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学校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构都已陷入瘫痪状态。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开展总攻击”。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群众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对于这一夺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月11日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去贺电,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也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从此,夺权之风蔓延全国。
2月3日,山东省夺权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称“二·三”夺权)。对于山东省的“二·三”夺权,山东大学一部分群众组织拥护,而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反对。并且各自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在全国夺权形势的影响下,学校的群众组织也开始了夺权斗争。一开始部分群众组织先到社会上去夺山东省及有关部门的权,实际上是去抢印章和占办公室。有的因而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其负责人被公安机关逮捕。山东省“二·三”夺权之后,学校的部分群众组织便开始酝酿夺取学校的权力。在山东省革委会的支持下,于1967年4月19日夺权成立了“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山东大学被更名为鲁迅大学)。随后,4 月 21 日政治系成立革命委员会,4月22日历史系、化学系、外文系成立革命委员会,6月10日电子系成立革命委员会,6月27日生物系成立革命委员会,7月6日物理系、数学系成立革命委员会,7月19日中文系成立革命委员会,校部各机关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成立后,形势并不稳定。对所谓的“红色政权”,仍有多数群众表示不满和反对。实际上,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并没有停止。最为突出的是1967年5月6日,济南市一大批群众去山东省革委会大院,被视为是冲击“红色政权”、破坏革委会。
为此,山东省革委会调集数万名群众去省革委会所在地,进行所谓保卫“红色政权”的战斗。鲁迅大学革委会也在山东省革委会的号召下,组织大批群众去省革委参加保卫战,参与了5月7日的山东省革委会大院的武斗。所谓的省革委保卫战结束后,5月8日学校便开始斗争本校所谓反对“红色政权”的分子,有相当数量的师生被揪斗、殴打和游街。
鲁迅大学革委会成立后,在校内掌权的一派群众组织因对山东“二·三”夺权前后某些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不满,要求省革委会给予平反,从而与山东省革委会产生分歧,进而发展成对立,山东省革委会便把鲁迅大学革委会视为反对省“红色政权”。因此,决定要予以镇压。1967年8月29日晚上,山东省革委会调集济南市数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学校。被打被抓的师生不计其数,学校的财产也遭到了严重破坏。随后,山东省革委会于8月30日作出了解散“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并支持另一派群众组织重新成立山东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作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
鲁迅大学革委会被解散和镇压后,学校内各派之间的斗争仍然不断。1967年9月 14 日学校的部分群众到校印刷厂仓库抢拿纸张等印刷材料,从而引发了群众间的冲突,济南市的部分群众再次到学校来参加武斗,又有部分师生被打被抓,从而发生了“九·一四”事件。此事件发生后,除给学校的财产进一步造成损失外,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群众间的对立。本来因8月29日的事件就有大批师生离校躲藏和上访,发生9月14日事件后,又有一批师生离校。
由于派性斗争和大批师生离校,学校的工作已无法进行。此时,应该在 1966 年夏季毕业的学生,因“文化大革命”而一直拖延到 1967 年10月才根据上级安排要对这批学生进行毕业分配。但因学校人员较少,山东鲁迅大学革委会筹备小组不得不于10 月 10 日发出《关于在外人员返校的紧急通知》,要求 1966 年毕业生必须在1967年10月31日前无条件地全部返校参加分配工作。
10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学校一方面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方面组织学生复课。但学校的工作,仍以运动为主。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的通知精神,山东省于 1967年11月27日向学校派驻军训团。该军训团在校工作到1968年8月9日才撤离学校返回营房。
1968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9月5日山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又有解放军参加,改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参加学校的领导工作。解放军和工人的进校,对稳定学校局势、维护学校秩序和促进群众组织的联合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进入1968年,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进行,3月份开展了围剿所谓“渤海战团”的斗争。在此斗争中,又有部分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和被批斗、关押。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山东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9月26日重新成立。新的校革委成立后,按照上级的部署,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整党和教育革命等工作。在此期间,学校也开展了一些教学科研工作,但主要还是以政治运动为主,尤其是“清队”工作。10月18日,学校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动员和部署全校的“清队”工作。此工作一直持续到 1969 年底,历时一年之久。在这一年多的“清队”中,有近四分之一的教职工被作为审查对象。有的学生和家属也被审查。据 1970年5月的《全校清队情况统计表》统计:(一)全校审查总人数338人,其中:科长以上干部71人(内有党员69人);一般干部22人(内有党员9人);教师157人(内有党员36人);教辅人员 28 人;工人 17 人;学生6人;家属 37 人。
(二)经审查属内部问题者197人。(三)经审查属敌我矛盾性质者46人(其中已定案39人)。(四)各单位正在审查人员73人。
(五)经审查问题暂挂起来的 22 人。据1969年4月15日鲁迅大学革委会组织组搞的《原山东大学教授、副教授摸底情况表》中统计:原山东大学共有教授、副教授50人(童书业、王普、陈云章已去世除外),未审查者3人,占6%;被审查者 47人,占94%;定为内部者27人,占54%;定为外部者7人,占14%(其中有2人不戴帽子);未定者13人,占26%(其中有4人将定为内部)。据 1969年4月校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系正副总支书记、系正副主任、部处室十七级以上干部登记表》统计:
(一)原党总支正副书记(一个支部书记)25人,审查 13 人(解放 11 人,未定者3人)①。 (二)原系正副主任 20 人,审查17人(解放或內部14人,未定者3人)。 (三)机关部、处、室十七级以上干部36人,审查22人(解放或内部 19 人,未定 3人)。据校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审查清理讲师(教员)登记表》统计:共 162 人,审查 81 人。这些被审查的人员,大部分被以各种形式隔离和限制人身自由,有的还被强制劳动或被专政机关关押,有的被殴打或受到各种人身侮辱,个别人被打致伤残或自杀,其残酷程度,不堪回首。
1969年底,“清队”刚一结束,根据中央部署,1970 年初,学校又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而“一打三反”是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为重点。刚经受了“清队”之苦后,又有部分教职工和学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批斗,有的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公安机关逮捕。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学校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构都已陷入瘫痪状态。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开展总攻击”。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群众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对于这一夺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月11日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去贺电,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也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从此,夺权之风蔓延全国。
2月3日,山东省夺权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称“二·三”夺权)。对于山东省的“二·三”夺权,山东大学一部分群众组织拥护,而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反对。并且各自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在全国夺权形势的影响下,学校的群众组织也开始了夺权斗争。一开始部分群众组织先到社会上去夺山东省及有关部门的权,实际上是去抢印章和占办公室。有的因而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其负责人被公安机关逮捕。山东省“二·三”夺权之后,学校的部分群众组织便开始酝酿夺取学校的权力。在山东省革委会的支持下,于1967年4月19日夺权成立了“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山东大学被更名为鲁迅大学)。随后,4 月 21 日政治系成立革命委员会,4月22日历史系、化学系、外文系成立革命委员会,6月10日电子系成立革命委员会,6月27日生物系成立革命委员会,7月6日物理系、数学系成立革命委员会,7月19日中文系成立革命委员会,校部各机关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成立后,形势并不稳定。对所谓的“红色政权”,仍有多数群众表示不满和反对。实际上,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并没有停止。最为突出的是1967年5月6日,济南市一大批群众去山东省革委会大院,被视为是冲击“红色政权”、破坏革委会。
为此,山东省革委会调集数万名群众去省革委会所在地,进行所谓保卫“红色政权”的战斗。鲁迅大学革委会也在山东省革委会的号召下,组织大批群众去省革委参加保卫战,参与了5月7日的山东省革委会大院的武斗。所谓的省革委保卫战结束后,5月8日学校便开始斗争本校所谓反对“红色政权”的分子,有相当数量的师生被揪斗、殴打和游街。
鲁迅大学革委会成立后,在校内掌权的一派群众组织因对山东“二·三”夺权前后某些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不满,要求省革委会给予平反,从而与山东省革委会产生分歧,进而发展成对立,山东省革委会便把鲁迅大学革委会视为反对省“红色政权”。因此,决定要予以镇压。1967年8月29日晚上,山东省革委会调集济南市数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学校。被打被抓的师生不计其数,学校的财产也遭到了严重破坏。随后,山东省革委会于8月30日作出了解散“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并支持另一派群众组织重新成立山东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作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
鲁迅大学革委会被解散和镇压后,学校内各派之间的斗争仍然不断。1967年9月 14 日学校的部分群众到校印刷厂仓库抢拿纸张等印刷材料,从而引发了群众间的冲突,济南市的部分群众再次到学校来参加武斗,又有部分师生被打被抓,从而发生了“九·一四”事件。此事件发生后,除给学校的财产进一步造成损失外,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群众间的对立。本来因8月29日的事件就有大批师生离校躲藏和上访,发生9月14日事件后,又有一批师生离校。
由于派性斗争和大批师生离校,学校的工作已无法进行。此时,应该在 1966 年夏季毕业的学生,因“文化大革命”而一直拖延到 1967 年10月才根据上级安排要对这批学生进行毕业分配。但因学校人员较少,山东鲁迅大学革委会筹备小组不得不于10 月 10 日发出《关于在外人员返校的紧急通知》,要求 1966 年毕业生必须在1967年10月31日前无条件地全部返校参加分配工作。
10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学校一方面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方面组织学生复课。但学校的工作,仍以运动为主。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的通知精神,山东省于 1967年11月27日向学校派驻军训团。该军训团在校工作到1968年8月9日才撤离学校返回营房。
1968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9月5日山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又有解放军参加,改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参加学校的领导工作。解放军和工人的进校,对稳定学校局势、维护学校秩序和促进群众组织的联合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进入1968年,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进行,3月份开展了围剿所谓“渤海战团”的斗争。在此斗争中,又有部分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和被批斗、关押。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山东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9月26日重新成立。新的校革委成立后,按照上级的部署,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整党和教育革命等工作。在此期间,学校也开展了一些教学科研工作,但主要还是以政治运动为主,尤其是“清队”工作。10月18日,学校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动员和部署全校的“清队”工作。此工作一直持续到 1969 年底,历时一年之久。在这一年多的“清队”中,有近四分之一的教职工被作为审查对象。有的学生和家属也被审查。据 1970年5月的《全校清队情况统计表》统计:(一)全校审查总人数338人,其中:科长以上干部71人(内有党员69人);一般干部22人(内有党员9人);教师157人(内有党员36人);教辅人员 28 人;工人 17 人;学生6人;家属 37 人。
(二)经审查属内部问题者197人。(三)经审查属敌我矛盾性质者46人(其中已定案39人)。(四)各单位正在审查人员73人。
(五)经审查问题暂挂起来的 22 人。据1969年4月15日鲁迅大学革委会组织组搞的《原山东大学教授、副教授摸底情况表》中统计:原山东大学共有教授、副教授50人(童书业、王普、陈云章已去世除外),未审查者3人,占6%;被审查者 47人,占94%;定为内部者27人,占54%;定为外部者7人,占14%(其中有2人不戴帽子);未定者13人,占26%(其中有4人将定为内部)。据 1969年4月校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系正副总支书记、系正副主任、部处室十七级以上干部登记表》统计:
(一)原党总支正副书记(一个支部书记)25人,审查 13 人(解放 11 人,未定者3人)①。 (二)原系正副主任 20 人,审查17人(解放或內部14人,未定者3人)。 (三)机关部、处、室十七级以上干部36人,审查22人(解放或内部 19 人,未定 3人)。据校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审查清理讲师(教员)登记表》统计:共 162 人,审查 81 人。这些被审查的人员,大部分被以各种形式隔离和限制人身自由,有的还被强制劳动或被专政机关关押,有的被殴打或受到各种人身侮辱,个别人被打致伤残或自杀,其残酷程度,不堪回首。
1969年底,“清队”刚一结束,根据中央部署,1970 年初,学校又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而“一打三反”是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为重点。刚经受了“清队”之苦后,又有部分教职工和学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批斗,有的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公安机关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