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私合营周村食物店糕点小组的回忆
乔光胜 李孔尧 孙启云口述 李国经撰稿
1956年,成立公私合营周村食物店以后,我们三人都在店里的糕点小组做糕点,1958年又一块合到了副食品加工厂,都在周村食品厂退休。
参加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三人不是一家字号。
乔光胜是周村太和庄人,1933年生人。
1947年来到周村学徒,先后在四家机坊中打穗子、织机。1952年,政府组织以工代赈,拆除油坊街的围墙,乔光胜去那里干活。
后来,经过班长、排长一级级推荐,去了劳动局,劳动局分配去了华康食物店,这时就是临近春节了,从此便在华康食物店做点心。
李孔尧是高旺村人,1951年,经郑鹤龄推荐,去了付缄三开的福丰食物店做点心。
孙启云是周村丝市街人,家里开着泰康
食物店，约1947年立号，从小就跟着父亲孙立庭做点心。1956年公私合营时，家里的家具工具和700元流动资金都入了周村食物店，孙立庭父子二人去了店里工作。孙启云先分配到同春茶社卖了半年茶叶，又去了“益庆和”号的后院里做点心。 1956年正月十五，成立公私合营周村食物店，参加合营的字号很多，有百货业、杂货业、食品业，办公地点在泉祥茶庄后院的东楼上，官方派来经理张希德和人事股长宋淑浩，后来又派来书记赵立臣。副经理是益庆和食物店的经理石会三，会计股长刘坤一。糕点业参加合营的字号有9家。 当时做糕点的有20多人，另有8人在门前上卖糕点。分别在华康和益庆和设两个加工点，两个门市部，前店后厂。各有六七间房屋，华康后院打开院墙，又占了同春茶庄的三间屋做仓库。每个加工点有两只烤炉，属于周村食物店下面的糕点小组，华康这边由孙象荣负责，又是大师傅，朱明是二师傅，还有一位师傅是禹城人甄德元，会计柴仁信。华康原先是周村做糕点最好、实力最强的字号，主要设备有电机、压面机、手摇打蛋机，两辆自行车；益庆和这边张光春负责，刘耀东、马勤修是师傅。会计是朱经仁。华康这边一天出七八百斤糕点，夏天，抽一部分人去做冰棍，产量就小了。益庆和这边一天出四五百斤糕点。产品做出来，就在前边门市上零售，销路很好。 当时糕点品种有十五六个，因为实行了统购统销，以面带油，所以大部分是饼干，少数是桃酥，曾给周村百货公司加工过大半年蛋糕。师傅们教徒弟从不保守技术，手把手的教，唯恐徒弟学得慢。 当时店里已经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会主任开会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随便开除工人。工人文化程度都很低，绝大多数参加了业校学习，在新建路路上课。1957年反右运动中，一部分私方人员去了博山参加学习班，回来后大家才知道，夏方成、韩子仪、宗义斋三人打成了右派。 1957年，市专卖公司抽调一部分人去做糕
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周村食物商店的糕点店铺字号统计表
| 店铺名称 | 负责人 | 地址 |
|---|---|---|
| 华康食物店 | 孙宝堂 | 大街 |
| 益庆和食物店 | 石会三 | 大街 |
| 泰康食物店 | 孙立庭 | 丝市街 |
| 福丰食物店 | 付缄三 | 平安街 |
| 友联食物店 | 孟庆祥、徐继林、林清让三人合办 | |
| 大中食物店 | 韩子厚 | 鱼店街 |
| 馨芳村食物店 | 夏方成 | 大街 |
| 天生食物店 | 蔡心斋 | 大街 |
| 王子怡食物店 | 王子怡 | 金盆地 |
点,市公司已经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回来在店里一说,店里也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
此前,解放前是于12个小时,解放后是干10小时。
合营初期,两处加工点都各自起炊做饭,后来店里在泉设了食堂,便去那里吃饭。合营后,工资待遇提高了,先前给私人干时,李孔尧每月4元钱,乔光胜每月8元钱。合营后都是月工资21元,1957年又升为31元。工作服有白褂子、帽子、围裙、口罩,洗衣服由店里统一雇人,职工不掏分文,店里的炉灰、垃圾也是雇人外运。
1958年8月,所有做糕点的工人都进了副食品加工厂,卖点心的人员仍留在食物店,后来去了百货公司。
周村制糖社始末
杨公赞口述 李国经撰稿我是桓台县马桥镇新杨村人,1935年生人。1951年16岁,来周村新茂盛号学徒。新茂盛号在武圣门外,东家王子安,齐河县人,此号是专门制糖的小作坊。
“三反五反”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加入了工会,政府号召对手工业和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张旗鼓的宣传有关政策和办合作社的好处。当时的政策是,私营店铺、作坊,凡雇工四人以上的实行公私合营,雇工三人以下的为小业主,入合作社,私营不能干了。1955年冬季,广大工商业者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向政府提出合营申请。
周村的制糖作坊规模都很小,便组织成立了周村制糖生产合作社,这里下了文件。区人委生产合作科通知我去科里,徐廉泉科长和我谈话,让我担任制糖社主任,李俭庆担任副主任。
1956年1月24日,区委在进德会广场召开全区实现公私合营庆祝大会,有12000人参加,会后,举行了大游行。会后,开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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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资产清点,贯彻“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原属小业主的原料、半成品、工具设备一一作价,登记造册,以后作为发放定息的依据。
“新茂盛”还在私营的时候,已经在大街路东万顺街口租用了一个院落,在那里进行生产。这个院落临街,正与华康食物店门。制糖社成立后,就设在这个院内,那时已经进行了私房改造,这些房子属于公房,由制糖社租用。共有15间左右的房子,前面五间门市,后面是产品加工。会计是韩省三。
当时参加合作的作坊有:新茂盛、魁茂盛(武圣门下)、李俭庆和王方义办的糖稀厂(进德会)、解景福糖稀厂(旗杆胡同)、王焕珠糖稀厂(十字胡同)、郭久丰办的糖业作坊。工人有30人左右。
制糖社成立之初,各户凑起来的工具有案板、铁锅、制糖工具、柜台,还有一台烧火用的鼓风机。没有现金,靠一部分原料和半成品的运转。主要产品有红糖、白糖、块糖、冰糖、糖稀,块糖是主要产品,有青果糖、薄荷糖等十几个品种,有的是纸包,有的不包,有的用颜色制成红、绿等色。产品销路无问题,邹平、桓台等地和周村当地的供销社及小商贩都来起货,做多少卖多少。
后来,生产场地不够用了,又去大街北头“第一处”浴池南邻租了一个院子,在那里加工。除了自己买原料加工以外,还为百货公司做加工,百货公司从外地进原料,到车站卸车后,由运输公司直接运到制糖社,加工后分批送到百货公司。
合作社经营正常,照章纳税,按月发工资,工人一般月工资三四十元。
1956年6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糖业工会的工会主席。1957年,区委调我参加肃反工作,制糖社由李俭庆主持工作。1958年夏天,李俭庆去找我,说区里决定制糖社与烧饼油条厂、公私合营食物商店的糕点组合并成立商业分局副食品加工厂,我说,行啊!合就合吧,在哪里也一样干。
交接工作我未参加。制糖社所有人员全部进入副食品加工厂,我人事关系在厂里,仍在铁竹编社搞肃反工作,到1960年才回到厂里,管人事和食堂,1961年冬天,调到周村区交易所工作。
参加周村烧饼厂前后
梁文超口述 李国经撰稿我是南郊镇梁家寺村人,生于1940年。
小时候家里穷,幼年丧母。1953年,由本家梁永敬介绍,去了张店聚兴斋烧饼铺学徒。
这家铺号在张店二马路北头,是王洪德开的,他是淄川东坪人,原来在周村打烧饼,聚合斋郭俊川的大徒弟。在那里断断续续干了三年多,到了1956年,梁永敬又荐我去了周村劳家胡同头上宋开河的铺子里,宋家原先是炸油条,打鼓烧饼,1954年才上了大酥烧饼,我在那里打下脚,烧饼厂在保安街上,那时梁永敬进了烧饼厂,我经常去厂里找他玩,经他介绍,我又进烧饼厂,1956年12月15日正式上班。
公私合营周村烧饼厂,是1956年8月1日建厂,厂址在保安街路东。这里原先是章丘绣惠人赵占武开的一家馍馍房。1956年公私合营时,烧饼业都是小门头小生意,夫妻店,父子班或是兄弟合伙,顶多雇一两个人,按照当时的政策,雇工三人以下为小业主,小业主只能入合作社。可是上级又想组织公私合营厂子,就把蒸馍馍的赵占武也合进来,他雇着4个人,算是资本家,就够了公私合营的条件。当时一共有三个院落,除去赵占武自己留的住房外,有20来间房子。
参加合营的烧饼作坊有:聚合斋、聚兴斋、庆和成、德祥斋、魁胜永、同兴和、三益成、东顺成、刘光奎家、韩成杰家、刘有兴家,加上馍馍房赵占武,共12家,职工36人。
合营办厂,大家都乐意参加,一是政府大力号召,大势所趋;二是自从1953年秋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政府给烧饼户批的原料很少,每户每月百十斤面粉,远远不够用的,生意都很萧条。1955年的时候,政府组织各户加工了一批烧饼,批给原料,加工出烧饼后去苏联展销。因此大家认为,国家办厂子,必然供给原料,肯定有活干,因此踊跃参加。
合营之时,赵占武家出了一部分房子,其余的户只是勺子、铲子、面盆、簸箕、簸第一类工具,没有值钱的东西,多少打了点钱,算是股份。烧饼厂隶属区饮食服务商店领导,商店工会主任李继让分工抓烧饼厂,私方经理王世鲁。1957年,又派来公方经理王仁静,会计安纪成,后来王宗世、李明德也当过会计,保管员赵占武。工人分四个小组,先后当过组长的有:王洪义、姚文乙、孔凡智、刘子俊、刘有兴。王仁静是转业军人,参加过淮海大战,不懂业务,主要是王世鲁抓生产。
烧饼厂一共安了14只炉,一个班生产。
有一辆小推车,一盘石碾,碾芝麻时凭牲口拉碾。自己设了门市销售,一部分送往火车站,由站里安排在站台上零售。销路很好,没有积压。产品分为甜咸两种,咸的叫大酥烧饼,包装为白底绿字;甜的叫糖酥烧饼,白底红字。开始时一包20个,以后又有调整。到了1957年,生产计划压缩了,停了几只炉,有几名工人调到饭店去工作了。合营后,还有一段时间蒸馍馍,后来馍馍组就分到饭店去了。
就工人而言,到工厂上班比给私人干要好。私人作坊是间歇生产,干干停停,停的时候没有钱,回家种地。梁永敬在宋家作坊里扛师傅,管着吃,一月20多元钱,我是打下脚的,光管吃没有钱,一年下来给做件衣服。参加合营以后,天天上班,按月发工资。开始的时候,打烧饼的每月30元,揉剂子的每月25元。1957年民主评定工资级别,打烧饼的:甲级41.5元,乙级38元;丙级36元,丁级33元;揉剂子的:甲级33元,乙级30.5元,丙级28元,丁级26元。工资水平比给私人干提高不少。
1958年8月,烧饼厂、食物商店、制糖社三家合并,成立副食品加工厂,我们从路东搬到了路西。当时有一个临时领导班子,马立忠、孙象荣、王仁敬、李俭庆,马立忠是商业局派下来的,都称呼马股长,工作以他为主,花钱他说了算。孙象荣、王仁敬、李俭庆都是车间主任。到了9月份,区里派张熙武来任厂长。厂里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欢迎新厂长。
周村回民的鼓烧饼
张士才口述李国经撰稿解放前后,周村街上的鼓烧饼,均来自于三家。一家是顺河街上的沙子贞,一家是北门里的张忠纯,就是我家的,还有一家是北下河龙王庙上头的刘墨林,这三家都是从金岭镇迁移来到周村的回民。沙子贞家的烧饼铺最早,我父亲张忠纯13岁时从金岭镇来到周村,就在沙家学徒,那时他家已打了若干年。沙子贞的父亲已有五十多岁,沙子贞年纪小还不能干活,我父亲给他打帮手。沙家的烧饼铺在顺河街南首,现在老区委后墙处。大约干了四五年,沙子贞能干活了,我父亲就自立门户在北门里路东金怀玉家凭了一个大门底,支炉打鼓烧饼,早晨卖烧饼,中午打锅饼。后来,又迁到了路西边吕家,仍然是赁房营业,一直干到1956年合作化时,进了回民饭店。那时候是家庭作坊,不雇人,一天只卖20来斤面,鼓烧饼带盐,不加肉。刘墨林一家大约也是1920年前后来的周村,规模和张家差不多,合作化后也进了回民饭店。沙子贞在合作化时干了酱菜,后来从酿造厂退休。
鼓烧饼主要是供应早餐,一般是提着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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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上粥摊上去卖。遇上给小孩过生日或回族人出殡,就到炉上去订货。回族人出丧,要向邻居街坊和助忙的散烧饼,意思是人生一世,有些罪过,用这种办法,给亡人赎罪,现在仍然有这一风俗。
回族人的烧饼炉是用陶瓷缸制成的,先用土坯垒两条“腿”,约半人高。上面横着放一口大缸,缸口朝前,后高前底。缸口处用砖垒起来,外形呈正方形,中间留一个约1.2尺见方的正方形口,其右侧留一个小龛,搁放油灯,使之缸内缸外皆得照明。上方留一烟道,接上烟筒。缸身用黄泥糊住以保温。烧饼炉的燃料是谷糠,放在两条“腿”中间。将谷糠堆到缸口底部,用木棍砸卖,在其后部放上一块炉火块,慢慢引燃谷糠,谷糠全部点燃并冒一阵烟之后,炉温升到一定溫度再擦拭掉烟灰,即可贴饼烘烤。歇工时在火上面加一层谷糠,用砖压上,火一夜自然不灭,次日早晨拿去砖块,把火拨旺,烟过擦拭,又开始操作。
鼓烧饼的配料:10斤面粉配芝麻1斤,食盐2.5两。发面是决定烧饼质量的重要一环。
先制发面引子,用适量大曲为细末,取面粉1-2斤,浇开水烫成糊状,加上大曲,放在温度高的地方发酵,待其发酵后即可和面。天冷时加引子多,发面时间长,天热时加引子少,发面时间短,凭经验酌定。
芝麻也要经过加工处理,一般用凉水浸泡半小时,捞出后控净水,放在簸箕中用砖砸打,然后用锅炒好,簸出芝麻皮。芝麻仁香气浓而脆。一般一斤面出8个烧饼。操作时生饼粘芝麻后不晃盘,而是取高粱秸一段,纵向劈开,中间插一根竹筷,制成一个小笆,不断用其推平芝麻。
我是1942年生人,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打烧饼。1957年小学毕业,参加工作进了皮革厂。改革开放以后,为赚点钱补贴家用,1982年和妻子又干起了打鼓烧饼,早晨早起干至上班。干了不到二年,此时已经不用大缸了,改为铁板烘烤。这时候,周村北回味半部打鼓烧饼的只有我一家,后来才逐渐多了起来,也不仅仅是回民了。
计划经济时期的技术革新与改造
曲俭友口述 孔繁智撰稿我叫曲俭友,1932年出生在周村太和村(现建国村)的贫苦农民家庭,家中父母和一个痴呆的哥哥,四口人靠父亲干木工活维持生计。幼时,只读了7个月的私塾,便辍学跟随父亲干木工活。以后就卖苦力推小车。
1955年,在周村中心合作社(后改为周村区贸易中心)点心厂当工人,后合到食物商店。1958年并入淄博市商业局周村分局副食品加工厂(周村食品厂前身)。
建厂初期,厂内唯一的电动设备是一台1.5千瓦的铜瓦电机,所有产品生产全靠手工操作,生产工艺落后,产品产量低,质量差,职工劳动强度大,广大干部、职工迫切需要改革生产工艺和设备。
1959年,区委号召开始“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全面跃进”,厂里开始搞小改小革试验。厂部任命我为“革新小组”组长,鲍士臣为副组长,加上从博山调来的冯延德,三人负责技术革新。两间小屋做车间,当时只有一台从外单位调来的8英尺旧皮带车床,一台B25小刨床和一台手摇钻,首先改造了烧饼炉,解决了烧饼生产的关键难题。当时,一无原料和资金;二无技术;三不懂机械。就边学边干,我始终积极参加职工夜校学习。到白云山里去买柿子木(硬度大),做齿轮,用木头做模型,当年下半年就制作出手摇和面机。以后,又数次改进,比较成型的和面机是上边用木框,和面斗子用铁制造,配用变速电机,下面挂上铁链,面和好后,用手一搬,面就倒出来了。
自1959年,粮食供应开始紧张(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按上级指示,做淀粉供应社会救灾。我到书店里买了有关锅炉方面的书籍,学习、研究,制造了一台小型锅炉,配上一千多转的对辊,用木槌砸制铁板做出风口,制出了“淀粉机”。把原料地瓜秧、玉米皮、玉米芯通过加热烘干碾碎,再用水沉淀、晾干即成淀粉。
1961年,厂里决定生产汽水,填补淄博市空白,3月份组织人员到济南趵突泉汽水厂和索镇参观学习。当时该厂用的是从德国进口的设备,机器庞大,价格也很高。回来后,决定自制。革新小组先制模型和模具,到其它厂翻砂、钻磨。当时周村区商业分局高瑞峰局长曾多次到现场与我们一起研究,并联系外单位协作。安排代食品(小球藻、蘑菇)让不成功不下火线的职工们补充生活。历时70天,在5月底投产,造价480元,可日产汽水8000~10000瓶,预计年产值13万元。1961年6月16日投产,还专门成立了汽水车间,有工人50名。
196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有了使不完的力气。糕点车间生产蛋糕时,每天需用40箱鸡蛋,把鸡蛋打到大盆内,三个小伙子轮流用扫帚搅,费好大力也搅不勻,影响蛋糕质量,劳动强度大。1968年研制成铁质“打蛋机”,效率提高,用了一段时间,铁板生锈、漂色发黑,影响蛋糕的颜色和气味,我们又将铁板换为铜板,且提高了转速,功率提高了四倍。1970年革新小组改为“机修车间,”厂部任命我任车间主任,徐业胜任副主任,技工增加到17人,车间添置了一台旧摇臂钻、电动台钻、仿制了一台八英尺皮带车床和两台B665牛头刨床及电气焊设备。当年,厂里决定研制饼干机,派人到上海参观学习,并从上海益民食品厂买来“BII-610型”饼干机图纸。机修车间土法上马,干了起来。14毫米厚的铁板,冲压没有设备,就抡起大锤轮流着砸;没有吊车起运大型部件,就用很多人抬。机修车间增加到24人,也增强了技术力量和知识人才,如张东升、高思训、王焕珠等,不过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就是高中生。人手再不够时,从生产淡季的车间调人。饼干机机身大、零件多,要求精密度高,需要铸、锻、焊、车、刨、铣、钻、磨等多种加工设备。B665型刨床对大部件无法加工,就在刨床前挖一个坑,采用横吃刀的方法,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地刨。加工机头的通孔时,需要尘标镗床,要是到外地加工,不但要花好多钱,运输也很困难;我们就用皮带车床代替,垫高车头,固定镗刀、卸掉刀架,采取快吃刀的办法,将机身40多个大小通孔都加工出来,用了近三年时间,机身8米多长的饼干机制造成功。1973年投产,同时改造了隧道炉。主要工艺为:和面——压面——冲压成型经传送带自动摆板进炉——隧道炉烘烤一冷却——理饼——装箱——包装——入库。
从和面到理饼都实现了机械化,劳动效率比原来提高3倍。接着又按市里要求组织会战,试制成功610型桃酥机和月饼馅机。糕点车间把原来单一生产“桃酥”,增加生产“秋叶酥”、“白鹅酥”、“牛舌酥”等7个花色品种,产量提高了10倍。
糖果生产过去都是手工操作,唯一的机械——吹风机。56年联营时,用“五印”铁锅熬糖,后改用铜锅。用锅熬糖容易糊锅,有苦味,影响产品质量。革新小组采用土炉烧,用木槌砸,焊接成了夹层铜锅。1966年,厂部决定让我带领4个人到青岛学习糖果生产,又参观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糖果生产厂家。从上海光明机械厂买回一份糖果生产设备图纸。回来后,没有人能看懂,我就到当时在周村的“山东水利技校”找到伊玉瓒老师,人家不愿意教,一是占用时间;
二是我的文化水平低。回来后,我到集上买了些木料,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套家具,送给伊老师(没花厂里一分钱)。伊老师很感动,就抽空教我,在伊老师处学了一套看图、识图的本领。不会计算,又去找业校的万吉田老师学习数学。经过反复钻研,自制出低压锅炉、“链苯醚”熬糖机。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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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链苯醚的性质,升温慢,效果不太理想。后来改用矽碳棒电热熬糖,效果好了,但耗电量太大,产品成本高。经三次试改,采用蒸汽熬糖,功效提高了10倍。接下来,脱色分泌又不适应生产需要,就按照一台小型分泌机(只能解决生产需要十分之一)的结构原理,仿制图纸、做模具、加大直径、转速,重新翻砂,制造了两台大型脱色分泌机,解决了制糖生产的关键。一套由夹层锅——往复泵——加热罐(锅炉内用紫铜管绕圈),使糖温达到152度,压向第二层;
再由两个转锅——真空泵。制造真空泵时,失败了好多次,最后用15米高的电线杆,上面安置水桶,利用放水把桶抽成真空,才试制成功。这套设备完成后,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糖果成型。接着又研制成功28冲糖果机。
做了6台,又制造出保温辊床8台,包糖机13台。历时4年,自行研制的一条糖果生产线于1971年正式投入使用,班产糖果5000多斤。1972年《淄博市烟酒公司总结材料》记载:“今年三月在济南召开的省四市技术交流会,6月淄博市质量物价平衡会,从这些会议产品质量对比来看,周村蒸汽熬糖,糖果(硬糖)产品质量达到了省内外同行业质量要求标准。产品块型规格、透明度好、口味清香、啥糖有啥味,不化、抗砂,包装美观,很受群众欢迎。糖果品种方面,经常保持20个以上的花色品种。糖果含水量和还原糖达到上海的指标。’化学稀,又称液体葡萄糖。是制糖和糕点的必要原料。70年代前,依靠从上海、武汉进货。糖果机械化生产后需求量大,从外地进货供不应求,化学稀成了制糖质量和产量的卡脖子因素。化学稀的制造就是淀粉加柠檬酸,在糖化罐内糖化,用PH试纸测试——过滤——脱色——将40%的浓度输送真空泵——浓缩罐的流程。我们边学边干,制造出化学和生产设备,又在原来酸法生产的基础上改为酶法生产,设备投产后,日产化学稀1吨。为我市食品加工行业“饴糖”生产填补了空白,质量达到上海、武汉同行业水平。以后又进行了扩产改造,市糖酒站《关于贯彻全省饴糖生产、糕点节糖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周村区机械化学稀从1973年投产,原使用半吨糖化罐,每日两班(与糖果生产交叉用气)产稀1.8吨;现扩大为1吨糖化罐,为缩短浓缩时间与糖化罐适应,增加了一台叶轮泵和过滤稀加温罐,生产能力提高1倍,日产3.6吨,年产1000吨。”在制造饼干机紧张奋战时刻,又接到山东省粮油进出口公司一项试制生产“花生酥糖”的任务。并要求十天拿出样品送“广交会”展览。产品虽小,可意义重大。为国家换取外汇,我们决心“创不出‘长果酥机’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我们先对产品的花样进行精心的设计,选定和花生形状一样的“长果酥糖”。我绘出图纸,共产党员徐业胜、老工人鲍士担任钳工加工任务,经过三次反复试验,将一台手摇“长果酥机”试制成功。按时拿出样品送往广交会展览。不长时间,接到了墨西哥等国家订货“长果酥糖”的任务。当时生产的“长果酥糖”分别发往日本、美国等国家,支援了外贸出口。同时机修车间也培养了一大批一职能的技术人才(如车工、电气焊工、钳工、机械维修等),车间除对生产设备的维修、检修、养护、排除故障和对流水线最佳配置、改造、保障、正常生产外,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制造了生产流水线和多种生产设备。
1976年,太和水库工程进入筑大坝阶段,用小推车往上运料困难。当时周村区委副主任李树勋点名让我到工地。当时民工们推着手推车,爬坡特别吃力,我就在工地上设计制造了具有变速、倒正开关功能的手推车助力爬坡器,一次挂5辆手推车,驶到顶后,自动脱钩,用了6个月的时间,全区11个民兵营全部配备使用。爬坡器的使用,显著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
1978年被调入扩产的周村酿造厂,研制味精生产设备的风运机,并任机修车间主任,直到退休。
上级领导给予我很多荣誉,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1959年参加在保定召开的“全国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并作了经验介绍,同时,被周村区人委命名“技术革新能手”。
1962年被授予“淄博市先进生产者”等许多荣誉。1969年正值建国20周年大庆之际,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我是周村区的代表之一。在区领导锣鼓喧天的欢送下,乘汽车先到市委。各区到齐后在市委领导的欢送下到济南西郊宾馆集合。第二天到达北京,十月一日坐统一颜色的汽车到红五区观礼台,参加了国庆观礼。国庆节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受到了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一一握手,当时我激动的热泪盈眶,不知道,也忘记了说什么好。工友们称呼我“大工程师”。在《建国村志》人物中有记载,并写入《周村先模人物名典》。
“文化大革命”前的周村区商业局副食品加工厂
梁文超 乔光胜 孙启云口述 张宏刚撰稿我们三个人都是副食品加工厂建厂时的老职工,乔光胜、孙启云是从原公私合营华康食物店合过来的,梁文超是从原公私合营周村油条烧饼厂合过来的。我们厂是1958年8月份成立的,建厂初,主要有3个车间,烧饼车间有36个人,制糖车间有22个人,糕点车间有二十四五个人,再加上厂里几个管理人员,包括几个临时工,一共80多个人。当时烧饼车间建有12只烧饼炉,每只炉1个揉剂子的,1个打烧饼的,再加上车间里炒芝麻的等辅助工。打烧饼每人每班定额30斤面,其中包括糖或盐,不包括芝麻,一般1斤面用3.3两芝麻仁。1斤面出52个成品烧饼。和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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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1斤面用半斤水,冬天的面需要软一点才好使,夏天的面醒得快,就需要硬一点,所以,平均1斤面半斤水。烤炉全部是老式土炉,盘得象鸡窝一样,上面直接放个铁鏊子,鏊子上面弄个保温层,下面的火直接烤着。鏊子上一次贴14个烧饼,因为鏊子是固定的,不像现在使用的电炉是自动转动的,所以,前边的还好说,后边的和左右两边的,往上贴的时候,够起来难度就大了,经常弄不好就被烧伤。按照贴上去的顺序,要随时掌握火候,既不能过火烤糊了,也不能火候小烤不酥。打烧饼的要根据自己操作的速度,掌握好炉温,使之不快不慢,随时看炉。自公私合营以后,打烧饼的技术就集中了各家字号、各派的优点长处,建厂以后,成为国营,更是集众家之长,逐步加以改进固定下来。那时候,国营企业国家规定是8小时工作制,但一般都需要提前半小时上班,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和好面,点着炉,从来也没有人计较工作时间,总认为都是应该的。每人每班30斤面,多的时候加到33斤,遇上“放卫星,创高产”,还要多一点,最后将一天打好的烧饼包装完入库后,才能下班。厂里经常组织比赛,一是看谁打烧饼快,产量高,这个一个班下来,包装好点数入库,就有数了;二是看谁打的烧饼好,把你打的烧饼搬到院子里,编号头,让领导看看,评评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大家都公认了才行。从那时一直到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烧饼没有列入国家计划供应的范围,所以,从原料供应,到产品生产,厂里首先要保证完成上级计划,保证供应,凡有计划指标的产品生产紧了,烧饼车间就抽人甚至停下来,去生产别的,原料也是这样,面粉、糖、油等都是按计划供应,所以,烧饼车间经常开工不足,最少的时候只有一只炉生产,发展也很慢。烧饼师傅也一直没有培养出新人,从建厂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始终是原来合厂时过来的十二三个人当师傅,其间培养出了几个女同志,但时间不长都因种种原因不干了,直至1970年以后,才逐步培养了部分青年工人。
糕点车间以华康食物店合过来的十几个人为主,当师傅。主要有炉货组和炸货组,炉货组建有1只大炉,3只小炉,炸货组有两口大锅,一口是油锅,一口是糖稀锅,还有从华康食物店带过来的一台压面机。炉货组主要生产桃酥、到口酥和饼干,因为计划供应的油有限,做桃酥用油多,所以,生产饼干较多。炉货组一般每天生产用面粉7~8包,多的时候十几包至二十包,每天出糕点1000余斤,以后随厂子规模扩大,有所增加。每年中秋节,全区按人均1斤月饼计划供应,当时全区只有副食品加工厂一家生产月饼,一般是节前1个月开始做,要在1个月内赶做13万斤月饼,除招用部分临时工外,厂里其他车间也要抽人集中力量生产月饼,烧饼车间基本上是停产改做月饼,加班加点,保证节日供应。有一年八月十五,职工休息,分了馅子和面粉,包水饺准备过节,上午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说有一个供销社月饼脱销,不够供应,全厂职工接通知后马上回到车间,一个下午赶做月饼数百斤,保证让全区人民都吃上月饼。糕点车间有1块大案板,长约2米多,宽约1.5米,工人们围着案板和好面,用走槌将面擀成厚薄均匀的1厘米厚后,然后每个制作工每人1个斩子,用斩子扣压,每10来个一摞,一个班下来,铁斩子磨得手心发紫。扣成的生还有专人摆板,每块板重5~6斤,摆好后每人一次搬3块,若是两个人架,一次架6块板,一个班下来,也是累得腰酸背痛,胳膊抬不起来。制作、摆板、看炉,各有分工,相互协作,工作起来互相照顾,若有人生病或女职工怀孕行动不便,其他人便主动挑起重担。女职工怀孕,除个别反应特别厉害的,一般都一直坚持上班,直至生孩子,并且不愿意别人照顾,大月份怀孕行动不便的,就负责摆板。
1963年4月,信玉华生第一胎时,上午还在坚持上班,下午便到医院生了孩子,其丈夫孙启云还在班上,也未到医院陪护。梁文超的爱人徐遵美在糕点车间,1963年农历八月初十,第一胎临产,但这时正是做月饼最忙的时候,在医院安排好床位后又回到车间包月饼,被副厂长袁树秀发现后,强行将其送回医院,当天下午便生产了,厂里派食堂管理员周茂华将小米粥和熟鸡蛋送到医院,梁文超下班后来到医院,孩子已经出生了。梁与徐是双职工,户口都在厂里,孩子出生后落户口时,也是厂里派万吉田老师给代办的,连孩子的名字梁杰都是万老师给起的。那时,工人仿佛只知道上班工作,家里什么事都依靠厂里。不管谁家有困难,只要工友们知道了,马上争先恐后地帮忙,乔光胜就曾多次帮助工友们修房子、修缝纫机、修自行车等,有求必应。女职工路莲做宫外孕手术需要输血,一下就跑去了十几个人验血。
厂里经常组织义务劳动,并经常参加区组织的各种活动。有一次,接到区里通知,粮食局进了一批小麦,急需要卸火车,运到面粉厂入库,我们厂一次就出了十几辆地排车,二十几个人,加班3个多小时。还有一次帮助蔬菜公司倒运白菜,正值下着小雨,天气很冷,工人们每隔1~2米1人,排成队传递,几个小时下来,棉衣都湿透了,成了泥条,毫无怨言。这里安排支援农业,深翻土地,副食品加工厂分在现东门路铝制品厂厂址处,厂里全部男职工都参加了,大干3天3夜。厂里进料、出货、装车、卸车、运输,全部是义务劳动,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一好的传统。至于工资奖金,上班多干点,少干点,没有人计较,偶尔问到工资奖金的事,大家都感到很丢人,认为不应该计较这些。
我们厂1958年建厂时,正值大炼钢铁高潮,区里从厂里抽人参加炼铁,乔光胜、李成绩、邓振华3人被抽调去财贸炼铁厂炼铁,厂址在斜马路上现在的水产公司处,一去就是半年多,当时,我们是在炼铁厂上班,在副食品加工厂发工资,在华康食物店后边的房子住。至1958年9月份以后,上级号召全民炼钢炼铁,区商业局又组织筹建了炼铁厂,商业局下属单位间断性抽人脱产参加炼钢炼铁,有时10天,有时20天,“放卫星、夺红旗”,在厂里坚持生产的也要抽工余时间搞义务劳动,砸矿石、搞运输,用一个铁圈圈罩住矿石(防止矿石乱蹦),用铁锤砸。那时候,供应的口粮中有鲜地瓜,粮局计划批到哪里,厂里上哪里去运。厂里有三辆手推车,一辆地排车,曾去新韩庄、小方家庄、皇住村、邓家庄、孙家庄运地瓜,运到食堂里煮熟后分给职工吃。
1959年,厂里成立了红专学校,让职工学技术、学政治、学文化,这里还专门派了专职教师万吉田老师教职工文化课,分为扫盲班、小学班、初中班,红专学校以我们厂为主,还有区商业系统的水产公司、糖酒站、食品公司、废品收购站等单位参加。扫盲班、初中班在我们厂上课,小学班在食品公司上课。技术课分车间,由车间技术骨干上课;政治课不分单位和班次,全部集中上,请上级或厂里的领导上课,讲形势、讲政治、讲理论,然后分开讨论消化;文化课分班次上课,主要学习语文、数学,万吉田老师是上数学课的。至1960年生活困难时,红专学校也停办了,万吉田留在厂里成了食堂管理员。
1959年,厂里还曾经万吉田老师介绍,从区文化馆请来一位姚老师,教职工跳舞,每周组织一次,抽晚上时间,要求全体职工参加。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紧缺,我厂原料供应有限,不能满足生产,开工不足。厂里响应上级号召,搞生产自救,不向国家伸手,当时厂领导曾算过一笔账,每个职工不管干什么,每天必须挣5元钱,才能不给国家赔钱,保证不向国家伸手。职工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为厂里找出路,打苇帘、编苇席、做果子露、做无粮点心、无粮酿酒等。编苇席、打帘子的项目最大,全厂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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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分为三个组干活,制糖车间的男劳力搞运输,成立了运输队,从桓台往周村推苇子。姬长发、刘有兴是大队长,姬管生产,刘管供料。厂里的工具设备、房屋下水道,需要修理的,都是职工自己动手,能省1分钱就省1分钱,用以弥补生产的不足。做无粮点心,是用瓜干面做成稀,加上地瓜秧面做的粉,经烤制而成,虽有一定甜味,但很难吃。
无粮造酒曾用多穗高粱杆为主原料,用地瓜干、糖稀渣做引子(不应算是纯粹的无粮造酒,因为地瓜干、糖稀渣都应算粮食成分)很成功,造出来的酒精酒批发站负责经销,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还用土糖造酒,也很成功。学习冠县经验,用麦秸造酒,实际是浮夸,区里听了汇报后,曾在造纸厂召开现场会,做试验,先用麦秸造酒,然后用下脚料造纸,结果未成功。有段时间,厂里是淄博专署的先进典型,来厂里参观麦秸造酒的人很多,附近旅馆都安排不下住宿。但假的总归是假的,后来冠县的红旗倒了,厂里也就不再宣传用麦秸造酒了。为解决职工口粮不足的问题,厂里选派了部分职工到邹平县城以北的肖镇青青菜(学名小蓟),乔光胜与另外两名女职工一个小组,刘有兴负责来回运输,给出去的职工送饭,再把挖好的野菜带回来。职工食堂用野菜做成馅,用瓜干面做皮,蒸大包子,食堂吃不完的就择净晒干存起来,还分给部分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带回家。那时,虽然生活苦一点,干活累一点,但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都积极要求进步,没有人调皮捣蛋。厂里的书记、厂长经常下车间干活和检查,经常和工人们开玩笑,干群关系很融洽,生产自救的时候,职工分成几个大组劳动,部分职工中午在厂里食堂吃完午饭,不到上班时间便开始干活,被厂长发现后,命令其休息,到点再干。那时厂里开会,马立忠主任点名,常用的顺口溜是“糕点、制糖,烧饼、伙房,菜园子、饲养场,姚焕乙来了吗?”因当时饲养场在王家庄,距厂区较远,只有两个老头喂猪、喂鸡,姚乙负责为其送饲料送饭,开会时姚焕乙就代表饲养场,他来了,人就全了。
1964年以后,开展“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职工的开会学习安排较多,那时,除完成工作任务外,下班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安排开会学习,乔光胜是党员,更是一晚上不落,或政治学习,或研究生产,有时候也对落后的人或事批评教育。孙启云当时曾经受领导和“四清”工作组的安排,多次到外地搞外调。1965年,“四清”运动进一步深入,(称“大四清”),工作组进厂,张熙武、孙象荣、袁树秀等厂级领导干部全部“上楼”,接受审查,同时涉及的还有部分中层及其他人员,工作组发动群众,给领导干部提意见,找问题,“用45度水洗澡”,还要“搓背”、“梳辫子”,“上楼”的领导干部经个人检查,群众讨论后,看是否允许“下楼”,能“下楼”的即安排领导岗位继续工作,袁树秀、张熙武先后都“下楼”了,孙象荣当时没有“下楼”,故袁、张都做了相应安排,唯孙没有安排,暂时在糕点车间帮助车间主任做些管理工作。经过运动,厂里新调整领导班子,张熙武任厂长,赵振东任书记,张国志任副厂长,孙象荣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才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生产。另外,周茂华在“四清”运动前在食堂担任炊事班班长,与孙象荣关系较好,生活困难时,孙象荣的老婆、孩子都在厂里,家庭困难,有人怀疑周茂华可能为孙象荣一家偷饭吃,令其交代问题,周拒不交代,运动后期,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组给其缓期一年登记处理。此后,工作组撤走,“文化大革命”开始,此事无人问津,直至落实政策时,才重新登记,恢复组织生活。
建厂初,厂里的机械设备极其简陋,只有一台压面机,一个鼓风机,一个地排车,一个手推车,厂领导号召职工大搞技术革新,曾先后自己制成和面机、汽水机,还曾用硬木做零件,试制扣剂子机,手摇的,类似挂面机和现在的馍馍机,但不太成功。
馬村烧饼曲司味机械图识图口诀1966年,我从师于山东水利技校伊玉瓒老师学习识图,他教给我一篇识图的口诀。
后来我又把这一口诀传给了糕点糖果厂的同事们。这套口诀至今我仍能背诵。
前顶两图长对正,左前两图高看齐。
坐视顶视两个图,宽度原是平等的。
前左前顶视图间,上下左右没有变。
顶视左视两个图,里边是后外是前。
平面垂直投影面,图上只见一条线。
若要看懂三面图,下面四句记在心:
正面看来是主视,左侧视图在右边。
剖视图有剖面线,顺着基线瞧对面。
对称部份剖半边,保留半边画外面。
剖视本来是假想,每次当做是整件。
有些零件虽到,习惯不画剖面线。
齿轮只画三圆圈,节圆内外虚实线。
直线平行投影面,图上只见一条线。
直线垂直投影面,投出影来是个点。
直线倾斜投影面,投影比着实物短。
我去北京送烧饼
赵焕亮马农口述 李国经撰稿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周村食品厂生产的大酥烧饼已经颇有名气了,经常供应济南南郊宾馆和淄博市委接待处。这些地方当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住的,中央和省级首长及从外事部门安排下来的国际友人才能在这里下榻。周村烧饼用于招待这个层次的贵宾,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地方食品,在当时蜚声海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1980年夏秋之际,北京人民大会堂紧锣密鼓的准备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会务。大会堂内餐饮部门准备选择一部分传统地方小吃让代表们品尝,当时孟庆云正好担任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点心组组长,他是周村城郊孟家埝村人,原来是我们厂的糕点师傅,技艺精湛,当过车间主任,1964年,被选拔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做点心。其时,孟庆云就推荐了周村烧饼,领导上欣然同意。山东省被选中的特色食品只有两种,一是周村烧饼,一是济南煎饼。
按照人民大会堂的工作程序,由中央办公厅行管局下达任务给省里,省里由省行管局和省公安厅派人来到食品厂,安排烧饼加工,区公安局政保科也来人配合。当时,虽然已经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多少年来的惯性仍然在起作用。各级领导的敌情观念很强,要求厂里当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保证不出任何问题。一方面,要精选原材料,上等的面粉、食油和芝麻,选好原料后单独存放。另一方面,要选择可靠的烧饼加工者,既要技术好,又要出身好,政治可靠,按照这个标准,厂党支部决定由孔繁智、梁文超、段文龙、刘兴四人负责制作,制作过程中,公安局、卫生防疫站派人监督,党支部书记刘永泉曾对赵焕亮说,“公安局都给车间站上岗了!’198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食品厂举行烧饼进京装车仪式,区委副书记马基茂和区商业局的负责人参加装车。大约是1600包装成四十箱左右,那时包装纸是白纸红色图案,外边套上塑料袋。车辆是厂里的国产面包车,是小厂子组装的,质量很差,装了满满一车。由赵焕亮、马农开车,支部书记刘永泉带队送货。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当时这个身份在政治上很过硬。
装车后接着就出发了,省里来了六个人,分乘两辆日本面包车。当时,刘书记叮嘱我俩一定要小心驾驶,服从指挥,并说,“汽车一动,我们就失去自由了。”公安厅一位王处长对我们说,“咱这是个重要任务,如果出了问题,谁也跑不了!”他们这一说,我们心里有些紧张了。大约下午三点从周村出发,当天晚上,赶到省公安厅招待所住下,此处并不对外营业,只接待全省公安系统来省里办事的人员,武警站岗,戒备森严。
据刘永泉事后对我们说,烧饼加工完以后,省里的人问他怎么走,刘书记是个很爱面子、好讲排场的人,他毫不犹豫的说,“咱厂里有车!”省里的人说,车怎么样?
咱可有的是车啊!刘书记说,“新面包车!
没问题!”这面包车是新车也不假,却也真不给面子,关键时刻掉链子。第二天早晨一早出发,仍然是三辆车一块走。到了黄河摆渡口,天还未亮。在渡口上船的时候,汽车出了故障,开不上船去。赵焕亮赶忙爬到车下面弄了弄,还是不行,王处长急得围着车转,他对刘书记说,“汽车不行咱就换车。”刘书记说,“没事!没事!新车!”一会儿好歹弄好了,汽车过了黄河,向德州行驶。路上又出现两次故障,离合器不分离。只好停下拨弄拨弄,又能走了,走到离德州两公里的地方,又抛锚了,我们俩急得满头大汗,可是不管咋拨弄,就是不行了。
公安厅的人给行署打了电话,让行署准备车替换,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辆中巴面包车开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烧饼倒到那辆车上,带着省里那两辆车和全体人员去了地区招待所。那时已是中午时分,行署工作人员把我们安排进一个会议室内,一会儿,行署专员、副专员来了好几位,专员说,“这任务可不能耽搁,有什么问题,德州全部解决!”然后安排我们在招待所就餐。
据原定计划,下午三点要赶到人民大会堂,吃饭,他们立即启程上路,我们俩留下修车,德州行署的人帮我们拖到了汽修厂,修好车一分钱未收,我们俩又直趋北京。
马农开着车,跑到离沧州还有五里路的时候,天已黑了下来,这时下起了小雨,突然,发动机盖下往外冒烟,我们一看是电线连电着火了。赶紧停下车,掀起盖子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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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全着了。我们赶紧用座位上的毛巾被抽打灭火,好歹扑灭了火焰,可电线大半烧焦了,车子开不动了,我们又向路旁沟里提了些水,浇在上面,两人弄得灰头土脸。此处前不靠村,后不着店,那时又没有手机,就在车上睡了一宿,晚饭也没有吃上。第二天早晨,上水沟里洗了洗脸,又截了一辆过路车,载到沧州去买了汽车配件,忙活了一上午才安装完,到沧州狼吞虎咽吃了一顿饭,下午,赶到了北京。
人民大会堂对我们安排得很好,汽车停到人民大会堂院内,住宿在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吃饭就在人民大会堂。人家专门安排了一辆汽车接送,山东去的一共九个人,都在一块,还专门安排我们游览天安门、故宫、八达岭长城等名胜古迹。
孟庆云特地来看望我们,他的家仍在周村,和刘永泉住一个大院,彼此都很熟悉。
当时他五十来岁,穿着雪白的衬衣,白白胖胖,满面红光,一看倒像是当年的空军司令吴法宪。他提着茅台酒,装着中华烟,来陪我们小酌。并说,这都是宴会上剩下的,不用花钱买。那时,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就在隔壁,但是,我们没有见到一位代表。
据当时人民大会堂的有关同志及孟庆云和我们讲,代表们吃了周村烧饼,大加赞赏,许多人第一次吃到烧饼,他们看到烧饼这么薄,很惊奇,感到莫名其妙。参加会议的国家领导人都吃到了烧饼,啧啧称赞。叶剑英委员长还让秘书打电话,说如果大会堂还有,再买几包,让工作人员都尝一尝。还有几位领导人也让人捎信要买烧饼,大会堂的烧饼数量太少,没有满足大家的要求。
人代会开完之后,我们结算完毕才被允许离京返乡。刘永泉同志大会小会都讲进京送烧饼,很是引为自豪的。
后来,由孟庆云牵线,人民大会堂服务部曾经销售过周村烧饼,由于他们定的价格太高,卖的不多。
周村食品厂时期的职工文化活动
徐富迎 口述 孙方之撰稿我是1970年从部队退伍后招工进厂的,那时候厂名叫周村糖果糕点厂,1979年更名为周村食品厂。我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厂不久组织上提拔我任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负责共青团工作和厂里的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厂里的职工业余文化活动是有传统的,在本区企业中小有名气。1964年就曾经参加过淄博市糖酒站组织的全市食品行业文艺汇演,厂里派出十余人组成的演出队伍,自编自演节目有表演唱《我们也要实现机械化》和《四个老头学毛选》,得了奖。
1974年11月,为迎接国家爱国卫生检查团来淄博检查,根据区里的意见区属各企业有条件的都要积极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大力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周村糕点糖果厂即成立了一支业余文娛宣传队。宣传队有20余人组成。骨干成员有郑宝瑞、安伯生、周学军、朱玉美、李会文、董新春、李敏、马勤芝、王明华、韩德祥、盛俊英、韩忠玲等。厂里投资置办了部分乐器,计有大鼓、小鼓、钹、锣、号、手风琴、扬琴、笛子等乐器。
1974年的爱国卫生活动宣传告一段落,之后厂宣传队成为厂工会领导的常年业余文娱宣传机构。那时候文化活动贫乏,看一场电影都很难。厂宣传队的演出很受职工欢迎。
排演的节目大都是身边的人和事,职工看着亲切,既宣扬了好人好事,又活跃了职工文化生活。主要排演过的节目和形式有,天津快板、山东快书、三句半、小戏曲、小合唱等。曾经被区工会选拔,代表周村参加过全市职工文娱汇演,多次获奖。还曾到过农村、部队和区里重点水利工程工地进行过慰问演出。
1979年至1986年的元宵节,厂里积极参加了区里组织的扮玩活动。排演了周村传统表演项目周村芯子《白蛇传》《西游记》《红娘》,深受观众喜爱。另外,还有民间杂耍节目高跷、赶毛驴、秧歌、娃娃头等参加元宵节演出。尤其是鲍世臣、赵发成、王焕珠、孟凡臣等人的高跷引起万众瞩目,他们的高跷腿子高达一米八,可以坐在房檐上休息。好像是1979年,他们四人排演的节目是《四人帮》,孟凡臣扮演江青,用两个大陶瓷缸子拴在胸前当作奶子,引得一些观众跟着看稀奇。突然,拴缸子的绳子断了,有一只缸子吊在腿间,他仍然晃来晃去,引来观众笑声一片。职工李海庆从家乡彭阳公社西阳夕大队借来两头毛驴,用活毛驴替代道具,排演的节目是《王小赶脚》。结果喂了毛驴一顿点心渣子,在表演时毛驴拉稀,趴在地上不走了,只好抬回厂里。由于食品厂的节目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多彩,多次获得一等奖和优秀节目奖。那时候职工参与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参加元宵节演出几乎全厂职工全部上阵,表演队伍达到300多人。从爱国村请来36个男劳力抬芯子,从邹平县请来两只舞狮队伍。不管是厂内职工还是从外边请来的人,既不计报酬,更没有物质奖励。上芯子的小演员都是厂里职工的孩子,孩子饿了每人发三块点心哄着他们不哭不闹。记得连续几年都是有孟庆云的女儿、郑宝瑞的儿子上芯子,一个扮红娘,一个扮许仙。
1986年元宵节,还制作了几组活动灯展,参加全区的灯展大赛,获得二等奖。
1992年区工会请区文化馆馆长孙广瑞创作了戏剧小品《出国之前》,又名《无可挽回的爱》。描写的是烧饼厂青年职工王刚,被某国特聘出国传授做烧饼技艺,临行前和女朋友马莉约会,女朋友马嫌贫爱富,瞧不起做烧饼的穷工人,要房子要彩礼,借以戏耍、刁难烧饼工人王刚。但是当王刚真的拿出出国护照,得知在国外一年就可有几十万美元的薪水时,马莉旋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几近肉麻地表达对王刚的爱情。
王刚看穿了她嫌贫爱富的虚荣心,毅然断绝关系。此戏剧小品歌颂了烧饼工人的昂扬气节,讽刺了拜金主义婚姻观。演员为万彪、安玉华,这个小品曾经多次在市区工会系统组织的文娱汇演中演出并获奖。那一时期还排演了一个喜剧小品《拆棉袄》,参加市工会组织的职工文艺汇演分别荣获一等奖。
1990年到1995年前后,厂工会还组织职工业余时间学跳交谊舞,各车间开展跳舞比赛。每逢节日还开展“五一演唱会”“三八歌咏比赛”,由刘玉梅等人当评委,奖品是一口小钢精锅。这时期工会主席是王秀芬,后来杨桂英当了厂工会主席,开展活动的奖品发的是香波。职工们善意的编顺口溜:王秀芬发小锅,杨桂英发香波。
厂职工业余文娱宣传队除了在本厂演出活跃职工文化生活,还经常走出去到部队、农村演出,产生过积极地影响。
收购和兼并两个企业的回忆
崔乾章口述 李国经撰稿周村食品厂收购周村新华描图厂,是在1999年冬天发起,2000年3月初办完,也是兆海同志刚到食品厂工作了一年的时候。
周村新华描图厂位于周村步行商业街(东街)与青年路相交路口的西南角上,原来名称是周村公社描图厂。建于1977年,当时是周村人民公社所属的集体企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描图、印刷业务十分红火。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后,随着电脑技术的应用,描图业务萎缩,加之设备更新跟不上趟,业务量下降,经营萧条。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周村镇政府的同意,厂里集资盖宿舍楼,开工后二三年也没有盖起来,成了“半拉子”工程。到1996年时,职工连续上访,要求尽快建起宿舍楼,不然就退款。
在这种情况下,职工们推举高光旭为厂长,希望能走出困境和处理好遗留问题。不久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高厂长出资4.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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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加上其他职工入股,总计有10余万元,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高光旭为法人代表。
但股份制改造时,宿舍楼问题、退休人员工资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解决,加之单靠印刷业务,竞争激烈,经营仍是不景气,职工上访、经济纠纷案件时有发生。后来,又出现业务员带款不辞而别的事,厂里的日子更是每况愈下了,工资不能按时发放。
当时,新华描图厂为食品厂承印烧饼包装纸,双方负责人时有接触。高厂长为人直爽,我们处的很好。描图厂三楼闲着,食品厂还曾想利用一下,也去看过厂里情况。在描图厂经营陷入困境的时候,高光旭与我们闲谈时,多次流露出“和你们合了吧”,“你们收了吧”等意思。我们都和兆海厂长及时进行了沟通。高厂长也主动找到张兆海厂长,谋求解脱困境的办法,并提出了兼并企业的设想和一些基本条件。之前,兆海厂长也从其他渠道多方面了解该厂的情况,颇感兴趣,认为实施兼并对双方都是好事,便让崔乾章、张东升等有意识地多了解对方情况。此时,描图厂有在职职工30多人,退休职工35人,土地6亩多,是集体土地使用证。
主要设备有胶印机一台,铅印机5台,铸字机一台,裁纸机两台,银行贷款约25万元,业务欠款债务约5万元,股本加集资款、利息、拖欠工资约21.5万元。对方提出的条件是:
受让所有股权,承担所有债权债务,安置所有职工,负担所有退休职工的退休费。
张兆海厂长大体算了一下账,觉得这个厂子地理位置好,开发利用价值较大,企业包袱也并不是太重,资产和债务相抵,物有所值,加之食品厂面积较小,扩大生产急需场地,应该兼并。但是从自身条件来说,又是出于两难选择的关口,食品厂自身千疮百孔,资不抵债,还没有跳出亏损的泥潭。资金周转捉襟见肘,根本拿不出资金去“吃”下这些资产。可是放弃了,又觉得是丧失一次低成本资产扩张的机会,实在可惜!他考虑再三,痛下决心,借钱兼并,“这碗饭”一定吃下去!经过必要的会议程序和讨论,决定以“受让全部股权,承担所有债权债务、接受所有在职和退休工人”的形式兼并新华描图厂。随即将这一决定告知了高光旭厂长。
全部股权出让是大事,描图厂召开股东大会研究。食品厂这边,崔乾章、刘玉梅应邀列席参加。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描图厂的部分股东不同意出让,双方争论激烈。高光旭厂长是个很正直的人,几年来,他已经被官司、逼债、索要工资和退休费搞得焦头烂额,唯盼早一天放下包袱,得以解脱。他对大家推心置腹,动之以情,最后他说,各位如果不同意出让,我也不再勉强。唯盼有一位站出来,还给我股本,你便说了算!股东们不说话了,最后都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字。
食品厂这边,张兆海厂长发动骨干集资,筹集收购资金。也亲自跑到朋友那里游说借钱,他的真诚打动了朋友,以私人名义借来了部分资金。随即召开经理办公会,经理层讨论了收购细节,开始迈出实际操作的步伐。
食品厂组织了以刘玉梅为首的接收班子,盘点资产,审核债权债务。那些退休职工都是土生土长的周村人,都知道食品厂虽然从张兆海当厂长后有了起色,但那么大个烂摊子,能不能彻底翻身谁也说不准,如果到了食品厂倒台的时候,他们的退休金岂不也要打了水漂?纷纷要求一次性找清退休工资,经过反复磋商,达成协议:一次性支付欠发的和今后5年的退休工资,从此和食品厂没有任何关系。在职的职工因为对食品厂的工作不熟悉,再学新技术又年龄偏大,大多数也提出找清工资,享受补偿,不再到食品厂就业。食品厂全部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2000年2月29日,描图厂所有职工的股金、工资、补偿等资金发还表编制完毕并逐人核对无误。3月5日集中一天发放。几个因家事未到的职工,3月16日前全部领取完毕。
这时,其他资产的清点、交接也全部办完,双方都很满意。描图厂的职工只有会计、电工、传达员又干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整个2000年,印刷业务出租,继续印烧饼纸,还出租了部分闲置房屋。2001年元月5日,新创立的华泰公司派我去主持描图厂的工作,主要是盘活资产。随即,在描图厂旧址成立了周村华康食品有限公司,办理了营业执照。当时开展的主要业务是印刷业务的整体出租、空闲房屋的出租和一个小饭馆。
2002年,按照城市改造的要求,华泰公司在描图厂旧址上拆除原有房屋,建起沿街营业房和职工宿舍楼。
收购新华描图厂,正是食品厂的困难时期,资产扩张,心有余而力不足,一般人看来,是一招险棋。弄不好就会把食品厂本身也坠入水中,再也难以翻身。兆海同志以非凡的胆识,高瞻远瞩,大胆拍板,令人钦佩。
兼并富华食品有限公司是在华泰公司创立之后,2001年冬天开始,2002年2月结束。
作为兼并方的华泰公司,是新创立的股份公司,生产经营蒸蒸日上,与往昔食品厂收购描图厂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富华食品有限公司,前身是淄博市周村月华粮油食品加工厂,粮食局下属企业,独立法人,地址在周村北长街。“月华”在成立之初,工业用粮油仍然凭计划供应,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过多年产销两旺的日子。烧饼生产能力仅次于周村食品厂,有一年有个展销活动烧饼评比,“月华”拿了金奖,食品厂却拿了银奖。若论成使用电炉,“月华”也是比较早的,后来由于政策变化和多种原因,生意日渐萧条。2000年“月华”破产重组,成立淄博市周村富华食品有限公司,为股份制企业,股东30余人,全部为自然人持股,主要产品为烧饼、糕点。
“月华”破产,“富华”创立之时,破产并不彻底,只甩掉了部分银行贷款,职工集资和内外欠债全部让“富华”继承,有一百万元左右。股本中的大部分是由职工集资转过来的,实际上就是存在资本不实的先天不足。创立“富华”后,张利华任法人代表、经理,有3位副经理。“富华”创立后,一无原料,二无包装物,三无流动资金,惨淡经营。到2001年下半年时,处于半停产状态,工资拖欠。因为企业改制遗留问题,职工分为两三帮,轮番到区政府上访,企业陷入危机。这时,华泰公司的烧饼市场已经显著扩大,但生产能力跟不上销售,便产生了探讨与富华公司合作的想法,张兆海总经理也亲自去“富华”考察,并与张利华经理进行了接触。考察中,华泰公司产生了与“富华”联合的意念,既能优势互补,又能使“富华”摆脱困境。张兆海董事长向区委副书记李树民汇报了这一想法,李树民表示支持,并指示搞彻底的兼并。由他牵线,华泰公司与粮食局领导进行了初步协商。粮食局党委开会研究,同意促成兼并,但因为“富华”属于民营企业,应由企业股东大会定夺。
粮食局副局长郑建民约张利华经理谈话,向他透露了企业兼并之事,张完全同意兼并,并表示积极做通股东们的工作,并且很快便起草了协议书。大约三天以后,粮食局局长张军约张兆海、崔乾章去“富华”公司,说今天富华就是否同意兼并,全体股东投票表决。张兆海安排崔乾章列席了他们的股东大会。由于张利华股份不多,一投票,结果是不同意兼并,兼并陷入了僵局,只好停下。
兼并虽不成,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富华”职工的上访又掀起了新的高潮。有些多年不上班的职工也加入了上访队伍,有要求发工资的,有要求归还集资的,还有要求退股的,还有一部分职工发起了联合签名活动,拿着有48人签字摁手印要求兼并的签字书到华泰公司,要求兼并。集体上访成为不安定因素,区里压粮食局,粮食局压张利华,而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钱。粮食局粗
附录 • 411.
略算账,需要50万元,才能平息上访。粮食局让华泰公司和张利华各自筹备50万元,准备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表决,时间待定。
大约过了一个月,2月4日,粮食局通知华泰公司带款参加职工大会,并当场讲述解决问题的方案。粮食局局长张军主持会议。张利华经理在会上提出恢复生产、分批还款的方案,但一时凑不起钱来;受张兆海总经理委托,我代表华泰公司带了30万元现金、20万元支票,当场让大家看了,然后讲解决方案,并现场解答了职工提出的一些问题。随后,张军局长让我退席,他们再作商量。此时,多数职工已倾向于企业兼并。事后我知道,粮食局组织了签字表态活动。当时有16人同意合并并继续上班。有37人同意合并并找清所有欠账,享受解除合同政策,不再继续就业。有3人表示服从粮食局的分配。
当天下午,张军局长约华泰公司张兆海董事长一块向区委李树民副书记汇报,协商兼并有关事宜,李书记让劳动局和商业局的主要负责人都到他那里共同研究兼并工作,决定让“富华”公司准备一天,2月6日办理交接。
从李树民书记那里回来,张兆海董事长在2月5日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按程序讨论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2002年1月21日联合提出的兼并富华公司的议案,股东大会通过了兼并“富华”的决议。接着,安排接收班子,分为财务、物资、保卫、劳动人事等6个小组,齐头并进,分工协作,由我为总负责。2月6日上午,在“富华”院内,召开富华公司职工大会,李树民书记和商业局的沈仲岭副局长、粮食局郑建民副局长及劳动局的同志都参加了会议,李树民书记讲了话。
劳动局的孙秀云科长就职工劳动关系变更的有关政策也做了解释。我代表华泰公司表态,欢迎各位师傅到“华泰”去工作,一定妥善安置,量才使用,按时发放工资,来一个欢迎一个,全部来,全部欢迎!当时,有些职工当场填了申请表,与华泰签了劳动合同,但有些人还心存顾虑,等待观望,先把钱拿到手再说。
6个组分头工作,最麻烦的是清理账目,既要找到借款的原始凭证,又要核算清楚,造出新表,当天晚上,一直忙到深夜两点,表册仍未造完。第二天一上班,就有职工赶来领钱了。接收的人员向他们解释,今日是张榜核对,不能发钱。结果一张榜,账目外的又报上来不少,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量满足对方要求,凡有证据证明的,均予以受理,绝大多数职工都能达到满意或比较满意。2月8日,开始发钱,足足用了两天时间才兑现完毕。事后一算账,实际开支要比预计的开支多出不少。
这次兼并,共有18名“富华”职工又与“华泰”签订了劳动合同。这时已经到了年关,便宣布放了年假,关了大门,只留下值班保卫人员。春节后开始检修设备,粉刷房屋,到“五一”节前,便恢复了生产。
如果说收购描图厂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开拓了空间,兼并“富华”就为在短时期内扩大烧饼生产能力创造了条件。“富华”的技术人员和设备与华泰的管理、周村烧饼的品牌效应组合在一起,华泰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