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尊贤尚功而富民强国，是太公的政治路线。《说苑·政理》：“伯禽与太公俱
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 ’对曰：‘尊贤，先疏
后亲，先义后仁也。’”
《汉书·地理志》：“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
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 ’太公曰：
‘举贤而上功。’”
《说苑·君道》：“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举
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
‘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其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 ’太公曰：
‘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
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
《淮南子·齐俗训》：“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
治鲁? ’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
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
《吕氏春秋·长见》：“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
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
‘鲁自此削矣。’”
出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一人的天下、国家是万民的国家而不是一姓的国
家这一“官天下”的根本认识，太公认为，必须调动天下人的智慧力量以治理天下，
必须发挥全国人的智慧力量以富强国家，于是产生了尊贤尚功的这一官天下的思想，
确立了尊贤尚功而求富民强国的政治路线。
“尊贤智，赏有功”“举贤而上功”和“尊贤上功”的意思都一样，就是尊重贤
能、崇尚有功，任人唯贤“尊重贤智”“尊重人才”。所谓“尊贤智，赏有功”的本
义则是非贤非智者不尊，无功无劳者不赏。
与太公相反，周公治鲁的政治路线是“亲亲上恩”或“尊尊亲亲”。“亲亲上恩”
和“尊尊亲亲”一样，都是“家天下”的世袭制度，与太公“官天下”的尊贤制度相
对立。《史记·梁孝王世家》引袁盎等人的话说：“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
立子”。无论立弟立子，都是政权家传，是一种久传而不易废除的任人唯亲制度。盖
宽饶把两种制度分辨得很明白：“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见《汉书》本传。)。由此可见，太公的尊贤尚功思想实出于“五帝官天下”之道。
太公叹惜周公治鲁“鲁从此弱矣”或“鲁自此削矣”，就是因为鲁国实行的是传子而
不传贤的封闭的世袭制度。“亲亲者，以私为道也。”(《商君书·开塞》。)指出了
“亲亲”之道的大失。
太公尊贤尚功的基本原则是“先疏后亲，先义后仁”。先疏后亲是说尊重崇尚的
贤能人才可先从疏远者而后及于亲近者，即打破血缘、宗族、贫富、贵贱、少长以及
国别之限界，实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针。所谓先义后仁，义为合理，仁即亲亲，
《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亲是亲其所亲，杀和等同义，都是等次、差别的意思。就
血统关系讲，亲其所亲不是同等一律，而是有远近差别的。按照血统关系，实行亲其
所亲，为首件大事。尊贤为义。但尊贤也不是同等一律，而有高下大小的差别。按照
高下大小的差别实行尊贤也是大事，但却是次于亲亲的一件大事。按照血统关系的远
近差别实行亲亲，按照贤人高下大小的差别实行尊贤，就是礼。孔子称述的是鲁礼，
即周公之礼。礼即制度。可见周公之制是先亲亲而后尊贤，太公“先疏后亲，先义后
仁”之道，正好与之相反，所以国家治理的效果也必然相反。
在“先疏后亲，先义后仁”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太公强调举贤必务实效，即举
贤必得真贤，举贤必须用贤，举贤必须排除世俗的毁誉、排除结党营私竞进和蔽贤，
并要做到将相分职而确“得举贤之道”。否则便会空“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
不能达到富民强国的实效，甚至会招致社会更加混乱、国家危亡的后果。《六韬·文
韬·举贤》篇记述太公答文王关于举贤之问，同《说苑·君道》所载太公答武王关于
举贤之问一样，都体现了太公尊贤尚功务实的思想：文王问太公：国君致力于举贤任
能， 但却不能收到实效，反而社会越来越混乱，以致国家濒临危亡，这是什么道理?
太公答道：举得的贤能不加以任用，这是有举贤的虚名而无用贤的实质。文王问：导
致这种失误的原因何在? 太公说：原因在于君主喜欢任用社会上通常所称赞的人，因
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贤能之士。……君主以社会上通常所称赞的人为贤能，以社会上通
常所诋毁的人为不肖之徒，那样党羽多的人就会被进用，党羽少的人就会被排斥。因
此，邪恶的人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邪臣无功而凭借虚
名得高官厚禄，所以社会益愈混乱，国家也难免危亡了。文王问：究竟该怎样举用贤
能呢? 太公答道：将相分工，各自根据各级官吏应该具备的条件推举人才，根据官吏
的职责考核其工作实绩。选拔各类人才，考查其能力的强弱，使之德才与官职相称，
官职与德才相称。这就是举用贤能的原则和方法。
国君举贤必得真贤，除上述基本原则和方法外，还须掌握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措施，
即要依法上贤、依法下不肖，以杜绝“六贼”和“七害”。《六韬·文韬·上贤》篇
记述太公答文王之问中，说明了上贤、下不肖的具体方法与措施。
文王问太公：国君应尊崇什么样的人，抑制什么样的人，任用什么样的人，除去
什么样的人?应该严禁什么样的事，制止什么样的事?太公回答：国君应该尊崇德才兼
备之人，抑制无德无才之辈，任用忠诚信实之人，除去奸诈虚伪之徒。严禁暴乱行为，
制止奢侈风气。君主要警惕六贼、七害。……所谓六贼：一是官吏中有人大兴土木，
修建宫室台池亭榭，以供游览观赏的，就会败坏君主的声誉；二是吏民中有不务正业、
不事生产，任性使气，爱好游侠，违犯法令，不服从管教的，就会败坏国君的教化；
三是官吏中有结党营私，排挤贤能智谋之士，蒙蔽君主视听的，就会损害君主的权威；
四是士人中有心志高傲，标榜操节，气焰嚣张，且外交诸侯，轻视君主的，就会损害
君主的威严；五是臣僚中有轻视爵位，藐视上级，不肯为国君冒险犯难的，就会挫伤
功臣的积极性；六是强宗大族争相掠夺，欺压贫弱百姓的，就会损害民众的生业。
所谓七害：一是无智略权谋，为了获得高官厚禄，而恃勇强横，轻率赴战，以图
侥幸立功的，君主不可举任；二是徒有虚名而无实才，言语不一，掩盖别人的长处，
宣扬别人的过错，到处钻营取巧的，君主慎不可与议大事；三是外表朴实，自称无所
作为，实则沽名钓誉，自称没有欲望，实则牟取私利的虚伪之人，君主切勿亲近；四
是衣着奇特华丽，博闻善辩，高谈空论，以此装点门面，身居僻处，专门诽谤时政的
奸诈之人，君主切不可宠信；五是谗言谄媚，不择手段以求官职爵位，为图俸禄，不
惜性命，不顾大局，见利妄动，高谈阔论以取悦君主的人，国君切勿任用；六是专事
雕文刻镂，倡导华饰奢侈之风而不务正业的，君主必加以禁止；七是用骗人的方术，
奇特的技艺，巫蛊左道，符咒妖言来迷惑欺骗善良民众的人，君主必加以禁止。……
大臣不敢直言进谏的就不是好大臣；官吏不正直公平廉洁爱护民众的就不是好官吏；
宰相不能富民强国，调和种种矛盾，处理各项问题，确保君主地位稳固，整饬纲纪，
核查名实，严明赏罚，使万民安居乐业的，就不是好宰相。……因此，国君当怒时而
不怒，邪臣就会兴风作浪；当杀时而不杀，大乱就会发生；当出兵讨伐而不讨伐，敌
国就会强大起来。
太公又教文王以有效的守国保民之道，是所谓人君的“六守”，即仁、义、忠、
信、勇、谋选取人才的六条标准。以此标准选人的方法是：使他富裕，以考验他是否
逾越礼法；让他尊贵，以考验他是否骄横不驯；使他担任重任，以考验他是否坚定不
移地去完成使命；让他处理问题，以考验他是否隐瞒欺骗；使他身临危难，以考验他
是否临危不惧；让他处理突发事变，以考验他是否应付裕如。富裕而不逾越礼法的，
是仁爱之人；尊贵而不骄横的，是正义之人；身负重任而能坚定不移去完成的，是忠
诚之人；处理问题而不隐瞒欺骗的，是信用之人；身临危难而无所畏惧的，是勇敢之
人；面对突发事变而应付裕如的，是有智谋的人。
除此以外，太公又有“八征”“五材十过”等举贤取士标准和方法，将在治军与
用兵章中略予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