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俗是因循当地习俗，制定行政方针；简礼是简化君臣礼仪，反对繁文缛节。前
者为易，后者为简，合称易简或简易。易简是东夷齐地礼俗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也
是太公修政的基本原则。
太公熟悉齐地的礼俗和文化传统，并且加以继承和发扬。迄于三代，东夷齐地仍
保留着五帝遗风，因而有“君子国”或“大人国”的称号。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有波谷山者，有大人
之国。……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山海经·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君子国在其北，
衣冠带剑，食兽，使二文虎在其旁，其人好让不争，有熏华，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
之尸北。”
《淮南子·地形训》：“东方有君子之国。高诱注：东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
国，其人衣冠带剑，食兽，使二文虎也。”
《说文》：“夷，东方之人也。注：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
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
《后汉书·东夷传》：“《王制》曰：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
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
尧命羲仲宅夷，曰 谷，盖日之所出。”
《史记·乐书》：“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
志之，故谓之《齐》……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见利而让，义也。”
以上是对被称为君子之国的东夷齐地礼俗和文化传统的管中窥豹；虽见一斑，也
可推知全貌：由“仁而好生”“夷俗仁”和“好让不争”“见利而让”略作归纳，便
知东夷齐地的礼俗和文化传统是“仁”与“义”，因此有“君子国”之称，东夷齐地
人被称为“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这里，“道”指正道即人道，“御”是统治或治
理。东夷齐地人的“天性柔顺”只是对用正道统治说的，否则将会使统治者御之不易。
太公正是在这样的礼俗风教和文化传统下成长起来的。
鲁地与齐地相连，原是少昊之墟，故齐鲁并称至今。周初大分封之前，齐鲁同属
东夷之地，其礼俗文化传统大抵是一样的，因此而知齐鲁礼俗风教和文化传统的差异
自齐鲁分封开始。史籍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
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就是注重发展
工商业，注重开发山海之利。这一作为东夷人的致利生财之道、且具有开放特色的传
统风俗，因而首先得到以富民为务的太公的因循和提倡，于是使“人民多归齐，齐为
大国”。
《史记·货殖列传》在比较了富民富国之道的高下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比较的结果为：听其自然是最好的
办法，即“因之”；所以太公以“因之”之道成为“善者”并得到800年富强的功效：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
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礼记·王制》“修其教，
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说明了齐国的长盛不衰在于太公始以“不易其俗”
“不易其宜”之道而奠定了修教、齐政的基础。
以上说的是太公因俗之政的功效和意义。《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也有一段齐鲁
对比的记述：“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 ’
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
周公。周公曰：‘何疾也?’(太公)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太公)
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
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报政是汇报施政效果。施政效果报捷的早晚疾迟，是施政方针佳与不佳、善与不
善的体现。鲁公伯禽报政迟的原因在于他为立周礼、破夷礼而实行的变当地传统之俗、
革当地传统之礼的大破大立、大变大革的方针。鲁公伯禽的“变其俗，革其礼”首先
要与当地的传统礼俗相对立，其次要与乐其俗、习其礼的鲁地民众相对立。对立难免
斗争。因此，当时发生在鲁地的对立和斗争是可以想见的，而且这种对立和斗争并不
会瞬间即逝。
周礼以繁缛为尚，变革以烦苛为征。前者烦琐于礼仪，后者频急于政令。这正与
太公“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的因俗顺民之道相反。于是有太公“五月而报政周公”
和伯禽“三年而后报政周公”的不同。更有甚者，鲁为公爵，齐为侯爵，鲁尊齐卑、
鲁大齐小，是初封时的定局。但太公听说“伯禽报政迟”而不免叹道“鲁后世其北面
事齐”，叹惋鲁道之失。自太公、伯禽治道相反开始，齐鲁两国的贫富强弱与最初分
封时的尊卑逆向发展，鲁国终于“北面事齐”。至于田齐取代姜齐，则是太公“尊贤
尚功”“先疏后亲、先义后仁”政治路线的必然。田氏擅齐，继续遵行太公的既定方
针，因而使“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齐鲁治国的异道和异效，《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有所议论，但汉人论比得最为
热烈，《淮南子》《说苑》《论衡》等各有见解。
史家称太公的“因俗”“因之”之道是经国济民的善道。事实上，因俗、因之之
道合于“六家之旨” 中的“因阴阳之大顺”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因物与合”
“因者君之纲”的“因循为用”思想，合于“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见《史记
·太史公自序》。) 的“简易”和“无为无不为”的思想。而以“因阴阳之大顺，采
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博采众家之长而形成的治道，便是太公源于其“修道
术”的仁人爱物、因俗简礼的治道。只有这样，他才能行易简无为之政而立助成天地
生育万物之功。
太公之世，还没产生“道家”。但太公所执行的“因俗”“简礼”“因之”之政，
与“因循为用”“因者君之纲”的道家之旨相论比，又无法否认太公思想中包含着道
家思想的因素。太史公早已窥见了这一关系，因而他直笔写下了太公因俗简礼之政及
其成就。班固也肯定了这一关系，因而他把《太公》237篇归类于道家。
近人经研究，也确认齐地是阴阳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原产地。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认为：“到了前四世纪与前三世纪之间，这个思
想大混合的倾向已是很明显了。在那个时代，东方海上起来了一个更伟大的思想大混
合，一面总集合古代民间和知识阶级的思想信仰，一面打开后来二千年中国思想的变
局。这个大混合的思想集团，向来叫‘阴阳家’，我们也可以叫他做‘齐学’……阴
阳的信仰起于齐民，……这也是齐学的民族背景。……这里所说的阴阳家，是齐学的
正统，还是以政治为主体，……教人依着‘四时之大顺’设施政教。他们主张‘治各
有宜’，本是一种变法哲学。‘道家’一个名词专指那战国末年以至秦汉之间新起来
的‘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起于齐。齐学成了道家，然后能征服全中国的思想信仰
至二千多年而势力还不曾消灭。”
这里一方面肯定了齐是阴阳家、道家的原产地；另一方面，太公作为周代的政治
家，故稷下先生所“总集合”的首先是太公的思想和事功。太公“因俗简礼”的近乎
道家之旨的政治路线和业绩，得因稷下先生的“总集合古代民间和智识阶级的思想信
仰”工程的完成而更完整、更真实地流传下来。
考古发现的《陈侯因 敦》有“皇考孝武桓公(陈侯午)恭哉，大谟克成。其唯因
，杨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的铭文，郭沫若对此做了考证论述，
他指出：黄帝“这个名称，我们在古器物铭中，是在《陈侯因 敦》里面开始看见”。
他就此而对稷下黄老学派论述道：“这里的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是说远则祖述黄
帝，近则承继齐桓、晋文之霸业。黄帝的存在已经为齐国的统治者所信史化了。齐威
王要‘高祖黄帝’，这应该就是黄、老之术，所以要托始于黄帝的主要原因。黄老之
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 (《沫若文
集》卷十五，159～160页。)
这里是通过考古发现而同样肯定了齐地是道家学派(即黄老之学)的原产地。太公
思想中的道家之旨，应该就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的道家思想。没有培植和发育
的时期，自然就不会有“昌盛”的时期。道家学说源出东夷齐地，则其培植时期应不
会后于太公之世。太公是东夷人，接受了东夷的文化传统，因而有因俗简礼之政。
“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出于道家的简易之道。太公以“夫政不简不易，
民不有近”感叹鲁政之失，而独行“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的“简其君臣礼，从其俗
为”的治道，结果仅五月即报政周公，收到了“事少而功多”的成效。这表明太公以
简易为尚。
易简或简易本于天地之道。《易·系辞下》：“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
然示人简矣”；《系辞上》：“……乾知大始，坤作物成；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韩康伯注：“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易简之道可以产生
其他治道所不能比拟的功效。《系辞上》：“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
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则天
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成位乎其中矣。”“成位”指能“成立卦象于天地间、
并明天地”，说明极尽“易简之善，则能通天下之理”，故与“广大”“变通”“阴
阳”配为四义。《系辞上》：“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
善配至德。”由此可见简易或易简之善所受到的推崇。而太公所行的“平易近民”之
政，正是易简之道在治国安民中的贯彻实行，因而有“民必归之”的施政效果。从太
公“建国本” 到“齐富强至于威、宣”，长达800年富强的历史证实了“易则易知，
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传》辞，突出
了太公兴周兴齐的独有功效和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