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继承其先祖“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周书·吕刑》。)之道，在治国安民
过程中，尚礼又尚法，先礼而后法，即“明仁义以为本，系法度以为末”。
《六韬·文韬·文师》中太公称治天下以仁、德、义、道而“天下归之”，四者
具备是“为国以礼”的最高体现。就是说，只有此四者才是礼的实际内容，否则，礼
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敦煌唐人写本的《六韬》中有《礼义》一篇，于今传世的《六韬》
中不见此篇，《群书治要》等类书中均未收此篇。《礼义》篇记述了太公与文王关于
礼的答问。太公的答话强调了礼所以“辅正治”的作用：“太公曰：‘礼者，明长幼、
别贵贱，所以象德□□义者，所以辅正治也。故皆未□以大利人也。’文王曰：‘为
国而不用礼义，可乎? ’太公曰：‘不可失礼义者，治国之□□也。虽然非所以定天
下，而强国富人也。君无以别贤能，故以礼义明之。’文王曰：‘礼义为国者何如?’
太公曰：‘以礼义为国者，则世人臣有能守职、尊其君者，进之；不能，退之。是以
其群臣万民不出于礼，为上犯难，世俗皆以此为名高。其恭谦谦，辞爵禄，让官位，
以礼义之为国也。’”
篇中有缺字，但大义可连属贯通。礼不能大造福利于人，但可使人安本守分，有
利于安定社会秩序、维持人际关系，具有“所以辅正治”的作用，因而不可或缺。这
是出于统治者安抚百姓、稳定国家秩序的目的。社会秩序稳定，民众安居乐业，男耕
女织，以供其上；官吏各司其事，以尽职责。所以说礼虽不能定天下，但能强国富民。
国君以礼义治国，可以尊贤任能或罢黜不肖，进退皆以礼义。因此，如果群臣万民都
守礼行义，则都能勇于为国为君赴汤蹈火而不辞。群臣皆能守礼行义，则都能够虔虚
恭谨，辞爵让禄，进贤能让官位，这是坚持“以礼义为国”而必期的最高目标，也是
“所以辅正治”的根本意义所在。
简礼而易政是太公“以礼义为国”的方针。《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
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引太公答周公之问说：“吾简其君
臣之礼，从其俗为也。”“因其俗，简其礼”同“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的意思
完全一样，就是“制礼以因俗而从简”。《史记·乐书》：“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简其礼”不是废其礼，而“因其俗”而“简其礼”，与鲁公伯禽“变其俗，革其礼”
是大相径庭的。《礼记·曲礼》：“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这里的“不求变俗”和
《乐书》 “大礼必简” 之说连起来就是“因俗”而“简礼”，所称道的正是太公的
“修政”方针。从俗简礼的方针必然产生简易近民的政治。《史记·鲁周公世家》记
载了鲁齐政治繁简的不同和治况的不同：“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
公。周公曰：‘何迟也? ’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 ’曰：‘吾简其君臣之礼，从
其俗为也。’及后(太公) 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
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太公尚法是史家共允的结论。兵事作为五刑中的大刑，太公用以吊民伐罪而立文
德武功。《司马法·仁本》：“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伊
尹伐桀，吕望伐纣，都是“兴甲兵以讨不义”的义举。《史记·周本纪》记载：“九
年，武王观兵盟津，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
《诸葛亮兵要》则称：“太公誓师‘后至者斩’，故云执桴鼓立军有不可犯之色
也。严，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上述主要指军法而言。《礼记·杂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
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太公佐文武灭商兴周，故文武之道就是太公
之道。张为刑法，弛为教化一张一弛，便是亦礼亦法，正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的继承与发展。《太平御览》所引《世要论》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
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而亡者秦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与“一张
一弛，文武之道也”的意思相同，都说明太公为周王朝建立和实行了礼法兼用的治道。
《太平御览·律令》引《六韬》中太公与文王关于尚法的一段对话：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治国之所贵。”太公曰：“贵法令必行。法令行则治道通，
治道通则民大利。民大利则君德彰矣。”
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民人，奈何? ”太公曰：“法令之必行，则民俗利、
天下利，是法令之必行大利人民也。”
(文王)又曰：“愿闻为国之大失。”太公曰：“为国之大失者，上作事不法，君
不觉悟，是大失也。”
文王曰：“愿闻不法。”太公曰：“不法，则令不行，令不行则主威伤；不法，
则邪不正，邪不正则祸乱起；不法，则刑妄行，刑妄行则赏无功；不法，则国昏乱，
国昏乱则臣为变。君不悟则兵革起，兵革起则失天下。”
这段对话强调了三点。其一是立国必须立法，治国理民必须依法，置法出令必须利民。
既然法律政令是为利国利民而立、为利国利民而行，所以治国安民既贵在有法可依，
更贵在法立令行。只有法立令行，才能保证政令畅通。只有政令畅通，国君的“恩泽”
才可以下及于民众而使其“德政”昭彰。由于国家政令都是为宣政教、化民俗、淳风
气、齐礼法而制行，为广布国君恩德而制行，为富民强国而制行，所以置法出令只能
以大利人民、大利国家为根本原则。只有利国利民的法令才能令行禁止、彰显君德。
其二是置法出令之权操在上层，上层立法而行不由法，是治国之大失的根源所在。
国君行不由法必然妄行，邪臣就会乘机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以济其私。君行不由法
而臣效，上行不由法而下效；君行不由法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国君不能令行禁止
则国君权威扫地；君行不由法则邪臣不能纠正，邪臣不得纠正则祸乱愈起；君不行法
则赏罚颠倒，杀无罪而赏无功! 以上都是国君行不由法而造成的大失，但国君仍不觉
其非，不悟其误，权臣乘机变乱而兵革起，国破身亡的结局终于出现了。
其三，太公所强调的“法令之必行”的关键在于国君。太公告诫国君不仅要善于
制定使“民大利，天下利”的法律政令，更重要的是必须以身作则地去实行其所制定
的法律政令，以避免由“上作事不法”而造成“国之大失”。
“上作事不法”，上“不法法”，是国家大失所以造成的根源。《说苑·政理》
记载了太公答武王的一段话，同样强调了这一点：“武王问于太公曰：‘为国而数更
法令者何也? ’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为法者也。故令出
而乱，乱则更为法，是以其法令数更也。’”
“数更法令”和“法令数更”都是“朝令夕改”的同义语。国家政令朝出而夕改
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君上“不法法”，即国君不制定法律依法行事或者制定了法律
而行不由法；二是以“其所善为法”，即善由己出，恶由己出，随心所欲，滥发号令，
在体现君主独尊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数更法令”的结果。
赏罚是德威兼行、礼法并用的重要体现。太公主张“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
赏，不因怒以诛”(《太平御览》引《六韬》。)；主张“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
有罪必诛”(《六韬·文韬》。)。《六韬·文韬·赏罚》记载了太公对文王之问，表
述了赏罚的目的及实行赏罚的原则。文王问太公：奖赏是用来劝勉人的，惩罚是用来
警诫人的。我想通过奖赏一人来劝勉百人，惩罚一人而警诫众人，该怎么做到这一点
呢? 太公回答：凡实行奖赏，最重要的在于讲求信用；执行惩罚，最重要的在于必须
实行。奖赏必信，惩罚必行，让众人耳能听到，眼能看见。这样，即使那些没有耳闻
目睹的人，也都会因此而潜移默化了。诚信能够畅行于天地之间，甚者感动上天神明，
更何况对人呢! 这里强调了赏信罚必的重要意义，所谓“所憎者有功必赏，所喜者有
罪必罚”正在其中。《群书治要》节录的《太公阴谋》中有一段太公答武王之问，同
样表达了他赏罚劝惩的礼法并用思想。武王问太公：我想要减少惩罚而又增强法律的
威严；想要不多奖赏而鼓励更多人；想要精简政令而又使百姓都得教化。该怎样做到
这些? 太公回答：如果杀一人可使一千人受到震动，就可以杀他；如果杀两人可使万
人受到震惊，就可以杀他们；如果杀三人可使三军振奋，就可以杀他们。如果奖赏一
人而可使千人高兴，就可以赏；如果奖赏两人而可使万人高兴，就可以赏；如果奖赏
三人而使三军心悦诚服，就可以赏。如果命令一人而可使千人都得其令而行，便可下
令；如果约束两人而使万人闻令而止，便可下禁令；如果对三人进行教正而使三军的
行动整齐统一，便可施以教正。杀一人可惩戒万人，赏一人可以鼓励众人，这便是贤
明君主的威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