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科学研究是山东大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建国后,经过学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 311 页。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勤奋探索,出现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后来由于“左”倾思想的日益膨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得已经形成制度的校庆科学讨论会无声无息地中断了,创办七年的《文史哲》杂志也不得已而停办。科学研究受到冷落,科学园地任令荒芜,使人叹息不止。1958年学校在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中,深入开展了教育革命,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等进行大胆的改革,实行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式修订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
师生走向社会,接触工农,寓教学于参加生产劳动之中,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检验学习成绩,打破了过去传统的教学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山东大学一批中青年教师和学生,面向实际,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1958年,教育部在北京举办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成果展览会上,山东大学选送的探测仪、放射探伤仪、水色计、钛酸钡、磁性半导体、超声波发音器、压电性晶体等受到重视,被第一机械工业部选留作为长期的展览品,对学校的科研工作起到了激发鼓舞作用。
学校迁到济南后,为了恢复科学研究在学校工作中的地位,1959年初的学校办公会议决定恢复已中断四年的校庆科学讨论会①。会后成仿吾校长向全校师生作动员报告,要求大家目标一致,同心协力,积极完成本学期的工作任务,实现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取得三丰收。稍后,在教务长领导下,设立科学研究办公室(后改为科研处),抽调专职干部,负责科研工作的统一规划和督促检查,以利于得到健康发展。系和教研室根据要求,制订计划,组织力量,选定课题,落实措施,把科学研究摆到和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至此,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下迈出了新的步伐。
① 山东大学档案:1959年2月校长、书记办公会议记录。
1959年3月19日,第四次校庆科学讨论会隆重开幕。全校提交大会的论文(报告)94篇。成仿吾校长在讨论会上作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简述》的报告。这是他提交讨论的论文,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篇阐述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的富有见地的文章,以后发表在中共山东省委刊物《新论语》第四期上。
中文系的《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数学系的《极限环的稳定性》等论文,也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数学系的《线性规划在运输中的应用》和《山东大学一号模拟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化学系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和《特殊晶体的培养》,生物系的《细菌肥料的制造》等等科技报告,也引起了与会师生的广泛兴趣。这次校庆科学讨论会开得非常成功。以后学校每年坚持举行一次校庆科学讨论会,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共举行八次,从未中断。
校庆科学讨论后,在初步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学校确定科学研究的计划要做到五定:即定方向,定课题,定人员,定措施,定时间。在方向上要实现三个结合:即结合教学,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结合科学的发展。在选题上要有两个照顾:即照顾国家需要,照顾个人专长(后称五定三结合两照顾)。这样从方针到方法都作了较为明确细致的规定,使科学研究工作在稳定中持续发展。
这一时期,学校每年的科研项目都在200项左右。如 1960年学校科研计划共208项,其中基础理论70项,为工农业生产服务116项,编写教材12项。1961年学校领导根据高等学校科研方针和任务,提出科研要缩短战线,提高质量,增加基础理论的比重,开创新的学科的要求。经过认真研究,结合需要与可能,学校增加了基础理论研究的比重,加强了微分方程、计算机、磁学、晶体、微生物等尖端和应用科学,形成了重点突出,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科学研究计划。1962年初,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学校依据会议精神,制订了科研工作十年发展规划。在规划中除突出学科特色外,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33个(其中7个是与其他部门协作),承担本省重点项目16个。至此,学校科研工作纳入了国家的计划,成为提高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科学研究走上正轨后,参加科研的教师更多了,力量也较前雄厚。据1962年底统计,80%的教师投入科研行列,其中教授、副教授的 98%,讲师的76%,助教的61%投入科研活动。
学生中,也有1244人成立了89个科研小组,在老师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学校对于不同类型的教师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要求教授和副教授担任基础理论和创新学科的研究,做到有所开拓,发扬专长;要求中青年教师确定方向,选定课题,刻苦钻研,做出成绩,提高水平。为了在研究工作中发扬某些学科的特色,利于早出成果和多出成果,学校根据自身条件,集中力量,建立了一批研究室。到1963年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美国文学、中国古代史、微分方程(也称控制论)、磁学、晶体、微生物七个研究室,后又增加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史两个研究室,总共已有九个研究室。
在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前进中,学术活动也随之蓬勃开展起来。系和教研室均制订计划,建立制度,定期举行有准备,有内容的学术讨论会,并把它当成推动科研、提高教学和培养师资的一种有效形式。1962年1月,学校举办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鲁迅诞辰八十周年”两个学术报告会,参加人员极为广泛,受到文教、宣传部门的好评,在校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中文系就“文学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文学遗产中的批判与继承问题”,历史系就“农民战争问题”、“有无业绩皇帝问题”等展开学术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不但丰富了这些问题的史料,而且有利于对本学科的深入研究。据1962年统计,全校在这一年共举行中小型学术讨论会约370余次,说明学术活动在科学研究中已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1965年学校举行了全校性的“五四”科学报告会,参与交流的既有教师的学术论文,也有学生的科学报告。通过学术活动,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思想更为活跃,学术空气更加浓厚,出现了认真读书、勤奋探索的良好风气。在此期间,还注意与兄弟校院及科研部门加强联系,相互学习,先后聘请苏步青、傅鹰、谈家桢、高尚荫、何定杰、王希成、徐耕耦、张青莲、商承祚等3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同时张学铭、王祖农等20多位教授,也应邀去有关院校或科研部门讲学,做到开展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提高教学和科研的水平。
为了恢复文科的科学研究园地,经过种种努力,1961 年已停刊二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复刊后的《文史哲》由月刊改为双月刊,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再停刊,总计出版 28期。这 28 期中发表的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文心雕龙的研究》、《孔子的研究》、《中国古代商业手工业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等专论,都是具有开拓性且又不乏创见的研究。作者中不但有吕振羽、陆佩如、冯沅君、吴富恒、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王仲、童书业、黄嘉德、车载、田仲济、严薇青、孙思白、孙昌熙、刘泮溪等知名人士,也有韩长经、袁世硕、庞朴、牟世金、治安等大量的中青年教师。在 28 期的 334篇文章中,中青年教师的文章有226篇,占68%,说明了《文史哲》复刊后,仍然保持重视研究中的创见、重视青年人研究成果的特色。
《山东大学学报》是理科的研究园地,为季刊,从1958年至1966 年初共出版 33期,代表了理科各系的研究水平。数学系对于控制理论的研究,是当时开展较早的一门学科。张学铭教授的《常微分方程在控制力学中的发展》等研究成果,既在理论上有7所探索,也很有实用价值。谢联棻副教授的《从组合拓朴的观点研究图上作业法》论著,在数学界引起广泛兴趣,受到国外学者的好评。在解开“歌德巴赫猜想”的数学难题中,潘承洞讲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在1962年的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表偶数为素数及一个不超过四个素数的乘积之合》、在1963年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算术积数的最小素数》等专论,对此问题都有重大突破。特别是在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陈景润的合作过程中,取得了满意的成果。学报在磁学、量子化学、有机硅化学、晶体、微生物等学术领域,也发表了大量的探讨论文。其中既有郭贻诚、王祖农、邓从豪、杜作等教授、副教授的研究成果,也有郭大钧、谢去病、雷啸霖、蒋民华等青年教师的研究论文,而且青年教师的论文占学报总篇幅的四分之三以上,做到了在科学研究中既发挥了老教师的作用,也鼓励青年教师的进取精神。
从1958年到1966年,山东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硕果累累。这一阶段在科学研究中,共出版学术专著19部,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37个,发表科学论文400余篇,创造新技术或新产品 70余项,解决工农业生产上关键问题近 500 个。
有的专著在学术界得到较高的评价,有的论文为国外科学刊物转载,有的新技术新产品已在生产中推广应用。1964年化学系研制的活性白土,达到国际上最好的联邦德国水平。晶体所研究室培养的10公斤酒石酸钠钾大晶体,国家授予科学研究奖。①①山东大学档案:1963~1964学年工作总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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