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阴谋图王之书” 的《六韬》 或称《太公六韬》，源出于《金版六弢》或
《太公》 237篇。故与《诗》《书》《礼》《乐》相提，与《金縢》并称，虽非太公
亲笔，却是太公之书。
太公书，《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太公》；银雀山汉墓出土《六
韬》竹简，定州汉墓则出土《太公》竹简；《后汉书》以下史志，多以《六韬》著录，
似还原《六弢》之名。名称的多样，有分合为名的区别，也有时代不同的原因；其内
容， 大抵不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太公》237篇。“《周史六弢》六篇”下有
班固自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这是三说并存而肯定的是
第一说；“或曰”是疑似之语，唯“惠、襄之间”为肯定结论。惠、襄之间约是公元
前676年到前651年之间。在这期间，齐先后退楚救郑，伐山戎救燕，救邢，救卫，伐
狄封卫，召陵会盟，首止会盟、会王世子以安周室；又为葵丘之盟，是管仲佐桓公尊
王攘夷、兴亡继绝、合诸侯、匡天下的图霸称雄时期。管仲自称“修旧法而业用之”
(《国语·齐语》。)，《唐李问对》说齐人得太公遗法，“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
修太公法，……管仲制齐之法，其实皆得太公遗法”……太史公所说的“非兵不强，
非德不昌”的兴盛之道，太公能发扬光大，王子成父能发扬光大，管仲同样能发扬光
大。管仲举任王子成父将兵，故桓公称霸也赖于王子成父的武功，但管仲先于王子成
父发扬光大黄帝、汤、武之道，“复修太公法”而成就桓公霸天下之业的。因此，唐
太宗说：“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
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佑也。”(《唐李问对》。)为完成尊王室、匡天下的大业，
管仲和王子成父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本于王制”的兵法，即“复修太公法”。以此而
使为周史官镂于金版、存作王朝典册的《太公六弢》得以整理和传承于世。所以，颜
师古《周史六弢》注说：“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
也。”
《六韬》的思想内容丰富广泛、博大精深，不止于兵事，因而不是一部纯粹的兵
书，而是一部文事武备兼资取鉴、治国行师并可为用的古代典籍，最集中、最全面地
反映了太公的思想。崔述《丰镐考信录》指出：“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是以三代
以上，文武之途不分，无事则用之治国，有事则用之行师……太公者，及述尧舜禹汤
之道，以佐文武而开孔子者，非徒以兵事见长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太公
是以此开孔子的先行者。这正点明了《六韬》的要义。所以，如依战国诸子学说归类，
《六韬》思想不能说独出于哪一家，而是各家思想兼取其长而儒、道思想更显。
《六韬》开卷就强调“至公”，强调天下为公，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
下之天下”的思想。这正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等儒家官天下思想的同义语。《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高诱
注：“故曰‘天下之天下也’”，至公至平是图王业、取天下的根本。《吕氏春秋·
贵公》：“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
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
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
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周公曰：‘利而勿利也。’”
得天下必先用公平，失天下必自任偏私，古今不会异样。“尝试观于上志”句，
高诱注：“上志，古记也”，即古代典籍，这里指《尚书·洪范》等古籍。《洪范》
讲的是治国安民的大法。其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
侧，王道正直”等句，都强调了不要有偏私，不要结朋党；不逆反，不偏斜而保持治
道的广平、至公、正直的重要意义。《洪范》作为《周书》的一篇，传为武王大业初
定，向箕子等大臣所咨询的经国济民之法。在这前后，武王接受了太公的《丹书》之
戒。这是箕子向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洪范》等“上志”所记大都为当时的
政治要领，或即周史官所录存的档案典册。“大法”以至公至平为要，既有箕子之语，
有周公之语，也必有太公之语，集而存作王朝典要。《吕氏春秋》引录的“天下非一
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之句就来自《六韬》。这句话被历代称引为至公至平思
想的最佳表达。“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号召由此树立起来。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正是儒家的理论。公而不自私、不自利而利人。《说苑·政理》：“武王问于太
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
‘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这段文
字引自《文韬·国务》，与周公“利而勿利”之义同趋或有过之，也是赖周史官载传
而刘向再引的儒家治国爱民的理论。
《汉书·艺文志》归《太公》入道家，是根据太公的思想、著作、治术而定的。
诸子百家兴起于战国时期，道家自不例外。但任何学说或理论的产生都有个循序渐进
而形成的过程。“黄老之学起于齐学”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黄老之学……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昌盛
于齐的。”(《沫若文集》卷十五。)齐地礼俗和文化传统，太公必有继承。《史记·
齐太公世家》《史记·鲁周公世家》都记载太公行因俗简礼之政而使齐国迅速富强起
来，记载太公行简易、平易之政而使民归之。因俗本于“因循为用”之道，简易、平
易则出于“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之旨。太公思想与以《六韬》为代表的著作中
不乏道家思想，说明道家思想在齐地“培植”“发育”的时间是漫长的，而其“昌盛”
时期便是战国，而及于汉。有道家思想未必就是道家，太史公和班固的记载都以实录
而变通，没有拘守“诸子百家兴起于战国”这一绝对界限。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骑兵部队的出现以至于以步骑兵代替车兵而成为军队主力，
一般说法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但《六韬》中已出现“武骑士”“战骑”
等骑射用语，似乎超越了时代界限。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太公时代已经有了“骑士”，
或者说“骑射已经盛行”了。马能拉车，也能载人，是人类认识的逻辑发展，是人类
实践都可证明的。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发现了人马合葬墓：一人、一马、一犬和一套兵
器合葬在墓中。而“由马的装饰和人的武器看来，这匹马不像是用以驾车，很像是供
人骑的，而这个人便是骑士”(胡厚宣《殷墟发掘》，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95年。)。
考古发现有“马登”，又有“马先”的卜辞，则说明了“殷代的单骑和骑射已经盛行”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 ，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
第2期。)。既然单骑和骑射出现或盛行于殷代，则太公论及于此也就不足为怪了。其
二，《六韬》“非一人之手笔”无疑义。所以，在不失太公思想主旨的前提下有窜改，
有损益，都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切近世，极人变”的无穷效
果。因此，传本《六韬》中出现了“将相分职”“万乘之主”以及“骑射”等用语，
可能是后人增益的结果而不是断言其为伪书的依据。
《逸周书》是周代重要典籍。《克殷》《世俘》等篇所记周初史事，多有所据。
此书大量载录了《六韬》文字，在年代等方面两书可以互相对照参证，引十条于下：
1.《文韬·盈虚》：祸福在君。
《逸周书·命训》：福禄在天。
2.《文韬·明传》：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
《逸周书·王佩》：见善而怠，时至而疑，亡正处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
3.《文韬·守土》：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
《逸周书·和寤》：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辍，将成斧柯。
4.《文韬·六守》：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
《逸周书·文酌》：五大宝……三大工、四大商、五大农。
5.《武韬·文启》：天有常形，民有常生。
《逸周书·常训》：天下常性，人有常顺。
6.《武韬·文伐》：养其乱臣以速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
《逸周书·大明武》：委以淫乐，赂以美女。
7.《武韬·发启》：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趣。
《逸周书·大开武)：同好维乐，同恶维哀。
8.《武韬·文启》：同恶相助，同好相趣。
《逸周书·大武》：同好相固，同恶相助。
9.《武韬·顺启》：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
《逸周书·殷祝》：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宜久处也。
10. 《龙韬·选将》：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
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
《逸周书·官人》：试之以难，以观其勇；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醉之以酒，以观
其恭；从之以色，以观其常。
此外，《六韬·武韬》有《三疑》篇，《逸周书·大明武》也有“三疑……”；
《北堂书抄》引《六韬》：“昔烦厚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兼并无所立，至于涿鹿
之野，诸侯叛之，烦厚氏之亡也。”《逸周书·史记》也载：“昔阪泉氏用兵无已，
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王所立，智士寒心，徒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
相同记载还有许多，可以看出《六韬》和《逸周书》多相通。
足以证实文献的是考古发现。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部分《六韬》竹简54枚，
残简内容与今传本《六韬》中的《文韬》《武韬》《龙韬》的相应篇章多相合。吴九
龙《银雀山汉简释文》载《六韬》校注本分类目录是：
一、［文韬·文师］(带［］号的篇名是整理拟补的，下同)
二、尚正(即传本《文韬·六守》)
三、守正(即传本《文韬·守土》)
四、［文韬·守国］
五、［武韬·发启］
六、［武韬·文启］
七、三疑(即传本《武韬·三疑》)
八、［《群书治要》所录《武韬》］
九、［《群书治要》所录《虎韬》］
十、葆启［即《六韬》佚篇］
十一、［《北堂书抄》所引《六韬》文］
十二、［《太平御览》所引《六韬》文］
十三、［《吕氏春秋·听言》《汉书·晁错传》所引《六韬》文］
十四、［《六韬》佚文］
此外，银雀山出土的《六韬》简书书写时不避“邦”“恒”“启”等汉初皇帝之
讳，可断定竹简书写时间在西汉之前，因而成为目前能见到的《六韬》的最早传本。
这一发现否定了《六韬》为秦汉、魏晋掇余伪撰之说，使人们进一步肯定了它的成书
年代和价值。“关于《六韬》，有人认为是伪书，但1974年(应为1972年--编者注。)
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六韬》残简五十四枚，张烈据此作《〈六韬〉的
成书及其内容》一文，否定了伪书说，认为汉留侯张良所读《太公兵法》即此《六韬》”
(［日］ 谷中信一《〈逸周书〉的思想及其成书》，载《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
齐鲁书社1997年8月。)。这便是对《六韬》伪书说的修正或否定。
继汉代简书《六韬》《太公兵法》或《太公》之后，历代典籍都著录《六韬》其
书或选录《六韬》其文。如《群书治要》抄录《六韬》27篇，其中12篇不见于今本；
敦煌遗书唐人手写本《六韬》 ， 尚存24篇，其中18篇不见于今本；《艺文类聚》引
《六韬》 20条，其中14条不见于今本；《太平御览》引《六韬》121条，其中76条不
见于今本。这些情况说明，今本《六韬》当是宋元丰年间册定《武经七书》时的删定
本，原本被删削不少，其他兵书掺入《六韬》的也不少。
总之，《六韬》作为中国古代的军事百科全书，初存档于金版而赖周史官传世。
其成书虽非一人手笔，递相传承更过数百千年，但至今仍保持太公“非德不昌，非兵
不强”思想的要略或主旨，故非伪书。《六韬》以修德治、行仁政、以民为本的政治
军事思想为主线，突出了“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及“欲击”
而“敛翼”“将搏”而“俯伏”的韬晦思想，突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文伐先于武伐、
谋胜贵于兵胜的制胜之道。因而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在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