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前身为新四军军医学校,筹建于1944年冬,1947年改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军队日益壮大,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亟待培养大批高层次的医务人员。为此,新四军首长在向全军发出的1944年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提高卫生干部质量是卫生部最迫切的中心任务。”军卫生部长崔义田和副部长宫乃泉为贯彻军首长的指示,一方面积极举办各种短训班,以轮训提高在职干部的业务水平,一方面着手筹建四年制的军医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军医。
1944年10月16日,经军部批准建立新四军军医学校,江上峰(炳炎)任校长,副校长由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兼任。
1945年3月18日,在抗日根据地淮南新浦镇招收新生,考试课程有数学、化学、英语。学生有从华中建设大学转来的,有部队、地方政府、江淮大学保送和抗日根据地招考的,共录取新生60名,这是学校建立后招收的第一届正式学员。于同年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之际,在安徽省天长县长庄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江淮大学校长韦悫和军卫生部部长崔义等参加了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学员走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旧的人生观,学好专业知识,作一个红色卫生战士。学校根据部队编制,将学员分为两个排七个班,赵希圣、俞风仪先后任指导员,和、张克先后担任教育干事,管理思想政治和行政工作。6月,沈霁春教授(比利时特大学生理学博士、内分泌专家)和苏醒教员先后由上海来校任教。此时在校任教者还有宫乃泉、薛和、邢其毅、钱存柔、江上峰等。
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苏北淮阴市解放,学校随卫生部进驻城内,一部分学员在当地仁慈医院参加伤员护理工作,一部分赴淮安前线参加伤员收容工作。一个月后,集中在淮阴师范学校上课。当时虽然教学设备较差,但通过地下交通线从上海购进部分显微镜、组织切片等实验器材和标本,还自力更生挖掘无主野坟,收集骨骼标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学条件。11月,全体师生随卫生部北上山东,这时江上峰校长离职,由宫乃泉兼任校长。12月,进入山东解放区,此时,适逢枣庄自卫战,野战医院收容了大批伤员,全体学员奉命去滕县的朱家村野战医院参加护理伤病员工作。
1946年1月,学员集中于临沂恢复上课,校址设在临沂市城南关。2月,学校招收第二届学员50名,此届学员部分自山东大学医学系转来,部分为招考的高中毕业学生,还有少数是由在淮阴报考华中建设大学的学生中转来的。由季平任指导员,徐欢任教育干事。此时学习环境相对稳定,宫乃泉校长从东北回来,带回一批显微镜(此时学校共有显微镜50架)、记纹鼓及各种标本、切片实验器材等和一部分文体用品等,从而充实了教学设备,丰富了师生的文体生活。图书馆藏书也逐年增加,除通过药商到上海等地购买药品、仪器之际代购一些医学书籍和文艺图书之外,宫乃泉副部长还根据部队医务工作的需要,亲自组织编写了一些书籍和小册子,后来学校不定期收到了由宋庆龄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送来的一批英文原版医学书籍和其他图书,从而使学校教学所用的图书资料得以充实,缓解了图书资料紧缺的矛盾。
5月,沈其震副部长率领张学彬、彭治生、商鉴三位医师从重庆经南京转北平乘飞机到临沂,在学校担任临床和教学工作。
当时教学工作的特点是:一、根据战争需要,先学习急救学、绷带学和简单的护理治疗常识,以利参加救护伤员工作。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视实验课和形象性教学,通过参加各次战役的伤病员医护工作,巩固理论知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三、自学与互学相结合,组织学习互助组,课后一起核对笔记,讨论课程内容,相互启发,以增强理解和记忆,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7月,国民党政府撕毁了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经常派飞机到临沂上空骚扰。军区机关开始疏散,学校随卫生部转移到临沂城北的亭子村继续上课,此时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医师方春望(聂崇銘)、陶煦(胡鸿慈)、黄志尚(王志良)由上海来校任教,并分别任教学医院的内、外、皮花科主任。10月,学校转移至沂水县苗家庄,12月,随卫生部转移到李家河北村,在此建筑教室和实验室,这时华东国际和平医院也在附近的备岭建设竣工,设有病房、化验室和手术室,作为新四军卫生部直属医院和军医学校的教学医院。
为了加强对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除由各届的指导员讲授社会发展史外,还先后请卫生部政治处副主任郭军作时事形势报告,经济学家何封教授作政治经济学演讲,军直属机关政治部副主任周材作政治报告。学校经常组织学员访贫问苦,参加驻地土改大会,密切军民关系,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1947年1月,根据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指示,为纪念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光荣殉职的加拿大著名外科专家、优秀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军医学校改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由宫乃泉副部长兼任院长,此时在校任教者有宫乃泉、刘球、张超、苏醒、沈霖春、章央芬、向进、方春望、黄志尚、刘星等。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同年3月,学校随军卫生部向胶东乳山县转移,经过半月的行军到达目的地,第一届学员驻滕甲庄,第二届学员驻耿家村,同时华东国际和平医院也随卫生部到达滕甲庄。医院转移前,宫乃泉副部长指示:除带一套手术器械外,其余一切设备均移交给卫生部直属所,该所改名为山东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华东国际和平医院到达甲庄进大地主的庭院内,开设病房及门诊,随即收到联合国救济总署从烟台运来的一套完整的美国海军医院的全部设备。国际和平医院虽然不是华东白求恩医学院附属医院,但医院各科的主任如内科主任方春望、外科主任陶煦、战伤外科主任宫乃泉、妇产科主任戴辉、儿科主任章央芬、皮花科主任黄志尚、牙科主任张亚民,均兼任医学院的教学工作。
同年5月,学校在胶东各县市招收了第三届学员,其中医疗学员26名,药科学员60名。9月,由于战争形势紧张,学校奉令就地疏散,为了保障高级知识分子的安全,教师转移到大连市,在那里编写教材和出版《医务生活》杂志,其余40余名医务人员组成和平医院手术队,由左英和胡成任正、副队长,赴前方参加救治伤员工作。第一、二届学员分别到山东兵团第九纵队和胶东后方医院工作,第三届医疗学员和药科学员疏散回原籍。同年 11 月,解放军在胶河战役中击溃敌人的重点进攻,至12月,相继解放了被国民党占领的胶东所有县城,取得股东自卫战的全面胜利,随九纵队转战的学员全部撤回,奉华东野战军卫生部令与和平医院手术队及卫生学校的学员联合组成鲁中防疫大队,约140余人,由胡田成、张克分别任正、副大队长,分三个中队,赴临朐、沂北、沂中各县区抢救灾区病人。他们跋山涉水,奔走于乡间田野之间,送医药到门,连续 40 余天,共救治病人 7000 余名,于 1948 年2月胜利完成任务。在工作中80%的学员立了功,军卫生部齐桓副部长代表军卫生部给立功的同志授予奖状。随后,第一、二届学员集中到诸城县赵辛庄复课,同时华东国际和平医院也进驻该庄。同年3月,第一届学员结业,分到部队医院实习军医,该届学员在学习期间,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党的培养下,不但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同时在政治思想上也进步很快,刚入学时只有五名党员,到分配实习时已有80%的学员参加了党组织。
1948年4月30日,华东军区卫生部在胶东《大众报》刊出通知:“去年九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白求恩医学院疏散的学员返校复课。”一部分学员陆续返校,驻在海阳县郭城附近的村庄,同时招收医疗、药学及卫生学校新生,随报名随考试,录取后当即入校。同年5月,第二届学员参加了潍县战役伤病员的医护救治工作,完成任务后又集中到莱芜县南柳子村复课。与此同时,原转移到大连去的教师也相继返回山东。6月,在胶东返校的第三届医疗学员及药科学员与新招收的卫生学校的学员计1000余人,编为10余个队由海阳迁移到益都县,驻在冯家庄一带。在此地,根据学员志愿和考试成绩重新编队,有10余人编入医学系,196人编入药科学校,其余的均留在卫生学校学习,同时又从潍县招收一批高中毕业新生及一部分由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投奔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共81人,组成医学系第三届学员,高维真任指导员。卫生部还从各部队抽调医助以上的医务人员和司药以上的药剂人员,分别成立医训队和药训队,各队陆续上课。9月,第二届医训队、药训队的学员参加了解放济南战役的伤病员护理工作和军管工作,学校由益都迁入济南,驻经五路线九路处,不久山东省立医学院由趵突泉前街迁来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合并,华东国际和平医院在济南刚解放时就进驻济南与山东省立医院合并,仍作为白求恩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学校直属华东军区卫生部领导,宫乃泉副部长任院长,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白备伍兼任副院长。11月,学校在济南招收新生499名,其中医学系(高中毕业)两个班156名,附设药科(高中毕业)两个班163 名,附设化验科(初中毕业)一个班88名,附设护士学校(初中毕业)92名。学制医学系4年,其余为2~3年。其后华东军区卫生部领导的药科学校学员196人迁来济南并入该院药科。
1949年1月,学校又分别在徐州、济南等地招收医学系新生 102名,此时在校学生1249名,教职员工556名,学校按军事院校编制供给食宿及军服、学习用品和津贴等。根据军事院校性质建立组织机构:设政治处,白书章任主任兼党委书记,舒若、郭力军任副主任;教务处,方春望任主任;总务科,许登佐任科长;协理处(分二部),李吉元任一部协理员,王琏任二部协理员;药科,严真任主任,陈克明任协理员;化验科,陈化、刘明厚先后任主任,洪任副主任,张玲、张诸峰先后任指导员;护士学校,江成志任主任,戴安胜任协理员;各班均设专职的正、副班主任、指导员、学生组织。在新招收的学生中,大部分对共产党充满敬仰之情,但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对党的各项政策持怀疑态度,还有极少数人思想反动,到处制造谣言,甚至暗伤干部。
学校为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身体健康的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决定首先集中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政治学习,有计划地进行形势教育和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史、革命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通过讲课,作报告、分组讨论、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等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教育,使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普遍得到提高,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有200多名曾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学生主动交待了问题,并宣誓与之脱离关系,同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当然也有少数学生不肯悔改而被淘汰。
同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委员会成立,各班级及教职工中均建立团支部,优秀学生纷纷要求人团。这时虽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国家财力、物力等方面都相当困难,但上级仍拨款改善教学条件,先后建立了各学科实验室,有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寄生虫学、细菌学、病理学、药理学、实验诊断学及属于药科的有机化学、药物学、药剂学等实验室。全校共有显微镜 94架、分析天平9架、电冰箱2台,并建立了环境卫生试验场和实验动物园。同月,华东军区卫生部随军南下,学校奉令划归山东省人民政府领导,改名为山东省立医学院,体制由军队系统转入地方,重新调整组织机构,撤销政治处、协理处,改设辅导处,同时取消了班主任和指导员建制,实行学生自治,原政治处、协理处等部分行政干部随军南下。6月,为了充实师资力量,教务处主任方春望赴上海聘请教师,先后由京、沪来校任职的有王培仁、李希圣、苏应宽、黄进文、骆兆平、谢春泉、李兆亭、汤洁、郭懋荣、张学衡、郑元龙、陈学渊、张肇基、陈叔骐、潘华珍等。9月,王聿先来校任教育长,随后宫乃泉院长离职去上海工作,由白备兼任院长,撤销辅导处,改为教务处领导下的辅导科,院党委改为总支委员会,陈克明兼任书记。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10月开展创模运动,各班、各小组互相挑战竞赛,学习效果显著提高,如创模运动开展前,全校考试有214人不及格,经过创模运动后,考试不及格者仅有13人,并评选出模范生221人。
1950年2月寒假期间,学校举办了面向全市的医学教育展览会,组织200余名师生担任讲解员,向观众介绍医学常识及医学院发展情况。展览会历时一周,观众达50000余人次,普遍反映受益匪浅,其中一些教育界及医务界的观众对山东医学院在解放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发展之快、设备之精,给予极高评价。
9月,在美国留学的计苏华约同周廷冲、黄翠芬、孙绍谦、邱立崇、张炜逊等教授回国来校任教。各学科师资力量较为充实,实验室也日臻完善,计有生物学、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理学、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学、寄生虫学、生药学、药剂学、实验诊断学(前身为化验科)、公共卫生等17个学科,共有显微镜167架,分析天平 20架,图书馆藏书29600余册,各种杂志127种,并扩充了阅览室,可容纳300人同时进行阅览。在校学生1107名,教学医院床位增加到300张。此时护士学校划归省立医院领导,改名为山东省立医院护士学校。为了提高在职卫生干部的业务水平,学校增设医疗、药学、化验3个轮训队,学习时间6~9个月。为了贯彻向工农开门办学的教育方针,学校还招收在职卫生干部40名,成立医士班(学制3年)。同时设立药学、化验、医学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2年。
45710月,王聿先教育长离任。李衡、方春望任副院长,计苏华、高维真任正、副教务长。这时全国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全体师生自发组织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签名运动,纷纷组织医疗队、输血队,写决心书,随时听从祖国召唤,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有的同学被指写血书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全校师生连夜为志愿军缝制棉衣,赶做慰问袋。
12月,学校改名为山东医学院。
1951 年至 1957 年,山东医学院教授、著名麻风病专家尤家骏受卫生部委托四次在济南举办全国高级医师麻风病进修班,为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1952年,应西北军政委员会邀请,尤家骏教授赶赴甘肃举办麻风病专修班,后来还到其他各省、自治区举办高、中级学习班,对我国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作出了无人可比的重要贡献。
1951年3月,医学专业本科第四届学生236人,没有进行临床实习便提前结业,有185人分配到军队工作,其中有 100 人直接到东北军区参加抗美援朝。分配到铁道兵团的10名同学也大部分奔赴朝鲜战场救死扶伤,在救治伤员过程中,袁文正、刘嘉乐两同学光荣牺牲。
同年2月,学校行政机构又进行了调整,在院长领导下设秘书室、教务处、总务处。秘书室下设文书股和人事股,教务处下设教室、辅导室、注册室、药材供应室、医艺室、体育室、政教室和图书馆,总务处下设总务股和会计股。同时建立了华东生理研究所,由华东军区卫生部拨款,征购学校附近的一所庭院作为所址,沈霁春任所长,周廷冲任副所长。
在教学方面,此时学校已经有17个基础学科和9个临床学科,各学科均先后建立起教学小组,在拟订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和改进教学方法上都发挥了集体作用,并编写出版了全国第一套通用医士教材,教学设备也有了很大改善,有显微镜303架,分析天平 26架,电冰箱12台,孵箱15具,图书馆藏书增至42780册。教学医院设有病床350张,分科齐全,临床教学和临床实习条件都比较完善。由于各实验室设备逐渐充实,均可同时容纳60人进行分组实验,除生理和药理部分实验教师作示教外,其他实验(化学、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细菌学、病理学、实验诊断学等)都是学生自己操作;观察组织病理、寄生虫的切片或标本时,每生可人手一架显微镜。学生在校学习的最后一年进入教学医院进行临床学习。这时教学医院的发展也已经比较完善,能够满足学生临床实习要求。
1952年,高维真任中共山东医学院总支书记。同年夏,在校教职工有453人,其中助教以上的教师123人(其中包括正、副教授20人),在校学生2060名,开设的专业有医疗(本科学制5年,专科学制3年),药学及化验专科(学制均为2年),中级医士班(学制3年),药学、化验轮训班,公共卫生专修科及高、中级师资班。
9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并,学校迁人齐鲁大学校园。在8年的办学过程中,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共培养本科四年制毕业生8届(1949~1952年),419 名;专科二年制毕业生1届(1952年),70名;中专毕业生7届(1949~1952年),524名;各种训练班11届(1949~1951年),结业学员537名。
附一:
聂会东校长传略聂会东(James Boyd Neal, 1855 ~1925),齐鲁大学医学院、齐鲁医院创始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1877年毕业于雅礼大学,后转入设裴尔德科学院习医预科二年,1883年毕业于宾州大学医科,当年来华,初居登州(今山东蓬莱)狄考文博士家,学中文,并行医施药,招徒授业。
1890年,他受教会派遣携妻到济南,与洪士提凡医士同事,将东关教会诊所扩建为华美医院。次年添建养病室及医学生寄宿院,创办华美医院医校,继设华美女医院,并发起合办山东巡回医学。1903年,经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即齐鲁大学第一次董事会确定,将济南华美医院医校及青州、邹平、沂州教会医院设医学堂合并建立共合医道学堂,学制四年,聂会东任校长。1911年4月17日该学堂正式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他仍为校长。1917年,齐鲁大学成立,他为齐鲁大学医科科长(校长)。1919年升任齐鲁大学校长,并代理文理科科长。
他于1903年被选为中国博医会会长,在职三年。他编译出版了《生理》、《化学》、《眼科学》、《皮肤病》等书,并为中国科学名词审查会发起人之一。授课特别擅长生理学、化学、眼科
等。
1921 年,聂会东患脑血管病变,次年返美。1925年2月,因该病再度发作而去世,终年70岁。
附二:
宫乃泉校长传略宫乃泉(1910~1975),山东省莱阳县人。1935年毕业于奉天(今沈阳)医科专门学校。1937年参加新四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二师卫生部部长、新四军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山东省卫生厅厅长等职。建国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上海医学院院长,上海第二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著有《战伤疗法》,译著有《苏联的医疗与保健》。
1944年,在担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期间,奉命参与筹建新四军军医学校工作。同年10月,兼任新四军军医学校副校长。
同年11月,兼任校长。此间正逢解放战争艰苦年代,宫乃泉率领师生边学习,边配合军队搞战地救护工作,先后转战于江苏、安徽、鲁西南、胶东及鲁中地区,直至回到济南。1947 年,新四军军医学校更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宫乃泉为院长。在任职期间,坚持政治与业务并重的教育,不仅使医学院学生的学习与
中国革命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特别注重学员医学业务教育,关注部队医务人员及卫生干部业务素质的提高。他亲自授课,亲自主持编写实践需要的教材,为学校留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
1949年9月,因工作需要离去上海工作。
附三:
张汇泉院长传略张汇泉(1899~1986),河北省文安县人,先后担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山东医学院副院长、山东省政协常委、民盟山东省委副主任、山东医学院教授、山东医科大学顾问、中华医学会山东分会理事长、山东科联主委等十几个职务。
张汇泉 1918年进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学习,并且立志学习医学。因当时北京尚无医科院校,1919年张汇泉通过多方面争取,经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美国人)介绍由北京燕京大学转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同年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张汇泉与齐大师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与同学们一起罢课、上街游行、宣传演讲、为营救被捕学生冒雨到济南镇守使署请愿。20年代初,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邓恩铭有过密切交往,1921年,张汇泉亲自送邓恩铭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张汇泉教授学识广博,其研究内容涉及医学的许多领域,特别是在组织胚胎学方面造诣很深。
抗日战争时期,身为齐鲁大学医学院代院长的张汇泉教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悲惨生活,提议组织一支医疗队到川西为群众治病,但却遭到洋人教师的反对,愤怒之下他毅然辞去医学院代院长的职务,并离开齐鲁大学。1948年国民党潰敗南逃,当时的齐大校长率部分教师学生携带设备、图书退往江南,有人也力劝张教授去台湾大学医学院并任领导职务,被张教授断然拒绝,他说:“我决不能跟国民党走。”同年,济南解放。
1949年,南迁师生陆续返回济南,齐鲁大学很快复课。由于工作需要,张汇泉教授再次担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职务。在此期间,他响应党的号召,潜心医学教育事业和医学科研工作,同时按照中央指示方针对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教会学校进行改造。
1952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会同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
齐鲁大学医学院与先前合并了的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和山东省立医学院再次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医学院,张汇泉教授担任山东医学院副院长。
张汇泉教授从事医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六十余年,直到八十多岁仍照常到台讲课,亲自下实验室搞科研。不仅培养了大量医学学子,而且留下了一位老学者对教育、对科研的非凡执著精神。
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医学科研论文,引起了同行专家们的重视;先后撰写了《胚胎图谱》、《组织胚胎学》、《胚胎学》、《人体畸形学》等著作,其中《组织学》、《胚胎学》、《组织胚胎学》等被卫生部列为全国医学院校通用教材。
“文革”之后,学校第一次招收医学英语班学生,因缺少师资,张汇泉教授虽然已是八十高龄,但他毅然承担起用英语讲授组织胚胎学的课程,同年轻人一样担负着沉重的讲课任务。正如他自己所说:“精心育人是教师的本分。”直到去世前,他始终战斗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并关心着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
附四:
尹莘农校长传略尹莘农(1893~1973),名志伊,字莘农,山东省日照市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32 年至1948年任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教授。
尹莘农青年时代受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立志从医济世。民国初年负笈青岛,入礼贤书院(现青岛九中)学习,毕业后赴上海入同济大学专攻医科,历年成绩为最优等。曾任上海宝隆医院医师、同德医学专门学校教授,青岛中德医院院长、戒烟局戒烟医院医官、普济医院院长等职。20年代,日照黑热病流行,染病儿童死亡率很高,尹莘农大胆引进“锑制剂”进行治疗,大面积地遏制了此病的蔓延。后来,他又派人携药品、器械到日照与他人一起开办了“惠民大药房”,推广西医,治病救人。
尹莘农父母早逝,其弟尹景伊(“五·卅”惨案著名烈士)自幼随兄嫂生活,备受尹莘农及其妻葛氏关爱。其父曾遗嘱景伊习贾业商,但尹莘农仍遂弟愿送其入学,先在家乡读小学,后随兄嫂至青岛入礼贤书院就读。尹景伊17岁时,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坚欲赴申求学”,得到尹莘农支持。既而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机师科。1924年,尹景伊由邓中夏、恽代英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同济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1925年春,中共党组织决定派尹景伊回青岛主持团的工作,这时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尹景伊带领工人、学生游行队伍到英租界示威请愿,遭英国巡捕枪击,壮烈牺牲,年仅21岁。此事对尹莘农打击甚重。噩耗传来,尹莘农悲愤之至,怒斥英帝之野兽强盗行径,写下了《尹烈士景伊殉国痛史》祭文,有诗云:“甘死恐为夷狄笑,轻生深惧祖宗嗔。可怜弱冠成名未,赢得千秋烈士身。”为纪念烈士,复在家乡建立“景伊小学”,将旧居作为教室,实行义务教育,彰显英烈,传示后人。
尹莘农同济求学期间,国民党元老丁惟正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于京沪,尹莘农即于是时追随丁惟汾投身革命,加入国民党。毕业后以医生身份在青岛开设“共和大药房”(位于今青岛市中山路31号),以此作为掩护所,掩护齐鲁一帶往来的革命同志。后被北洋军阀张宗昌等侦悉,令其爪牙四处搜捕,尹莘农潛藏礼贤书院,深夜化装搭船离青赴沪,逃过一劫。1925 年,孙中山逝世,尹莘农参加医务及奉安典礼工作,受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卫生科主任兼总干事。后奉南京政府教育部等部门委派北上济南,视察、接收美英在鲁所办之齐鲁大学。不久,青岛当局敦请赴青,出任青岛市立医院院长。1932年,尹莘农受命在济南筹办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他担任院长16年,并兼任附属医院院长,对于山东医学教育之发展、医务行政之推广绩业卓著。1944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授予连续服务十年以上三等奖状。建校不久,他即创办出版了《新医学》杂志,自任社长,广泛进行学研交流。他打破门第派别之见,不拘一格,广纳人才,所聘教授多为留学海外之医学专家,使学校的师资和教学质量在国内居于一流水平。他虽公务、社会活动繁忙,仍编著讲义,执鞭任教,深得师生敬重。他的教授职务为南京政府教育部所聘。所讲授课程有医学纲要、内科学、诊断学、儿科学等。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奋起抗战。尹莘农奉命率学校和附院员生携贵重仪器撤出济南向南转移。为战时需要,附属医院被国民政府改编为“军政部第十重伤医院”,官兵编制500人,尹莘农担任院长。他带领全体人员,救死扶伤,坚持抗战,辗转跋涉,历尽艰险,最后将学校、医院迁至四川万县。八年抗战,除迁移当中一度停课外,学校一直坚持正常招生、上课,并增加了“军医战时救护学”的内容,为抗日前线培养、输送了大批医务人员,抢救、治疗了大批抗日将士和老百姓。1945年,抗战胜利。尹莘农于1946年10月又率全校师生携仪器返回济南原址复校,同时接收了日伪时期之省立医专(1943年建立),并应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之召兼任山东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因积劳致病,离任疗治,后改聘为研究教授。
尹莘农不仅精研医学、致力教育,而且长于文章,尤擅诗词,至晚年不辍,留有大量诗文。尹莘农曾当选国民党制宪国大代表、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73年8月7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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