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军进抵山东,张宗昌败逃,私立青岛大学经费断绝,教师学生散去大半,学校在不得已中停办。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济南,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残杀中国外交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混乱中,省立山东大学师生星散,学校也陷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决定在已停办的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指令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太侔、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1928年8月7日,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泰山红门宫召开第一次会议,何思源、魏宗晋、赵太、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杜光埙等七人出席,大家一致推举何思源为临时主席,推举何思源、赵太、王信为常务委员;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研究了学校的院系设置、扩建校舍、充实图书仪器设备、经费来源以及原有学生的转学休学等问题,决定将筹委会办公处设在教育厅,以便与各方联系。会后呈报大学院备案,并函知省政府所属各机关。但是,由于当时济南和胶济线均被日军侵占,一切筹备工作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具体进行。
1929年6月3日,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携眷来到青岛,住在原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小楼(今青岛海洋大学档案馆楼)。他对青岛的优美环境、宜人气候,倍加赞赏。当时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济南是四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而青岛地处海滨,可少受战乱影响,所以他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筹办。他多次称:“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①国民政府教育部接受了他的意见,指令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另行函聘何思源、王近信、赵太侔、彭百川、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普、蔡元培等九人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并任命何思源为筹委会主任。10月,又增聘陈调元、于恩波、陈名豫三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由教育部拨给开办经费 10 万元(教育部和山东省各付一半),并指示原省立山东① 1929年8月23日蔡元培致吴敬恒(稚晖)函,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六卷第三期。蔡先生的函件现存台湾。
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具造资产清册,办理移交事项。
自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成立以来,先后共举行了六次会议,对学校的筹建工作,作了细致的研究。
1929年6月20日,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在原省立山东大学校本部召开第一次会议,本省委员何思源、袁家普、赵太侔、王近信、彭百川五人出席,外省委员未及出席。会议除宣布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外,主要讨论了办学经费来源、大学基金以及确定筹委会秘书人选等事项。次日,何思源、赵太、王近信即赴青岛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产。
7月8日,筹委会在青岛汇泉大饭店召开第二次会议。这是筹委会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除原先九位委员全部出席外,教育部长蒋梦麟还从南京专程来青岛参加。会议听取了筹委会主任何思源关于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的经过、前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了院系设置、院系人选、各院地址、扩充校舍、学校经费、原有两校学生的处理,开学日期等问题,会议选举何思源、傅斯年、杨振声、赵太、王近信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国立青岛大学设于青岛,并分设工厂、农事试验场于济南。这次会议基本商定了国立青岛大学的雏形。
7月14日,在济南原省立山东大学校本部召开第三次会议,何思源、杨振声、袁家普、王近信、赵太、彭百川等六人出席,主要讨论了学校的行政组织、教务长、总务长及各院院长的人选、拟聘教师、教职员薪金标准、经费预算、应设年级以及旧生入学编级试验等问题。
以后的几次会议,分别于同年11月2日和次年3月20日、5月10日在济南和青岛召开,对筹备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讨论。
1930年4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5月,杨!振声校长到校视事,启钤办公。
按筹委会决定,第一年先设文、理两学院。8月,在青岛、济南两处招考一年级新生。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宣誓就职,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宣告结束。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积极延聘专家学者来校任教,以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他曾亲自赴沪面请著名诗人闻一多来校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知名作家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聘请教育家黄敬恩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数学家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化学家汤腾汉化学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任生物系主任,分别主持各院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此外,语言学家闻、楚辞专家游国恩、小说家沈从文、物理学家任之恭、化学家傅鹰等也被聘在各系任教。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可谓名流云集,人才济济,其阵容之齐整,在全国大学中屈指可数。同时杨振声还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经常邀请学术界的名流如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等来校讲学,以加强学术的交流,促进学术的发展。
杨振声校长任职期间,因学校初建,经费不足,除了校舍,其余一切几乎均须从头做起。他从实际出发,极为重视撙节开支,尽量把经费用于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及增加建筑方面。他把这项工作比喻为盖房子打基础,“地基打得好,石放得牢,将来这广厦百间,高楼千栋,才盖得起,负得住。而我们的经费能多花在这基础上一文,这一文便有它百年的价值,文化的贡献”①。因此,山东大学在这一时期,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勤俭办学的校风。
1931年5月4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第1期《校长报告》。
杨振声把制订各种章规视为学校的一项根本工作。他认为,“一个机关必须纪律化。一切规程,使其简而易守,然后大家循序而善行之,则学校事务,化复杂为简单,纷乱以条理”。这样,大家才能“专心一志于学术上之建设,蔚然成为整肃庄严之学府”。为此,陆续制订了学校的组织规程、学则、图书馆及各部课的章程及办事细则、各种委员会规程以至学生寝室规则等大小规章数十种。大家都按章办事,从而使学校的各项工作得以有秩序地进行。
杨振声在主持学校的工作中,既要求严格,又比较讲民主。
他提出,要严格地执行与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与计划,当制订各项规章制度与计划的时候,“不能不十分审慎,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必须有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之上,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的完善”。这个组织,就是校务会议。
他还提出:“要学校有法制,第一个得从校长做起,校务会议的决议案,校长是第一个负执行的责任与遵守的义务的。”① 杨振声这种尊重校务会议的民主作风,深受教师们的欢迎。
总之,杨振声在校两年,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奠基者。
然而,在杨振声校长任职期间,先后发生过三次学潮。对于学潮,处于校长地位的他,总是先行劝阻,劝阻不成,则行压服,以至开除学生,因而遭到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与反对。但是,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兴起的那次学生爱国运动,他确有难言之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愤慨万分,怒不可遏。广大学生组织请愿团,冲破种种阻拦,于12月2日乘车南下,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收复失地。对这次① 1931年11月9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第28期《校长报告》。
学生爱国运动,杨振声校长心情复杂,焦虑万分,一怕惹起祸端,二怕上头责难,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无可奈何中,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其辞职电文如下:
南京教育部李部长钧鉴:
本校学生一百七十九人为抗日事,签名赴京请愿,屡经劝导,俱无效果,临行时联名请假,未经准假,即行离校,已于本月二日出发,当经电达。此举揆之部令校章,皆难认许。惟其行动系激于爱国之热忱,加以惩处,则青年爱国锐气,有挫折之虞;不加惩处,则学校风纪不严,无维系之法。振声忝长斯校,处理无方,惟有恳请准予辞职,以重职责而肃纪纲,实为德便。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叩质印。①随后教育部复电挽留,辞职未准。
1932年4月21日,杨振声校长赴南京请中央拨发积欠经费,在接洽无结果之后,“认为中央经费不解决,将来一切计划,无从实现”,异常灰心,于是再次致电教育部请求辞职。然后,去了北平。教育部于5月9日复电慰留。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得悉此事后,曾两次致电中央请速解决该校国款经费问题,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还亲自赴京为学校力争,但终无结果。
杨振声在离校时即将校务委托教务长赵太侔代行,但后来赵太因事去了上海,杨振声又电请理学院院长黄际遇暂代。
由于学年将终,校务亟待解决,加以各方殷切劝,杨振声于6月2日由北平返回学校,“勉暂维持”,并三电教育部坚决要求职。
6月中旬,青岛大学为“学分淘汰制”发生学潮。7月3日,学校奉教育部转奉行政院令,对学校进行“整理”。教育部电聘① 1931年12月7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第32期《校长辞职》。
蒋梦麟、丁惟汾、沈鸿烈、王向荣、何思源、赵太等,为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于7月15日在济南举行会议,作出决议多项。
在对学生进行“甄别”之后,校长杨振声再呈中央恳切请求辞职,经教育部慰留无效。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
将国立青岛大学校名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准杨振声校长辞职,以教务长赵太升任。9月30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赵太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1928年5月,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军进抵山东,张宗昌败逃,私立青岛大学经费断绝,教师学生散去大半,学校在不得已中停办。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济南,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残杀中国外交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混乱中,省立山东大学师生星散,学校也陷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决定在已停办的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指令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太侔、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1928年8月7日,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泰山红门宫召开第一次会议,何思源、魏宗晋、赵太、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杜光埙等七人出席,大家一致推举何思源为临时主席,推举何思源、赵太、王信为常务委员;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研究了学校的院系设置、扩建校舍、充实图书仪器设备、经费来源以及原有学生的转学休学等问题,决定将筹委会办公处设在教育厅,以便与各方联系。会后呈报大学院备案,并函知省政府所属各机关。但是,由于当时济南和胶济线均被日军侵占,一切筹备工作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具体进行。
1929年6月3日,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携眷来到青岛,住在原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小楼(今青岛海洋大学档案馆楼)。他对青岛的优美环境、宜人气候,倍加赞赏。当时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济南是四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而青岛地处海滨,可少受战乱影响,所以他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筹办。他多次称:“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①国民政府教育部接受了他的意见,指令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另行函聘何思源、王近信、赵太侔、彭百川、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普、蔡元培等九人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并任命何思源为筹委会主任。10月,又增聘陈调元、于恩波、陈名豫三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由教育部拨给开办经费 10 万元(教育部和山东省各付一半),并指示原省立山东① 1929年8月23日蔡元培致吴敬恒(稚晖)函,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六卷第三期。蔡先生的函件现存台湾。
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具造资产清册,办理移交事项。
自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成立以来,先后共举行了六次会议,对学校的筹建工作,作了细致的研究。
1929年6月20日,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在原省立山东大学校本部召开第一次会议,本省委员何思源、袁家普、赵太侔、王近信、彭百川五人出席,外省委员未及出席。会议除宣布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外,主要讨论了办学经费来源、大学基金以及确定筹委会秘书人选等事项。次日,何思源、赵太、王近信即赴青岛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产。
7月8日,筹委会在青岛汇泉大饭店召开第二次会议。这是筹委会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除原先九位委员全部出席外,教育部长蒋梦麟还从南京专程来青岛参加。会议听取了筹委会主任何思源关于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的经过、前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了院系设置、院系人选、各院地址、扩充校舍、学校经费、原有两校学生的处理,开学日期等问题,会议选举何思源、傅斯年、杨振声、赵太、王近信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国立青岛大学设于青岛,并分设工厂、农事试验场于济南。这次会议基本商定了国立青岛大学的雏形。
7月14日,在济南原省立山东大学校本部召开第三次会议,何思源、杨振声、袁家普、王近信、赵太、彭百川等六人出席,主要讨论了学校的行政组织、教务长、总务长及各院院长的人选、拟聘教师、教职员薪金标准、经费预算、应设年级以及旧生入学编级试验等问题。
以后的几次会议,分别于同年11月2日和次年3月20日、5月10日在济南和青岛召开,对筹备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讨论。
1930年4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5月,杨!振声校长到校视事,启钤办公。
按筹委会决定,第一年先设文、理两学院。8月,在青岛、济南两处招考一年级新生。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宣誓就职,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宣告结束。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积极延聘专家学者来校任教,以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他曾亲自赴沪面请著名诗人闻一多来校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知名作家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聘请教育家黄敬恩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数学家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化学家汤腾汉化学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任生物系主任,分别主持各院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此外,语言学家闻、楚辞专家游国恩、小说家沈从文、物理学家任之恭、化学家傅鹰等也被聘在各系任教。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可谓名流云集,人才济济,其阵容之齐整,在全国大学中屈指可数。同时杨振声还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经常邀请学术界的名流如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等来校讲学,以加强学术的交流,促进学术的发展。
杨振声校长任职期间,因学校初建,经费不足,除了校舍,其余一切几乎均须从头做起。他从实际出发,极为重视撙节开支,尽量把经费用于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及增加建筑方面。他把这项工作比喻为盖房子打基础,“地基打得好,石放得牢,将来这广厦百间,高楼千栋,才盖得起,负得住。而我们的经费能多花在这基础上一文,这一文便有它百年的价值,文化的贡献”①。因此,山东大学在这一时期,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勤俭办学的校风。
1931年5月4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第1期《校长报告》。
杨振声把制订各种章规视为学校的一项根本工作。他认为,“一个机关必须纪律化。一切规程,使其简而易守,然后大家循序而善行之,则学校事务,化复杂为简单,纷乱以条理”。这样,大家才能“专心一志于学术上之建设,蔚然成为整肃庄严之学府”。为此,陆续制订了学校的组织规程、学则、图书馆及各部课的章程及办事细则、各种委员会规程以至学生寝室规则等大小规章数十种。大家都按章办事,从而使学校的各项工作得以有秩序地进行。
杨振声在主持学校的工作中,既要求严格,又比较讲民主。
他提出,要严格地执行与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与计划,当制订各项规章制度与计划的时候,“不能不十分审慎,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必须有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之上,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的完善”。这个组织,就是校务会议。
他还提出:“要学校有法制,第一个得从校长做起,校务会议的决议案,校长是第一个负执行的责任与遵守的义务的。”① 杨振声这种尊重校务会议的民主作风,深受教师们的欢迎。
总之,杨振声在校两年,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奠基者。
然而,在杨振声校长任职期间,先后发生过三次学潮。对于学潮,处于校长地位的他,总是先行劝阻,劝阻不成,则行压服,以至开除学生,因而遭到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与反对。但是,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兴起的那次学生爱国运动,他确有难言之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愤慨万分,怒不可遏。广大学生组织请愿团,冲破种种阻拦,于12月2日乘车南下,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收复失地。对这次① 1931年11月9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第28期《校长报告》。
学生爱国运动,杨振声校长心情复杂,焦虑万分,一怕惹起祸端,二怕上头责难,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无可奈何中,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其辞职电文如下:
南京教育部李部长钧鉴:
本校学生一百七十九人为抗日事,签名赴京请愿,屡经劝导,俱无效果,临行时联名请假,未经准假,即行离校,已于本月二日出发,当经电达。此举揆之部令校章,皆难认许。惟其行动系激于爱国之热忱,加以惩处,则青年爱国锐气,有挫折之虞;不加惩处,则学校风纪不严,无维系之法。振声忝长斯校,处理无方,惟有恳请准予辞职,以重职责而肃纪纲,实为德便。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叩质印。①随后教育部复电挽留,辞职未准。
1932年4月21日,杨振声校长赴南京请中央拨发积欠经费,在接洽无结果之后,“认为中央经费不解决,将来一切计划,无从实现”,异常灰心,于是再次致电教育部请求辞职。然后,去了北平。教育部于5月9日复电慰留。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得悉此事后,曾两次致电中央请速解决该校国款经费问题,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还亲自赴京为学校力争,但终无结果。
杨振声在离校时即将校务委托教务长赵太侔代行,但后来赵太因事去了上海,杨振声又电请理学院院长黄际遇暂代。
由于学年将终,校务亟待解决,加以各方殷切劝,杨振声于6月2日由北平返回学校,“勉暂维持”,并三电教育部坚决要求职。
6月中旬,青岛大学为“学分淘汰制”发生学潮。7月3日,学校奉教育部转奉行政院令,对学校进行“整理”。教育部电聘① 1931年12月7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第32期《校长辞职》。
蒋梦麟、丁惟汾、沈鸿烈、王向荣、何思源、赵太等,为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于7月15日在济南举行会议,作出决议多项。
在对学生进行“甄别”之后,校长杨振声再呈中央恳切请求辞职,经教育部慰留无效。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
将国立青岛大学校名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准杨振声校长辞职,以教务长赵太升任。9月30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赵太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