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上粥摊上去卖。遇上给小孩过生日或回族人出殡,就到炉上去订货。回族人出丧,要向邻居街坊和助忙的散烧饼,意思是人生一世,有些罪过,用这种办法,给亡人赎罪,现在仍然有这一风俗。
回族人的烧饼炉是用陶瓷缸制成的,先用土坯垒两条“腿”,约半人高。上面横着放一口大缸,缸口朝前,后高前底。缸口处用砖垒起来,外形呈正方形,中间留一个约1.2尺见方的正方形口,其右侧留一个小龛,搁放油灯,使之缸内缸外皆得照明。上方留一烟道,接上烟筒。缸身用黄泥糊住以保温。烧饼炉的燃料是谷糠,放在两条“腿”中间。将谷糠堆到缸口底部,用木棍砸卖,在其后部放上一块炉火块,慢慢引燃谷糠,谷糠全部点燃并冒一阵烟之后,炉温升到一定溫度再擦拭掉烟灰,即可贴饼烘烤。歇工时在火上面加一层谷糠,用砖压上,火一夜自然不灭,次日早晨拿去砖块,把火拨旺,烟过擦拭,又开始操作。
鼓烧饼的配料:10斤面粉配芝麻1斤,食盐2.5两。发面是决定烧饼质量的重要一环。
先制发面引子,用适量大曲为细末,取面粉1-2斤,浇开水烫成糊状,加上大曲,放在温度高的地方发酵,待其发酵后即可和面。天冷时加引子多,发面时间长,天热时加引子少,发面时间短,凭经验酌定。
芝麻也要经过加工处理,一般用凉水浸泡半小时,捞出后控净水,放在簸箕中用砖砸打,然后用锅炒好,簸出芝麻皮。芝麻仁香气浓而脆。一般一斤面出8个烧饼。操作时生饼粘芝麻后不晃盘,而是取高粱秸一段,纵向劈开,中间插一根竹筷,制成一个小笆,不断用其推平芝麻。
我是1942年生人,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打烧饼。1957年小学毕业,参加工作进了皮革厂。改革开放以后,为赚点钱补贴家用,1982年和妻子又干起了打鼓烧饼,早晨早起干至上班。干了不到二年,此时已经不用大缸了,改为铁板烘烤。这时候,周村北回味半部打鼓烧饼的只有我一家,后来才逐渐多了起来,也不仅仅是回民了。
计划经济时期的技术革新与改造曲俭友口述 孔繁智撰稿我叫曲俭友,1932年出生在周村太和村(现建国村)的贫苦农民家庭,家中父母和一个痴呆的哥哥,四口人靠父亲干木工活维持生计。幼时,只读了7个月的私塾,便辍学跟随父亲干木工活。以后就卖苦力推小车。
1955年,在周村中心合作社(后改为周村区贸易中心)点心厂当工人,后合到食物商店。1958年并入淄博市商业局周村分局副食品加工厂(周村食品厂前身)。
建厂初期,厂内唯一的电动设备是一台1.5千瓦的铜瓦电机,所有产品生产全靠手工操作,生产工艺落后,产品产量低,质量差,职工劳动强度大,广大干部、职工迫切需要改革生产工艺和设备。
1959年,区委号召开始“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全面跃进”,厂里开始搞小改小革试验。厂部任命我为“革新小组”组长,鲍士臣为副组长,加上从博山调来的冯延德,三人负责技术革新。两间小屋做车间,当时只有一台从外单位调来的8英尺旧皮带车床,一台B25小刨床和一台手摇钻,首先改造了烧饼炉,解决了烧饼生产的关键难题。当时,一无原料和资金;二无技术;三不懂机械。就边学边干,我始终积极参加职工夜校学习。到白云山里去买柿子木(硬度大),做齿轮,用木头做模型,当年下半年就制作出手摇和面机。以后,又数次改进,比较成型的和面机是上边用木框,和面斗子用铁制造,配用变速电机,下面挂上铁链,面和好后,用手一搬,面就倒出来了。
自1959年,粮食供应开始紧张(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按上级指示,做淀粉供应社会救灾。我到书店里买了有关锅炉方面的书籍,学习、研究,制造了一台小型锅炉,配上一千多转的对辊,用木槌砸制铁板做出风口,制出了“淀粉机”。把原料地瓜秧、玉米皮、玉米芯通过加热烘干碾碎,再用水沉淀、晾干即成淀粉。
1961年,厂里决定生产汽水,填补淄博市空白,3月份组织人员到济南趵突泉汽水厂和索镇参观学习。当时该厂用的是从德国进口的设备,机器庞大,价格也很高。回来后,决定自制。革新小组先制模型和模具,到其它厂翻砂、钻磨。当时周村区商业分局高瑞峰局长曾多次到现场与我们一起研究,并联系外单位协作。安排代食品(小球藻、蘑菇)让不成功不下火线的职工们补充生活。历时70天,在5月底投产,造价480元,可日产汽水8000~10000瓶,预计年产值13万元。1961年6月16日投产,还专门成立了汽水车间,有工人50名。
196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有了使不完的力气。糕点车间生产蛋糕时,每天需用40箱鸡蛋,把鸡蛋打到大盆内,三个小伙子轮流用扫帚搅,费好大力也搅不勻,影响蛋糕质量,劳动强度大。1968年研制成铁质“打蛋机”,效率提高,用了一段时间,铁板生锈、漂色发黑,影响蛋糕的颜色和气味,我们又将铁板换为铜板,且提高了转速,功率提高了四倍。1970年革新小组改为“机修车间,”厂部任命我任车间主任,徐业胜任副主任,技工增加到17人,车间添置了一台旧摇臂钻、电动台钻、仿制了一台八英尺皮带车床和两台B665牛头刨床及电气焊设备。当年,厂里决定研制饼干机,派人到上海参观学习,并从上海益民食品厂买来“BII-610型”饼干机图纸。机修车间土法上马,干了起来。14毫米厚的铁板,冲压没有设备,就抡起大锤轮流着砸;没有吊车起运大型部件,就用很多人抬。机修车间增加到24人,也增强了技术力量和知识人才,如张东升、高思训、王焕珠等,不过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就是高中生。人手再不够时,从生产淡季的车间调人。饼干机机身大、零件多,要求精密度高,需要铸、锻、焊、车、刨、铣、钻、磨等多种加工设备。B665型刨床对大部件无法加工,就在刨床前挖一个坑,采用横吃刀的方法,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地刨。加工机头的通孔时,需要尘标镗床,要是到外地加工,不但要花好多钱,运输也很困难;我们就用皮带车床代替,垫高车头,固定镗刀、卸掉刀架,采取快吃刀的办法,将机身40多个大小通孔都加工出来,用了近三年时间,机身8米多长的饼干机制造成功。1973年投产,同时改造了隧道炉。主要工艺为:和面——压面——冲压成型经传送带自动摆板进炉——隧道炉烘烤一冷却——理饼——装箱——包装——入库。
从和面到理饼都实现了机械化,劳动效率比原来提高3倍。接着又按市里要求组织会战,试制成功610型桃酥机和月饼馅机。糕点车间把原来单一生产“桃酥”,增加生产“秋叶酥”、“白鹅酥”、“牛舌酥”等7个花色品种,产量提高了10倍。
糖果生产过去都是手工操作,唯一的机械——吹风机。56年联营时,用“五印”铁锅熬糖,后改用铜锅。用锅熬糖容易糊锅,有苦味,影响产品质量。革新小组采用土炉烧,用木槌砸,焊接成了夹层铜锅。1966年,厂部决定让我带领4个人到青岛学习糖果生产,又参观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糖果生产厂家。从上海光明机械厂买回一份糖果生产设备图纸。回来后,没有人能看懂,我就到当时在周村的“山东水利技校”找到伊玉瓒老师,人家不愿意教,一是占用时间;
二是我的文化水平低。回来后,我到集上买了些木料,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套家具,送给伊老师(没花厂里一分钱)。伊老师很感动,就抽空教我,在伊老师处学了一套看图、识图的本领。不会计算,又去找业校的万吉田老师学习数学。经过反复钻研,自制出低压锅炉、“链苯醚”熬糖机。当时,
子上粥摊上去卖。遇上给小孩过生日或回族人出殡,就到炉上去订货。回族人出丧,要向邻居街坊和助忙的散烧饼,意思是人生一世,有些罪过,用这种办法,给亡人赎罪,现在仍然有这一风俗。
回族人的烧饼炉是用陶瓷缸制成的,先用土坯垒两条“腿”,约半人高。上面横着放一口大缸,缸口朝前,后高前底。缸口处用砖垒起来,外形呈正方形,中间留一个约1.2尺见方的正方形口,其右侧留一个小龛,搁放油灯,使之缸内缸外皆得照明。上方留一烟道,接上烟筒。缸身用黄泥糊住以保温。烧饼炉的燃料是谷糠,放在两条“腿”中间。将谷糠堆到缸口底部,用木棍砸卖,在其后部放上一块炉火块,慢慢引燃谷糠,谷糠全部点燃并冒一阵烟之后,炉温升到一定溫度再擦拭掉烟灰,即可贴饼烘烤。歇工时在火上面加一层谷糠,用砖压上,火一夜自然不灭,次日早晨拿去砖块,把火拨旺,烟过擦拭,又开始操作。
鼓烧饼的配料:10斤面粉配芝麻1斤,食盐2.5两。发面是决定烧饼质量的重要一环。
先制发面引子,用适量大曲为细末,取面粉1-2斤,浇开水烫成糊状,加上大曲,放在温度高的地方发酵,待其发酵后即可和面。天冷时加引子多,发面时间长,天热时加引子少,发面时间短,凭经验酌定。
芝麻也要经过加工处理,一般用凉水浸泡半小时,捞出后控净水,放在簸箕中用砖砸打,然后用锅炒好,簸出芝麻皮。芝麻仁香气浓而脆。一般一斤面出8个烧饼。操作时生饼粘芝麻后不晃盘,而是取高粱秸一段,纵向劈开,中间插一根竹筷,制成一个小笆,不断用其推平芝麻。
我是1942年生人,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打烧饼。1957年小学毕业,参加工作进了皮革厂。改革开放以后,为赚点钱补贴家用,1982年和妻子又干起了打鼓烧饼,早晨早起干至上班。干了不到二年,此时已经不用大缸了,改为铁板烘烤。这时候,周村北回味半部打鼓烧饼的只有我一家,后来才逐渐多了起来,也不仅仅是回民了。
计划经济时期的技术革新与改造曲俭友口述 孔繁智撰稿我叫曲俭友,1932年出生在周村太和村(现建国村)的贫苦农民家庭,家中父母和一个痴呆的哥哥,四口人靠父亲干木工活维持生计。幼时,只读了7个月的私塾,便辍学跟随父亲干木工活。以后就卖苦力推小车。
1955年,在周村中心合作社(后改为周村区贸易中心)点心厂当工人,后合到食物商店。1958年并入淄博市商业局周村分局副食品加工厂(周村食品厂前身)。
建厂初期,厂内唯一的电动设备是一台1.5千瓦的铜瓦电机,所有产品生产全靠手工操作,生产工艺落后,产品产量低,质量差,职工劳动强度大,广大干部、职工迫切需要改革生产工艺和设备。
1959年,区委号召开始“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全面跃进”,厂里开始搞小改小革试验。厂部任命我为“革新小组”组长,鲍士臣为副组长,加上从博山调来的冯延德,三人负责技术革新。两间小屋做车间,当时只有一台从外单位调来的8英尺旧皮带车床,一台B25小刨床和一台手摇钻,首先改造了烧饼炉,解决了烧饼生产的关键难题。当时,一无原料和资金;二无技术;三不懂机械。就边学边干,我始终积极参加职工夜校学习。到白云山里去买柿子木(硬度大),做齿轮,用木头做模型,当年下半年就制作出手摇和面机。以后,又数次改进,比较成型的和面机是上边用木框,和面斗子用铁制造,配用变速电机,下面挂上铁链,面和好后,用手一搬,面就倒出来了。
自1959年,粮食供应开始紧张(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按上级指示,做淀粉供应社会救灾。我到书店里买了有关锅炉方面的书籍,学习、研究,制造了一台小型锅炉,配上一千多转的对辊,用木槌砸制铁板做出风口,制出了“淀粉机”。把原料地瓜秧、玉米皮、玉米芯通过加热烘干碾碎,再用水沉淀、晾干即成淀粉。
1961年,厂里决定生产汽水,填补淄博市空白,3月份组织人员到济南趵突泉汽水厂和索镇参观学习。当时该厂用的是从德国进口的设备,机器庞大,价格也很高。回来后,决定自制。革新小组先制模型和模具,到其它厂翻砂、钻磨。当时周村区商业分局高瑞峰局长曾多次到现场与我们一起研究,并联系外单位协作。安排代食品(小球藻、蘑菇)让不成功不下火线的职工们补充生活。历时70天,在5月底投产,造价480元,可日产汽水8000~10000瓶,预计年产值13万元。1961年6月16日投产,还专门成立了汽水车间,有工人50名。
196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有了使不完的力气。糕点车间生产蛋糕时,每天需用40箱鸡蛋,把鸡蛋打到大盆内,三个小伙子轮流用扫帚搅,费好大力也搅不勻,影响蛋糕质量,劳动强度大。1968年研制成铁质“打蛋机”,效率提高,用了一段时间,铁板生锈、漂色发黑,影响蛋糕的颜色和气味,我们又将铁板换为铜板,且提高了转速,功率提高了四倍。1970年革新小组改为“机修车间,”厂部任命我任车间主任,徐业胜任副主任,技工增加到17人,车间添置了一台旧摇臂钻、电动台钻、仿制了一台八英尺皮带车床和两台B665牛头刨床及电气焊设备。当年,厂里决定研制饼干机,派人到上海参观学习,并从上海益民食品厂买来“BII-610型”饼干机图纸。机修车间土法上马,干了起来。14毫米厚的铁板,冲压没有设备,就抡起大锤轮流着砸;没有吊车起运大型部件,就用很多人抬。机修车间增加到24人,也增强了技术力量和知识人才,如张东升、高思训、王焕珠等,不过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就是高中生。人手再不够时,从生产淡季的车间调人。饼干机机身大、零件多,要求精密度高,需要铸、锻、焊、车、刨、铣、钻、磨等多种加工设备。B665型刨床对大部件无法加工,就在刨床前挖一个坑,采用横吃刀的方法,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地刨。加工机头的通孔时,需要尘标镗床,要是到外地加工,不但要花好多钱,运输也很困难;我们就用皮带车床代替,垫高车头,固定镗刀、卸掉刀架,采取快吃刀的办法,将机身40多个大小通孔都加工出来,用了近三年时间,机身8米多长的饼干机制造成功。1973年投产,同时改造了隧道炉。主要工艺为:和面——压面——冲压成型经传送带自动摆板进炉——隧道炉烘烤一冷却——理饼——装箱——包装——入库。
从和面到理饼都实现了机械化,劳动效率比原来提高3倍。接着又按市里要求组织会战,试制成功610型桃酥机和月饼馅机。糕点车间把原来单一生产“桃酥”,增加生产“秋叶酥”、“白鹅酥”、“牛舌酥”等7个花色品种,产量提高了10倍。
糖果生产过去都是手工操作,唯一的机械——吹风机。56年联营时,用“五印”铁锅熬糖,后改用铜锅。用锅熬糖容易糊锅,有苦味,影响产品质量。革新小组采用土炉烧,用木槌砸,焊接成了夹层铜锅。1966年,厂部决定让我带领4个人到青岛学习糖果生产,又参观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糖果生产厂家。从上海光明机械厂买回一份糖果生产设备图纸。回来后,没有人能看懂,我就到当时在周村的“山东水利技校”找到伊玉瓒老师,人家不愿意教,一是占用时间;
二是我的文化水平低。回来后,我到集上买了些木料,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套家具,送给伊老师(没花厂里一分钱)。伊老师很感动,就抽空教我,在伊老师处学了一套看图、识图的本领。不会计算,又去找业校的万吉田老师学习数学。经过反复钻研,自制出低压锅炉、“链苯醚”熬糖机。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