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文化发祥地,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黄河在历史上又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洪水灾害频繁,被称为“中国之忧患”。
聊城地区位于黄河下游。现行河道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入海后形成的。黄河流经聊城地区阳谷、东阿两县的7个乡(镇),河长59.51公里。下游的主要支流金堤河由莘县高堤口入境,流经莘县、阳谷两县的10个乡(镇),河长80.8公里,至张庄闸汇入黄河。北金堤以南至临黄堤之间系北金堤滞洪区。沿河(黄河、金堤河)3县人口 178.64万,耕地306.37万亩,土地肥沃,交通发达,黄河水沙资源丰沛,具有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在聊城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聊城地区黄河处于山东窄河段的上端,其特点是:一、河道窄狭,属弯曲性河段。右岸为梁山、平阴、长清县中低山区,紧临山岭,无堤防,左岸除鱼山、艾山两座山头长1340米外,为临黄大堤束范洪水。主河槽宽300~1000米,艾山卡口河宽仅275米。险工、控导工程制约了河道的摆动范围,河槽比较稳定。该河段由于窄狭弯曲,河道排洪能力仅为高村附近河段的一半,是防洪防凌的重点河段。二、黄河水少沙多,含沙量大,境内艾山站多年平均水量约438亿立方米,沙量10.76亿吨,平均含沙量24.4公斤每立方米。水沙年际年内丰枯变化很大。水沙不适应,输沙能力不足,泥沙沿程淤积,河床逐年抬高,形成“地上悬河”,现河床滩面已高出背河地面3~5米,仍在逐年淤积升高,是黄河难治防洪艰巨的根本所在。三、地理位置重要。所辖堤防是华北平原的门户,一旦失事,严重危及京津以南广大地区的安全。同时,地处北金堤滞洪区的下端,承担黄河防洪和北金堤滞洪防守的双重任务。金堤河纵穿北金堤滞洪区,由于黄河河道逐年淤积升高,排水入黄日益困难,加重了北金堤的防洪负担。四、黄河流经聊城地区东南部,引水便利,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弥补当地水资源的不足,为加速发展工农业生产,振兴聊城地区经济有着重大作用。
黄河改行现河道之初,因清朝忙于用兵镇压农民起义,同时对堵口归故与改道的争论屡议不决,黄河任其泛滥20余年。光绪元年(1875年)始修官堤,至光绪十年(1884年)建成较为完整的堤防,但因堤防标准低,河道逐年淤高,河患依然严重。自光绪十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19年间,聊城堤段有12 年发生决溢,平均三年两决口,黄河泛滥北达徒骇河,黄水所及,村聚为墟,灾民啼饥号寒,不堪触目。
民国前期,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处于四分五裂局面,黄河工程年久失修,堤防百孔千疮。民国22年(1933年)黄河大水,聊城地区金堤以南全部被淹。民国24年(1935年)对北金堤进行一次全面加培。民国27年(1938年)6月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扒口,黄河改道南流,水淹豫皖苏,聊城河道断流9年。
1946年,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揭开了人民治黄的新篇章。当时,故道堤防历经八年抗日战争破坏,风雨侵蚀,已是沟壑纵横,残破不堪,河床内有数十万解放区人民居住耕作。就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为配合其军事进攻,悍然下令堵复花园口口门,阴谋水淹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以广大人民利益为重,提出先复堤和迁移故道居民而后堵口的合理主张,与国民政府进行多次谈判并达成部分协议,但国民政府却违反协议,提前强行堵口。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粉碎国民政府堵口阴谋,开展了“反蒋治黄”斗争。2月 22 日,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沿黄各专、县分别设立黄河修防处及修防段,领导和发动组织沿黄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复堤整险工程。当时,国民党军队盘踞在黄河对岸,经常袭击复堤工地,杀害修堤干部民工,烧毁、抢劫治河料物,或派飞机狂轰滥炸,破坏复堤整险施工。全区军民奋起抗争,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一手拿枪反蒋,一手拿锨治黄”,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终于完成复堤任务。从1946年6月至1949年,共出工 300余万工日,完成土方348.8万立方米,将大堤普遍加高1.7米,帮宽 10 多米。沿河群众义务献砖石修复残破的10余处险工,抢修加高 400多段坝岸。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合龙,黄水进入山东故道。冀鲁豫区黄委会提出“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的方针,依靠广大群众,加强防守,安全渡过了黄河归故后三次大汛和一次凌汛。特别是1949年秋汛大水,黄河花园口出现12300立方米每秒洪水,超过当时堤防工程的防洪能力,大堤岌岌可危,全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经过40多个昼夜的严密防守,奋勇抢护,取得防汛斗争的重大胜利,谱写了人民治黄的光辉序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黄河的治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曾多次视察黄河,亲自审定治黄的战略方针和重大措施。建国初期确定黄河下游治理本着“宽河固堤”的方针和“依靠群众,保证不决口,不改道,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要求。为防御黄河异常洪水,1951年经政务院批准开辟北金堤滞洪区。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黄河进入全面开发治理的新阶段。此后兴建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为黄河下游防洪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由于对黄河自然规律和泥沙淤积问题认识不足,并受当时“大跃进”形势的影响,工程一度失修。相继修建的山等拦河枢纽,对防洪排沙极为不利,遂于1963年破坝改建;同时恢复北金堤滞洪区建设。经过多年的治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1976年确定采取“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针,即上中游拦水拦沙,下游排洪排沙入海,两岸分洪放淤。在“除害兴利”总方针指引下,开展治黄工作。
聊城地区人民在国家治黄方针指导下,按照上级部署,对黄河进行了大规模地治理。
堤防工程是防御洪水的重要屏障。聊城地区临黄大堤从阳谷县陶城铺至东阿县李营,长 60.36公里;北金堤从莘县高堤口至阳谷陶城铺,长83.4公里,两段防洪大堤共长143.76公里。根据河道不断淤积抬高的情况和不同时期的防洪标准,自1950年至1985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地培修施工,共完成培堤土方 4768.23万立方米,投入人工 2533.54万工日,在原大堤基础上普遍加高4~6米,帮宽40米左右,现在堤顶一般高于背河地面8~11米,最高达13米,顶宽艾山以上9~11米,艾山以下8~10米,达到了防御花园口站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经东平湖分洪,艾山下泄10000立方米每秒,堤防按11000立方米每秒设防的标准。
黄河大堤由于历史隐患多、质量差,在培修堤防的同时,还采取锥探灌浆、修筑堤戗、填塘固基、抽槽换土、修做粘土斜墙、放淤(机)固堤等多项工程加固措施,增强抗洪能力。自1951年采用钢钎锥探大堤,1957 年改进为压力灌浆,至1985年全区大堤共锥探灌浆969.85万眼(其中压力灌浆117.83 万眼),处理各种隐患2万余处。1974年东阿黄河修防段(以下简称东阿段)推广应用吸泥船抽吸黄河泥沙淤背固堤的施工方法,自己动手,建厂造船,自1975年相继投产,开展机淤固堤施工,共建成投产16只,至 1985年共完成机淤土方2402.1万立方米(包括虹吸自流放675.5万立方米,共放固堤土方3077.6万立方米),加固堤段长47.03公里,一般淤高4~7米,淤宽平工 50 米、险工100米,取得了较人工修堤投资少、见效快、省劳力、不挖农田的良好效果。经过1976、1982年等几次较大洪水考验,凡淤背堤段,都没有出现渗水、管涌、漏洞等险情,有效地加固了堤防。
在三次大修堤期间,对险工坝岸同时进行了改建和加高,并根据防洪和控导溜势的需要,调整和增建了部分险工坝岸。截至1985年,全区共有险工26 处,坝岸 554 段,其中临黄险工13处,坝岸471段,北金堤险工13处,坝岸 83 段。临黄险工除因河势变化已脱河的56段岸外,至1985年已加高改建 377 段达到近期设防标准。
为控导主溜、稳定河势,护滩保堤,有计划地进行河道整治。1950年开始在艾山、毕庄试建护滩工程,取得成效后有计划地推广增建,至1985 年全区共修建护滩控导工程12处,有坝(垛) 护岸 181 段,工程长10.65 公里,和险工互相配合组成控导体系,全区河段河势基本稳定,在防洪、涵闸引水、滩区生产、航运等方面发挥了工程效益。
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是我国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严重问题。建国后,为战胜洪水,保证安全,在大力加强防洪工程措施的同时,对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也不断加强和充实完善。每年汛期,在黄河防汛总指挥部(以下简称黄河防总)和山东省抗旱防汛指挥部(以下简称省防指)领导和部署下,地区行署和各县、乡(镇)均建立防汛指挥部,实行统一指挥和分级分段负责的防守责任制,按照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与军民联防的原则,全区组建和培训了一支 700余人的专业队伍,并发动群众组建6万余人的群众防汛大军,进行技术训练,筹备防汛料物,落实防守措施。大水到来,有组织的调集防汛队伍上堤防守抢护,战胜了历年洪水。其中战胜花园口站出现的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水12次(艾山站6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 20次)。1958年7月黄河发生了人民治黄以来的最大洪水,花园口站洪峰流量22300立方米每秒,比1933年洪水还大,21日洪峰到达艾山站,流量 12600立方米每秒,水位超出堤防保证水位0.93米,洪水迫岸盈堤,汛情异常紧张。
全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调集近6万防汛队伍上堤防守,一昼夜间在临黄堤上抢修1米高的子埝55公里,共抢护各种险情215处,终于在不分洪的情况下,战胜洪水,保证了安全,充分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黄河凌汛,威胁严重。建国后,积极研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水情、凌情观测,在解冻开河前组织群众打冰撒土、炸药爆破、炮轰和组织人防等积极防御。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后,采用水库凌汛期蓄水,控制下泄流量,并配合破冰防守等措施,安渡历年凌汛,改变了建国前对凌汛无能为力的状况。
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引黄兴利,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56年开始修建牛、井圈两处虹吸引黄工程,为促进农业生产发挥了显著效益。70年代虹吸引黄工程大发展,至1981年全区共建10处、51条管。1958年兴建位山引黄闸,在当时“大跃进”形势影响下,引黄灌溉盲目发展,北金堤滞洪区内修建了金堤河水库和多处涵闸,由于灌区工程不配套,大水漫灌,有灌无排,引起大面积土地盐碱,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加重了自然灾害。1962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范县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停止引黄灌溉。1965年沿黄地区干旱严重,各地要求恢复引黄灌溉,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向水电部报送《关于恢复和发展引黄灌溉的报告》,1966年3月水电部经调查研究批准恢复引黄灌溉,并提出要积极慎重,加强管理,做好排和田间工程,防止再次发生盐碱。引黄复灌以来,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加强用水控制和灌区管理,实行计划用水和用水签票制度,同时,狠抓灌区配套工程建设,探索旱、涝、碱综合治理的途径,取得了农业增产的良好效果。截至1985年,全区有引黄虹吸3处,涵闸9座,设计引水流量368.81立方米每秒、灌溉面积599.6万亩。自1966年复灌至1985年,累计引水204.24亿立方米,引黄改土地6.1万亩,全区8个县(市)都用上了黄河水,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虽遇连年干旱,引黄灌区仍获粮棉丰收。全区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2.70亿公斤,1985年增至18.771亿公斤,增产47.8%,比全省同期粮食增长幅度高10.7%。据山引黄灌区调查,1985年实灌面积365万亩,灌区粮棉亩产分别为498公斤和57.5公斤,总产分别达到11.42亿公斤和1.26亿公斤,相当于1978年亩产的2.08 倍和2. 80 倍,总产的1.5倍和5.18倍。灌区广大农民激情地说:农业取得好收成,一靠党的政策好,二靠科学种田,三靠黄河水来浇。引黄还补充内河和地下水源,弥补当地水资源不足,解决城镇工业用水和人畜用水问题。1981、1982年还从位山引黄闸两次向天津送水4.45亿立方米,缓解天津市缺水的燃眉之急。依靠引黄补源,发展水产养殖业,并保持聊城环城湖常年不竭。黄河水已成为聊城地区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治黄事业贯彻“改革、开放、搞活”,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齐抓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建设工程实行以“三包、三保”为内容的承包责任制;水利事业费实行预算包干;事业收入实行比例分成;在单位内部建立岗位责任制;同时,积极开展综合经营,组织水费收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各项治黄任务全面完成,经济效益逐年提高。1980年至1985年各项事业费收入324.66万元,年平均54.11万元。治黄队伍政治、文化、业务素质不断提高,职工收入增加。治黄事业的各项改革还在深入发展。
聊城地区黄河治理,从1946年至1985年,国家总计投资1.313亿元,完成土方 9723.2万立方米,石方126.4万立方米,混凝土1.56万立方米,初步建成由黄河大堤、险工、控导护滩工程和分滞洪工程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
工程管理贯彻“水利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的方针,建立健全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工程强度显著提高。并依靠群众,组成人防体制,取得了 39年防洪斗争的胜利,扭转了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的险恶局面,保障了华北广大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在消除水患的同时,积极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引黄兴利,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振兴聊城地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河是一条极其复杂难治的多泥沙河流,经过40年的治理已取得巨大成就,但要达到“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目的,仍然任重而道远。黄河洪水泥沙还未得到完全控制,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洪水威胁依然存在;防洪工程还存有薄弱点,北金堤滞洪区工程还不完善,黄河水沙资源还没有充分利用。治理黄河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接一代地不断研究、探索与治理,使黄河更好地造福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①“三包”:指包投资、包质量、包工期。“三保”指保资金、保材料设备、保施工图纸。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文化发祥地,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黄河在历史上又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洪水灾害频繁,被称为“中国之忧患”。
聊城地区位于黄河下游。现行河道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入海后形成的。黄河流经聊城地区阳谷、东阿两县的7个乡(镇),河长59.51公里。下游的主要支流金堤河由莘县高堤口入境,流经莘县、阳谷两县的10个乡(镇),河长80.8公里,至张庄闸汇入黄河。北金堤以南至临黄堤之间系北金堤滞洪区。沿河(黄河、金堤河)3县人口 178.64万,耕地306.37万亩,土地肥沃,交通发达,黄河水沙资源丰沛,具有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在聊城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聊城地区黄河处于山东窄河段的上端,其特点是:一、河道窄狭,属弯曲性河段。右岸为梁山、平阴、长清县中低山区,紧临山岭,无堤防,左岸除鱼山、艾山两座山头长1340米外,为临黄大堤束范洪水。主河槽宽300~1000米,艾山卡口河宽仅275米。险工、控导工程制约了河道的摆动范围,河槽比较稳定。该河段由于窄狭弯曲,河道排洪能力仅为高村附近河段的一半,是防洪防凌的重点河段。二、黄河水少沙多,含沙量大,境内艾山站多年平均水量约438亿立方米,沙量10.76亿吨,平均含沙量24.4公斤每立方米。水沙年际年内丰枯变化很大。水沙不适应,输沙能力不足,泥沙沿程淤积,河床逐年抬高,形成“地上悬河”,现河床滩面已高出背河地面3~5米,仍在逐年淤积升高,是黄河难治防洪艰巨的根本所在。三、地理位置重要。所辖堤防是华北平原的门户,一旦失事,严重危及京津以南广大地区的安全。同时,地处北金堤滞洪区的下端,承担黄河防洪和北金堤滞洪防守的双重任务。金堤河纵穿北金堤滞洪区,由于黄河河道逐年淤积升高,排水入黄日益困难,加重了北金堤的防洪负担。四、黄河流经聊城地区东南部,引水便利,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弥补当地水资源的不足,为加速发展工农业生产,振兴聊城地区经济有着重大作用。
黄河改行现河道之初,因清朝忙于用兵镇压农民起义,同时对堵口归故与改道的争论屡议不决,黄河任其泛滥20余年。光绪元年(1875年)始修官堤,至光绪十年(1884年)建成较为完整的堤防,但因堤防标准低,河道逐年淤高,河患依然严重。自光绪十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19年间,聊城堤段有12 年发生决溢,平均三年两决口,黄河泛滥北达徒骇河,黄水所及,村聚为墟,灾民啼饥号寒,不堪触目。
民国前期,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处于四分五裂局面,黄河工程年久失修,堤防百孔千疮。民国22年(1933年)黄河大水,聊城地区金堤以南全部被淹。民国24年(1935年)对北金堤进行一次全面加培。民国27年(1938年)6月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扒口,黄河改道南流,水淹豫皖苏,聊城河道断流9年。
1946年,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揭开了人民治黄的新篇章。当时,故道堤防历经八年抗日战争破坏,风雨侵蚀,已是沟壑纵横,残破不堪,河床内有数十万解放区人民居住耕作。就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为配合其军事进攻,悍然下令堵复花园口口门,阴谋水淹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以广大人民利益为重,提出先复堤和迁移故道居民而后堵口的合理主张,与国民政府进行多次谈判并达成部分协议,但国民政府却违反协议,提前强行堵口。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粉碎国民政府堵口阴谋,开展了“反蒋治黄”斗争。2月 22 日,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沿黄各专、县分别设立黄河修防处及修防段,领导和发动组织沿黄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复堤整险工程。当时,国民党军队盘踞在黄河对岸,经常袭击复堤工地,杀害修堤干部民工,烧毁、抢劫治河料物,或派飞机狂轰滥炸,破坏复堤整险施工。全区军民奋起抗争,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一手拿枪反蒋,一手拿锨治黄”,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终于完成复堤任务。从1946年6月至1949年,共出工 300余万工日,完成土方348.8万立方米,将大堤普遍加高1.7米,帮宽 10 多米。沿河群众义务献砖石修复残破的10余处险工,抢修加高 400多段坝岸。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合龙,黄水进入山东故道。冀鲁豫区黄委会提出“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的方针,依靠广大群众,加强防守,安全渡过了黄河归故后三次大汛和一次凌汛。特别是1949年秋汛大水,黄河花园口出现12300立方米每秒洪水,超过当时堤防工程的防洪能力,大堤岌岌可危,全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经过40多个昼夜的严密防守,奋勇抢护,取得防汛斗争的重大胜利,谱写了人民治黄的光辉序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黄河的治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曾多次视察黄河,亲自审定治黄的战略方针和重大措施。建国初期确定黄河下游治理本着“宽河固堤”的方针和“依靠群众,保证不决口,不改道,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要求。为防御黄河异常洪水,1951年经政务院批准开辟北金堤滞洪区。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黄河进入全面开发治理的新阶段。此后兴建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为黄河下游防洪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由于对黄河自然规律和泥沙淤积问题认识不足,并受当时“大跃进”形势的影响,工程一度失修。相继修建的山等拦河枢纽,对防洪排沙极为不利,遂于1963年破坝改建;同时恢复北金堤滞洪区建设。经过多年的治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1976年确定采取“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针,即上中游拦水拦沙,下游排洪排沙入海,两岸分洪放淤。在“除害兴利”总方针指引下,开展治黄工作。
聊城地区人民在国家治黄方针指导下,按照上级部署,对黄河进行了大规模地治理。
堤防工程是防御洪水的重要屏障。聊城地区临黄大堤从阳谷县陶城铺至东阿县李营,长 60.36公里;北金堤从莘县高堤口至阳谷陶城铺,长83.4公里,两段防洪大堤共长143.76公里。根据河道不断淤积抬高的情况和不同时期的防洪标准,自1950年至1985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地培修施工,共完成培堤土方 4768.23万立方米,投入人工 2533.54万工日,在原大堤基础上普遍加高4~6米,帮宽40米左右,现在堤顶一般高于背河地面8~11米,最高达13米,顶宽艾山以上9~11米,艾山以下8~10米,达到了防御花园口站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经东平湖分洪,艾山下泄10000立方米每秒,堤防按11000立方米每秒设防的标准。
黄河大堤由于历史隐患多、质量差,在培修堤防的同时,还采取锥探灌浆、修筑堤戗、填塘固基、抽槽换土、修做粘土斜墙、放淤(机)固堤等多项工程加固措施,增强抗洪能力。自1951年采用钢钎锥探大堤,1957 年改进为压力灌浆,至1985年全区大堤共锥探灌浆969.85万眼(其中压力灌浆117.83 万眼),处理各种隐患2万余处。1974年东阿黄河修防段(以下简称东阿段)推广应用吸泥船抽吸黄河泥沙淤背固堤的施工方法,自己动手,建厂造船,自1975年相继投产,开展机淤固堤施工,共建成投产16只,至 1985年共完成机淤土方2402.1万立方米(包括虹吸自流放675.5万立方米,共放固堤土方3077.6万立方米),加固堤段长47.03公里,一般淤高4~7米,淤宽平工 50 米、险工100米,取得了较人工修堤投资少、见效快、省劳力、不挖农田的良好效果。经过1976、1982年等几次较大洪水考验,凡淤背堤段,都没有出现渗水、管涌、漏洞等险情,有效地加固了堤防。
在三次大修堤期间,对险工坝岸同时进行了改建和加高,并根据防洪和控导溜势的需要,调整和增建了部分险工坝岸。截至1985年,全区共有险工26 处,坝岸 554 段,其中临黄险工13处,坝岸471段,北金堤险工13处,坝岸 83 段。临黄险工除因河势变化已脱河的56段岸外,至1985年已加高改建 377 段达到近期设防标准。
为控导主溜、稳定河势,护滩保堤,有计划地进行河道整治。1950年开始在艾山、毕庄试建护滩工程,取得成效后有计划地推广增建,至1985 年全区共修建护滩控导工程12处,有坝(垛) 护岸 181 段,工程长10.65 公里,和险工互相配合组成控导体系,全区河段河势基本稳定,在防洪、涵闸引水、滩区生产、航运等方面发挥了工程效益。
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是我国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严重问题。建国后,为战胜洪水,保证安全,在大力加强防洪工程措施的同时,对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也不断加强和充实完善。每年汛期,在黄河防汛总指挥部(以下简称黄河防总)和山东省抗旱防汛指挥部(以下简称省防指)领导和部署下,地区行署和各县、乡(镇)均建立防汛指挥部,实行统一指挥和分级分段负责的防守责任制,按照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与军民联防的原则,全区组建和培训了一支 700余人的专业队伍,并发动群众组建6万余人的群众防汛大军,进行技术训练,筹备防汛料物,落实防守措施。大水到来,有组织的调集防汛队伍上堤防守抢护,战胜了历年洪水。其中战胜花园口站出现的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水12次(艾山站6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 20次)。1958年7月黄河发生了人民治黄以来的最大洪水,花园口站洪峰流量22300立方米每秒,比1933年洪水还大,21日洪峰到达艾山站,流量 12600立方米每秒,水位超出堤防保证水位0.93米,洪水迫岸盈堤,汛情异常紧张。
全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调集近6万防汛队伍上堤防守,一昼夜间在临黄堤上抢修1米高的子埝55公里,共抢护各种险情215处,终于在不分洪的情况下,战胜洪水,保证了安全,充分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黄河凌汛,威胁严重。建国后,积极研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水情、凌情观测,在解冻开河前组织群众打冰撒土、炸药爆破、炮轰和组织人防等积极防御。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后,采用水库凌汛期蓄水,控制下泄流量,并配合破冰防守等措施,安渡历年凌汛,改变了建国前对凌汛无能为力的状况。
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引黄兴利,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56年开始修建牛、井圈两处虹吸引黄工程,为促进农业生产发挥了显著效益。70年代虹吸引黄工程大发展,至1981年全区共建10处、51条管。1958年兴建位山引黄闸,在当时“大跃进”形势影响下,引黄灌溉盲目发展,北金堤滞洪区内修建了金堤河水库和多处涵闸,由于灌区工程不配套,大水漫灌,有灌无排,引起大面积土地盐碱,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加重了自然灾害。1962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范县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停止引黄灌溉。1965年沿黄地区干旱严重,各地要求恢复引黄灌溉,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向水电部报送《关于恢复和发展引黄灌溉的报告》,1966年3月水电部经调查研究批准恢复引黄灌溉,并提出要积极慎重,加强管理,做好排和田间工程,防止再次发生盐碱。引黄复灌以来,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加强用水控制和灌区管理,实行计划用水和用水签票制度,同时,狠抓灌区配套工程建设,探索旱、涝、碱综合治理的途径,取得了农业增产的良好效果。截至1985年,全区有引黄虹吸3处,涵闸9座,设计引水流量368.81立方米每秒、灌溉面积599.6万亩。自1966年复灌至1985年,累计引水204.24亿立方米,引黄改土地6.1万亩,全区8个县(市)都用上了黄河水,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虽遇连年干旱,引黄灌区仍获粮棉丰收。全区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2.70亿公斤,1985年增至18.771亿公斤,增产47.8%,比全省同期粮食增长幅度高10.7%。据山引黄灌区调查,1985年实灌面积365万亩,灌区粮棉亩产分别为498公斤和57.5公斤,总产分别达到11.42亿公斤和1.26亿公斤,相当于1978年亩产的2.08 倍和2. 80 倍,总产的1.5倍和5.18倍。灌区广大农民激情地说:农业取得好收成,一靠党的政策好,二靠科学种田,三靠黄河水来浇。引黄还补充内河和地下水源,弥补当地水资源不足,解决城镇工业用水和人畜用水问题。1981、1982年还从位山引黄闸两次向天津送水4.45亿立方米,缓解天津市缺水的燃眉之急。依靠引黄补源,发展水产养殖业,并保持聊城环城湖常年不竭。黄河水已成为聊城地区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治黄事业贯彻“改革、开放、搞活”,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齐抓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建设工程实行以“三包、三保”为内容的承包责任制;水利事业费实行预算包干;事业收入实行比例分成;在单位内部建立岗位责任制;同时,积极开展综合经营,组织水费收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各项治黄任务全面完成,经济效益逐年提高。1980年至1985年各项事业费收入324.66万元,年平均54.11万元。治黄队伍政治、文化、业务素质不断提高,职工收入增加。治黄事业的各项改革还在深入发展。
聊城地区黄河治理,从1946年至1985年,国家总计投资1.313亿元,完成土方 9723.2万立方米,石方126.4万立方米,混凝土1.56万立方米,初步建成由黄河大堤、险工、控导护滩工程和分滞洪工程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
工程管理贯彻“水利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的方针,建立健全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工程强度显著提高。并依靠群众,组成人防体制,取得了 39年防洪斗争的胜利,扭转了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的险恶局面,保障了华北广大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在消除水患的同时,积极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引黄兴利,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振兴聊城地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河是一条极其复杂难治的多泥沙河流,经过40年的治理已取得巨大成就,但要达到“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目的,仍然任重而道远。黄河洪水泥沙还未得到完全控制,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洪水威胁依然存在;防洪工程还存有薄弱点,北金堤滞洪区工程还不完善,黄河水沙资源还没有充分利用。治理黄河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接一代地不断研究、探索与治理,使黄河更好地造福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①“三包”:指包投资、包质量、包工期。“三保”指保资金、保材料设备、保施工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