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国后电影事业

建国初期,区内没有建立电影放映单位。

1951 年上半年,平原省电影队曾在聊城及各县城放映有声电影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儿女》和《新儿女英雄传》等。1951年11月,平原省电影队下放到区内,所带机器为苏联产KI Y–47型16毫米放映机和苏联I3/2 型发动电机。至此,区内有了第一支电影放映队。

1952年下半年,全区第一个电影放映队和专署文教科筹建未成的电影放映队改编为“山东省电影队”。1952年底和1953年初,放映人员和放映机械由省电影队管理。其间,团省委下放给聊城地委1个电影队及1名放映人员。1953年上半年,地委决定将放映队交专区“中苏友好协会”直接领导管理,放映队开始在全区各县放映电影。1953年8月,山东省电影队下放到各专区,“聊城专区电影教育工作队”中队部遂建,下设6个放映小队,担任16个县的巡回放映活动。1956年1月,撤销专区电影队中队部,成立专署电影组,建立电影放映单位70个,负责24个县的放映工作。1959年,成立“聊城专区电影发行站”,各县相继建立电影队部。1962年,成立“聊城专区电影公司”。1966~1971年,电影事业受到影响,发行部门缺乏影片,农村放映队多数停放,少数能够继续活动的单位工作也很不正常。

1972年底,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全省试点经验,在全区23个公社试办一批8.75毫米电影放映队,此后,社办16、8.75毫米电影放映队不断增加。1976年底,全区放映单位发展到192个,其中城市24个,农村168个;

全年放映6万余场,观众7800多万人次;放映收入100万元,发行收入30万元。

1978年,全区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蓬勃发展。利用国家、集体、个人的资金发展放映单位,农村集镇电影院相继兴建营业,放映场次、观众人次及放映、发行收入逐年增加。至1985年底,全区已有各类电影放映单位625个,其中农村 590个,平均每6998人即有1个放映单位。1990年底,全区有电影发行放映队伍近0.3万人,电影放映单位649个,其中35毫米放映单位52个,16毫米电影放映队 597个,达到县县有电影院、乡乡有电影放映队。当年共完成工作日0.4万个,放映长片6600多场,观众 8900多万人次。其电影普及率大大提高,全区城乡平均全年每人看到电影 18 次以上。

1991 年,全区电影发行、放映收入人均超额完成计划。1992年,电影行业出现全国性滑坡。1993年,确定面向、启动市场的工作重点,并与13 家电影院签订供映合同。1994年,进一步完善经营机制,加强与周边地区各放映单位的合作,本着“服务、扶持,促进”的原则,启动农村放映市场。几年中,组织开展全区性的影片展映、汇映活动30余次。1995~1996年上半年,全区共放映电影 3.45万场,其中城镇放映1.05万场,农村放映 2.4万场,观念达1980万人次。1996年,全区城乡活动放映单位182个,其中城镇单位 14家,农村16毫米电影放映队168个。当年,全区共放映电影 22992场,观众132 万人次。

第十七篇 文化

1977～1996年聊城地区电影放映情况

第四章 图 书

清末至建国前，境内没有专门的图书出版管理机构，一般由政府代管。建国后，图书出版事业统一为国家管理，由地委宣传部及各县、市委宣传部代管。1958年7月，寿张县为宣传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寿张人民出版社，1960年8月撤销。1958年，经地委决定，聊城地区出版社在铜城镇(原东阿县委大院内)建立，1959年6月撤销。1975年10月，成立地区出版办公室,其主要任务为编辑书稿、监督书刊印刷、图书发行、图书市场管理4个方面的工作,整个工作程序为编、印、发、管一条龙,使全区出版事业的发展纳入正常轨道。1990年，改建为地区新闻出版局，工作职能由以图书编辑出版为主转为新闻出版行政管理为主。

第一节 出 版

清末，私人创办的既刻又印且销的各种作坊兴盛，境内时有作坊几十余家。其中，较著名者有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被誉为聊城书籍“四大家”，每家均有职工上百名。其刻印的图书当地人分为两大类，俗称“南书”和“府书”。从江、浙、川、闽等省送来现成书页子，在聊城加工成部，盖上自己的图记，叫做“南书”；在当地雕版印装书的叫做“府书”。后来亦把大部头、大本成的都称为“南书”。至于小部头或零星单行本之类，称为“府书”，有东昌府出版之意。其他如唱本、曲调之类的书称为“小花页”。无论“南书”或“府书”，其品种繁多，每家刻坊一般都存有各类书版0.1万多种，既有装订考究的经史之类，如《五经备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

《史记》等,又有通俗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等,还有各种医药专著,也有聊城文人墨客自己搜集撰写的笔记小说,如文英堂刊刻、须方若著的《聊摄丛谈》,光绪初年邹乐生著《想当然耳》,沙镇一老儒生编写的说唱小说《巧合奇冤》等。

再如“三合堂”刻印的“小花页”唱本总计约200余种,自编自印,土语方言,乡土风味,诙谐幽默,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百姓所喜爱。

在科举时代,每当“大比”之年,各堂号作坊都大力搜集“进士”们的文章,迅速雕版印刷,名为“闱墨”。如《山东闱墨》《顺天闱墨》、《直隶闱墨》等,大量销售。“戊戌变法”后,废科举、兴学堂,各堂随之刻印新书,如《策论粹新》等,还有大量历史、自然、经济类等书籍,以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后读者新的需求。除各堂号坊刻外,还有一些私人家刻,“海源阁”即为其中声誉尤隆者。“海源阁”藏书楼的创始人杨以增,不仅以藏书著名,而且刊刻“海源阁丛书”数十种,如《志学箴》《方輿考证》《海源阁书目》等。另有叶石农、朱学笃、傅以渐等刊刻过的先人诗文集及其他著作。

此类刻本有的是自己雇佣工人在家中刻印,有的是委托于书坊刻印,印成后一般是送给亲友或者自己保存。当时最著名的刻坊是书业德,它不仅历史悠久、资财雄厚,而且拥有各类书版0.1万多种,职工达100余人,在印刷、纸张及校勘、装订各方面都十分认真考究,除聊城总店设有作坊大量印制批发外,并在济南、太原等地设有分号。印刷的书籍主要有《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史记》《伤寒论》、《本草纲目》、《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所刻印书籍除销售邻近各县外,还远销北京、大同、张家口、洛阳、徐州、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抗日战争爆发,“书业德”遂停业。“有益堂”、“善成堂”、“宝兴堂”、“三合堂”、“敬文堂”、“文英堂”等刻坊,除刻印“四书”、“五经”外,大量刻印小说、戏曲、启蒙读物等,如《红楼梦》、《西厢记》《玉堂春》、《拾玉镯》、《小放牛》《逛东昌》《败子回头》、《贤良女劝丈夫》、《戒赌词》《雷击王婆》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

其间,著名私人藏书家杨以增,先后刻印“海源阁丛书”数10种,其中包括《叶石农先生年谱》《蔡中郎集》、《九水山房文存》、《六艺纲目》、《唐宋诗集》、《惜抱轩尺牍》、《柏砚山文集》等。

民国初期,随着北京、上海、天津等石印、铅印新书的纷纷涌至,境内清末时期的刻书坊或倒闭,或改行,或改雕刻为石印。新的出单位有聊城茹古文社、郁文石印局、松竹斋石印局和华昌石印局等。

茹古文社建立于1912年,主要为当时聊城的省立第三师范和第二中学印制讲义,以及为民间印“家谱”、“认文”等,1938年停业。

临清的“清源印书局”、“卫印书局”“茌平的“文华斋”、“华文”、“丰华”印书局,博平的“广仁”石印所等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主旨。聊城第三师范16开本的“校刊”,专门刊载师生的文章,该校进步学生自发成立“红光月刊”社,发表进步作品;三师、二中的进步学生创办“蔷薇文艺社”文艺月刊,刊登文学研究论文、小说、诗歌、散文等;“蔷薇文艺社”的金默生、李士钊等创办《流砥》周刊,宣传爱国思想,发表新文艺作品,介绍外国文学等。

抗日战争初期,鲁西北中共党组织团结争取范筑先,发动群众抗战,先后成立“聊城政治干部学校”、“战地文化供应社”、“泰运文化出版社”、“战地文化”期刊社等。宣传抗日的书籍和期刊先后问世,如《论持久战》《政治经济学常识教程》、《烙痕》、《地方暴动与巷战》《共产党宣言》、《论左派幼稚病》及周恩来、秦邦宪等合著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等书。1938年3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西北总部在聊城出版《先锋》月刊,为铅印32开本,9月出版《战地文化半月刊》,到11月15日聊城沦陷,共出版3期。其内容除反映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以外,还刊载叶剑

英、徐向前、张霖、张郁光、齐燕铭等人的文章。10月间,出版通俗刊物《战线》旬刊,出版3期后,因聊城沦陷而停刊。两种刊物当时印数都在0.3万份以上,除销往鲁西北20多个县外,还销往冀南、华北各抗日根据地。1942年,为宣传抗日,以村为单位办起“抗日文化室”。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鲁西北分会及时出版《筑先室》刊物,供给各“抗日文化室”学习、宣传。1945年8月,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地委在东阿县牛角店创办“泰运文化出版社”,1946 年初更名为“泰运书店”,主要是为地委印刷公文、布告、各种表格等,承印解放区中、小学课本,翻印和发行进步图书。1947年,冀南书店编辑部编辑的《文丛》月刊出版6期后停刊;工农兵编委会编辑的《工农兵》半月刊,出版4期后停刊;冀南区职工总会编辑的《工人》月刊,出版4期后停刊。1948年5月,泰运书店并入冀鲁豫边区书店。其间,聊城的两所省立学校“三师”和“二中”,对境内的出版业影响较大。其教科书除用“商务”和“中华”版外,每年都自编自印为数不少的教材,发给学生使用。如《教育史》、《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乡村教材》等。

建国后,区内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1959年,寿张人民出版社出版《今朝英雄》、《寿张民歌》《民间经方》等书,每书印数均在0.4万册以上。同年,聊城地区出版社出版《薯类综合利用》一书,印数0.5万册。1978年始,地区出版办公室组织撰写反映聊城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光岳春秋》,1981年正式出版。同年,地区出版办公室又组织出版《植棉手册》一书。至1986年,编辑出版一批为地方政治、经济服务的图书。如《光岳春秋》(续集)、《鲁西民间故事》、《致富门路》《良种及良法》《山东经济进出口指南》(聊城部分)等书。同时出版了《小学数学应用题解题指导》、《初中音乐试用教材》(1~4册)、《初、高中语文特级教师教案选》(上、中、下共6本)、《毕业留念册》等为教育服务的图书。1987年,出783版工作坚持改革、狠抓质量、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指导思想。当年,编发书稿 15 种 27 本400万字,印数达80万册。其中,《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教案》(1~10册)全书共200万字,是中国小学教育史上一项重要科学成果的积累。该书荣获1986~1987年山东省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1988年,根据优化选题､突出重点、上档次、上质量的要求,先后出版《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鲁西英烈传》、《血火春秋》、《鲁西之光》、《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单元训练手册》(三册)、《小学数学特级教师单元训练示例》(三册)等书。全年共编辑出版图书35种43本620万字。1989年,编辑出版《西湖滩上的宝塔》、《中学生古今同形异义词语学习手册》《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与辅导》、《鲁西英烈》(续集)、《初、高中语文特级教师教案》、《中学生作文示例大全》、《海源阁研究资料》《外国电影鉴赏辞典》等28种学术理论性图书。同时出版了《小康之路》、《平原雄风》、《历史的丰碑》等60余种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准印号图书。1990年,压缩整顿出版单位,业务部门转变职能,编辑人员继续组织编写出版《棉花增产栽培技术》、《运河名城临清》《生活与健康》等书,以及出版为地方服务的准印号书刊80余种。1991年,出版《东阿史话》等内部准印号图书191种,出版印制《中原风光挂历》3万册。1992年,出版局、教育局组织编写《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掌握学习指导书》,该书分小学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常识 15种,由济南出版社出版;组织编写出版《小学语文、数学学习方法指导例话》2种;审批、编辑出版《小康研究》等内部资料图书 227 种;审批《聊城科技》等内部报刊42种。1993年,出版局重新组织编写、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教案新编》10种、《小学数学特级教师教案新编》10种;再版《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指导书》小学部分15种、新编初中部分 37 种,发行 300余万册;审批、编辑、出版《党章学习要点》等内部资料 82种,审批《聊城青少年》等

内部报刊 46 种。1994年,再版《中小学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指导书》50余种;出版局组织冠县科技人员撰写的《中国毛白杨》一书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审批、编辑出版《家教与成才》等内部资料图书60余种;审批《聊城党政学刊》等内部报刊40余种。1995年,出版局在全国率先编辑出版《向孔繁森同志学习》一书,同时出版《孔繁森摄影艺术挂历》《孔繁森事迹图片》、《孔繁森的故事》等书,《海源阁》杂志出版纪念孔繁森殉职一周年专刊1期;审批、编审出版《齐鲁英才》等内部资料图书88种;审批《聊棉报》等内部报刊7种。1996年,出版局组织编辑整理的《孔繁森札记》一书由党史读物出版社出版;组织编写的《聊城指南》一书由山东友谊书社出版;

组织编辑的《京九明珠——聊城》挂历由山东画报社出版。审批、编辑出版的《蔬菜保护地栽培技术》等内部资料性图书39种;审批内部报刊 11种;申报批准省级刊号《小博士》、《光岳论坛》、《聊城经济信息》、《人事信息报》《聊城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哲学战线》《世界共运研究》7 种报刊。

建国初期,区内没有建立电影放映单位。

1951 年上半年,平原省电影队曾在聊城及各县城放映有声电影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儿女》和《新儿女英雄传》等。1951年11月,平原省电影队下放到区内,所带机器为苏联产KI Y–47型16毫米放映机和苏联I3/2 型发动电机。至此,区内有了第一支电影放映队。

1952年下半年,全区第一个电影放映队和专署文教科筹建未成的电影放映队改编为“山东省电影队”。1952年底和1953年初,放映人员和放映机械由省电影队管理。其间,团省委下放给聊城地委1个电影队及1名放映人员。1953年上半年,地委决定将放映队交专区“中苏友好协会”直接领导管理,放映队开始在全区各县放映电影。1953年8月,山东省电影队下放到各专区,“聊城专区电影教育工作队”中队部遂建,下设6个放映小队,担任16个县的巡回放映活动。1956年1月,撤销专区电影队中队部,成立专署电影组,建立电影放映单位70个,负责24个县的放映工作。1959年,成立“聊城专区电影发行站”,各县相继建立电影队部。1962年,成立“聊城专区电影公司”。1966~1971年,电影事业受到影响,发行部门缺乏影片,农村放映队多数停放,少数能够继续活动的单位工作也很不正常。

1972年底,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全省试点经验,在全区23个公社试办一批8.75毫米电影放映队,此后,社办16、8.75毫米电影放映队不断增加。1976年底,全区放映单位发展到192个,其中城市24个,农村168个;

全年放映6万余场,观众7800多万人次;放映收入100万元,发行收入30万元。

1978年,全区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蓬勃发展。利用国家、集体、个人的资金发展放映单位,农村集镇电影院相继兴建营业,放映场次、观众人次及放映、发行收入逐年增加。至1985年底,全区已有各类电影放映单位625个,其中农村 590个,平均每6998人即有1个放映单位。1990年底,全区有电影发行放映队伍近0.3万人,电影放映单位649个,其中35毫米放映单位52个,16毫米电影放映队 597个,达到县县有电影院、乡乡有电影放映队。当年共完成工作日0.4万个,放映长片6600多场,观众 8900多万人次。其电影普及率大大提高,全区城乡平均全年每人看到电影 18 次以上。

1991 年,全区电影发行、放映收入人均超额完成计划。1992年,电影行业出现全国性滑坡。1993年,确定面向、启动市场的工作重点,并与13 家电影院签订供映合同。1994年,进一步完善经营机制,加强与周边地区各放映单位的合作,本着“服务、扶持,促进”的原则,启动农村放映市场。几年中,组织开展全区性的影片展映、汇映活动30余次。1995~1996年上半年,全区共放映电影 3.45万场,其中城镇放映1.05万场,农村放映 2.4万场,观念达1980万人次。1996年,全区城乡活动放映单位182个,其中城镇单位 14家,农村16毫米电影放映队168个。当年,全区共放映电影 22992场,观众132 万人次。

第十七篇 文化

1977～1996年聊城地区电影放映情况

第四章 图 书

清末至建国前，境内没有专门的图书出版管理机构，一般由政府代管。建国后，图书出版事业统一为国家管理，由地委宣传部及各县、市委宣传部代管。1958年7月，寿张县为宣传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寿张人民出版社，1960年8月撤销。1958年，经地委决定，聊城地区出版社在铜城镇(原东阿县委大院内)建立，1959年6月撤销。1975年10月，成立地区出版办公室,其主要任务为编辑书稿、监督书刊印刷、图书发行、图书市场管理4个方面的工作,整个工作程序为编、印、发、管一条龙,使全区出版事业的发展纳入正常轨道。1990年，改建为地区新闻出版局，工作职能由以图书编辑出版为主转为新闻出版行政管理为主。

第一节 出 版

清末，私人创办的既刻又印且销的各种作坊兴盛，境内时有作坊几十余家。其中，较著名者有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被誉为聊城书籍“四大家”，每家均有职工上百名。其刻印的图书当地人分为两大类，俗称“南书”和“府书”。从江、浙、川、闽等省送来现成书页子，在聊城加工成部，盖上自己的图记，叫做“南书”；在当地雕版印装书的叫做“府书”。后来亦把大部头、大本成的都称为“南书”。至于小部头或零星单行本之类，称为“府书”，有东昌府出版之意。其他如唱本、曲调之类的书称为“小花页”。无论“南书”或“府书”，其品种繁多，每家刻坊一般都存有各类书版0.1万多种，既有装订考究的经史之类，如《五经备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

《史记》等,又有通俗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等,还有各种医药专著,也有聊城文人墨客自己搜集撰写的笔记小说,如文英堂刊刻、须方若著的《聊摄丛谈》,光绪初年邹乐生著《想当然耳》,沙镇一老儒生编写的说唱小说《巧合奇冤》等。

再如“三合堂”刻印的“小花页”唱本总计约200余种,自编自印,土语方言,乡土风味,诙谐幽默,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百姓所喜爱。

在科举时代,每当“大比”之年,各堂号作坊都大力搜集“进士”们的文章,迅速雕版印刷,名为“闱墨”。如《山东闱墨》《顺天闱墨》、《直隶闱墨》等,大量销售。“戊戌变法”后,废科举、兴学堂,各堂随之刻印新书,如《策论粹新》等,还有大量历史、自然、经济类等书籍,以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后读者新的需求。除各堂号坊刻外,还有一些私人家刻,“海源阁”即为其中声誉尤隆者。“海源阁”藏书楼的创始人杨以增,不仅以藏书著名,而且刊刻“海源阁丛书”数十种,如《志学箴》《方輿考证》《海源阁书目》等。另有叶石农、朱学笃、傅以渐等刊刻过的先人诗文集及其他著作。

此类刻本有的是自己雇佣工人在家中刻印,有的是委托于书坊刻印,印成后一般是送给亲友或者自己保存。当时最著名的刻坊是书业德,它不仅历史悠久、资财雄厚,而且拥有各类书版0.1万多种,职工达100余人,在印刷、纸张及校勘、装订各方面都十分认真考究,除聊城总店设有作坊大量印制批发外,并在济南、太原等地设有分号。印刷的书籍主要有《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史记》《伤寒论》、《本草纲目》、《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所刻印书籍除销售邻近各县外,还远销北京、大同、张家口、洛阳、徐州、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抗日战争爆发,“书业德”遂停业。“有益堂”、“善成堂”、“宝兴堂”、“三合堂”、“敬文堂”、“文英堂”等刻坊,除刻印“四书”、“五经”外,大量刻印小说、戏曲、启蒙读物等,如《红楼梦》、《西厢记》《玉堂春》、《拾玉镯》、《小放牛》《逛东昌》《败子回头》、《贤良女劝丈夫》、《戒赌词》《雷击王婆》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

其间,著名私人藏书家杨以增,先后刻印“海源阁丛书”数10种,其中包括《叶石农先生年谱》《蔡中郎集》、《九水山房文存》、《六艺纲目》、《唐宋诗集》、《惜抱轩尺牍》、《柏砚山文集》等。

民国初期,随着北京、上海、天津等石印、铅印新书的纷纷涌至,境内清末时期的刻书坊或倒闭,或改行,或改雕刻为石印。新的出单位有聊城茹古文社、郁文石印局、松竹斋石印局和华昌石印局等。

茹古文社建立于1912年,主要为当时聊城的省立第三师范和第二中学印制讲义,以及为民间印“家谱”、“认文”等,1938年停业。

临清的“清源印书局”、“卫印书局”“茌平的“文华斋”、“华文”、“丰华”印书局,博平的“广仁”石印所等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主旨。聊城第三师范16开本的“校刊”,专门刊载师生的文章,该校进步学生自发成立“红光月刊”社,发表进步作品;三师、二中的进步学生创办“蔷薇文艺社”文艺月刊,刊登文学研究论文、小说、诗歌、散文等;“蔷薇文艺社”的金默生、李士钊等创办《流砥》周刊,宣传爱国思想,发表新文艺作品,介绍外国文学等。

抗日战争初期,鲁西北中共党组织团结争取范筑先,发动群众抗战,先后成立“聊城政治干部学校”、“战地文化供应社”、“泰运文化出版社”、“战地文化”期刊社等。宣传抗日的书籍和期刊先后问世,如《论持久战》《政治经济学常识教程》、《烙痕》、《地方暴动与巷战》《共产党宣言》、《论左派幼稚病》及周恩来、秦邦宪等合著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等书。1938年3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西北总部在聊城出版《先锋》月刊,为铅印32开本,9月出版《战地文化半月刊》,到11月15日聊城沦陷,共出版3期。其内容除反映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以外,还刊载叶剑

英、徐向前、张霖、张郁光、齐燕铭等人的文章。10月间,出版通俗刊物《战线》旬刊,出版3期后,因聊城沦陷而停刊。两种刊物当时印数都在0.3万份以上,除销往鲁西北20多个县外,还销往冀南、华北各抗日根据地。1942年,为宣传抗日,以村为单位办起“抗日文化室”。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鲁西北分会及时出版《筑先室》刊物,供给各“抗日文化室”学习、宣传。1945年8月,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地委在东阿县牛角店创办“泰运文化出版社”,1946 年初更名为“泰运书店”,主要是为地委印刷公文、布告、各种表格等,承印解放区中、小学课本,翻印和发行进步图书。1947年,冀南书店编辑部编辑的《文丛》月刊出版6期后停刊;工农兵编委会编辑的《工农兵》半月刊,出版4期后停刊;冀南区职工总会编辑的《工人》月刊,出版4期后停刊。1948年5月,泰运书店并入冀鲁豫边区书店。其间,聊城的两所省立学校“三师”和“二中”,对境内的出版业影响较大。其教科书除用“商务”和“中华”版外,每年都自编自印为数不少的教材,发给学生使用。如《教育史》、《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乡村教材》等。

建国后,区内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1959年,寿张人民出版社出版《今朝英雄》、《寿张民歌》《民间经方》等书,每书印数均在0.4万册以上。同年,聊城地区出版社出版《薯类综合利用》一书,印数0.5万册。1978年始,地区出版办公室组织撰写反映聊城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光岳春秋》,1981年正式出版。同年,地区出版办公室又组织出版《植棉手册》一书。至1986年,编辑出版一批为地方政治、经济服务的图书。如《光岳春秋》(续集)、《鲁西民间故事》、《致富门路》《良种及良法》《山东经济进出口指南》(聊城部分)等书。同时出版了《小学数学应用题解题指导》、《初中音乐试用教材》(1~4册)、《初、高中语文特级教师教案选》(上、中、下共6本)、《毕业留念册》等为教育服务的图书。1987年,出783版工作坚持改革、狠抓质量、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指导思想。当年,编发书稿 15 种 27 本400万字,印数达80万册。其中,《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教案》(1~10册)全书共200万字,是中国小学教育史上一项重要科学成果的积累。该书荣获1986~1987年山东省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1988年,根据优化选题､突出重点、上档次、上质量的要求,先后出版《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鲁西英烈传》、《血火春秋》、《鲁西之光》、《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单元训练手册》(三册)、《小学数学特级教师单元训练示例》(三册)等书。全年共编辑出版图书35种43本620万字。1989年,编辑出版《西湖滩上的宝塔》、《中学生古今同形异义词语学习手册》《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与辅导》、《鲁西英烈》(续集)、《初、高中语文特级教师教案》、《中学生作文示例大全》、《海源阁研究资料》《外国电影鉴赏辞典》等28种学术理论性图书。同时出版了《小康之路》、《平原雄风》、《历史的丰碑》等60余种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准印号图书。1990年,压缩整顿出版单位,业务部门转变职能,编辑人员继续组织编写出版《棉花增产栽培技术》、《运河名城临清》《生活与健康》等书,以及出版为地方服务的准印号书刊80余种。1991年,出版《东阿史话》等内部准印号图书191种,出版印制《中原风光挂历》3万册。1992年,出版局、教育局组织编写《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掌握学习指导书》,该书分小学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常识 15种,由济南出版社出版;组织编写出版《小学语文、数学学习方法指导例话》2种;审批、编辑出版《小康研究》等内部资料图书 227 种;审批《聊城科技》等内部报刊42种。1993年,出版局重新组织编写、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教案新编》10种、《小学数学特级教师教案新编》10种;再版《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指导书》小学部分15种、新编初中部分 37 种,发行 300余万册;审批、编辑、出版《党章学习要点》等内部资料 82种,审批《聊城青少年》等

内部报刊 46 种。1994年,再版《中小学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指导书》50余种;出版局组织冠县科技人员撰写的《中国毛白杨》一书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审批、编辑出版《家教与成才》等内部资料图书60余种;审批《聊城党政学刊》等内部报刊40余种。1995年,出版局在全国率先编辑出版《向孔繁森同志学习》一书,同时出版《孔繁森摄影艺术挂历》《孔繁森事迹图片》、《孔繁森的故事》等书,《海源阁》杂志出版纪念孔繁森殉职一周年专刊1期;审批、编审出版《齐鲁英才》等内部资料图书88种;审批《聊棉报》等内部报刊7种。1996年,出版局组织编辑整理的《孔繁森札记》一书由党史读物出版社出版;组织编写的《聊城指南》一书由山东友谊书社出版;

组织编辑的《京九明珠——聊城》挂历由山东画报社出版。审批、编辑出版的《蔬菜保护地栽培技术》等内部资料性图书39种;审批内部报刊 11种;申报批准省级刊号《小博士》、《光岳论坛》、《聊城经济信息》、《人事信息报》《聊城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哲学战线》《世界共运研究》7 种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