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是1斤面用半斤水,冬天的面需要软一点才好使,夏天的面醒得快,就需要硬一点,所以,平均1斤面半斤水。烤炉全部是老式土炉,盘得象鸡窝一样,上面直接放个铁鏊子,鏊子上面弄个保温层,下面的火直接烤着。鏊子上一次贴14个烧饼,因为鏊子是固定的,不像现在使用的电炉是自动转动的,所以,前边的还好说,后边的和左右两边的,往上贴的时候,够起来难度就大了,经常弄不好就被烧伤。按照贴上去的顺序,要随时掌握火候,既不能过火烤糊了,也不能火候小烤不酥。打烧饼的要根据自己操作的速度,掌握好炉温,使之不快不慢,随时看炉。自公私合营以后,打烧饼的技术就集中了各家字号、各派的优点长处,建厂以后,成为国营,更是集众家之长,逐步加以改进固定下来。那时候,国营企业国家规定是8小时工作制,但一般都需要提前半小时上班,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和好面,点着炉,从来也没有人计较工作时间,总认为都是应该的。每人每班30斤面,多的时候加到33斤,遇上“放卫星,创高产”,还要多一点,最后将一天打好的烧饼包装完入库后,才能下班。厂里经常组织比赛,一是看谁打烧饼快,产量高,这个一个班下来,包装好点数入库,就有数了;二是看谁打的烧饼好,把你打的烧饼搬到院子里,编号头,让领导看看,评评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大家都公认了才行。从那时一直到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烧饼没有列入国家计划供应的范围,所以,从原料供应,到产品生产,厂里首先要保证完成上级计划,保证供应,凡有计划指标的产品生产紧了,烧饼车间就抽人甚至停下来,去生产别的,原料也是这样,面粉、糖、油等都是按计划供应,所以,烧饼车间经常开工不足,最少的时候只有一只炉生产,发展也很慢。烧饼师傅也一直没有培养出新人,从建厂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始终是原来合厂时过来的十二三个人当师傅,其间培养出了几个女同志,但时间不长都因种种原因不干了,直至1970年以后,才逐步培养了部分青年工人。
糕点车间以华康食物店合过来的十几个人为主,当师傅。主要有炉货组和炸货组,炉货组建有1只大炉,3只小炉,炸货组有两口大锅,一口是油锅,一口是糖稀锅,还有从华康食物店带过来的一台压面机。炉货组主要生产桃酥、到口酥和饼干,因为计划供应的油有限,做桃酥用油多,所以,生产饼干较多。炉货组一般每天生产用面粉7~8包,多的时候十几包至二十包,每天出糕点1000余斤,以后随厂子规模扩大,有所增加。每年中秋节,全区按人均1斤月饼计划供应,当时全区只有副食品加工厂一家生产月饼,一般是节前1个月开始做,要在1个月内赶做13万斤月饼,除招用部分临时工外,厂里其他车间也要抽人集中力量生产月饼,烧饼车间基本上是停产改做月饼,加班加点,保证节日供应。有一年八月十五,职工休息,分了馅子和面粉,包水饺准备过节,上午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说有一个供销社月饼脱销,不够供应,全厂职工接通知后马上回到车间,一个下午赶做月饼数百斤,保证让全区人民都吃上月饼。糕点车间有1块大案板,长约2米多,宽约1.5米,工人们围着案板和好面,用走槌将面擀成厚薄均匀的1厘米厚后,然后每个制作工每人1个斩子,用斩子扣压,每10来个一摞,一个班下来,铁斩子磨得手心发紫。扣成的生还有专人摆板,每块板重5~6斤,摆好后每人一次搬3块,若是两个人架,一次架6块板,一个班下来,也是累得腰酸背痛,胳膊抬不起来。制作、摆板、看炉,各有分工,相互协作,工作起来互相照顾,若有人生病或女职工怀孕行动不便,其他人便主动挑起重担。女职工怀孕,除个别反应特别厉害的,一般都一直坚持上班,直至生孩子,并且不愿意别人照顾,大月份怀孕行动不便的,就负责摆板。
1963年4月,信玉华生第一胎时,上午还在坚持上班,下午便到医院生了孩子,其丈夫孙启云还在班上,也未到医院陪护。梁文超的爱人徐遵美在糕点车间,1963年农历八月初十,第一胎临产,但这时正是做月饼最忙的时候,在医院安排好床位后又回到车间包月饼,被副厂长袁树秀发现后,强行将其送回医院,当天下午便生产了,厂里派食堂管理员周茂华将小米粥和熟鸡蛋送到医院,梁文超下班后来到医院,孩子已经出生了。梁与徐是双职工,户口都在厂里,孩子出生后落户口时,也是厂里派万吉田老师给代办的,连孩子的名字梁杰都是万老师给起的。那时,工人仿佛只知道上班工作,家里什么事都依靠厂里。不管谁家有困难,只要工友们知道了,马上争先恐后地帮忙,乔光胜就曾多次帮助工友们修房子、修缝纫机、修自行车等,有求必应。女职工路莲做宫外孕手术需要输血,一下就跑去了十几个人验血。
厂里经常组织义务劳动,并经常参加区组织的各种活动。有一次,接到区里通知,粮食局进了一批小麦,急需要卸火车,运到面粉厂入库,我们厂一次就出了十几辆地排车,二十几个人,加班3个多小时。还有一次帮助蔬菜公司倒运白菜,正值下着小雨,天气很冷,工人们每隔1~2米1人,排成队传递,几个小时下来,棉衣都湿透了,成了泥条,毫无怨言。这里安排支援农业,深翻土地,副食品加工厂分在现东门路铝制品厂厂址处,厂里全部男职工都参加了,大干3天3夜。厂里进料、出货、装车、卸车、运输,全部是义务劳动,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一好的传统。至于工资奖金,上班多干点,少干点,没有人计较,偶尔问到工资奖金的事,大家都感到很丢人,认为不应该计较这些。
我们厂1958年建厂时,正值大炼钢铁高潮,区里从厂里抽人参加炼铁,乔光胜、李成绩、邓振华3人被抽调去财贸炼铁厂炼铁,厂址在斜马路上现在的水产公司处,一去就是半年多,当时,我们是在炼铁厂上班,在副食品加工厂发工资,在华康食物店后边的房子住。至1958年9月份以后,上级号召全民炼钢炼铁,区商业局又组织筹建了炼铁厂,商业局下属单位间断性抽人脱产参加炼钢炼铁,有时10天,有时20天,“放卫星、夺红旗”,在厂里坚持生产的也要抽工余时间搞义务劳动,砸矿石、搞运输,用一个铁圈圈罩住矿石(防止矿石乱蹦),用铁锤砸。那时候,供应的口粮中有鲜地瓜,粮局计划批到哪里,厂里上哪里去运。厂里有三辆手推车,一辆地排车,曾去新韩庄、小方家庄、皇住村、邓家庄、孙家庄运地瓜,运到食堂里煮熟后分给职工吃。
1959年,厂里成立了红专学校,让职工学技术、学政治、学文化,这里还专门派了专职教师万吉田老师教职工文化课,分为扫盲班、小学班、初中班,红专学校以我们厂为主,还有区商业系统的水产公司、糖酒站、食品公司、废品收购站等单位参加。扫盲班、初中班在我们厂上课,小学班在食品公司上课。技术课分车间,由车间技术骨干上课;政治课不分单位和班次,全部集中上,请上级或厂里的领导上课,讲形势、讲政治、讲理论,然后分开讨论消化;文化课分班次上课,主要学习语文、数学,万吉田老师是上数学课的。至1960年生活困难时,红专学校也停办了,万吉田留在厂里成了食堂管理员。
1959年,厂里还曾经万吉田老师介绍,从区文化馆请来一位姚老师,教职工跳舞,每周组织一次,抽晚上时间,要求全体职工参加。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紧缺,我厂原料供应有限,不能满足生产,开工不足。厂里响应上级号召,搞生产自救,不向国家伸手,当时厂领导曾算过一笔账,每个职工不管干什么,每天必须挣5元钱,才能不给国家赔钱,保证不向国家伸手。职工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为厂里找出路,打苇帘、编苇席、做果子露、做无粮点心、无粮酿酒等。编苇席、打帘子的项目最大,全厂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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