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分为三个组干活,制糖车间的男劳力搞运输,成立了运输队,从桓台往周村推苇子。姬长发、刘有兴是大队长,姬管生产,刘管供料。厂里的工具设备、房屋下水道,需要修理的,都是职工自己动手,能省1分钱就省1分钱,用以弥补生产的不足。做无粮点心,是用瓜干面做成稀,加上地瓜秧面做的粉,经烤制而成,虽有一定甜味,但很难吃。
无粮造酒曾用多穗高粱杆为主原料,用地瓜干、糖稀渣做引子(不应算是纯粹的无粮造酒,因为地瓜干、糖稀渣都应算粮食成分)很成功,造出来的酒精酒批发站负责经销,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还用土糖造酒,也很成功。学习冠县经验,用麦秸造酒,实际是浮夸,区里听了汇报后,曾在造纸厂召开现场会,做试验,先用麦秸造酒,然后用下脚料造纸,结果未成功。有段时间,厂里是淄博专署的先进典型,来厂里参观麦秸造酒的人很多,附近旅馆都安排不下住宿。但假的总归是假的,后来冠县的红旗倒了,厂里也就不再宣传用麦秸造酒了。为解决职工口粮不足的问题,厂里选派了部分职工到邹平县城以北的肖镇青青菜(学名小蓟),乔光胜与另外两名女职工一个小组,刘有兴负责来回运输,给出去的职工送饭,再把挖好的野菜带回来。职工食堂用野菜做成馅,用瓜干面做皮,蒸大包子,食堂吃不完的就择净晒干存起来,还分给部分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带回家。那时,虽然生活苦一点,干活累一点,但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都积极要求进步,没有人调皮捣蛋。厂里的书记、厂长经常下车间干活和检查,经常和工人们开玩笑,干群关系很融洽,生产自救的时候,职工分成几个大组劳动,部分职工中午在厂里食堂吃完午饭,不到上班时间便开始干活,被厂长发现后,命令其休息,到点再干。那时厂里开会,马立忠主任点名,常用的顺口溜是“糕点、制糖,烧饼、伙房,菜园子、饲养场,姚焕乙来了吗?”因当时饲养场在王家庄,距厂区较远,只有两个老头喂猪、喂鸡,姚乙负责为其送饲料送饭,开会时姚焕乙就代表饲养场,他来了,人就全了。
1964年以后,开展“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职工的开会学习安排较多,那时,除完成工作任务外,下班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安排开会学习,乔光胜是党员,更是一晚上不落,或政治学习,或研究生产,有时候也对落后的人或事批评教育。孙启云当时曾经受领导和“四清”工作组的安排,多次到外地搞外调。1965年,“四清”运动进一步深入,(称“大四清”),工作组进厂,张熙武、孙象荣、袁树秀等厂级领导干部全部“上楼”,接受审查,同时涉及的还有部分中层及其他人员,工作组发动群众,给领导干部提意见,找问题,“用45度水洗澡”,还要“搓背”、“梳辫子”,“上楼”的领导干部经个人检查,群众讨论后,看是否允许“下楼”,能“下楼”的即安排领导岗位继续工作,袁树秀、张熙武先后都“下楼”了,孙象荣当时没有“下楼”,故袁、张都做了相应安排,唯孙没有安排,暂时在糕点车间帮助车间主任做些管理工作。经过运动,厂里新调整领导班子,张熙武任厂长,赵振东任书记,张国志任副厂长,孙象荣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才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生产。另外,周茂华在“四清”运动前在食堂担任炊事班班长,与孙象荣关系较好,生活困难时,孙象荣的老婆、孩子都在厂里,家庭困难,有人怀疑周茂华可能为孙象荣一家偷饭吃,令其交代问题,周拒不交代,运动后期,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组给其缓期一年登记处理。此后,工作组撤走,“文化大革命”开始,此事无人问津,直至落实政策时,才重新登记,恢复组织生活。
建厂初,厂里的机械设备极其简陋,只有一台压面机,一个鼓风机,一个地排车,一个手推车,厂领导号召职工大搞技术革新,曾先后自己制成和面机、汽水机,还曾用硬木做零件,试制扣剂子机,手摇的,类似挂面机和现在的馍馍机,但不太成功。
馬村烧饼曲司味机械图识图口诀1966年,我从师于山东水利技校伊玉瓒老师学习识图,他教给我一篇识图的口诀。
后来我又把这一口诀传给了糕点糖果厂的同事们。这套口诀至今我仍能背诵。
前顶两图长对正,左前两图高看齐。
坐视顶视两个图,宽度原是平等的。
前左前顶视图间,上下左右没有变。
顶视左视两个图,里边是后外是前。
平面垂直投影面,图上只见一条线。
若要看懂三面图,下面四句记在心:
正面看来是主视,左侧视图在右边。
剖视图有剖面线,顺着基线瞧对面。
对称部份剖半边,保留半边画外面。
剖视本来是假想,每次当做是整件。
有些零件虽到,习惯不画剖面线。
齿轮只画三圆圈,节圆内外虚实线。
直线平行投影面,图上只见一条线。
直线垂直投影面,投出影来是个点。
直线倾斜投影面,投影比着实物短。
我去北京送烧饼赵焕亮马农口述 李国经撰稿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周村食品厂生产的大酥烧饼已经颇有名气了,经常供应济南南郊宾馆和淄博市委接待处。这些地方当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住的,中央和省级首长及从外事部门安排下来的国际友人才能在这里下榻。周村烧饼用于招待这个层次的贵宾,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地方食品,在当时蜚声海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1980年夏秋之际,北京人民大会堂紧锣密鼓的准备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会务。大会堂内餐饮部门准备选择一部分传统地方小吃让代表们品尝,当时孟庆云正好担任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点心组组长,他是周村城郊孟家埝村人,原来是我们厂的糕点师傅,技艺精湛,当过车间主任,1964年,被选拔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做点心。其时,孟庆云就推荐了周村烧饼,领导上欣然同意。山东省被选中的特色食品只有两种,一是周村烧饼,一是济南煎饼。
按照人民大会堂的工作程序,由中央办公厅行管局下达任务给省里,省里由省行管局和省公安厅派人来到食品厂,安排烧饼加工,区公安局政保科也来人配合。当时,虽然已经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多少年来的惯性仍然在起作用。各级领导的敌情观念很强,要求厂里当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保证不出任何问题。一方面,要精选原材料,上等的面粉、食油和芝麻,选好原料后单独存放。另一方面,要选择可靠的烧饼加工者,既要技术好,又要出身好,政治可靠,按照这个标准,厂党支部决定由孔繁智、梁文超、段文龙、刘兴四人负责制作,制作过程中,公安局、卫生防疫站派人监督,党支部书记刘永泉曾对赵焕亮说,“公安局都给车间站上岗了!’198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食品厂举行烧饼进京装车仪式,区委副书记马基茂和区商业局的负责人参加装车。大约是1600包装成四十箱左右,那时包装纸是白纸红色图案,外边套上塑料袋。车辆是厂里的国产面包车,是小厂子组装的,质量很差,装了满满一车。由赵焕亮、马农开车,支部书记刘永泉带队送货。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当时这个身份在政治上很过硬。
装车后接着就出发了,省里来了六个人,分乘两辆日本面包车。当时,刘书记叮嘱我俩一定要小心驾驶,服从指挥,并说,“汽车一动,我们就失去自由了。”公安厅一位王处长对我们说,“咱这是个重要任务,如果出了问题,谁也跑不了!”他们这一说,我们心里有些紧张了。大约下午三点从周村出发,当天晚上,赶到省公安厅招待所住下,此处并不对外营业,只接待全省公安系统来省里办事的人员,武警站岗,戒备森严。
据刘永泉事后对我们说,烧饼加工完以后,省里的人问他怎么走,刘书记是个很爱面子、好讲排场的人,他毫不犹豫的说,“咱厂里有车!”省里的人说,车怎么样?
咱可有的是车啊!刘书记说,“新面包车!
没问题!”这面包车是新车也不假,却也真不给面子,关键时刻掉链子。第二天早晨一早出发,仍然是三辆车一块走。到了黄河摆渡口,天还未亮。在渡口上船的时候,汽车出了故障,开不上船去。赵焕亮赶忙爬到车下面弄了弄,还是不行,王处长急得围着车转,他对刘书记说,“汽车不行咱就换车。”刘书记说,“没事!没事!新车!”一会儿好歹弄好了,汽车过了黄河,向德州行驶。路上又出现两次故障,离合器不分离。只好停下拨弄拨弄,又能走了,走到离德州两公里的地方,又抛锚了,我们俩急得满头大汗,可是不管咋拨弄,就是不行了。
公安厅的人给行署打了电话,让行署准备车替换,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辆中巴面包车开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烧饼倒到那辆车上,带着省里那两辆车和全体人员去了地区招待所。那时已是中午时分,行署工作人员把我们安排进一个会议室内,一会儿,行署专员、副专员来了好几位,专员说,“这任务可不能耽搁,有什么问题,德州全部解决!”然后安排我们在招待所就餐。
据原定计划,下午三点要赶到人民大会堂,吃饭,他们立即启程上路,我们俩留下修车,德州行署的人帮我们拖到了汽修厂,修好车一分钱未收,我们俩又直趋北京。
马农开着车,跑到离沧州还有五里路的时候,天已黑了下来,这时下起了小雨,突然,发动机盖下往外冒烟,我们一看是电线连电着火了。赶紧停下车,掀起盖子一看,
车间分为三个组干活,制糖车间的男劳力搞运输,成立了运输队,从桓台往周村推苇子。姬长发、刘有兴是大队长,姬管生产,刘管供料。厂里的工具设备、房屋下水道,需要修理的,都是职工自己动手,能省1分钱就省1分钱,用以弥补生产的不足。做无粮点心,是用瓜干面做成稀,加上地瓜秧面做的粉,经烤制而成,虽有一定甜味,但很难吃。
无粮造酒曾用多穗高粱杆为主原料,用地瓜干、糖稀渣做引子(不应算是纯粹的无粮造酒,因为地瓜干、糖稀渣都应算粮食成分)很成功,造出来的酒精酒批发站负责经销,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还用土糖造酒,也很成功。学习冠县经验,用麦秸造酒,实际是浮夸,区里听了汇报后,曾在造纸厂召开现场会,做试验,先用麦秸造酒,然后用下脚料造纸,结果未成功。有段时间,厂里是淄博专署的先进典型,来厂里参观麦秸造酒的人很多,附近旅馆都安排不下住宿。但假的总归是假的,后来冠县的红旗倒了,厂里也就不再宣传用麦秸造酒了。为解决职工口粮不足的问题,厂里选派了部分职工到邹平县城以北的肖镇青青菜(学名小蓟),乔光胜与另外两名女职工一个小组,刘有兴负责来回运输,给出去的职工送饭,再把挖好的野菜带回来。职工食堂用野菜做成馅,用瓜干面做皮,蒸大包子,食堂吃不完的就择净晒干存起来,还分给部分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带回家。那时,虽然生活苦一点,干活累一点,但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都积极要求进步,没有人调皮捣蛋。厂里的书记、厂长经常下车间干活和检查,经常和工人们开玩笑,干群关系很融洽,生产自救的时候,职工分成几个大组劳动,部分职工中午在厂里食堂吃完午饭,不到上班时间便开始干活,被厂长发现后,命令其休息,到点再干。那时厂里开会,马立忠主任点名,常用的顺口溜是“糕点、制糖,烧饼、伙房,菜园子、饲养场,姚焕乙来了吗?”因当时饲养场在王家庄,距厂区较远,只有两个老头喂猪、喂鸡,姚乙负责为其送饲料送饭,开会时姚焕乙就代表饲养场,他来了,人就全了。
1964年以后,开展“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职工的开会学习安排较多,那时,除完成工作任务外,下班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安排开会学习,乔光胜是党员,更是一晚上不落,或政治学习,或研究生产,有时候也对落后的人或事批评教育。孙启云当时曾经受领导和“四清”工作组的安排,多次到外地搞外调。1965年,“四清”运动进一步深入,(称“大四清”),工作组进厂,张熙武、孙象荣、袁树秀等厂级领导干部全部“上楼”,接受审查,同时涉及的还有部分中层及其他人员,工作组发动群众,给领导干部提意见,找问题,“用45度水洗澡”,还要“搓背”、“梳辫子”,“上楼”的领导干部经个人检查,群众讨论后,看是否允许“下楼”,能“下楼”的即安排领导岗位继续工作,袁树秀、张熙武先后都“下楼”了,孙象荣当时没有“下楼”,故袁、张都做了相应安排,唯孙没有安排,暂时在糕点车间帮助车间主任做些管理工作。经过运动,厂里新调整领导班子,张熙武任厂长,赵振东任书记,张国志任副厂长,孙象荣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才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生产。另外,周茂华在“四清”运动前在食堂担任炊事班班长,与孙象荣关系较好,生活困难时,孙象荣的老婆、孩子都在厂里,家庭困难,有人怀疑周茂华可能为孙象荣一家偷饭吃,令其交代问题,周拒不交代,运动后期,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组给其缓期一年登记处理。此后,工作组撤走,“文化大革命”开始,此事无人问津,直至落实政策时,才重新登记,恢复组织生活。
建厂初,厂里的机械设备极其简陋,只有一台压面机,一个鼓风机,一个地排车,一个手推车,厂领导号召职工大搞技术革新,曾先后自己制成和面机、汽水机,还曾用硬木做零件,试制扣剂子机,手摇的,类似挂面机和现在的馍馍机,但不太成功。
馬村烧饼曲司味机械图识图口诀1966年,我从师于山东水利技校伊玉瓒老师学习识图,他教给我一篇识图的口诀。
后来我又把这一口诀传给了糕点糖果厂的同事们。这套口诀至今我仍能背诵。
前顶两图长对正,左前两图高看齐。
坐视顶视两个图,宽度原是平等的。
前左前顶视图间,上下左右没有变。
顶视左视两个图,里边是后外是前。
平面垂直投影面,图上只见一条线。
若要看懂三面图,下面四句记在心:
正面看来是主视,左侧视图在右边。
剖视图有剖面线,顺着基线瞧对面。
对称部份剖半边,保留半边画外面。
剖视本来是假想,每次当做是整件。
有些零件虽到,习惯不画剖面线。
齿轮只画三圆圈,节圆内外虚实线。
直线平行投影面,图上只见一条线。
直线垂直投影面,投出影来是个点。
直线倾斜投影面,投影比着实物短。
我去北京送烧饼赵焕亮马农口述 李国经撰稿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周村食品厂生产的大酥烧饼已经颇有名气了,经常供应济南南郊宾馆和淄博市委接待处。这些地方当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住的,中央和省级首长及从外事部门安排下来的国际友人才能在这里下榻。周村烧饼用于招待这个层次的贵宾,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地方食品,在当时蜚声海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1980年夏秋之际,北京人民大会堂紧锣密鼓的准备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会务。大会堂内餐饮部门准备选择一部分传统地方小吃让代表们品尝,当时孟庆云正好担任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点心组组长,他是周村城郊孟家埝村人,原来是我们厂的糕点师傅,技艺精湛,当过车间主任,1964年,被选拔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做点心。其时,孟庆云就推荐了周村烧饼,领导上欣然同意。山东省被选中的特色食品只有两种,一是周村烧饼,一是济南煎饼。
按照人民大会堂的工作程序,由中央办公厅行管局下达任务给省里,省里由省行管局和省公安厅派人来到食品厂,安排烧饼加工,区公安局政保科也来人配合。当时,虽然已经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多少年来的惯性仍然在起作用。各级领导的敌情观念很强,要求厂里当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保证不出任何问题。一方面,要精选原材料,上等的面粉、食油和芝麻,选好原料后单独存放。另一方面,要选择可靠的烧饼加工者,既要技术好,又要出身好,政治可靠,按照这个标准,厂党支部决定由孔繁智、梁文超、段文龙、刘兴四人负责制作,制作过程中,公安局、卫生防疫站派人监督,党支部书记刘永泉曾对赵焕亮说,“公安局都给车间站上岗了!’198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食品厂举行烧饼进京装车仪式,区委副书记马基茂和区商业局的负责人参加装车。大约是1600包装成四十箱左右,那时包装纸是白纸红色图案,外边套上塑料袋。车辆是厂里的国产面包车,是小厂子组装的,质量很差,装了满满一车。由赵焕亮、马农开车,支部书记刘永泉带队送货。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当时这个身份在政治上很过硬。
装车后接着就出发了,省里来了六个人,分乘两辆日本面包车。当时,刘书记叮嘱我俩一定要小心驾驶,服从指挥,并说,“汽车一动,我们就失去自由了。”公安厅一位王处长对我们说,“咱这是个重要任务,如果出了问题,谁也跑不了!”他们这一说,我们心里有些紧张了。大约下午三点从周村出发,当天晚上,赶到省公安厅招待所住下,此处并不对外营业,只接待全省公安系统来省里办事的人员,武警站岗,戒备森严。
据刘永泉事后对我们说,烧饼加工完以后,省里的人问他怎么走,刘书记是个很爱面子、好讲排场的人,他毫不犹豫的说,“咱厂里有车!”省里的人说,车怎么样?
咱可有的是车啊!刘书记说,“新面包车!
没问题!”这面包车是新车也不假,却也真不给面子,关键时刻掉链子。第二天早晨一早出发,仍然是三辆车一块走。到了黄河摆渡口,天还未亮。在渡口上船的时候,汽车出了故障,开不上船去。赵焕亮赶忙爬到车下面弄了弄,还是不行,王处长急得围着车转,他对刘书记说,“汽车不行咱就换车。”刘书记说,“没事!没事!新车!”一会儿好歹弄好了,汽车过了黄河,向德州行驶。路上又出现两次故障,离合器不分离。只好停下拨弄拨弄,又能走了,走到离德州两公里的地方,又抛锚了,我们俩急得满头大汗,可是不管咋拨弄,就是不行了。
公安厅的人给行署打了电话,让行署准备车替换,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辆中巴面包车开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烧饼倒到那辆车上,带着省里那两辆车和全体人员去了地区招待所。那时已是中午时分,行署工作人员把我们安排进一个会议室内,一会儿,行署专员、副专员来了好几位,专员说,“这任务可不能耽搁,有什么问题,德州全部解决!”然后安排我们在招待所就餐。
据原定计划,下午三点要赶到人民大会堂,吃饭,他们立即启程上路,我们俩留下修车,德州行署的人帮我们拖到了汽修厂,修好车一分钱未收,我们俩又直趋北京。
马农开着车,跑到离沧州还有五里路的时候,天已黑了下来,这时下起了小雨,突然,发动机盖下往外冒烟,我们一看是电线连电着火了。赶紧停下车,掀起盖子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