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全力以赴地为计算中心的建设而紧张工作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安徽农村的那场小小的试验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大地上经济体制改革的热潮。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改革开放的所有举措都提供了难以动摇的依据,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的束缚下难以展示抱负的中国经济管理者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在引导中国经济驶入发展的快车道的同时,也在行使企业和行业自主权的同时难以避免地表现出了引进设备和技术方面的非理性消费的急躁情绪。就在我们的IBM-4341机宣布对外开放服务的同时,在我们周边就有几家同档次、甚至超过我们的机器的谈判已经完成,像山东大学的 M-240,省计委计算站的IBM-4381,就连一个柴油机厂也引进了IBM-4381!
随着青岛、烟台大机器的引进,我们的两路远程终端就没走出过仓库的大门。这样一来,山东省计算中心在山东省的“中心”地位就被现实所击溃。所以,IBM-4341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竞争用户的问题,当时,我们曾做了很大的努力,除了走访老客户之外,还深入到省内外的大专院校,尤其是北京的高等学校,无论是学校的科研项目,还是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我们全方位地提供服务,并且在收费方面优惠到了极点,科研项目或研究生论文用于科学计算的预算经费是多少,支付给我们之后,我们的机器将对他们不再按计时收费,直到他们获得满意的结果。即使是这样,IBM-4341机的开机率也达不到40%,因为很多有了机器的单位宁肯让他们的科技人员在本单位挤着排队,也不愿意让肥水流入外人田。不过,顺便说一句,当时引进大机器的单位,除了高校之外,开机率都非常低。回顾这段历程,我们的技术人员曾经痛心地算过一笔帐,结论是国家花一吨黄金买进了这台机器,尽管它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可我们在这台机器上所创造的效益,却连我们开机时所消耗的电费都达不到。在当时,对于做出的决策错误自我解嘲有一个时髦的名词,叫作“缴学费”,不过,这个学费也实在是太昂贵了。IBM-4341机的引进在经济上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成为参与其事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心中永远的痛。
更为严峻的是,就在我们为引进IBM-4341机而奔波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场计算机界的革命也正在悄然进行,PC机已经出现,这个引发了信息技术翻天覆地变化的精灵,在当时中国科技事业的决策者眼中真的不过是一只不起眼的“丑小鸭”,但它很快就在信息技术的舞台上占据了大半江山。微型机的广泛应用,彻底击碎了山东省计算中心作为山东省“中心”的发展思路的框架。
计算中心该怎么办?每年就那么点事业费,科研经费也是只有申请到课题才能领到。我们在计划经济下建立起来的一套管理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应当时的客观环境。一个 150人左右的小研究所,管理人员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基本上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做多做少都喝汤,严重地挫伤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于科研机构大力推行以“双放”为中心的科技体制改革,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鼓励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加强联合,甚至鼓励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者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如鼓励科技人员承包、领办、租赁科研机构,或创办新的科研机构;在放活科技人员管理方面,鼓励科技人员走出科研院所,开展多种类型的有偿科技服务活动,实行收入和效益挂钩的分配政策。
正是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在国家大环境的影响下,我们在充分听取广大科技人员的意见的基础上,坚定地迈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于1987年初制定了《山东省计算中心研究机构改革方案之一》。根据“方案之一”,首先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公布了各研究室的负责人,然后依据“兵选将,将点兵”的原则,由科技人员根据各自的专长、发展方向和爱好自愿报名到哪个研究室,各科室负责人根据报名人员的情况,确定各自部门的人员。研究室的组成也不是一成不变,人员可以根据承担的课题的完成情况在每年年初流动,这就给科研人员创造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研究室内,实行课题组承包制,明确规定课题组长有权根据相关政策自主地使用经费,有权组合课题组成员,有权根据课题组成员的贡献大小确定奖金分配。为鼓励课题组持续发展业务,还规定课题组可以从其收入的开发基金部分提留15%作为再开发的经费。研究室主任也可以是课题组长,但他必须为全研究室任务的完成负责。为保证IBM--4341机的运行,将原来专门为它服务的三个研究室,缩编为一个精干的运行部,从而减少了过去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
这次主要以科技人员的管理、组织模式为内容的体制改革,使科技人员在“放活”机制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方向,工作有了奔头。再不是等在家里等用户上门,而是走向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第一线发现需求,寻找课题。当时,正是微型机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且在办公自动化领域显示出巨大潜力的时期,国家也为计算机的普及使用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如把是否使用计算机作为评价一个部门或企业先进的必要条件,这就为我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因此,1987年我们除承担国家课题外,签订的开发性课题达45项,直接经济收入达34万元,是未实行体制改革的 1986年的2.5倍。充分显示了改革的巨大威力。1988年更进一大步,在完成了七项国家或院下达课题鉴定的同时,技术开发项目签订近百项,合同额达到98万元,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第一线科技人员管理体制改革威力尽显的基础上,改革的第二步,即《山东省计算中心研究机构改革方案之二》则着眼于管理科室。管理科室改革的核心是建立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岗位明确了,责任到人了,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1987年,管理科室的人员由占计算中心总人数三分之一的49人下降为33人,其中包括司机和警卫人员。1988年进一步下降为28人(实际参加管理人员分配的只有18人)。这就大大减轻了一线人员的负担。之所以能进行力度如此之大的精简,很大程度上是原来抽调到管理科室的技术人员从一线的改革中看到了希望,发现了用武之地,踊跃地要求到一线去;其次,当时社会上科技经营活动已发展趋势,计算中心也顺应潮流成立了“技术开发部”,为很多没有接受过完整的计算机技术教育的人员找到了自我发展的位置。
计算中心连续两步改革的成功,再一次证实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改革之初,我们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山东省计算中心曾经违心地接受过很多并不适宜在科研部门工作的人,现在搞课题组自由组合,那么多没有被结合到课题组里的人怎么办?还有那么多在管理部门失去了岗位的人怎么办?当时在用人机制上的情况是,我们没有权利辞退一个正式员工,同样,在150人的编制额度之外,我们也没有权利引进一个我们感到满意的人才。就在我们进行改革的同时,因为辞退了一个临时的木工,就闹得沸沸扬扬,一旦正式职工失去了岗位,那天上还不得捅个窟窿?明知前面将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但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陷在人事圈子里难以自拔。当时,中心领导班子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我们的改革方案是符合国家和省里对科研部门提出的“双放”改革的大方向的,是得到中心大多数积极的、有生力量的支持的,因此,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把主要精力放在引导和帮助已经组建好的课题组如何更快地开展工作,打开局面上。随着各课题组工作的展开和发展,我们不断地吸收了一部分虽然没有技术开发能力,但却在联系课题、后勤服务方面显示出特长的人员,成立了以科技经营为主要业务的科技开发部。慢慢地,除了个别老弱病残人员之外,大部分员工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我国高校扩招后面临的设备、环境、人力等方面不足的客观现状,充分利用了中心人才和设备资源的优势,成立了教育培训部,和山东工业大学联合办学,先后为他们承担了七届大一学生的计算机课程的教学、实习业务。经过我们和山东工业大学的共同努力,凡是经我中心培养过的班级,无论是计算机系,还是非计算机系,在全校计算机课程统考中都取得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教育培训部不仅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应用人才,同时,也安排了中心一批职工,为中心的改革作出了贡献。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最有效的途径。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一旦解放出来,的确会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量。一时间,山东各地市,各行业,各厅局委办,到处都闪现着山东省计算中心科技人员的身影,在以计算机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化建设初期,我们成为推动山东省信息技术进步的最强有力的一支生力军。我们逐渐拥有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产品,如至今仍稳固地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自来水工业控制系统,电费管理系统,以及后来由山东中创公司推向全国的邮政储蓄系统,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成长发展起来的。在与全国著名的技术精英力量的对抗中,我们也显示出不凡的水平,例如,在中石化济南炼油厂信息系统建设方案设计投标中,我们就曾经在有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等国内名家参与的竞争中胜出,取得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国家统计局县级统计软件设计中,我们也在有北京30多家开发商参与的竞争中折桂,获得开发权,最后开发的软件荣获国家统计局科技进步奖。
随着科技领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对科技部门的政策进一步放宽、灵活,我们又在原来运行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省大中新技术公司,在原来科技开发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大华新技术公司,又与北京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合资成立了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山东分公司,大华公司还引进了外资,成立了中美合资的华迪信息工程公司,随着IC卡读写器技术的实验成功,我们又与广东一家企业联合成立了“联达”信息工程公司。这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技术企业,具有自主经营、自主开发的权力,当然也有自负赢的责任和义务。它们的成立,完全突破了国家对事业单位用人的局限,也以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投身到国内日渐形成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中。
在为社会信息化建设提供技术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队伍逐渐成熟起来,我们已经从漫无边际地四处寻找客户转而逐渐意识到占领一个行业或一个领域的重要性。
这一点,几个公司做得尤为突出,例如大中公司瞄准了煤矿行业,大中、华迪和中创都在金融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建树。由于经营和用人机制的灵活,当时大中公司和华迪公司几乎集中了中心全部的硕士,他们所开发的外汇管理、交易软件和期货交易软件都是省内首创,在省内系统集成业务领域他们也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继CAD 科研成果 1992年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之后,中心不失时机地紧随全国CAD 应用培训网络建设的潮流,经省科学院报省科委批准,在中心建立起“山东省CAD 应用培训中心”,在省内机械行业培训了数百名CAD技术骨干人才。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对于山东省计算中心来讲,除了经济上有较大的收益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科技人员在观念上紧紧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
首先是市场观念,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的观念,在我们科技人员头脑中牢牢地扎下了根。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你不了解经济建设的需求,不了解市场的“行情”,你就不可能拿到合同,你也不可能提炼出符合国家要求的课题,你也就无用武之地。所以,计算中心的员工相对于高等学校的教师,相对于有“靠山”,即有行业主管的研究部门的员工而言,市场运作能力要强得多。第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被普遍接受。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长期计划经济运行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员工接受下来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凭心而论,我们作为一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相对于企业的破产、员工的下岗,机制改革这一刀割下去要温柔得多,我们是在保证员工基本的档案工资的前提下,仅仅在奖金的分配上来体现“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即使这样,也有相当一部分员工难以接受,没有课题组接受或从管理岗位上下来,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更何况在没有“大锅汤”可喝时,心态上难以平衡。但当时的领导班子一班人,坚持尊重民主决策,坚持尊重课题组的自主权,坚持不搞行政干预,不搞“拉郎配”,在积极引导课题组开展工作的同时,想办法为未被组合的同志找出路,经过几年的磨练,大家也就适应了这种组合方式和分配模式。科技人员也从开始改革时的找领导,逐渐改变观念,转向找市场,转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找课题。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使得中心各类人员对于奖金的分配明明白白。第三,科技人员对于自身价值,对于自己在整个大环境中所处的位置有了恰如其分的估计,已经习惯于在流动中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因此,每年年初的人员自由流动已经很少在中心引起波动,甚至人员从计算中心调入、调出也已被视为正常,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简直无法想象。
这种研究室、课题组、公司并存的运作模式,在计算中心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徘徊和探索,改造和扬弃,我们终于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当我们全力以赴地为计算中心的建设而紧张工作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安徽农村的那场小小的试验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大地上经济体制改革的热潮。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改革开放的所有举措都提供了难以动摇的依据,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的束缚下难以展示抱负的中国经济管理者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在引导中国经济驶入发展的快车道的同时,也在行使企业和行业自主权的同时难以避免地表现出了引进设备和技术方面的非理性消费的急躁情绪。就在我们的IBM-4341机宣布对外开放服务的同时,在我们周边就有几家同档次、甚至超过我们的机器的谈判已经完成,像山东大学的 M-240,省计委计算站的IBM-4381,就连一个柴油机厂也引进了IBM-4381!
随着青岛、烟台大机器的引进,我们的两路远程终端就没走出过仓库的大门。这样一来,山东省计算中心在山东省的“中心”地位就被现实所击溃。所以,IBM-4341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竞争用户的问题,当时,我们曾做了很大的努力,除了走访老客户之外,还深入到省内外的大专院校,尤其是北京的高等学校,无论是学校的科研项目,还是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我们全方位地提供服务,并且在收费方面优惠到了极点,科研项目或研究生论文用于科学计算的预算经费是多少,支付给我们之后,我们的机器将对他们不再按计时收费,直到他们获得满意的结果。即使是这样,IBM-4341机的开机率也达不到40%,因为很多有了机器的单位宁肯让他们的科技人员在本单位挤着排队,也不愿意让肥水流入外人田。不过,顺便说一句,当时引进大机器的单位,除了高校之外,开机率都非常低。回顾这段历程,我们的技术人员曾经痛心地算过一笔帐,结论是国家花一吨黄金买进了这台机器,尽管它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可我们在这台机器上所创造的效益,却连我们开机时所消耗的电费都达不到。在当时,对于做出的决策错误自我解嘲有一个时髦的名词,叫作“缴学费”,不过,这个学费也实在是太昂贵了。IBM-4341机的引进在经济上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成为参与其事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心中永远的痛。
更为严峻的是,就在我们为引进IBM-4341机而奔波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场计算机界的革命也正在悄然进行,PC机已经出现,这个引发了信息技术翻天覆地变化的精灵,在当时中国科技事业的决策者眼中真的不过是一只不起眼的“丑小鸭”,但它很快就在信息技术的舞台上占据了大半江山。微型机的广泛应用,彻底击碎了山东省计算中心作为山东省“中心”的发展思路的框架。
计算中心该怎么办?每年就那么点事业费,科研经费也是只有申请到课题才能领到。我们在计划经济下建立起来的一套管理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应当时的客观环境。一个 150人左右的小研究所,管理人员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基本上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做多做少都喝汤,严重地挫伤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于科研机构大力推行以“双放”为中心的科技体制改革,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鼓励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加强联合,甚至鼓励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者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如鼓励科技人员承包、领办、租赁科研机构,或创办新的科研机构;在放活科技人员管理方面,鼓励科技人员走出科研院所,开展多种类型的有偿科技服务活动,实行收入和效益挂钩的分配政策。
正是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在国家大环境的影响下,我们在充分听取广大科技人员的意见的基础上,坚定地迈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于1987年初制定了《山东省计算中心研究机构改革方案之一》。根据“方案之一”,首先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公布了各研究室的负责人,然后依据“兵选将,将点兵”的原则,由科技人员根据各自的专长、发展方向和爱好自愿报名到哪个研究室,各科室负责人根据报名人员的情况,确定各自部门的人员。研究室的组成也不是一成不变,人员可以根据承担的课题的完成情况在每年年初流动,这就给科研人员创造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研究室内,实行课题组承包制,明确规定课题组长有权根据相关政策自主地使用经费,有权组合课题组成员,有权根据课题组成员的贡献大小确定奖金分配。为鼓励课题组持续发展业务,还规定课题组可以从其收入的开发基金部分提留15%作为再开发的经费。研究室主任也可以是课题组长,但他必须为全研究室任务的完成负责。为保证IBM--4341机的运行,将原来专门为它服务的三个研究室,缩编为一个精干的运行部,从而减少了过去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
这次主要以科技人员的管理、组织模式为内容的体制改革,使科技人员在“放活”机制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方向,工作有了奔头。再不是等在家里等用户上门,而是走向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第一线发现需求,寻找课题。当时,正是微型机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且在办公自动化领域显示出巨大潜力的时期,国家也为计算机的普及使用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如把是否使用计算机作为评价一个部门或企业先进的必要条件,这就为我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因此,1987年我们除承担国家课题外,签订的开发性课题达45项,直接经济收入达34万元,是未实行体制改革的 1986年的2.5倍。充分显示了改革的巨大威力。1988年更进一大步,在完成了七项国家或院下达课题鉴定的同时,技术开发项目签订近百项,合同额达到98万元,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第一线科技人员管理体制改革威力尽显的基础上,改革的第二步,即《山东省计算中心研究机构改革方案之二》则着眼于管理科室。管理科室改革的核心是建立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岗位明确了,责任到人了,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1987年,管理科室的人员由占计算中心总人数三分之一的49人下降为33人,其中包括司机和警卫人员。1988年进一步下降为28人(实际参加管理人员分配的只有18人)。这就大大减轻了一线人员的负担。之所以能进行力度如此之大的精简,很大程度上是原来抽调到管理科室的技术人员从一线的改革中看到了希望,发现了用武之地,踊跃地要求到一线去;其次,当时社会上科技经营活动已发展趋势,计算中心也顺应潮流成立了“技术开发部”,为很多没有接受过完整的计算机技术教育的人员找到了自我发展的位置。
计算中心连续两步改革的成功,再一次证实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改革之初,我们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山东省计算中心曾经违心地接受过很多并不适宜在科研部门工作的人,现在搞课题组自由组合,那么多没有被结合到课题组里的人怎么办?还有那么多在管理部门失去了岗位的人怎么办?当时在用人机制上的情况是,我们没有权利辞退一个正式员工,同样,在150人的编制额度之外,我们也没有权利引进一个我们感到满意的人才。就在我们进行改革的同时,因为辞退了一个临时的木工,就闹得沸沸扬扬,一旦正式职工失去了岗位,那天上还不得捅个窟窿?明知前面将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但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陷在人事圈子里难以自拔。当时,中心领导班子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我们的改革方案是符合国家和省里对科研部门提出的“双放”改革的大方向的,是得到中心大多数积极的、有生力量的支持的,因此,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把主要精力放在引导和帮助已经组建好的课题组如何更快地开展工作,打开局面上。随着各课题组工作的展开和发展,我们不断地吸收了一部分虽然没有技术开发能力,但却在联系课题、后勤服务方面显示出特长的人员,成立了以科技经营为主要业务的科技开发部。慢慢地,除了个别老弱病残人员之外,大部分员工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我国高校扩招后面临的设备、环境、人力等方面不足的客观现状,充分利用了中心人才和设备资源的优势,成立了教育培训部,和山东工业大学联合办学,先后为他们承担了七届大一学生的计算机课程的教学、实习业务。经过我们和山东工业大学的共同努力,凡是经我中心培养过的班级,无论是计算机系,还是非计算机系,在全校计算机课程统考中都取得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教育培训部不仅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应用人才,同时,也安排了中心一批职工,为中心的改革作出了贡献。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最有效的途径。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一旦解放出来,的确会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量。一时间,山东各地市,各行业,各厅局委办,到处都闪现着山东省计算中心科技人员的身影,在以计算机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化建设初期,我们成为推动山东省信息技术进步的最强有力的一支生力军。我们逐渐拥有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产品,如至今仍稳固地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自来水工业控制系统,电费管理系统,以及后来由山东中创公司推向全国的邮政储蓄系统,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成长发展起来的。在与全国著名的技术精英力量的对抗中,我们也显示出不凡的水平,例如,在中石化济南炼油厂信息系统建设方案设计投标中,我们就曾经在有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等国内名家参与的竞争中胜出,取得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国家统计局县级统计软件设计中,我们也在有北京30多家开发商参与的竞争中折桂,获得开发权,最后开发的软件荣获国家统计局科技进步奖。
随着科技领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对科技部门的政策进一步放宽、灵活,我们又在原来运行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省大中新技术公司,在原来科技开发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大华新技术公司,又与北京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合资成立了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山东分公司,大华公司还引进了外资,成立了中美合资的华迪信息工程公司,随着IC卡读写器技术的实验成功,我们又与广东一家企业联合成立了“联达”信息工程公司。这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技术企业,具有自主经营、自主开发的权力,当然也有自负赢的责任和义务。它们的成立,完全突破了国家对事业单位用人的局限,也以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投身到国内日渐形成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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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几个公司做得尤为突出,例如大中公司瞄准了煤矿行业,大中、华迪和中创都在金融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建树。由于经营和用人机制的灵活,当时大中公司和华迪公司几乎集中了中心全部的硕士,他们所开发的外汇管理、交易软件和期货交易软件都是省内首创,在省内系统集成业务领域他们也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继CAD 科研成果 1992年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之后,中心不失时机地紧随全国CAD 应用培训网络建设的潮流,经省科学院报省科委批准,在中心建立起“山东省CAD 应用培训中心”,在省内机械行业培训了数百名CAD技术骨干人才。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对于山东省计算中心来讲,除了经济上有较大的收益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科技人员在观念上紧紧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
首先是市场观念,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的观念,在我们科技人员头脑中牢牢地扎下了根。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你不了解经济建设的需求,不了解市场的“行情”,你就不可能拿到合同,你也不可能提炼出符合国家要求的课题,你也就无用武之地。所以,计算中心的员工相对于高等学校的教师,相对于有“靠山”,即有行业主管的研究部门的员工而言,市场运作能力要强得多。第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被普遍接受。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长期计划经济运行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员工接受下来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凭心而论,我们作为一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相对于企业的破产、员工的下岗,机制改革这一刀割下去要温柔得多,我们是在保证员工基本的档案工资的前提下,仅仅在奖金的分配上来体现“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即使这样,也有相当一部分员工难以接受,没有课题组接受或从管理岗位上下来,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更何况在没有“大锅汤”可喝时,心态上难以平衡。但当时的领导班子一班人,坚持尊重民主决策,坚持尊重课题组的自主权,坚持不搞行政干预,不搞“拉郎配”,在积极引导课题组开展工作的同时,想办法为未被组合的同志找出路,经过几年的磨练,大家也就适应了这种组合方式和分配模式。科技人员也从开始改革时的找领导,逐渐改变观念,转向找市场,转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找课题。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使得中心各类人员对于奖金的分配明明白白。第三,科技人员对于自身价值,对于自己在整个大环境中所处的位置有了恰如其分的估计,已经习惯于在流动中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因此,每年年初的人员自由流动已经很少在中心引起波动,甚至人员从计算中心调入、调出也已被视为正常,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简直无法想象。
这种研究室、课题组、公司并存的运作模式,在计算中心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徘徊和探索,改造和扬弃,我们终于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