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破坏史空前(1966~1976)我国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属于重“灾区”,它所受到的冲击和破坏比其他任何战线都更为严重。
山东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到的破坏更是惨不忍睹。
运动一开始,学校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构就受到破坏,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群众组织林立,派性斗争和群众组织夺权与反夺权不断,整个学校混乱不堪。学校的教学、科研等设施被毁坏,党的教育方针被歪曲,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成绩被全盘否定,大批干部群众受到凌辱和迫害,正常的教学秩序遭破坏,尤其是学校被肢解为三,使学校元气大伤。“文化大革命”给山东大学带来的灾难和造成的损失,是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
1976年10月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造成我国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历史开始出现伟大转折。经过拨乱反正,学校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才逐步恢复正常,不断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1966年初,学校除进行正常的教学科研等项工作外,还开展了《海瑞罢官》问题及“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大讨论。1月8日,文科的部分教师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的《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会。3月29日,山东大学和省内有关高等院校及社科界等单位联合举行了关于“清官”、“好官”、“让步政策”、“道德继承”、“历史剧”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本次会议一直到4月9日才结束。这次讨论会,是《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会的继续。对《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在1965年11月之前,基本上还是仅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讨论和批判。而到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开始进入新阶段,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声称建国以来文艺界是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因此,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黑线”,来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中共中央将《纪要》用文件的形式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基本上把《纪要》的精神反映出来。4月28日,山东大学党委开始传达中央批发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4月30日,学校决定立即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5月4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动员在全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5月14日,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小字报、墙报、黑板报等。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更加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山东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出现高潮。大字报迅即贴满校园,仅6月4日一天,全校就贴出大字报近万张。声讨会、批判会遍及全校。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学校及系、校部机关的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和老年教师。
中共山东省委为加强对山东大学运动的领导,于1966年6月5日向学校派出工作组。此时的校领导和工作组,在努力坚持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6月8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校领导和工作组作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要求全校进一步动员起来,投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也就是在这一天,山东大学出现了要求学生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大字报。6月16日,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决定停止学校部分领导干部的职务。从此,便开始了对这些被停职干部的批判。
中共山东省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山东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决定再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团,于1966年7月4日进驻学校。学校的运动已发展到开始涉及到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成吾校长(兼党委书记)。8月5日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经中央批准,成仿吾校长被停职检查的决定。全校又开始了对成仿吾校长的揭发批判和斗争。9月3日部分群众搜查了成仿校长的家。
1966年8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掀起高潮,局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校党委和工作团已很难控制局面。并且部分群众已把校党委和工作团视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障碍和阻力。省委工作团不得不于 8 月 14 日全部撤出学校。学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达到了顶峰。并且开始了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出现了打、砸、抢,部分干部、教师等人员被批斗、游街、殴打和抄家。
由于观点的不同,群众开始分派,并相继成立了不同的群众组织(当时称“红卫兵”组织)。截止到1966年9月25日,山东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已有12个之多。此时,群众之间开始了派性斗争,学校进一步混乱。红卫兵除了在校内批斗外,有的还去冲击省委的办公场所。北京等外地的红卫兵开始到山东大学串连和煽动群众。对于红卫兵的串连,中央不但不制止,而且支持,并谓之为“革命大串连”。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开始走出学校到全国各地串连。到北京串连的,还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革命大串连”一时形成高潮,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正常工作已全部停顿。
1966年11月9日,红卫兵组织开始接管校“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并于12月7日主持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此会一直断断续续地开到1967年1月21日。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十七级以上干部起来揭发批判成仿吾校长等学校领导干部。此次会议,对彻底揭开所谓山东大学的盖子和否定校党委校行政的领导及对后来的群众夺权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运动的初期,对于学校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并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实质和错误。尽管大家对中央要求开展“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有的领导干部尽管受到冲击,但出于多年来对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和忠诚,还是如同过去开展运动一样在努力地紧跟和认真地贯彻执行。所以说,在运动初,学校党委按照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去认真发动和领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都是可以理解的。
1966年山东大学共有政治、中文、历史、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电子、生物9个系;教职工1386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27人),学生3307人(其中全日制3152人,半工半读155人),研究生33人,函授生1500人;仪器设备 8800件;
图书100余万册;实验室64个;老校区校舍47000平方米,新校区校舍 66000 平方米。年内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有半导体寿命测量仪 50台,数字式频率计60台,硅平面高压开关二级管5万支,氯化钠棱镜32块,溴化钾棱镜28块,ADP 晶片 2000 片,KNT 晶体 0.5 吨。实际上只完成ADP 晶片和部分数字式频率计,其他任务均未完成。其产值原计划是80.9万元,实际完成 22.95万元,只完成原计划的28.37%。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学校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构都已陷入瘫痪状态。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开展总攻击”。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群众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对于这一夺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月11日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去贺电,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也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从此,夺权之风蔓延全国。
2月3日,山东省夺权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称“二·三”夺权)。对于山东省的“二·三”夺权,山东大学一部分群众组织拥护,而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反对。并且各自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在全国夺权形势的影响下,学校的群众组织也开始了夺权斗争。一开始部分群众组织先到社会上去夺山东省及有关部门的权,实际上是去抢印章和占办公室。有的因而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其负责人被公安机关逮捕。山东省“二·三”夺权之后,学校的部分群众组织便开始酝酿夺取学校的权力。在山东省革委会的支持下,于1967年4月19日夺权成立了“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山东大学被更名为鲁迅大学)。随后,4 月 21 日政治系成立革命委员会,4月22日历史系、化学系、外文系成立革命委员会,6月10日电子系成立革命委员会,6月27日生物系成立革命委员会,7月6日物理系、数学系成立革命委员会,7月19日中文系成立革命委员会,校部各机关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成立后,形势并不稳定。对所谓的“红色政权”,仍有多数群众表示不满和反对。实际上,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并没有停止。最为突出的是1967年5月6日,济南市一大批群众去山东省革委会大院,被视为是冲击“红色政权”、破坏革委会。
为此,山东省革委会调集数万名群众去省革委会所在地,进行所谓保卫“红色政权”的战斗。鲁迅大学革委会也在山东省革委会的号召下,组织大批群众去省革委参加保卫战,参与了5月7日的山东省革委会大院的武斗。所谓的省革委保卫战结束后,5月8日学校便开始斗争本校所谓反对“红色政权”的分子,有相当数量的师生被揪斗、殴打和游街。
鲁迅大学革委会成立后,在校内掌权的一派群众组织因对山东“二·三”夺权前后某些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不满,要求省革委会给予平反,从而与山东省革委会产生分歧,进而发展成对立,山东省革委会便把鲁迅大学革委会视为反对省“红色政权”。因此,决定要予以镇压。1967年8月29日晚上,山东省革委会调集济南市数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学校。被打被抓的师生不计其数,学校的财产也遭到了严重破坏。随后,山东省革委会于8月30日作出了解散“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并支持另一派群众组织重新成立山东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作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
鲁迅大学革委会被解散和镇压后,学校内各派之间的斗争仍然不断。1967年9月 14 日学校的部分群众到校印刷厂仓库抢拿纸张等印刷材料,从而引发了群众间的冲突,济南市的部分群众再次到学校来参加武斗,又有部分师生被打被抓,从而发生了“九·一四”事件。此事件发生后,除给学校的财产进一步造成损失外,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群众间的对立。本来因8月29日的事件就有大批师生离校躲藏和上访,发生9月14日事件后,又有一批师生离校。
由于派性斗争和大批师生离校,学校的工作已无法进行。此时,应该在 1966 年夏季毕业的学生,因“文化大革命”而一直拖延到 1967 年10月才根据上级安排要对这批学生进行毕业分配。但因学校人员较少,山东鲁迅大学革委会筹备小组不得不于10 月 10 日发出《关于在外人员返校的紧急通知》,要求 1966 年毕业生必须在1967年10月31日前无条件地全部返校参加分配工作。
10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学校一方面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方面组织学生复课。但学校的工作,仍以运动为主。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的通知精神,山东省于 1967年11月27日向学校派驻军训团。该军训团在校工作到1968年8月9日才撤离学校返回营房。
1968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9月5日山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又有解放军参加,改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参加学校的领导工作。解放军和工人的进校,对稳定学校局势、维护学校秩序和促进群众组织的联合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进入1968年,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进行,3月份开展了围剿所谓“渤海战团”的斗争。在此斗争中,又有部分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和被批斗、关押。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山东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9月26日重新成立。新的校革委成立后,按照上级的部署,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整党和教育革命等工作。在此期间,学校也开展了一些教学科研工作,但主要还是以政治运动为主,尤其是“清队”工作。10月18日,学校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动员和部署全校的“清队”工作。此工作一直持续到 1969 年底,历时一年之久。在这一年多的“清队”中,有近四分之一的教职工被作为审查对象。有的学生和家属也被审查。据 1970年5月的《全校清队情况统计表》统计:(一)全校审查总人数338人,其中:科长以上干部71人(内有党员69人);一般干部22人(内有党员9人);教师157人(内有党员36人);教辅人员 28 人;工人 17 人;学生6人;家属 37 人。
(二)经审查属内部问题者197人。(三)经审查属敌我矛盾性质者46人(其中已定案39人)。(四)各单位正在审查人员73人。
(五)经审查问题暂挂起来的 22 人。据1969年4月15日鲁迅大学革委会组织组搞的《原山东大学教授、副教授摸底情况表》中统计:原山东大学共有教授、副教授50人(童书业、王普、陈云章已去世除外),未审查者3人,占6%;被审查者 47人,占94%;定为内部者27人,占54%;定为外部者7人,占14%(其中有2人不戴帽子);未定者13人,占26%(其中有4人将定为内部)。据 1969年4月校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系正副总支书记、系正副主任、部处室十七级以上干部登记表》统计:
(一)原党总支正副书记(一个支部书记)25人,审查 13 人(解放 11 人,未定者3人)①。 (二)原系正副主任 20 人,审查17人(解放或內部14人,未定者3人)。 (三)机关部、处、室十七级以上干部36人,审查22人(解放或内部 19 人,未定 3人)。据校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审查清理讲师(教员)登记表》统计:共 162 人,审查 81 人。这些被审查的人员,大部分被以各种形式隔离和限制人身自由,有的还被强制劳动或被专政机关关押,有的被殴打或受到各种人身侮辱,个别人被打致伤残或自杀,其残酷程度,不堪回首。
1969年底,“清队”刚一结束,根据中央部署,1970 年初,学校又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而“一打三反”是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为重点。刚经受了“清队”之苦后,又有部分教职工和学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批斗,有的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公安机关逮捕。
随着“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深入,开始对学校的体制和布局进行大规模的调整。1970年6月24日,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批转《山东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方① 原表中即为此数。
案》。在此方案中提出,山东大学理科(数学、物理、化学、无线电电子学)改建为山东科学技术大学,以任务带学科,负责培养国防工业的科技人员,开展国防科技和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由国防工办管理,校址设在济南市,在平阴县建立农业生产和战备疏散基地。山东农学院山东大学生物系并入,校址设在泰安。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建山东大学,校址设在曲阜。
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核心领导小组的要求,学校于 1970 年 7月份开始部署安排分校搬迁工作。对于把山东大学被肢解为三,学校的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不同意的。但当时迫于形势和压力,也只好被动地服从,尤其是离开济南去曲阜、泰安的教职工更是出于无奈。从9月7日举办分校搬迁学习班开始,到9月24日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分别搬往曲阜、泰安为止,历时 17 天,搬迁工作基本结束。共搬运物资总计7508立方米(其中文科四系和机关合计为5114立方米,生物系2394立方米),以上物资不含图书馆文科所用图书。去曲阜的教职工322人,去泰安的教职工104人。因为搬迁,学校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外,物资设备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师资也有一定的流失。本次分校搬迁,给学校各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在以后的时间里很难予以弥补的。
就在学校准备分校搬迁的时候,1970 年 7 月 22 日校工、军宣队临时党委和校革委核心领导小组通知:“我校校名现已恢复山东大学名称,新公章自即日起启用,原山东鲁迅大学各种印章一律作废。”至此,山东大学被更名为鲁迅大学的历史结束。
也是在分校搬迁之时的1970年7月份,1964年和1965年入学的最后两届学生同时毕业离校。因自1966年至1970年学校未再招收新生,所以学校暂时出现了无有学生的空档。
分校搬迁结束后,1970年10月12日在济南原山东大学校址11278山东大学百年史召开山东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大会。山东科学技术大学下设自控(数学系改名)、物理、化学、光学(从物理系分出刚成立)、电子五个系(当时改称大队)。同年10月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重新组建的山东大学,也在原曲阜师范学院的校址成立,下设政史、中文、外文、数学、物理、化学六个系(当时改称大队)。与此同时,山东大学生物系也正式并入泰安的山东农学院。
根据中央的部署,从1971年春季,被重新组建的各学校及系科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招生工作。本次招生是在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并进行试点后进行的,采取的是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招生(招收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学生在学校里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学习文化知识,而是进行各种阶级斗争和从事各种生产劳动,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的使命。新生入学后,学校积极组织教学工作,教师除搞好教学工作外,还和学生一起走出学校,实行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并到鲁西南平原、泰莱山区、沂蒙山区、鲁北平原等地举行野营拉练。
在此期间,学校的政治运动仍然接连不断,“一打三反”运动继续开展,同时又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又有部分人员受到审查、隔离和批判。尤其是1971年下半年,学校开始的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学校的破坏更大。
本《纪要》对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作出“两个估计”,一个是称:
“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另一个是称: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既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又为进一步批斗学校的干部教师制造了理论上的根据,还成了强11i1111加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又一个枷锁。
279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学校又开展了“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等运动。“批林整风”的开始阶段主要把批判林彪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这本来是正确的。但后来江青等人却把“批林整风”的方针引导成了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再后来又和批判孔子结合起来成了“批林批孔”,一直又发展到“评法批儒”、“评《水浒》”和“反右倾回潮”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多年反复,学校中的广大师生已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对“文化大革命”怀疑、厌倦、责难的情绪日逾一日地发展起来。这一切也为后来和“四人帮”的斗争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从山东大学被拆散那时起,一些干部教师就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们利用各种形式不断向上级反映意见和陈述理由,强烈要求重新恢复拆散前的山东大学。最后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山东大学又被重新恢复。
1973年12月1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有山东大学、山东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农学院三个院校党的领导干部和部分党员教师、学生代表参加的“山东大学等校分校合校迁校工作会议”,传达和研究贯彻中央关于山东大学问题的精神,部署恢复山东大学的工作。会上,山东省委王众音同志讲:“中央领导同志对山东大学问题很重视,总理和姚文元同志作了批示,几位副主席和政治局部分常委、委员对山东省委的报告都圈阅了。总理11月11日的批示是:同意姚文元同志的意见。姚文元同志11月6日的批示是:原则同意山东省委意见,具体办法由科教组同省委有关部门研究商办。力求全面考虑,妥善处理。”
1974年2月4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下达《关于恢复原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的通知》:“接国务院科教组通知:‘经中央批准,同意中共山东省委意见,恢复原山东大学和曲阜师范学院。同时撤销山东科技大学,其教职工全部并入山大。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恢复以后,仍面向本省,由省领导,其经费和基建投资请省里统一安排。”根据中央和省委、省革委会的通知和部署,原山东大学迁至曲阜和泰安的政治、中文、历史、外文、生物五个系全部回到济南,加上原山东大学留在济南改建为山东科学技术大学的数学(改为自控)、物理、电子、化学、光学五个系,共计十个系恢复为山东大学。在恢复山东大学的同时,撤销山东科学技术大学。
1974年2月4日,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电话通知:“经研究确定恢复山东大学后,现山东科技大学和山东大学(原山大部分)的党委常委合并办公。”3月7日在济南召开恢复山东大学大会,省市有关部门及驻济院校到会祝贺。
山东大学恢复后,马上着手充实师资队伍和加强基本建设等工作,给学校的工作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也给广大师生员工以很大的鼓舞,教学、科研、后勤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此时仍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学校的工作还继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除继续开展“批林批孔”等运动外,还掀起了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的热潮,这对学校工作又造成很大的冲击。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学生毕业当农民,社来社去挣工分,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教育革命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经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当时辽宁省委的一位负责人的要求是:朝农要培养懂得科学种田、八字宪法,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和资本主义倾向斗争的劳动者。
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后,开始对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技、文艺等九大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教育方面,恢复了教育部。新恢复的教育部强调要抓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要尊重知识分子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通过整顿,使学校的工作很快焕发了生机,教学科研等项工作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可惜的是,整顿工作开展不久,9月份学校又开始了评《水浒》的运动。1975年底至1976年初又开展了批判“教育界的奇怪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顿工作被迫中断,邓小平同志被再次打倒和受到批判。学校的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本来很好的形势再一次遭到破坏。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校师生无限悲痛,他们胸戴白花、袖佩黑纱,表示对总理的悼念。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及追查“政治谣言”等。但因学校的干部和群众经过近十年的曲折历程,已提高了觉悟,所以学校还基本上是平静的,没有出现像以前那样镇压群众和制造冤假错案的现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校师生员工极其悲痛。他们用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沉痛哀思。
1976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从此,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山东大学也走上了拨乱反正、恢复整顿的新的历史阶段。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
山东大学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与“左”倾错误等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斗争,从而使学校所受到的破坏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否则,学校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更是不堪设想。“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广大师生员工,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不管怎么说,它都是我们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灾难。对于学校来说,也不例外。仅就下面的一些数字就可以看出其严重性。“文化大革命”中山东大学有自杀人员13人,被打致死1人,自杀未遂2人;校级干部共8人,全部被打过;处级干部共 37 人,被打 23 人(其中1人被打致死);正副教授共46人①,被打29人;政工干部(辅导员)仅物理、电子、外文、生物4个系20名全部被打,全校的政工干部几乎无一人幸免挨打;全校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就有60多名;全校被打砸抢造成的财物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如生物系的教学标本、样品、挂图、绘画、教学实验仪器和工具等几乎全部被焚烧、打碎、损破和偷盗,其他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家具、纸张和印刷材料等都遭到破坏和丢失;更为严重的是档案资料所遭到的破坏,如两箱化轻方面的绝密技术档案被抢后丢入水井内而被毁废,其他丢失的机密档案已无法统计和追回。
① 原档案中数字。
以上这些仅是对人员的迫害和财物的损毁,而对学校教学、科研、生产和人才的培养等方面造成的损失,则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和说明的。但是,对于学校的广大师生员工来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其特殊的环境下,仍然克服一切困难和冒着风险力所能及地开展教学、科研、生产和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在教学方面,对“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 3300余名学生,尽量创造一切条件为他们补课,以弥补其学业上的损失,这为他们以后从事工作打下了较好的业务基础。另外,学校在被拆散搬迁及又复校等几经折腾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自1971年到1976年,先后招收了5000余名学生。尽管这些学生入学时文化水平不齐,但学校的老师却认真编写教材和备课,努力搞好课堂传授,还和学生下厂下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老师还和学生结成“对子”,进行“一帮一”的教学。
学生也刻苦地学习和认真地钻研,较好地完成了学业。总之,无论对“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学生,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招收的学生,经过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在政治、思想和业务知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建设者,填补了国家人才方面的空档。在科研和生产方面,由于广大教职工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理科方面的ADP晶片、磷酸二氘钾晶体(DKDP)生长、0.1微伏数字电压表、硫化铅光敏电阻、大偶数理论研究、地下水计算、船体数学放样、高能离子注入机、高强度抗撕裂有机硅橡胶、轻油加压水蒸汽转化制氢催化剂、用微生物分解磷矿粉、气象统计预报、纤维蛋白饲料、钻井泥浆处理剂及配方、稠油降黏、超高性能干电池复合隔膜、数字指重表、火车轴温测试仪、五公分锗平面隧道二级管、三公分微带环行器、压电送受话器配料、JL-4计算机、DJL-1计算机、低频滤波器、环境保护防止污染分析方法、湿法炼铜浸出液的综合利用、肿瘤免疫、电光Q开关和高重复脉冲激光器、射流技术、快速调节器等科研项目,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为我国的农业、工业、国防、环保、医疗等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有的科研成果还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和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如大偶数理论研究、船体数学放样、高能离子注入机、高强度抗撕裂有机硅橡胶、0.1微伏数字电压表、磷酸二氘钾、硫化铅光敏电阻等。五公分锗平面隧道二级管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通讯卫星上的需用元件,是列入国家重点工程331 工程的一个关键元件。社会科学方面的《汉语大词典》的编写、鲁迅著作《故事新编》的注释、《文史哲》的复刊、尹家城遗址的发掘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在后勤方面,广大干部职工克服资金和物资缺等困难,为学校建设了部分教学、科研、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并克服一切困难、挖掘一切潜力努力搞好为教学、科研和生活等各方面的服务,尤其是在学校停课、停产等情况下,后勤方面的职工仍坚守岗位努力做好工作。在管理方面,广大干部职工始终忠心耿耿地对待工作,有的甚至是忍辱负重,克服本人精神上的种种压力和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努力维护学校的秩序,保护学校的财产,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尽量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
===== 原始正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