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新生,蒸蒸日上(1949~1958)自 1949 年全国解放至1958年迁校济南,这段时期,是山东大学发展史上发展较快的时期。经过军管整顿,消除了国民党的反动影响,由人民自己管理学校;经过山大华大合并,增强了党的领导力量,进一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新秩序;经过院系调整,成为一所以文史见长、以文理为主的新型综合大学。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在旧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的山东大学开始了新生。解放后,青岛市军管会成立了由王哲(不久即调走)、罗竹风、高剑秋组成的军管小组,进校接管。军管小组下设党的总支和青年团团委,分别由罗竹风、张惠同志任书记。青岛解放时,由于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极大优势,加上地下党发动进步师生进行护校,因而校产完整,秩序正常。军管小组经过全面的调查研究,结合学校的实际,于8月下旬在组织、思想、教学三个方面展开了初步的整顿工作。
(一)组织整顿。解放后原校长赵太去职,军管会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采取协商方式,成立了由各方面代表共21人参加的校务委员会:丁西林任主任,杨肇燫、赵纪彬任副主任,罗竹风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有魏一斋、童第周、刘椽、王统照、陆侃如､曾呈奎､郭宣霖､潘作新､杨向奎､郭贻诚､许继曾、李善勤、陈瑞泰、侯家泽、王应素、王方、魏金陵等。校委会代行校长职务。随着校委会的成立,学校的行政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取消原训导处,其下属体育卫生组分为两个组,分别由高剑秋和郭宜霖任组长,直属校委会领导。增设人事组和秘书组,另外成立医务室,直属校委会领导。
各院系的基层行政领导,基本没变。当时,各系的系主任是:中文系王统照,历史系杨向奎,外文系梁希彦,数学系李先正,物理系郭贻诚,化学系刘椽,动物系童第周,植物系曾呈奎,地矿系何作霖,水产系沈汉祥,土木系许继曾,机械系陈基建,电机系樊翕,农艺系李文庵、园艺系李良庆,医学院院长魏一斋。教学组织和行政机构人选,均维持原定不变。
1949年秋季学校组建青年团,青岛市团委以此作为试点,派人参加总结经验。经过本人申请,群众评议,组织批准,吸收了100多名先进青年入团,各院、系随之建立起团的支部。冬季党总支开始发展党员,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的梁玉山、崔子厚等同志前来协助。在教师中先后发展了杨向奎、张学铭、尹敬执、陈家咏、王承瑞、冯传海、常春欣等同志入了党;在干部中发展了张育瑾、刘敏等同志入了党;在学生中发展了王昶、仝治国、苏砚田、陈福伍、杨颐康、傅言礼、吕慧鹃、王方等同志入了党,文理科也都建立了党的支部。与此同时,在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帮助下,建立了以郭贻诚、何作霖、许继曾为负责人的民盟组织。至此,山东大学逐渐建立健全了党团组织和民主党派的组织,加强了党政领导,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二)思想整顿。军管小组为了使全校师生进一步认清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采取不定期的形式向全校师生作时事政策报告。后来,根据大家要求,决定实行上政治大课的学习制度。校委会决定建立校的学习委员会,院系成立分会,制订学习计划,确定学习内容,编班分组,定期讲授,学生列为必修课,计算学习成绩。自1949年冬季开始,先由罗竹风讲《新民主主义论》,接着聘请在青岛疗养的党的理论家华岗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每周星期六下午为政治大课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占用;每两周讲课一次,分班组讨论一次,各分会及时汇报。为了推动学习和交流经验,校委会还决定自1951年1月1日起将油印的《山大生活》校刊改为铅印,每周出版一期,重点报道学习动态及学习理论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报道学校的重大新闻、校委会决定以及有关改革事项,充分发挥校刊的指导作用。这一阶段的政治大课学习,一直延续到全国院系调整前的1952 年秋天。全校人员通过学习,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新中国的前途、高等学校的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都有了深刻的了解,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给学校各项工作带来了生机。
(三)教学整顿。军管小组进校后,立即稳定秩序,按原订的教学计划恢复了教学工作。同时革除教学中的某些弊端,如取消内容反动的“党义”课程,充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内容。为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学校把一些必修课改为了选修课,如大一国文,除文学院外,一律改为选修;大一外文,除外文学院外,一律改为选修。为了适应实际需要,根据现有师资力量,1950年春在文学院增设了历史语文研究所,由杨向奎任主任;
外文系增设俄语专修科(二年制);农学院增设植物病虫害系,由王清和任主任。
在教学中,各院系注意结合实际,面向社会,调整教学方案,如农艺系联系1950年全国农业生产方针,认识到粮棉增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确定系的教学重点讲授作物为主,而以讲授土壤、肥料等相配合。园艺系则根据农村实际情况确定以果树、蔬菜为学习重点,并把水果、蔬菜的深加工摆在适当的位置。同时各院系也都非常重视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如中文､历史两系协助青岛市博物馆鉴定古代文物和进行古迹发掘工作。植物系与青岛市有关中学组成生物教学研究会,解决教材教法问题,从而使大学与中学的教学水平都得到提高。动物系同青岛水产实验所合作,对青岛近海生物进行调查、采集和研究。土木工程系承担了淄博煤矿厂址和隧道的设计工作,并参加青岛港务局的船坞和海军造船所的坞门测绘工作。医学院师生组成医疗队,分批胶东和惠民地区进行巡回医疗。抗美援朝期间,医学院附属医院和护士学校的医护人员,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组成抗美援朝医疗队,开赴前线抢救伤病员,前后组织了三批,有50多位同志参加,服务时间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参加医疗队的有外科主任冯雁忱教授、副主任张之湘副教授,以及范迪初、戚天昌、孙振修等富有经验的大夫。地矿系参加山东省工矿部的矿产勘测,在莱芜县北麻峪发现大铁矿和吐丝口大煤田,在莱阳县金钢口村发现白垩纪时期的完整恐龙化石和恐龙蛋(完整恐龙蛋是世界上第二次发现),对研究地球史和古生物史具有重大意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通报表扬。由于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49年青岛解放时,全校有学生1132人,教师220人,职工489人。到1950年秋季学生增至1451人,教师增至261人,职工则减少为468人。1950年初,校委会主任丁西林调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经广大教师要求,聘请华岗继任校委会主任。不久,华岗又因病辞职,由杨肇燫接任。后来杨肇燫调到北京工作,又由罗竹风代替。当时各院院长是:文学院赵纪彬,理学院暂缺,工学院丁履德,农学院李善勤,后为陈瑞泰,医学院初为魏一斋,后为徐佐夏。各系系主任仍为原来人选。原教务长和总务长也都离校,分别由罗竹风、高剑秋接任,其他行政机构科室负责人基本上未作变动。
1950年6月在校委会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冯沅君、何作霖为正副主任的学术审议委员会,对教学和科研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成果进行评议。其中曾呈奎、李良庆合著,由上海新农出版社出版的《米丘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一书,被认为具有学术和实用价值,送请科研部门给予嘉奖。后来又经中国米丘林学会会长(当时任华北农业大学校长)乐天宇审定,作出了“对应用科学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帮助,建议再版”的评语。经过治理整顿,山东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恢复了正常。
华东大学是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在临沂山大和华中建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所革命性大学。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革命建设的需要,它面临着逐步向正规化大学过渡的任务。但是,华东大学在济南是借用齐鲁大学的校舍,没有自己的校舍,仅设立了一些文科系,没有理科,师资设备均感不足。因此,华东大学在向正规化大学的过渡中存在着不少困难。鉴于这种情况,华东军政委员会 ①于1950年9月27日致电政务院转中央教育部,请示山大、华大合校问题。电文是:“兹因山东大学领导人选久悬未决,华东大学因限于人力物力办理亦有困难,为求集中力量办好山东大学起见,经详加考虑后,决定将华大与山大合并办理,而保留山大校名,已令山东省府考虑校长人选,并令鲁教育厅负责即行会同该两校当局进行合并事宜,请准予备案。”中央教育部接此电文后,迅即研究并发表了意见。高教司副司长张宗麟于10① 当时全国设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行政区,各行政区设党的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领导各省。
月4日签署:“根据唐守愚 ①、张勃川两位同志来信,山大与华大合并是饶漱石同志②坚决主张的,而且已有准备,因此我部应予批准。如何?请示。”钱俊瑞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0月8日批示:“可予同意,但须经过充分酝酿准备,校长人选须恰当。”10月 24 日高教司拟出复电文稿,经张宗麟审阅后,由韦悫副部长签发,以中央教育部名义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复电。电文是:“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事,我部同意。惟须经充分酝酿与准备,校长人选亦须恰当。并请转饬将筹备情况报告我部。”华东军政委员会接到教育部的复电后,立即研究两校合并事宜,并转知山东省人民政府指示华大和山大迅即筹划办理。11月15日省府给华大、山大同时发电:“接华东军政委员会......电示,经中央教育部批准,华东大学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办理,仍用山东大学名称。并决定以彭康､陆侃如､张勃川、童第周、余修、罗竹风、刘椽、刘宿贤为迁并办理委员会委员,并以彭康为主任委员,陆佩如、张勃川为副主任委员,负责办理迁事宜,希即日进行工作。为要。”③ 华东大学接到指示后,1000多名师生于12月8日迁往青岛,暂住黄台路 10 号和太平角,一面进行教学,一面商洽合校事宜。12月18日举行了第一次并委员会议。会上,对两校合并后取长补短、集中力量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交换了意见,并对两校历史不同、现状不同,如何稳步、积极地合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还对合校中的思想问题、组织问题作了初步研究,确立了“事理兼顾,舍异求同”的原则。会后,两校委员分别向本校传达会议精神,重点解决对合校重大意义的认识问题,以保证工作的胜利完成。12月20日举行第二次并委员会议,除解决上次① 唐守愚是当时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
(2) 饶漱石是当时的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
③ 山东大学档案:1951 年合校卷。
会议的遗留问题外,对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华大学生并入有关系科等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12月22日举行第三次迁并委员会议,对合校后的院系设置、组织机构、人员安排、学生待遇、合并时间等五方面工作作出了决议。具体方案如下:
(一)院系的合并1.山大的理、工、农、医四个学院不动。
2.山大文史系的文学组与华大文学系并为中国文学系;历史组与华大历史系并为历史系。
3.山大外国语文系、俄语专修科与华大的俄语系并为外国语文系,分英语、俄语两个组,一律四年毕业。为照顾实际工作需要,两组课程的设置均以二年为一学习阶段,第一阶段期满后,或分配工作,或留校深造。
4.合并后的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与华大的艺术系(内分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组,均为四年制,二年为一阶段)成立文艺学院。
5.合并后的历史系与华大政治系成立社会科学院(待条件成熟时,再增设其他系)。
(二)行政机构的合并1.合并后的山大实行校长负责制,设校长办公室,下分秘书科与人事科。
2.教务长下设教务处、图书馆、体育室、教学研究委员会与仪器管理委员会。
4.图书馆下分馆务科与编纂科。
7.保留山大的学术审议委员会和华大的编译委员会,归校长直接领导。
(三)教职工的安排1.两校现有工作人员,不因合校而变动,但工作岗位和职务可能另作合理安排。
(四)学生待遇1.根据华大历史条件,学生的供给制尚不能改为助学金制,但华大号同学在自觉的基础上按其家庭经济情况,可自动放弃一部分或全部供给制待遇,逐步走上制度的统一。
2.对此问题,应向两校学生进行解释,继续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
3.两校同学同样要交纳讲义费。
4.华大同学供给制中的伙食费用交给食堂统一安排使用。
(五)合校的具体时间争取在寒假期间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开学后两校在组织上、教学上、生活上完全合成一个整体①。
会后,迁并委员会即将上述方案书面报告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央教育部。12月23日召开两校师生员工大会,彭康主任委员① 山东大学档案:1950年合校会议记录。
报告并委员会工作概况和合校初步方案。张勃川、陆佩如、童第周等委员和学生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一致表示赞同。
教育部于1951年1月18日收到并委员会报告后,多次进行专门研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某些修正和补充意见。再由钱俊瑞副部长向主管文化教育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当面汇报,得到了完全的同意。1951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下文,决定华岗担任华东大学、山东大学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
3月6日张宗麟专程来看,代表中央教育部处理两校合并事宜。
先同彭康和迁并委员会委员进行了座谈,后同已内定为山大校长的华岗进行了交谈,还邀请两校的教授、干部14人开会征询意见。至此,新的合校方案已为大家所接受,合校时机已经成熟。
3月13日迁并委员会邀请张宗麟和华岗参加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张宗麟代表教育部提出了修订和补充后的方案:
1.撤销华东大学建制,国立山东大学去掉“国立”二字。
合校后称山东大学,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和政治、艺术两个直属系。
2.原华东大学中文、历史、俄语三系,并入山大文学院各系,学生按原来的年级上课,俟暑假考试后再定升级或留级。
4.副校长童第周、陆佩如,教务长何作霖,副教务长余修、罗竹风,秘书长刘椽,副秘书长刘宿贤,文学院院长吴富恒,理学院院长郭贻诚,工学院院长丁履德,农学院院长陈瑞泰,医学院院长徐佐夏、副院长潘作新,均即日到职。
7.迁并委员会与两校原有的校务委员会均于3月14日宣布结束,自 15 日开始由新的领导接任工作。
3月19日合校后的山大师生员工2500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合校胜利成功。山东省和青岛市的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前来祝贺。华岗校长在会上作了《合校方案和山大前途》的报告,提出合校方案的总精神是事理兼顾、舍异求同,今后仍应坚持这一原则解决存在的问题。对于山东大学的前途,他指出合校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任务更艰巨、更光荣,要求大家兢兢业业,发愤图强,努力建设新的山东大学。
合校后,根据党的章程建立了由华岗任书记,余修、罗竹风、刘宿贤、崔戎、武杰任委员的山大党组,作为学校的领导和决策机构;以刘宿贤为书记,崔戎、武杰为副书记的山大党委属于机关党委性质,负责处理党内日常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又根据《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建立了由36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和15人的常委会,先后制订了《山东大学暂行规程》、《山东大学学则》、《山东大学行政工作条例》以及各科室工作细则等等,从而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对于行政机构和教学组织的人选,经校长提名,校务委员会通过后,随即任命公布,并于3月28日报部备案。见下表:
① 《山东大学校史资料》第6期,第28页。
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校成功,是建国初期调整和改革全国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措施。两校合并成功,意义重大。正如华岗校长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把原有华东大学和原有山东大学合并成为现在的山东大学,乃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教育队伍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把两个大学的力量合成一个大单位,各取所长,补己之短,互相学习,共求进步,其意义不仅是数量的增多,同时还可促进质量的变化和增强。这样既可减轻人民的负担,又可集中力量来建设新山大。”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并使山东大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旧中国的高等学校数量少,师资分散,设备简陋,其中有一部分是教会所办的大学,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落后面貌。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解放初期,国家对某些院校或个别系科已开始了调整和迁工作。后来,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中,中央教育部于1952年夏季制订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的计划,经过政务院批准,于8月初通知各大行政区教育部贯彻执行。
根据教育部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于8月中旬设立院系调整委员会,并召开本区大专院校校长会议,决定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建立多学科性质的高等工业学校,新设化工、水利、林业等高等学院,撤销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其系科并入有关院校。华岗校长参加了这次会议,返校后于8月19日召开校务委员会常委会议,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研究制订了本校的调整方案和计划,确定工、农、医三院和政治、艺术两系调出,独立建院。并在校学委会基础上,成立学校的院系调整委员会,华岗任主任委员,李芸生、童第周、陆佩如、吴富恒任副主任委员,崔戎等20人为委员,领导全校院系调整工作。同时在工、农两院分别成立院系调整分会、政治、艺术两系成立小组,具体领导本单位的调整工作。
8月23日,学校召开校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华岗校长全面传达华东地区院系调整会议精神和本校调整方案。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认真贯彻执行。农学院院长陈瑞泰说:“全国高等农业学校的设置和分布是极不合理的,如不调整就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从目前山东两个农学院和一个农业专修科的情况来看,存在着人力浪费和设备不集中的状况;调整以后,这种状况就消灭了,山东的高等农业教育将会得到健全发展。”工学院院长丁履德也说:“这次院系调整,使山东地区两个工业学院有明确的分工,培养人才的方向和规格更会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会上还通过了院系调整委员会(组)人选名单,并成立了秘书、宣传、总务、联络、物资清点等组织,专人负责,尽快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8月26日,召开全校大会,华岗校长作了关于院系调整的报告,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拥护。至此,院系调整工作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已成熟,9月初开始行动,月底全面结束。大体上做以下调整与迁工作:
(一)政治系迁至济南,组建成山东省政治学校,后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二)艺术系的戏剧组迁至上海,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后为上海戏剧学院。
(三)艺术系的音乐、美术两组迁至无锡,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后为南京艺术学院。
(四)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与原山东工学院的土木、纺织两系合并,成立青岛工学院。后来迁至武汉与有关院校的系科合并,后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五)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迁至济南,与原山东工学院合并,现为山东大学南区(即原山东工业大学)。
(六)农学院的水产系留校,农艺、园艺和植物病虫害三系迁至济南,与原山东农学院合并,后为山东农业大学。
(七)理学院的地质矿产系、采矿工程系迁至长春,与有关院校的系科合并,组建成长春地质学院。
(八)厦门大学海洋系理论组部分教师并入我校,组建新的海洋系。
(九)医学院因受校舍的限制,暂缓调整。1956年青岛工学院迁去武汉时,使用该院校舍组建成青岛医学院。
(十) 1954年高教部拟改变现有高等学校的布局,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沿海某些高等学校内迁和增加新的专业,其中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山东大学等。当时决定将山东大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18页。
学迁往河南郑州。后来教育部经过审慎研究,决定将山东大学迁往郑州改为由山大派人去郑州筹建一所新的大学,并给以师资支援。在决定把学校迁往郑州时,学校即派总务长刘椽、总务处主任秘书董树德、总务科长于建、基建办公室技术员刘岩等26人前往郑州筹建。经过两年的努力,在1956年夏完成了主要建筑,秋季招生上课,学校从文、理各系选调一部分教师支援。这就是今天的郑州大学。
在院系调整期间,学校人事方面也有所变动,教务长何作霖调往北京中央地质部工作,副教务长余修调任山东师范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罗竹风调到上海市政府任职,副总务长刘贤调任青岛工学院副院长。何、余、罗三位教务长离职后,由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杨向奎教授接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崔戎、理学院院长郭贻诚接任副教务长,叶锦田继任校长办公室主任。
经过一个多月的院系调整,学校分出的工、农二院和地矿、政治、艺术三系,以及后来在青岛独立的医学院和海洋、水产两系,分布在山东、吉林、湖北、江苏、河南、上海等六个省市,发展成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长春地质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郑州大学、青岛医学院、山东海洋大学十所高等学校,为促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院系调整后,学校除暂时保留医学院外,取消院一级的建制,设中文、外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海洋、水产九个系。其中生物系由原动物、植物两系合并组成,陈机任系主任:新设海洋系,赫崇本任系主任;中文系主任吕荧调京工作,萧涤非继任主任;其他各系人选未变。行政机构按照中央教育部的规定,在校长领导下设政治辅导处,由武杰任主任,管理师生员工的社会活动,协助教务处指导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工作。此外,还调整、健全了工会和学生会组织。1952年秋根据上级指示,筹建了工农速成中学,由副校长陆侃如兼任校长,调教务处副主任秘书赵凌任专职副校长。当时闻名全国的“郝建秀工作法”的创造者郝建秀同志,就是山大工农速成中学的第一届学员。
这样,由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的、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山东大学至此定型了。
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学校的党组、党委合一,由华岗任党委书记,崔戎、武杰任副书记,委员较前也有所增加,设常委主持党委的日常工作。
党委职权扩大了,成为学校的领导决策机构。新组建的学校党委认为,要把山大建设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师生的头脑。
只有这样,才能以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破除人们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观念,才能使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的师生,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思想也获得真正的解放。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才可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开拓前进。因此,1953年初恢复了因院系调整暂停的上政治大课的制度,重新组织学习委员会,由华岗校长任主任,童第周和陆佩如副校长任正、副主任,各系主任委员。校学委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中(实际上学生也参加)进行为期一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学习,由华岗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分组讨论一次。
这次学习与过去的时事政策学习有所不同,除制订计划、内容系统、并有制度保证外,更主要的是与解放前大学里政治思想的禁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旧社会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是犯禁的,大家不敢接触这一真理。因此,对这次的学习大家感到很重要、很及时,很快形成了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高潮。
华岗校长博学多才,思维敏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备课认真,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为核心,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师生的思想,既做到理论的完整性、透彻性,又把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工作的得失、研究的成败等等具有实感的事例,渗透到自己的讲授之中,从而生动具体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战斗性。他的报告虽然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但却能谈吐流畅,具体生动,确实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理论寓于常见的社会和自然诸种现象之中,感染力大,说服力强,使人听后顿觉耳目一新,心悦诚服。这种大课学习不但深受校内师生的欢迎,而且也引起青岛市有关部门的重视。每次大课,校外有关单位的领导、宣传干部、中学教师等等皆接踵而至,使容纳3000多人的广场座无虚席,成为当时青岛市理论学习的盛举。
华岗校长讲授的辩证唯物论,共分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哲学上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宇宙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宇宙可知论及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和科学意义,宇宙诸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辩证法的核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等11个专题。自1953年9月至1954年12月,作了35次大报告,每次均在三小时以上,一气呵成。报告的内容整理后刊登在校刊《新山大》和《文史哲》杂志上,有些专题还在《青岛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上转载过。最后由华东人民出版社(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辩证唯物论大纲》的书名,在1954年 195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该书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华岗校长对山东大学的一项建树,也是他为新中国的理论战线尽到的一份力量。
听过报告后,广大师生便就报告内容进行分组讨论。每次讨论除了联系社会的革命斗争和自然界的变化外,大家更多地联系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科学研究、怎样办好学校等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当时校刊《新山大》除了详细报道当时的学习情况和交流学习经验的情况外,还发表了教师和干部的学习心得文章60余篇。其中冯沅君教授的《更上一层楼》,概括了自己的学习收获。她说:经过初步的辩证唯物论学习,使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尽收眼底,从迹象不清中得到明晰,从庞杂纷纭中理出线索,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乃是治学研究中必须掌握的武器。童第周副校长把自己学习的收获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去,撰写多篇辩证唯物论与生物科学的论文,后以《哲学与生物学》为书名,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广为流传。
郭贻诚教授以《学习辩证唯物论,改进教学和科研》为题,总结了自己的学习心得,认为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论,认识到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才能畅行无阻,事半功倍。
一些行政干部也写出《学习辩证唯物论,把行政工作纳入为教学服务的轨道》等一类的心得体会文章。
这次学习的特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紧密结合实际,改造思想,改进工作。全校师生员工在学习中都能把握真理,独立思考,开拓前进,为后来教学质量的提高,科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要把山大办成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具有一支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山大坐落在青岛海滨,景色秀丽,气候宜人,专家学者多愿应聘到校任教。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的师资队伍，阵容强大，力量齐整，如下表所示：
1953年初各系教师阵容表
| 系别 职称 |
中 文 |
历 史 |
外 文 |
数 学 |
物 理 |
化 学 |
生 物 |
水 产 |
海 洋 |
合 计 |
百分比 |
|---|---|---|---|---|---|---|---|---|---|---|---|
| 中文 | 历史 | 外文 |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 | 水产 | 海洋 | 合计 | ||
| 教 授 | 9 | 12 | 5 | 4 | 4 | 3 | 8 | 3 | 2 | 40 | 17% |
| 副教授 | 2 | 3 | 1 | 3 | 2 | 2 | 3 | 2 | 2 | 20 | 9% |
| 讲 师 | 5 | 4 | 3 | 4 | 8 | 5 | 8 | 4 | 2 | 43 | 20% |
| 教 员 | 2 | 2 | 0 | 0 | 0 | 0 | 0 | 0 | 0 | 4 | 2% |
| 助 教 | 16 | 14 | 12 | 16 | 18 | 18 | 16 | 12 | 12 | 134 | 52% |
| 合 计 | 34 | 35 | 21 | 27 | 32 | 28 | 35 | 21 | 18 | 241 | 1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教授占17%，副教授占9%，两者共为26%；讲师占20%，教员占2%，两者共为22%；助教占52%。那时的教授与副教授全都在教学第一线。1953年高校教师评级后，山大（不包括医学院）有一级教授3人，二级教授5人，三级教授21人，四、五级教授31人。
当时山大的教师队伍不但具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具有质量上的优势，教师的业务水平很高，并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如中文系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早年留学法国，同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高等学校中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陆侃如曾任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东北大学教务长等职。他们二人在文学界久负盛名，学术论著甚丰，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被选为高校中文系教材，《中国古典文学史简编》一书，则被译成英、俄、捷多种文字在国外流传。高亨教授研究中国古代文史近40年，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先秦哲学和文学专家之一，他对于古籍诠注有独到见解，所著《老子正诂》一书不旧说,独辟蹊径,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萧涤非教授探索汉乐府和唐诗具功力,所著《杜甫研究》一书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思想性,很受读者欢迎。黄孝纾教授擅长唐宋文学和古代字画的鉴别,在教学中严谨成风,一丝不苟。殷孟伦教授擅长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汉语、训诂学、文字学等,著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尔雅简论》、《先秦散文选读》等著作,都具有较高水平。殷先教授对现代汉语语言学和音韵学都有较高的造诣,他的《汉字三论》、《反切释义》在学术界有影响。高兰教授的新诗创作和朗诵诗,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脍炙人口。关德栋教授专攻满文、满族文献和中国民间文学,并对敦煌学很有研究,所著《曲艺论集》,已作为条目载入《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其《敦煌变文》的论文,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当时尚是中年的孙昌熙、刘洋溪等副教授,在鲁迅研究方面做出了较大的成绩。教员蒋维崧、周迟明、琦书畊、刘本炎关于汉语和修辞的研究,也都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由此可见,中文系的师资队伍阵容整齐,力量强大,与当时其他著名大学同类系科相比也是有优势的。
历史系教师向来以齐整全面著称,从上古到先秦两汉,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从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每一历史阶段都有深入探索、成绩卓著的专家,并形成自己的特点。系主任杨奎教授专治先秦两汉史兼治世界史,其论著向被认为有开拓创新精神,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地位。丁山教授肄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涉猎广泛,探索深入,对古代官制史、法制史、学制史和甲骨文都有专门研究,著有《从甲骨文看殷代社会》等书,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堪称博大精深。童书业教授自学成才,曾被史学大师顾颉刚聘为私人研究助理,20世纪30年代协助顾颉刚编写《春秋史讲义》,首倡古史“分化演变说”,受到中外史学界的注目。他对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绘画史、历史地理也有精深研究,先后发表《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中国历代疆域沿革考略》等论著,订正了传统的伪说和讹传,理清了事物发展的脉络。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学术争鸣,先后完成了《先秦七子研究》、《春秋左传考证》两部力作,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突破旧式考据的藩篱取得的可贵的科研成果。王仲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史造诣很深,并专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早年师从章太炎,后任太炎文学院秘书主任和教授,学术论著甚多,其中《魏晋南北朝史》一书,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总结治乱盛衰的经验,被史学界公认为水平较高的一部断代史。郑鹤声教授是古籍版本目录学、东西洋交通史、近代史的专家,曾任国史馆主任编辑,著述很多,如《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世史》、《中国近三百年大事记》、《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等书,都具有资料丰富、内容详实的特点。他的《中国史部目录学》已成为历史学者探讨中国历史源流的蓝本。他的《郑和》、《郑和遗事汇编》、《郑和下西洋材料汇编》等著作,都获得了中外学者的好评。张维华教授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历任北平研究所所长、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学识渊博,专长战国秦汉史、土地制度史、中西洋交通史的研究,采用溯源、辑补、比析、考证等方法,写成《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等专著。黄云眉教授对明史、唐代散文都有精深研究,著有《明史考证》、《史学考订杂存》、《古今伪书考补正》等,诠正了一些错例和讹传。赵俪生教授对中国封建社会史、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古典文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出版论著有《史学新探》、《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山东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等,观点新颖,内容充实。吴大琨教授专治中国经济史,谙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52 年到校任教以来,对历史系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陈同教授擅长世界史和中国通史的教学研究。莫东寅教授专攻中国经济史,袁寿椿教授对自然地理、世界1地理都有一定的研究。此外,尚有在中国通史和近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革命史等方面教学和科研能力较强的卢振华、韩连琪、孙思白、徐绪典和华山等副教授及教员。综合以上,可以说明当时历史系的师资队伍是专家荟萃,名流云集,水平较高,力量齐整的。
外文系主任吴富恒教授,早年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对中国文学、美国文学造诣很深,他治学严谨,经验丰富,在外文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卓有成就。赵太教授(解放前校长)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戏剧,对西洋文学和戏剧有专门的研究,翻译能力亦很强。黄嘉德教授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曾任上海《西风》主编,著有《萧伯纳传》、《生活的艺术》等书,对英国文学的研究有一定成就。梁希彦教授精通英国文学,在教学和翻译工作中都有较好的成绩。乔裕昌教授英语基础扎实,教学中甚具水平。谢震业教授专长俄文和俄语,笔译口译都较流畅。方未艾副教授对俄国文学素有研究,曾翻译托尔斯泰的著作。其他尚有副教授张健、曾宪溥,讲师金诗伯、陆凡、傅越寰、徐维垣、王荣兴等。外文系教师不仅承担本系的专业课教学工作,而且承担全校的公共外语教学工作。
数学系李先正教授对数学理论有深入探索,专长三角级数,曾在英国伦敦数学学会杂志上发表《三角级数的一个注记》的论文,美国《数学评论》当即转载,因之在数学界较有声誉。莫叶教授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院的哲学博士,对复变函数很有研究,著有《复变函数论》,并以教学效果良好而著称。刘智白教授对高等数学、周怀生教授对代数、胡昭全教授对实变函数、张学铭教授对微分方程、谢力同副教授对运筹学,都各有研究,当时都是在学术上很有发展前途的教师。
物理系的师资力量也很强大。系主任郭贻诚教授早年留学美国,获加利福尼亚工学院研究院的理学博士学位。他专长理论力学、电磁学等的研究,著有《微磁(化)理论》、《铁磁学》等论著。束星北教授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获博士学位,在著名科学家居里博士的研究室工作过,还是科学大师爱因斯坦的研究生,曾在理论物理和相对论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著作一直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王普教授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参加核分裂(原子弹的初期研究工作,出版有《核物理学入门》、《铀与国防》等论著,是当时我国少数的核物理学专家之一。张亮教授对量子力学的研究,周北屏教授对无线电物理的研究,也都具有水平。此外,杨有楙、刘鸿宾、余寿绵、王承瑞、王应素、冯传海、陈琳、陈继述、熊正威等副教授和讲师,在理论物理、理论力学、高能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方面也是各有专长。总之,该系在基础物理和尖端物理方面是有一定优势的。
总务长兼化学系主任刘椽教授,官费留学美国,获伊利诺大学有机化学硕士学位,30年代初期回国,曾任厦门大学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职,从事教学工作20余年,为培养人才作出了贡献,我国著名化学家卢嘉锡、蔡启瑞皆出其门下。刘遵宪教授是留学美国的化学博士,专长理论化学和工业化学的研究,著有《理论化学教材》、《原子核化学》等论著,颇具水平。
徐国宪教授留学日本,在电化学的教学与研究中有一定成就。其他教师如副教授阎长泰、尹敬执,讲师杜作栋、邓从豪、陈鸿宅、柳正辉、叶长龄、武际元等,在分析化学、有机硅化学、量子化学和化学工艺等学科,也有一定的研究。因此,化学系师资阵容也较整齐。
生物系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且有自己的特色。副校长童第周教授是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科学博士,在动物胚胎学的研究方面多有创见,40年代曾以《鱼类胚胎学》论著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杂志上而闻名中外,曾接受美国伍兹霍尔研究所的聘请出国讲学,兼任耶鲁大学研究员,是我国屈指可数的生物学家之一。童第周教授在山东大学工作时,结合教学和科学研究,对鱼类和脊椎动物遗传中的细胞质和细胞核关系,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反复验证,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以后又与美国坦普尔大学牛满江教授合作,在1937年从鲫鱼成熟卵的细胞质中提取信息核糖核酸,注入金鱼的受精卵中,培育出有鲫鱼和金鱼两种性状的子代,开创了人类可以按照需要人工培育动物新品种的先例,提出了动物遗传学说中的新见解,为探索生命奥秘及其未来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一科研成果被国际上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童鱼”。曾呈奎教授曾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对海洋藻类学有深入研究,50年代初期,在青岛近海人工繁殖海带获得成功。陈机教授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获法国国家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专长植物解剖学的研究,著有《植物学》、《植物解剖学》、《中国烟草栽培》、《被子植物胚胎学》等著作,多有创见,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曲漱蕙教授对胚胎学、组织学有长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所著《组织学》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王祖农教授在法国攻读微生物学,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开拓我国基础薄弱的微生物学教学和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方宗熙教授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探讨深入,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有一定的成绩,论著亦有水平。
郑柏林副教授对海藻学有长期研究,著有《华北区海藻索引》一书,对开发海洋颇有价值。其他尚有专长动物学和植物学研究的教授王敏、钟兴正,副教授叶毓芬、黄浙、高哲生、李冠国、李嘉咏,讲师陈惠民、周才武、陈倬、周光裕、方同光、尹光德、李桂舫等等,故师资阵容在全校来说是比较强的。
水产系是根据我国科学的发展、生产的需要和青岛的自然地理条件,于1946年复校后新创建的系科。系主任沈汉祥教授曾留学日本,不但在水产养殖和加工方面有理论修养,而且具有实践经验。薛廷耀教授专长水产捕捞和加工,在教学和研究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邹源琳教授在水产动物的分类、性态、回游、繁殖等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是擅长水产捕捞和养殖的学者。黄文澧副教授对渔捞、渔具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闵菊初副教授精于水产加工学,在指导水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储藏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胡文溶副教授曾任海军副舰长,对航海、船艺学的理论和实践都较谙熟。此外,尚有讲师刘纶和助教多人,又有化学、生物两系教师代为讲授基础课,师资力量比理科各系虽稍薄弱,但在教学上还是较强的。
海洋系是根据青岛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我国海洋开发科学的需要,于1952年院系调整后创建的新系科。系主任赫崇本教授曾留学美国,对海洋物理、海洋气象都有深入研究。唐世凤教授专长海流和潮汐学理论的研究。文圣常教授专长海洋动力和波浪学的研究。牛振义教授专长气象学的研究。王彬华副教授专长海洋气象学的研究。还有讲师景振华和助教多人,基本上可以承担本系专业课的教学。该系的基础课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系的教师担任。海洋系的师资力量虽然不足,但由于是新建立的系科,地位极为重要,大有发展前途,也是当时学校重点发展的对象。
当时,学校的教师队伍,正副教授多在40岁上下,年富力强,加上华岗校长识才、爱才、用才,因而他们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山东大学在50年代初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与此同时,学校对科学研究工作也极为重视。1951年3月18日,华大山大合校后的第一次校委会,就讨论了科学研究工作,并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在每年的校庆活动期间举行科学讨论会,检阅一年来的科研成果。
(二)重新组建校学术委员会,由童第周副校长任主任委员,陆佩如副校长和何作霖教务长任副主任委员。规划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筹办出版文、理、工、农、医各学科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山东大学学报》。
(三)各系必须制订科学研究计划,包括选题、内容、负责人、完成时间等等,以迎接每年的校庆科学讨论会。
(四)科学研究工作由教务长分工领导,教务处设专人处理日常的各项具体工作。
学校的科研工作不但在教师中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而且在学生中也开展了起来。1952年底,高年级学生已成立科研小组 62 个,聘请教师进行指导,形成了刻苦钻研、勤奋探索的良好风气。
1953年12月25日,校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童第周,副主任委员郭贻诚、杨向奎、徐佐夏,委员方宗熙、吴大琨、李先正、沈汉祥、冯沅君、梁希彦、赫崇本、刘遵宪、穆瑞五。
校庆科学讨论会的规定,是学校开展学术讨论的成功经验,每年借此时机,总结交流教学改革的经验,检查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讨论会的组织工作大体步骤是:头一年的年底各系报送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内容简介、讨论范围等内容的校庆科学讨论会计划,教务处(后由科研处)研究批准后与各系协商,拟订包括主持人、报告人、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项目的讨论会程序,经校学术委员会讨论、校长审核后,印发校内各单位及校外有关部门。讨论会依据论文的性质、水平和实用价值等,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吸收或邀请校外有关人员参加,由学校负责人主持。中型是学科相近的几个系参加,由教务长或系主任主持。小型是本系人员参加,由系主任或教研室主任主持。讨论时间约一个月,即自3月15日开始,至4月中旬结束。讨论会的论文经过修改、补充后,转到《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杂志或校外刊物发表。有时还出版校庆论文专集。每次校庆讨论会,除教师、学生外,学校领导也带头写出有一定质量的学术论文,都积极踊跃参加讨论。例如:1952年的校庆科学讨论会上,华岗校长的《论毛泽东思想的本质》;1953年校庆科学讨论会上,陆佩如副校长的《论古典作家宇宙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
1954年校庆科学讨论会上,童第周副校长的《关于胚胎学发展学说的探讨》等论文,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校庆科学讨论会自1952年开始到1958年迁校济南,共举行六次。组织工作一次比一次好,论文质量一次比一次高,为学校所创办的学术刊物提供了数量较多、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由于以校庆科学讨论会为组织形式,加之学校领导重视和广大师生积极参与,这一时期全校科学研究蓬勃开展,形成了浓郁的学术争鸣空气,出现了累累科研成果。
根据高教部指示,1953年4月山大外文系英语组42 名学生并入上海外语学院,河北水产学院60名学生并入山大。下半年对于行政机构和教学组织进行了个别调整,并成立了由崔戎兼主任,吴大琨、赵俪生、蒋捷夫任副主任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担负全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在此基础上,学校的全面教学改革工作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1953年1月,高教部部长马叙伦在《人民教育》上发表文章,提出高等学校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9月10日至23日,高教部在北京召开综合大学会议。会议指出综合大学是国家文化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基本任务是培养科学研究人员和高等及中等学校的师资。为此,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教学改革,开展科学研究和加强师资培养,以保证综合大学任务的圆满完成。同时,会议还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苏联经验,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改革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
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山东大学便开展了以学习苏联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工作。华岗校长在谈到学习苏联经验和改革教学内容时讲,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批具有高等文化的合格人才,百年树人甚为不易,因此必须进行教学改革,以求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而要改革教学,就必须向苏联学习。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 36 年培养人才的经验,只有我们把他们的先进经验学到手,融会贯通,结合实际地改革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培养人才的任务。
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学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专业教学,培养师资,整顿纪律,提高质量”的教改工作重点。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研组建立、教材建设、教学大纲制订、教学方法改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专业设置在教学改革中,学校根据当时的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决定设置十个专业:中文系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系设历史学专业,外文系设俄语专业,数学系设数学专业,物理系设物理学专业,化学系设物理化学专业,生物系设动物学专业和植物学专业,水产系设水产专业,海洋系设物理海洋专业。其中物理学和动物学两个专业,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都较好,物理海洋学专业属于全国新创,这就形成了山东大学办学中新的重点和新的特色。
(二)建立教学与科研组织在教学改革中,根据苏联高等学校设立教学研究室的经验,各系陆续建立起一批教研室(组)或教学小组:
3.体育教学小组,由王俊朋任组长。
5.外文系:基本俄语教研组,方未艾任组长;英语教学小组,黄嘉德任组长。
6.历史系:中国通史教研组,王仲、卢振华任组长;中国近代史教研组,郑鹤声、孙思白任组长;世界史教学小组,陈同任组长。
7.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组,刘智白、刘冠任组长;高等分析数学教学小组,莫叶任组长;代数教学小组,周怀生任组长;几何教学小组,谢力同任组长。
8.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组,刘鸿宾、王应素任组长;力学教学小组,周北屏任组长;实验教学小组,杨有树任组长。
11.水产系:水产通论教研组,沈汉祥任组长;水产动物教学小组,邹源琳任组长;水产加工教学小组,闵菊初、刘纶任组长;渔捞渔具教学小组,黄文澧任组长;航海船艺教学小组;胡文溶任组长。
12.海洋系:海洋学教研组,唐世风、景振华任组长;海洋气象教学小组,王彬华任组长;海洋动力教学小组,文圣常任组长。
总计建立了教研组14个,教学小组26个,全校有80%的教师参加了教研组或教学小组,86%的课程由教研组或教学小组承担。这就有利于在教学、科研、师资培养等工作中,开展讨论,集思广益,发挥集体力量和组织作用。
(三)改革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上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有增有删,有加有减。
1953 年秋季开学后,除公共必修课、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外,各系开设的课程如下:
1.中文系的基础课和专业课有:文艺学引论、中国文学史、写作实习、现代文学、人民口头创作、古典文学、世界文学、苏联文学、语言学引论、中国语言学、诗词研究、诗经研究、杜甫研究、鲁迅研究等14 门。
2.历史系的基础课和专业课有: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考古学通论、中国地理、世界地理、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等14门。
5.物理系的基础课和专业课有:普通物理、物理实验、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理论物理、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电力学、量子力学、数理方程、电工及无线电、工艺力学、物理学史等14门。
各系所开设的课程中,对于教学内容也进行了更新,有60%的课程参照苏联的经验,制订了教学计划和改写了教学大纲,重新编写了教材。
(四)教授上教学第一线通过上述的教学改革,不仅基础理论的教学有了加强,而且学生的技能也得到了训练,它改变了旧中国教育在教学中脱离实际的缺点,使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这种成绩的取得,虽然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教授、副教授上教学第一线,认真教学,起了特殊的作用。
在学校当时的师资队伍中,总的看来教授与副教授所占的比重不算大,仅为26%,这是由于几个新成立的系教师力量薄弱造成的。实际上就有些系来说,教授、副教授的比例还是较高的,如历史系占52%,生物系占32%。不仅如此,这些教授、副教授都年富力强,担负着教学重担,大部分的基础课与专业课是由他们承担,部分是由老的讲师承担。这些教授、副教授及水平较高的讲师,既注意把基础理论阐明讲透,同时也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潜移默化地传授治学之道,使学生受到启迪,大有收获。
冯沅君教授在讲授宋元词曲时,以材料充实、分析中肯、立论准确,抓住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她的勤奋、严谨、纯真的治学态度,强烈地感染着学生。赵俪生教授讲授中国农民战争史时,语言犀利,气势磅礴,能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各个朝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所反映的农民对地主的斗争。童书业教授在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的讲授中,能遍涉史籍,博取众长,比勘剔抉,自成一家;他引用马列著作进行论证时,出自何书何页都能脫口而出,学生对此无不叹服。童第周教授对遗传学的细胞质和细胞核的相互作用,经过实验探讨、鉴别索证,提出新颖的论点,并亲自指导学生进行实验,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学习精神。谢力同副教授以勇于追求的科学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由于主要课程由教授、副教授讲授,他们学术造诣深,理论水平高,表达能力强,又有切身的治学经验,因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思维和研究能力,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深受所在单位的好评。
》
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开展学术争鸣,1951年4月在华岗校长支持下,中文、历史两系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部分教师,成立了《文史哲》杂志社,共同创办了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文史哲》杂志。大家一致推举华岗校长为社长,副校长陆佩如和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为副社长,历史语文研究所主任杨向奎为主编,编委由几位老教师担任,也吸收了少数中青年教师。编委会没有专职人员,编辑工作主要由文史两系和研究所的几位教师兼任,特别是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赵生、吴大琨、殷焕先、卢振华、孙思白、孙昌熙、刘泮溪等编委,在《文史哲》的创办中,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不仅积极为《文史哲》写稿,而且也承担了从组稿、审稿到编辑、校稿和印刷、出版发行的任务。大家动手,艰苦创业,克服了种种困难,使刊物受到学术界的赞许。由于坚持学术民主,以繁荣学术、推动教学科研、培养和发现人才为办刊目的,使得刊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50年代国内学术界一个活跃的学术园地。建国初期全国性的文科期刊并不多,高等学校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文史哲》的创刊,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曾评价说:“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与科研,为国家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才。而学报正是检验这一成就的标尺。山大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已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文史哲》1951年5月创办,初为双月刊,后改为月刊,1953 年起正式定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自1951年创刊至 1958 年(1958年因迁校停办,1961年复刊)共出版76期,发表文章 780余篇。它不仅团结了一大批知名的老专家、学者,如王亚南、顾颉刚、周谷城、罗尔纲、黄药眠、陈子展、齐思和、杨宽等等,这些专家有的多次为《文史哲》写稿,有的把自己得意之作特地送给《文史哲》发表,同时,也培养和发现了一批中青年后起之秀。
在校内,当时学校的领导人,也是《文史哲》编委会的负责人华岗、陆佩如、吴富恒等,经常为《文史哲》写稿。华岗关于政治理论和哲学方面的论著,陆佩如、冯沅君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论著,吴富恒关于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的专论,高亨关于先秦哲学和先秦文学的研究,萧涤非关于杜甫的研究,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陈同燮、卢振华、孙思白、华山等关于历史和思想史方面的论著,黄云眉、黄孝纾等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评论,殷孟伦、殷先、蒋维崧等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孙昌熙、刘洋溪等关于鲁迅的研究,黄嘉德、吕荧、张健、金诗伯、陆凡等翻译和介绍的外国文艺理论方面的优秀论著,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文史哲》当时开展的一些学术讨论,如就中国古史分期、经济史和哲学史、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红楼梦》研究、文艺理论和现代文学等方面问题展开的讨论,也进行得非常活跃。大家敢于争鸣,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繁荣祖国的学术,推动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1954年第9期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章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同年 10 月 16 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该文予以表扬。《文史哲》也由此引起全国各界的注目,名声大振。
《文史哲》杂志的出版既活跃了学校的学术空气,促进了学校学术科研工作的开展,也为山东大学赢得了社会声誉,扩大了山东大学的影响,它在校史上应当占有光辉的一页。
在酝酿创办《文史哲》杂志的过程中,童第周副校长倡议出版《山东大学学报》,以推动理、工、农、医学科的研究工作。
据此,1951年4月19日在校长办公会议上,讨论通过由童第周、何作霖、吴富恒、郭贻诚、丁履德、陈瑞泰、徐佐夏、杨向奎、赫崇本九人组成学报编辑委员会,由童第周任主编。学报暂定每年出版两期,因经费关系,来稿刊登后一律不付稿酬,只赠送学报 10 本和单印本 30 本。会后,编委会立即筹划和组稿,于当年8月中旬出刊第一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最早的一份学报。第一期学报刊登了华岗校长的《论中国自然科学的历史命运》、童第周副校长的《鱼类早期发育的研究》、张亮教授的《产一光子的正电毁灭》、李先正教授的《关于三角级数的问题》等文章,这不但推动了理、工、农、医学科的研究工作,也在高等院校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学报自1951年创刊至1957年共出版10期(1958 年迁校时停刊,后又复刊),发表了一些有创见性和探索性的文章,对于指导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都有重要意义。
195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来函称,拟给毛泽东主席订阅两份《山东大学学报》,其中1~3月份没买到,请学校售给两份。学校接函后,立即将学报寄给毛泽东主席。
作为《文史哲》创办人之一和学报编委的杨向奎曾说:“刊物是培养学术的泥土,没有刊物,研究成果就得不到学术界的讨论和评价,就无法进行检验,就容易枯萎下去。有了刊物,才有学术的繁荣。”建国初期,学校领导克服经费和物质上的种种困难,毅然创办了《文史哲》和《山东大学学报》两个学术刊物,建立科学研究园地,开展学术争鸣,开拓创新,扩大了山东大学在海内外的影响。1953年12月18日,高教部来函同意学校赠送《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给苏联科学院图书馆。
在1951年3月19日华大山大胜利合校的庆祝大会上,华岗校长向全体师生提出了“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大”的号召,经过全校师生的努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学校便在各方面都取了很大的成绩,结出了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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