能够“冬以御
寒，夏以御暑”就可以；在居住方面，能够“避润湿”、“御风寒”、“别男女之礼”
就可以；在舟车方面，能够“完固轻利”、“任重致远”就可以；在蓄私方面，要在
“不以伤行”，即不夺人所爱，“蓄私不可不节”。
节葬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节用”思想的推衍。墨子说：“衣食者，
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 (《墨子·节葬
下》) 即穿衣吃饭是活人的利益，都要有“节”，埋葬之事是死人的利益，为什么就
不讲“节”呢？为此墨子提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
掘地之深，下无菹(沮)漏，气无发 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
事乎衣食之财”。墨子提倡薄葬短丧，认为“厚葬为多埋赋财”，“久丧为久禁从事”，
不能富贫众寡， 也不能定危治乱， 不利于生人，也无利于死人。“此非仁非义非孝
子之事也。”(《墨子·节葬下》)死后即葬，大家赶快各就各业，努力生产、工作，
以便好好祭祀，表示孝敬父母之心。
“非乐”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
四政焉”，其中一政为“弦歌鼓舞，习为声乐”。(《墨子·公孟》)所以墨子作“非
乐”、“三辩”等篇，首先反对统治者的纵情音乐，同时，也反对纵情于美色、甘味、
安居等享乐。
墨子“非乐”，提出两条主要理由：
(一)“为乐”“不中圣王之事”。墨子征引先王之书记载：“万舞洋洋，黄言孔
章，上帝不常(式，重用)，九有(州)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认
为“为乐”“上者天鬼弗式，下者万民弗利”(《墨子·节用上》)，若一味纵情歌舞
之乐，必受上天的惩罚，导致国家的灭亡。所以古来的尧舜禹汤圣王是不刻意追求歌
舞声乐的。
(二)王公大人“为乐”不中万民之利。墨子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
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在人民饥寒并至的情况下，王公大人等统治者非但没有
半点哀怜之心， 反而不顾人民死活， 纵情于音乐享受，这必然“厚措敛乎万民”，
“亏夺民衣食之财”(《墨子·非乐上》)，加重人民的负担和痛苦。首先，要演奏音
乐，必先制造乐器，这要浪费大量财物；乐器造好后，为王公大人演奏也是一种沉重
的负担。如“齐宣王使吹竽，必三百人” (《韩非子·内储说上》) ，“齐康公兴乐
《万》”(《墨子·非乐上》)需一万名演员，而且击鼓、吹竽、舞蹈者都由年轻力壮
的聪慧敏捷之人充任，势必耽误男耕女织。他们不仅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别人
来供养。而演奏音乐又需要人去欣赏，欣赏会占用人们的劳动时间，既会占用王公大
人、士君子从政的时间，又会占去一般庶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时间。墨子认为
统治者如此大办音乐舞蹈，等于剥夺了广大人民的衣食之财，因此必须加以反对。
三、价宜则售：论商品交换
墨子时代，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已经形成。农民、手工业者、
商人构成“农与工肆之人”。墨子说：“商人之四方，市价倍蓰(蓰为五倍)，虽有关
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墨子·贵义》)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和货币的广泛
流通，促使“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钻研商品交换规律。
首先，墨子分析了物价与市场需求的关系。价格适宜就出售，理由在于卖完存货
(“价宜则售，说在尽”(《墨子·经下30》))。因为起卖时价格较高，买主挑质量好
的买，剩下质量差的，就削价卖完。出售质量好的货物，可以捞回本钱；卖完剩余的
质量较差的才能赚钱(“价，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售也”(《墨子·经说下30》))。
物价的高低， 要看买主的需要而定， 价格的适宜不适宜与买主的想要不想要成正比
(“宜不宜，正欲不欲”(《墨子·经说下30》))。
其次墨子论述了货币与物价的关系。墨子说，物价不昂贵，原因在于可用货币调
节物价，使它回复到一定行情(“买无贵，说在反其价”(《墨子·经下29》))。古时
称钱为刀(齐鲁盛行刀币)，王刀即政府铸造通用的货币。在古代农业社会，一切物价，
通常以谷价为标准，墨子认为，币值与谷价是互为升降的。大钱(刀重)体重，值大，
不易找钱，不好携带，所以使用不方便，若市面上流行大钱，则农家不愿卖粮，所以
买粮不易，粮价就要上涨；反之，小钱(刀轻)体轻而值小，容易流通，农家多愿卖粮
换钱，粮价就不会贵(“刀籴相为价，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墨子·经说
下29》))。此外，政府发行的货币币值一定，但谷价则因岁收丰歉而有涨跌，所以说
“王刀无变，籴有变”。而“岁变籴，则岁变刀若鬻子”(《墨子·经说下29》)，是
说粮价既然随着丰歉而每年有变化，那么政府就应适当变更轻钱、重钱的发行量，用
来调节粮价。如果物价贵币值轻，要用许多小钱才能买东西，就发行重币加以调节；
如果币值重物价贱，钱重找钱不易，就多发行轻币与重币并用，重币买贵的东西，轻
币买贱的东西，这样大小钱都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