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学终结后的郑学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作为封建文化
主体的经学，渐成强弩之末。“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以前所未有的威力，荡涤着封
建的污泥浊水，儒家经学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从此一蹶不振，宣告终结。
“五四”运动以后，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把
儒家经典作为整理和研究的对象，对儒家思想进行清理。即使沿着乾嘉汉学老路治学
的学者，其考据方法和范围也有了很大改变。郑学，随着经学的终结，研究者寥寥。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史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如何正确
评价郑学这个经学史上的学派也需要经过长期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二、吴承仕的郑学研究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 斋，号展戌、济安，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举人。
从师章太炎。1926年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民国大学、东北
大学等校教授。治学守其乡先正江永、戴震、金榜、凌廷堪诸家之法，精音韵、训诂
之学，潜研六经，专通《三礼》。欲比迹前列，发愤纂辑，以成礼学专门之书。通贯
郑注之后， 又取唐人疏义加以证明。 始撰《释车》上下篇，以教于国学。后又续成
《布帛》 、《弁服》2编，统名《三礼名物》，以申演郑学为宗旨。尚欲进一步综述
礼书，自封建井田，讫微末燕亵之器，而成一书，惜未能如愿。
三、范文澜、周予同关于郑学的论述
现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学史并取得显著成就的，主要有范文澜、周予
同。在他们的经学史论著中，有关于郑学的论述。
范文澜(1893-1969) ，字仲 ，浙江绍兴人。自幼读四书五经，有扎实的旧学功
底。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经学，并出版《群经概论》。其治学方法，早
期基本上是承袭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并加以改造。 1940年1月至延安后，开始运用马
列主义原理研究历史，负责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他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作了关
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讲演提纲后经整理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
期，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这一演讲提纲，毛泽东在看了以后说：“提纲读了，
十分高兴， 倘能写出来， 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 (
《致范文澜》，《毛泽东书信集》。) 范文澜把经学史划分为汉学系、宋学系、新汉
学系三部分，在《汉学系--孔子到唐》中谈及郑玄创立郑学时说：“东汉末郑玄博习
古文、今文、谶纬之学，采取今文长处(混合谶纬) 融入古文，成立新的经学(称为郑
学) ，古文学获得极大的胜利。”他又在另一篇《经学讲演录》中说：“今文经的大
师为董仲舒，古文经的大师为郑玄。郑玄通所有的今文、古文各经。……因此，郑玄
比马融达到的成就更高。马融给古文全部经作了注解，而郑玄则采用了今文的某些说
法，甚至某些谶纬家的说法注经。《诗·大雅·生民》关于姜 感天而生的说法，这
本是出于今文家，郑玄也采用了。郑玄基本上是古文派，但他采用了今文家的一些观
点。由于郑玄善于吸取今文派中的某些经说，今文被推倒了。郑学成了天下所崇的儒
学。”
周予同(1898-1981) ，曾用名周豫桐、周蘧，笔名天行，浙江瑞安人。曾先后在
厦门大学、 安徽大学、 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他对中国经学史造诣甚深，著有
《经今古文学》、《群经概论》等专著，给皮锡瑞《经学历史》作注，作《汉学师承
记选注》，成就卓著。他认为，经学是封建时代统治学说的总称，其内部存在着不同
学派。研究经学史，在整理材料时，首先应该注意经学的分派。他把中国经学史上的
学派分为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三大派。在谈到郑学的形成时，指出：“东
汉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只讲一经，拘守家法，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
作为‘私学’的‘古文经学派’，却能博通群经，融会贯通，于是古文经学就逐渐压
倒了今文经学。西汉的经学，在黄巾起义后没落了。在这‘大混乱’的时代，融合今
文、 古文为一体， 既不谈政治、又不谈思想的，正是一种烦琐的训诂学的‘郑学’
(东汉末郑玄之学) ，正适合儒家‘明哲保身’的传统习惯，因此流传很广。”(《关
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中国经学史论之二》，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