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郑氏注》残卷是考古发现的郑玄经注的抄本遗物。《论语郑氏注》与曹魏
何晏撰《论语集解》，于魏晋时期皆立于国学；南北朝时期，郑注盛行于北朝；隋朝
统一，二书并重；唐朝建立，郑注更受重视。但至北宋，郑注逐渐失传，南宋则全部
亡佚。清代虽有多种辑本，但综合全部内容，仍不足全书的十分之一。
20世纪初以来，在敦煌秘室和新疆吐鲁番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不少唐写本《论语·
郑注》残卷。
一、流失于国外的《论语郑氏注》残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论语郑氏注》残卷主要是在敦煌秘室发现的，但这些
残卷多被帝国主义分子劫往国外，后经我国学者竭力搜集，辗转获得，有以下四件。
(一)190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于新疆吐鲁番吐峪沟获得一件。清宣统二年(1910年)，
经著名学者罗振玉据影印件考定为《论语郑氏注》 残卷。 他诧为希世之宝，赞曰：
“《论语郑注》亡佚已久，此所存虽不盈一纸，乌得谓非人间之至宝耶?”(②《雪堂
校刊群书叙录》卷下。)此件《论语郑氏注》残卷，共11行，残存《子路》篇后部9行，
《宪问》篇开头2行，影印本见《古籍丛残》第一册。
(二)1908年法国伯希和于敦煌秘室获得一件。1915年罗振玉从法国伯希和处获得
影印件。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共224行，残存《述而》、《泰伯》、《子罕》、
《乡党》四篇(编号为P2510) ，不仅数量多，而且堪称善本。罗振玉叹道：“天斯
文，俾不终 于穷裔石室，岂非治郑学者之至宝耶?”②石印本见《鸣沙石室佚书》
第三册，《观堂集林》卷四有跋。
(三) 1907年英国斯坦因于敦煌秘室所得(编号为S3339)。这件《论语郑氏注》残
卷，中国知道较晚，1939年王重民在英国查阅斯坦因文书时发现。共21行，前20行为
《八佾》 篇后部，末1行仅存“论语”二字，当为《里仁》篇的篇题。无印本，《敦
煌古籍叙录》有跋。
(四) 英国斯坦因于敦煌秘室所得(编号为S6121)。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不
像前三件那样，或径标“孔氏本、郑氏注”字样，或有郑注佚文参证，故直至70年代，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日本金谷治教授分别对这件残存作了定名和考证，中国学
者王素又作了进一步考证， 将其定为郑注。这件残卷仅存9行，为《雍也》篇之尾和
《述而》篇之首。无印本。
此外， 日本还藏有《论语郑氏注》残卷二件。一件藏于龙谷大学，仅2行；一件
藏于书道博物馆，凡33行，为《颜渊》“哀公问于有若”至《子路》第一章，未见印
本。(据《诸桥博士古稀祝贺记念论文集》所收月洞让《论语郑注与集解》一文。)
二、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19号、
27号、85号、184号、363号五座墓中，共发现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二十多件。
这些残卷，有的拆自男尸的纸靴，有的拆自女尸的纸冠， (用写过字的纸制作死者的
服饰或葬具，是古代吐鲁番地区流行的奇特葬俗。) 有的则是随葬物品。由于郑注被
裁制成服饰或葬具， 所以难免破损残缺， 但仍有大量郑注篇章子句被保留下来。如
184号墓男尸纸靴上拆下来的郑注，经拼合，存95行，包括《雍也》、《述而》二篇。
27号墓男尸纸靴上拆下郑注四件： 第一件存166行，包括《雍也》、《述而》、《泰
伯》、《子罕》、《乡党》五篇；第二件存95行，也包括《雍也》至《乡党》五篇；
第三件存50行，包括《雍也》、《述而》二篇；第四件存40行，为《雍也》篇。这四
件郑注内容重复，笔迹不同。据第三件末记“高昌县学生贾忠礼写”、“学生李会藏
写”推断，这些纸张大概是当时学生的抄经作业，墓主可能是这些学生的授业先生。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论语郑氏注》写本中，最完整的是唐景龙四
年(710年)卜天寿写的长卷。这件郑注出自363号墓，是作为死者的书籍随葬的，内容
相对完整，行数也最多。该写本残卷，长538厘米，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存《为
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15行及《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卷末题记
为“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
年十二状□”。由此可知：抄经者名叫卜天寿，十二岁，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抄完的。
由于抄写者仅十二岁，所以抄卷中有不少错别字。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其年代早于有明确
纪年的敦煌写本《论语郑氏注》 180年，并且这几篇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
现的，其文献学上的价值不言而喻。如此写本的《论语》本文，经与清阮元刻《十三
经注疏》等通行本比较，有很多差异。此写本中的《论语》经文多略去“也”字，说
明它应是根源于河北本的，它又往往与《经典释文》等书所引郑本相合，从而证明见
引于各书之郑本大体是可信的，郑本确为“以古正鲁”。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
注》 残卷，所见郑注 (包括残缺不全者) 共147条，其中前所未见的佚文79条，其中
《为政》 6条，《八佾》22条，《里仁》25条，《公冶长》26条。这是最难得的一批
新资料，对研究郑学有很高的价值。写本中可以与散见于各书的郑注相对照的注文，
共44条，对研究现存郑注佚文有纠谬补证之用。如清马国翰辑《论语郑氏注》各条，
属于写本起讫范围以内的，全部合于写本。其中见引于《论语集解》和《太平御览》
的郑注，注文均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见引于其他经解和《经典释文》的郑注，注文
仅摘取其对某事物或某字解释的数语，因而少于写本。
三、1987年后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 (参见荣新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
其研究〉拾遗》，见《文物》1993年第2期。)
以上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均收入王素编《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
一书，由文物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此书完稿于1986年底，此前发现的《论语郑氏
注》可谓收罗殆尽。1987年后又陆续发现了部分《论语郑氏注》残卷。
(一)柳洪亮在《考古》1991年第1期发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60号墓出土文
书》一文中指出，1966年发掘的吐鲁番TAM360号墓出土的残卷中，有五残片属于同一
件《论语郑氏注·公冶苌篇第五》抄本。此残卷未收入10册本《吐鲁番出土文书》。
(二)1987年6月25-27日香港举行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期间，上海博物馆与香
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举办敦煌吐鲁番文物展览，后编成《敦煌吐鲁番文物》图录一
册，其中所收展览品第31号，饶宗颐判定为《论语郑氏注》残片，指出：“存《子罕
第九》共三十二行。《论语》正文，起‘子云：吾不试故艺’句，迄‘［衣狐］ 者
立’句。”此件藏上海博物馆，首尾俱残，下截大部分残掉三分之一，仅有四行完整，
尾部四行上下均残，每行仅可见正文三四字或注文十字左右。书法严整，殆唐前期写
本。
(三) 1991年荣新江在英国图书馆编制S6981以后的世俗文书目录时， 发现一件
《论语郑氏注》残片。此件编号为S11910，系《述而篇第七》抄本。四边均残，存十
残行。 审其内容，此件实系接在斯坦因于敦煌秘室所得、编号为S6121下的残片，其
第一行“倦”字，两件各残一半，其二至五行，上接S6121，中间文字没有遗漏。
在敦煌本发现之前，只能通过辑佚窥知《论语郑氏注》的一鳞片爪。敦煌本发现
之后，将敦煌、吐鲁番二地发现的写本合在一起，则可以看到二十篇《论语》中十一
篇郑注的全部或一部，这对于研究郑学、研究经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