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学校除进行正常的教学科研等项工作外,还开展了《海瑞罢官》问题及“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大讨论。1月8日,文科的部分教师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的《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会。3月29日,山东大学和省内有关高等院校及社科界等单位联合举行了关于“清官”、“好官”、“让步政策”、“道德继承”、“历史剧”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本次会议一直到4月9日才结束。这次讨论会,是《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会的继续。对《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在1965年11月之前,基本上还是仅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讨论和批判。而到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开始进入新阶段,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声称建国以来文艺界是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因此,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黑线”,来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中共中央将《纪要》用文件的形式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基本上把《纪要》的精神反映出来。4月28日,山东大学党委开始传达中央批发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4月30日,学校决定立即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5月4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动员在全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5月14日,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小字报、墙报、黑板报等。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更加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山东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出现高潮。大字报迅即贴满校园,仅6月4日一天,全校就贴出大字报近万张。声讨会、批判会遍及全校。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学校及系、校部机关的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和老年教师。
中共山东省委为加强对山东大学运动的领导,于1966年6月5日向学校派出工作组。此时的校领导和工作组,在努力坚持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6月8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校领导和工作组作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要求全校进一步动员起来,投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也就是在这一天,山东大学出现了要求学生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大字报。6月16日,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决定停止学校部分领导干部的职务。从此,便开始了对这些被停职干部的批判。
中共山东省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山东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决定再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团,于1966年7月4日进驻学校。学校的运动已发展到开始涉及到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成吾校长(兼党委书记)。8月5日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经中央批准,成仿吾校长被停职检查的决定。全校又开始了对成仿吾校长的揭发批判和斗争。9月3日部分群众搜查了成仿校长的家。
1966年8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掀起高潮,局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校党委和工作团已很难控制局面。并且部分群众已把校党委和工作团视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障碍和阻力。省委工作团不得不于 8 月 14 日全部撤出学校。学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达到了顶峰。并且开始了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出现了打、砸、抢,部分干部、教师等人员被批斗、游街、殴打和抄家。
由于观点的不同,群众开始分派,并相继成立了不同的群众组织(当时称“红卫兵”组织)。截止到1966年9月25日,山东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已有12个之多。此时,群众之间开始了派性斗争,学校进一步混乱。红卫兵除了在校内批斗外,有的还去冲击省委的办公场所。北京等外地的红卫兵开始到山东大学串连和煽动群众。对于红卫兵的串连,中央不但不制止,而且支持,并谓之为“革命大串连”。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开始走出学校到全国各地串连。到北京串连的,还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革命大串连”一时形成高潮,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正常工作已全部停顿。
1966年11月9日,红卫兵组织开始接管校“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并于12月7日主持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此会一直断断续续地开到1967年1月21日。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十七级以上干部起来揭发批判成仿吾校长等学校领导干部。此次会议,对彻底揭开所谓山东大学的盖子和否定校党委校行政的领导及对后来的群众夺权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运动的初期,对于学校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并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实质和错误。尽管大家对中央要求开展“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有的领导干部尽管受到冲击,但出于多年来对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和忠诚,还是如同过去开展运动一样在努力地紧跟和认真地贯彻执行。所以说,在运动初,学校党委按照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去认真发动和领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都是可以理解的。
1966年山东大学共有政治、中文、历史、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电子、生物9个系;教职工1386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27人),学生3307人(其中全日制3152人,半工半读155人),研究生33人,函授生1500人;仪器设备 8800件;
图书100余万册;实验室64个;老校区校舍47000平方米,新校区校舍 66000 平方米。年内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有半导体寿命测量仪 50台,数字式频率计60台,硅平面高压开关二级管5万支,氯化钠棱镜32块,溴化钾棱镜28块,ADP 晶片 2000 片,KNT 晶体 0.5 吨。实际上只完成ADP 晶片和部分数字式频率计,其他任务均未完成。其产值原计划是80.9万元,实际完成 22.95万元,只完成原计划的28.37%。
1966年初,学校除进行正常的教学科研等项工作外,还开展了《海瑞罢官》问题及“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大讨论。1月8日,文科的部分教师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的《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会。3月29日,山东大学和省内有关高等院校及社科界等单位联合举行了关于“清官”、“好官”、“让步政策”、“道德继承”、“历史剧”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本次会议一直到4月9日才结束。这次讨论会,是《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会的继续。对《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在1965年11月之前,基本上还是仅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讨论和批判。而到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开始进入新阶段,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声称建国以来文艺界是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因此,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黑线”,来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中共中央将《纪要》用文件的形式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基本上把《纪要》的精神反映出来。4月28日,山东大学党委开始传达中央批发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4月30日,学校决定立即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5月4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动员在全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5月14日,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小字报、墙报、黑板报等。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更加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山东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出现高潮。大字报迅即贴满校园,仅6月4日一天,全校就贴出大字报近万张。声讨会、批判会遍及全校。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学校及系、校部机关的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和老年教师。
中共山东省委为加强对山东大学运动的领导,于1966年6月5日向学校派出工作组。此时的校领导和工作组,在努力坚持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6月8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校领导和工作组作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要求全校进一步动员起来,投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也就是在这一天,山东大学出现了要求学生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大字报。6月16日,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决定停止学校部分领导干部的职务。从此,便开始了对这些被停职干部的批判。
中共山东省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山东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决定再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团,于1966年7月4日进驻学校。学校的运动已发展到开始涉及到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成吾校长(兼党委书记)。8月5日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经中央批准,成仿吾校长被停职检查的决定。全校又开始了对成仿吾校长的揭发批判和斗争。9月3日部分群众搜查了成仿校长的家。
1966年8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掀起高潮,局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校党委和工作团已很难控制局面。并且部分群众已把校党委和工作团视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障碍和阻力。省委工作团不得不于 8 月 14 日全部撤出学校。学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达到了顶峰。并且开始了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出现了打、砸、抢,部分干部、教师等人员被批斗、游街、殴打和抄家。
由于观点的不同,群众开始分派,并相继成立了不同的群众组织(当时称“红卫兵”组织)。截止到1966年9月25日,山东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已有12个之多。此时,群众之间开始了派性斗争,学校进一步混乱。红卫兵除了在校内批斗外,有的还去冲击省委的办公场所。北京等外地的红卫兵开始到山东大学串连和煽动群众。对于红卫兵的串连,中央不但不制止,而且支持,并谓之为“革命大串连”。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开始走出学校到全国各地串连。到北京串连的,还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革命大串连”一时形成高潮,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正常工作已全部停顿。
1966年11月9日,红卫兵组织开始接管校“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并于12月7日主持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此会一直断断续续地开到1967年1月21日。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十七级以上干部起来揭发批判成仿吾校长等学校领导干部。此次会议,对彻底揭开所谓山东大学的盖子和否定校党委校行政的领导及对后来的群众夺权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运动的初期,对于学校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并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实质和错误。尽管大家对中央要求开展“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有的领导干部尽管受到冲击,但出于多年来对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和忠诚,还是如同过去开展运动一样在努力地紧跟和认真地贯彻执行。所以说,在运动初,学校党委按照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去认真发动和领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都是可以理解的。
1966年山东大学共有政治、中文、历史、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电子、生物9个系;教职工1386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27人),学生3307人(其中全日制3152人,半工半读155人),研究生33人,函授生1500人;仪器设备 8800件;
图书100余万册;实验室64个;老校区校舍47000平方米,新校区校舍 66000 平方米。年内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有半导体寿命测量仪 50台,数字式频率计60台,硅平面高压开关二级管5万支,氯化钠棱镜32块,溴化钾棱镜28块,ADP 晶片 2000 片,KNT 晶体 0.5 吨。实际上只完成ADP 晶片和部分数字式频率计,其他任务均未完成。其产值原计划是80.9万元,实际完成 22.95万元,只完成原计划的2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