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中共华北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撤销了冀鲁像、 冀南等区，恢复河北、河南省建制，新建平原省；以冀鲁豫六专署 的聊城及城关区、东阿、博平、茌平，九专署的阳谷、寿张和冀南 区一专署的冠县、堂邑、莘县、清平，二专署的高唐等县组建聊城 专署，专员陶东岱，隶属平原省人民政府。临清划归河北省邯郸 专 属 。
建国初期，聊城专区各级政府同全区人民一道，经过三年的 艰苦努力，医治了战争的创作，恢复了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有 了很大的发展。1950年下半年，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来之不 易的新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这 一一运动中，全区有177万余人订立了爱国公约，有127万人在和 平宣言上签名：有5000余名青壮年参加国防建设；捐献飞机、大 炮款96亿元(旧币),送慰问袋2993个，写慰问信1500余封，捐 献书籍4000余册。同年，本区开始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对 临黄大堤如高培厚施工，至1958年结束，共计完成土方789.62 万立方 ·用工346.46万工日，总投资467.63万元。这是建国后 第一期大复堤工程。1951 年2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 命运动。聊城专区整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863人，破获反革命政 治特务案件16起，剿灭股匪、散匪72起，取缔反动会道门95 种，处理不法地主分子倒算活动1587起。春天，掀起了群众性的 “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爱国丰产植棉竞赛运动。专署组织地直
干部840余人分赴各县，督促棉花播种。7月下旬至8月上旬， 全区暴雨成灾，波及10县40个区2500余村.面积达286万亩。 倒房约4万间，死17人，伤55人，死伤牲口37头。专署随即发 动全区人民开展生产救灾运动。1951年12月下旬至1952年9 月，在全区相继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 动，清查出一批贪污分子。对斗争中发生的扩大错误，在定案处 理时作了纠正。1952年2月至10月，结合“三反”运动.在全区 工商界开展了“反行贿、反愉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 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 震慑了敌人，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群众的 政治觉悟，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 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群众监督和参与管理的制 度，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本年在9县526个自然村 遭受雹灾的情况下，农业仍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夏、秋两季，本区 直接受到中央和省府丰产奖励的有3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68 个长期互助组；53个个体户劳动农户；11个丰产村；10个国营 农场；共175个单位和农户。12月30日，中央农业部颁发嘉奖 令，奖励农业爱国丰产模范，公布本年度首批农业丰产受奖名 单。阳谷县石门宋乡宋长生农业社和宋长生本人受到奖励。1950 年至1954年4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对党员 进行了八项标准教育，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 风，提高了战斗力，为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 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53年至1957年，聊城专区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在 过渡时期的总线路，积极领导全区人民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7月 至8月23日，全区连降大雨，平均雨量500毫米以上.聊城县高 达877毫米，河决6条。全区被淹土560万亩，倒塌房屋48万
间 · 死153人，伤385人。是1937年以来雨量最大的一次。灾情 发生以后，专署领导同志深入到重灾区，带领全区人民奋力自 救。阳谷县迅速开展生产自救的经验和莘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的几条紧急措施，得到中共山东分局的充分肯定，并要求全省各 地灾地向他们学习。政府的正确领导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 众的积极性。从此，全区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土资源治理、 农田基本建设。如1954年7月20日黄河金堤滞洪区聊城专区 避洪工程竣工。此项工程共修筑村围埝243个，避水台68个，急 救台42个，可保护361个村庄5万人滞洪时的安全。又如当年 冬，全区广大农村普遍开展了以打井下泉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 设运动，并相继引进了一部分排灌机械等等。同时，农业合作化 运动在本区也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截止到1956年10 月，全区共有农业合作社4490处，入社农户约150万户，占总农 户的98%,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政 治热倩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不仅农业增产有了保证，而且农 村的许多工作比以前好做得多了。毛泽东主席对《阳谷县石门宋 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养猪报告》一文作了重要批示，指出：“阳谷县 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 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 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2头，共计2万头。这个合 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聊城专 区各级政府带领人民所做的这些工作，大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 展。全区粮食产量由1949 年125319万斤增长到1956年 169934万斤，农业人口人均占有粮食由1949年的447斤增长 到1956年533斤，全区棉花产量由1949年的3554万斤增长到 1957年的8655万斤，增长1.43倍。1957年全区有效灌溉面积 发展到107.17万亩，比1949年增长3.4倍。同时林果业、畜牧
业也有了较快发展，到1957年底，生猪存栏量达到46.06万头， 比1949年增长5.2倍，畜牧业总产值达到4470万元，比1949 年增长72.84%。在工业生产上，专署成立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 商业改造委员会，顺利地进行了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1956年1月，12个行业直接过渡。1957年6月，改造 工作全部完成。在实行改组改造时，专署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 造委员会加强对手工业个体户的领导和教育，引导他们逐步走 上合作化的道路，让他们认识发展手工业、增加生产是合法的， 但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遵守法令，以免造成淡季无法安排劳动 力的困难。对于偷税、漏税、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进行了立即纠 正。1953年11月25日，临清市联社主任王化祥等4人作为特 邀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手工业合作会议。王化祥在会上 作了典型经验介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此经验向全国广播。会 议期间，朱德单独接见了临清代表。尽管聊城专区是农业区，专 暑设置工作机构至1957年仅有27个，人员编制干部155人，对 但工业的发展却是极为重视的。1952年聊城专区的工业生产 有：酿酒、酿造、食品、印刷、制革、火柴、农业机械、电力、加工日 用杂品10个行业，24个工广。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 发挥工业生产的主导作用，于1952年11月建立聊城专署实业 公司、管理全区的工业生产。至1956年3月，行业增加到12个， 工厂增加到37个.实业公司改为工业局。从1950年到1957年， 全区工业投资共计2270万元，比1949年新增企业492处，工业 总产值由1949年的1295万元增长到1957年的11470万元，为 1949年的9倍多。可以说，在“三大改造”中，聊城专区的工农业 生产蒸蒸日上，跨入了全省先进地、市的行列，提前完成了发展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69 亿元，比1949年增长84%。向国家提供了大宗粮食、棉花，支援 了国家经济建设。1956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5元，大
大高于山东省东部沿海地区，也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聊城、
临清二市的经济实力，城镇规模，都与潍坊、济宁不相上下。
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 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 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全区有2861人被错划为“右派分 子”,其中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和爱国人士占大多数，使他们蒙受 了不应有的打击和摧残。
1958年至1962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切实际的大 跃进变成触目惊心的“大跃退”。1958年6月，专署召开会议，传 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8月19日，专署印发关于组织各县 到外地开矿炼铁的初步方案，并确定在全区城乡普遍深入地宣 传钢铁生产的意义。9月19日，专署又石开各县电话会议，号召 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投入大炼钢铁的战斗。此后，高指 标、高产量等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开始出现。在所谓“大跃进”、“跑 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全区在9月份一个月之内把本 已超前尚未成熟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全部转成了“一大二公”的人 民公社，共计165处，取消个体经济和私人财产，创办起公共食 堂，实行供给制，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提出了“大干一百天， 实现水利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办不到，就是敢不 敢”、“大干苦干加巧干，保证每亩收一万(斤)”、“多炼钢铁，多流 汗，任务完不成，死守炉旁不罢战”等狂热口号，到处争放“生产 卫星”,原寿张县放出了亩产二万斤玉米卫星，阳谷县展开了一 棵三百斤的地瓜卫星 · 莘县摆出了大小工厂8406个，15天炼出 1500吨的钢铁卫星……,聊城专区放出的“卫星”最多，成了闻 名全国的“大跃进”典型。有不少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来这里参 观学习、开会座谈、走访慰向。1958年7月10日，以省委书记夏 征农为团长的省委赴聊城专区检查团到寿张检查工作，并在14
日召开的寿张全县社会主义建设群英大会上作了讲话；7月17 日至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到本区寿张、 高唐视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途经莘县时，还和该县正举行 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和三级干部会的全体人员见了 面；8月2日至9日，山东省委在寿张召开全省各县、市委第一 书记现场会，发动在全省搞生产大跃进运动；8月4日至14日，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徐建春、吕鸿宾，先后到寿张、高唐参观访问： 8月31日至9月2日，国家农业部在寿张召开山西、陕西、河南 河北、山东五省防虫现场会议；8月和11月，全国和山东省工业 现场会在高唐分别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高唐县工业的生产情 况，《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办企业星罗棋布》的社论。会后， 在全省乃至全国掀起一个学高唐、赶高唐，大办工业高潮；11月 3日，苏联专家博布鲁克 · 杨琴斯基一行8人，到寿张参观访 问；11月30日至12月1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行39人，在 队长于是之的率领下，到寿张慰问演出；等等。仅1958年，寿张 一县就接待了2万多人次的参观学习，安排了40多场次的大型 会议。高唐、寿张、范县还成立了人民公社联合社。 一批坚持原 则、实事求是的干部、群众被视为“右倾”、当作“白旗”被拨、被 批。1959年8月，在全区开展“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 主义的斗争，又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使“左”倾错误继续蔓延。 1960年在纠正这些“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时，又不能客 观地总结经验教训，过于追究某些人的个人责任，不适当地处理 调换了一部分干部的工作，同样造成了不良影响。直到1961年 7月，本区才开始对在1958年春进行的整风补课、拨白旗、反右 倾、农村“三反”、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受批判处分 的党内外干部进行甄别。1962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 1959年至1961年，由于“五风”的伤害，加之自然灾害和其他方 面的原因，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二五”期间全区工农业总产
值每年平均递减8.9%,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减7.5%, 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减8.8%,人均占有粮食由1956年的 533斤，下降到1961年的人均占有粮食139斤，农民均纯收入 由1956年的105元下降到1961年的35元。不少群众病饿而 死，大批农民外流谋生，仅1961年全区外出逃荒者就达10万多 人。客观地讲，从1958年到 1962 年，专署对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是相当重视的，先后下发了几个有关文件，调集12万精壮劳力， 兴建了根治黄河的重要工程一黄河位山水利枢纽工程；调集 62000名民兵，修建了京杭大运河聊城至临清段和位山六干渠 灌溉工程；苏联、波兰水利专家到聊城北杨集公社参观水利建设 工程；I9 个省市自治区和100个县的代表共255人于高唐县参 加全国地下水开发利用现场会期间，参观了该县的开发利用地 下水项目。还开展了全区性的土壤、林业资源普查工作的提水、 运输工具的改革，破获了一个妄图搞武装暴乱的反革命集团 — “中国反共和平军”,逮捕反动分子94人。
1962年春，本区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 方针，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地直机关企 事业共精简机构49个，下放人员4606名。1962年底统计，专署 设置工作机构25个。当年12月，专署还讨论修改了“关于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整社、生产等工作的初步经验”。从此，以贯彻中 共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和中央“农业六十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 社运动在全区展开。次年3月，在全区县以上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和国营企业，又开始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 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5月10日下发了《关于在生产大队、生产队深入开展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意见》,随后在聊城县堂邑区、临清县朱庄、大辛庄、 老赵庄等五个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还因地制宜地 研究制定了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1964
年3月，聊城县组织民工开挖护城河，疏浚运河，将黄河水引进 护城河，使护城河由死水变成活水，由咸水变为淡水。1965年 春，全区掀起了群众性的治涝改碱运动，共修筑各种台田、条田 各100多万亩，开挖排水沟13000多条。1965年，各县工农业总 产值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 全区工农业总产值77286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59823万元，工 业总产值17463万元，人均产值230.2元，这是聊城专区经济发 展最快的历史时期。从1963年到1965年，全区城乡经济和各项 事业都得到了定的恢复和发展。三年内，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平均 每年递增21.3%,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31%,农业总产值 平均每年递增15.9%,农民人均分配收入达到41元比1961年 增长17 . 1% .
从1966年5月开始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聊城地 区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经济政策上全部否定了三年调 整时期的正确政策，机械搬“大寨经验”,大割“资本主义尾巴”, 搞“穷过渡”,又一次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 的发展。1966年6月，专署根据省府和地委的指示精神，及时向 学校派出工作组，力图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继而，学校开 始批判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横扫 一切牛鬼蛇神”,矛头对准了一批知识分子，进行抄家和批斗。8 月5日，地委、专署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印发《关于撤销各中等学 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立即撤离学校。8月24 日，地委、专署又召开地直机关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和地直 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传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动员开展地 直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组织以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 论的形式“炮打专署司令部”,专署机关受到冲击。同时，本区“红 卫兵”纷纷走向社会，横扫“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 俗、旧习惯),还派出代表分两批赴京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接见，并有大批师生进行徒步“长征”,到全国各地串连。12月传 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自此始，农 村掀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农业生产遭受受严重破坏。1967年1 月中旬，各单位纷纷建立“文革”领导小组和群众“造反”组织，掀 起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浪潮，大批领导于部 遭受批斗，各级政府逐渐陷入瘫痪状态。3月12日，驻聊“造反 派”在新华广场召开由群众、干部、解放军“三结合”的夺权大会， 夺取了地委、专署的一切权力，宣告成立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 先后由朱品文(聊城军分区政委)、张身敬(专署机关群众组织代 表)任主任。原专署的领导干部成了批斗对象靠边站。同月，聊 城、阳谷、临清、冠县、高唐、东阿、茌平、莘县8县，先后建立了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4月，全区群众组织分成“炮轰派”和 “捍卫派”(即炮轰、捍卫“革委会”)两大派。两派群众采用大字 报、大辩论的方式互相攻击，并经常发生武斗，全区大乱。对于这 种局面，地区革命委员会没有去扭转。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6205部队、聊城军分奉命对地革委和各县县革委实行军管。这 对稳定当时局势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没有解决问题， 且也带来一些不良后果。1968年7月，充实调整了地革委，由崔 清福任地革委主任。8月，开展“大批判”,矛头对准了一批老千 部。同年年底，造反派头目、省革委常委彭士杰到本区莘县，推行 省革委主任王效禹的帮派思想，在全区掀起了“反复旧”运动，改 组了各级革委会， 一些参加革委会的老干部大部分调离，有的被 揪斗，有的被迫劳动改造，甚至扣发工资开除回家， 一批群众组 织的头头乘机进入各级革委会。1969年2月10日，地革委错误 地认为冠县“全面复辟”.统一组织了8县武装连联合开进冠县。 仅莘县一县就组织250余人的武装连前往冠县。以明抢、暗送、 利用职权发枪等形式获得人武部、公安局大批枪支弹药，挥霍国 家资金8万6千余元，粮食6万余斤。两派群众组织先后于冠县
县城、水泵厂、辛集、阳谷刘胡同、临清潘店和南陶大桥发生武斗 流血事件，动用了机枪和炸药包，共打死60余人，伤1000余人， 直接造成国家财产损失250余万元。是全省最大的打砸抢事件 之一。7月，地革委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对山东向题的批示，落 实省革委关于纠正“反复旧”错误的十条意见。在此基础上，于 1970年3月，省革委对地革委进行充实调整，地革委对各县县 革委也进行了充实调整。同年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运动相继展开，错误地把有一般历史向题和认识向题的干部、群 众打成反革命。全区中小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强调以社会为课 堂，以参加生产劳动代替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教学方法遭到破 坏，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聊城地 革委认真贯彻国务院指示精神，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认真抓了 对各项工作的整顿，各项工作出现的新的转机，如聊城针织厂建 成投产；聊城棉纺织厂开始筹建；聊城钟表厂试制成功“泰山牌” 手表；阳谷、临清县分别成为本区第一个粮食和棉花过《纲要》的 县；全区深入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建立健 全了生产小队三结合的科研小组，种好三田(种子田、试验田、丰 产田);等。1974年1月，“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聊城地 区各单位纷纷建立“批林批孔办公室”,拉山头、搞派性：策动“二 次夺权”,把矛头指向一大批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社会秩序 混乱，生产骤然下降。全区教育部门各中小学掀起“反回潮”运 动，大中专招生实行“社来社去”的办法，学校教学秩序和教育质 量受到严重影响。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其间聊城地区批派性，搞整顿，各项工作又有了明显好转。1976 年2月，“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聊城地革委 宣传了“四人帮”的许多讲话，推行了“文革”一套错误的东西，造
成群众思想混乱、生产停滞不前；安排了一些造反起家、帮派思 想严重和打砸抢分子，有的被提拨到领导岗位上来，造成干部队 伍不纯的严重后果。 I976 年底，全区有干部39749人，比1965 年底增加9864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聊城地区不从当地实 际出发，盲目建设“大寨县”,搞了许多“劳民伤财”的蠢事，仅 1976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阳谷县就耗费了500万元资 金，毁掉了上千亩菜地，这一年人均收入只有37.7元，超支欠款 达200多万元。结果，“大寨县”变成了“大债县”,广大农民的积 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聊城地区在遭受了 严重挫折的同时，也取得了一些基本成就。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 于广大千部群众的努力。1970年全国北方农业会议重新强调落 实了六十条；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进行了各方面的整顿。 特别是工业方面，在国家建设“大三线”、“小三线”方针指导下， 陆续从沿海迁到聊城一批骨千企业，如手表厂、电机厂、内燃机 厂、油泵油咀厂等，这在客观上奠定了聊城工业的基础。聊城当 地也较快发展了纺织工业，1978年全区纺织企业达28处，纱绽 10万枚，布机3000台，纺织工业产值达到1.2亿元，比1965年 增长186.5倍。但是从总体上、全局上看，“文革”期间聊城地区 经济是一个大的波折。
“文革”后的二年，聊城地区各级行政机关仍称革命委员会。 1978年7月10日，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聊城地区行政公 署。根据上级部署，聊城地区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取得很大成绩： 揭批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了与“四人帮”篡党夺 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摘掉了全区原划右派分子1547人的帽 子；等等。但是，由于受“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影响，形势没有出 现根本好转，经济上基本延续了文革期间的一套，因而是徘徊发 展的两年。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全区农业总产值年 平均递增速度仅为1.4%;工业总产值20年增长3.8倍；财政
状况一直未有好转。20年间全区共吃国家统销粮25.81亿斤， 花国家救济款8800万元，向国家贷款8350万元，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财政靠补贴”的四 靠地区，直到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只有46元，以致在 1975年被国家列为十大贫困地区之一。
第三节 建国后施政：一、从建国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施政纪实
1949年8月，中共华北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撤销了冀鲁像、 冀南等区，恢复河北、河南省建制，新建平原省；以冀鲁豫六专署 的聊城及城关区、东阿、博平、茌平，九专署的阳谷、寿张和冀南 区一专署的冠县、堂邑、莘县、清平，二专署的高唐等县组建聊城 专署，专员陶东岱，隶属平原省人民政府。临清划归河北省邯郸 专 属 。
建国初期，聊城专区各级政府同全区人民一道，经过三年的 艰苦努力，医治了战争的创作，恢复了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有 了很大的发展。1950年下半年，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来之不 易的新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这 一一运动中，全区有177万余人订立了爱国公约，有127万人在和 平宣言上签名：有5000余名青壮年参加国防建设；捐献飞机、大 炮款96亿元(旧币),送慰问袋2993个，写慰问信1500余封，捐 献书籍4000余册。同年，本区开始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对 临黄大堤如高培厚施工，至1958年结束，共计完成土方789.62 万立方 ·用工346.46万工日，总投资467.63万元。这是建国后 第一期大复堤工程。1951 年2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 命运动。聊城专区整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863人，破获反革命政 治特务案件16起，剿灭股匪、散匪72起，取缔反动会道门95 种，处理不法地主分子倒算活动1587起。春天，掀起了群众性的 “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爱国丰产植棉竞赛运动。专署组织地直
干部840余人分赴各县，督促棉花播种。7月下旬至8月上旬， 全区暴雨成灾，波及10县40个区2500余村.面积达286万亩。 倒房约4万间，死17人，伤55人，死伤牲口37头。专署随即发 动全区人民开展生产救灾运动。1951年12月下旬至1952年9 月，在全区相继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 动，清查出一批贪污分子。对斗争中发生的扩大错误，在定案处 理时作了纠正。1952年2月至10月，结合“三反”运动.在全区 工商界开展了“反行贿、反愉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 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 震慑了敌人，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群众的 政治觉悟，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 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群众监督和参与管理的制 度，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本年在9县526个自然村 遭受雹灾的情况下，农业仍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夏、秋两季，本区 直接受到中央和省府丰产奖励的有3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68 个长期互助组；53个个体户劳动农户；11个丰产村；10个国营 农场；共175个单位和农户。12月30日，中央农业部颁发嘉奖 令，奖励农业爱国丰产模范，公布本年度首批农业丰产受奖名 单。阳谷县石门宋乡宋长生农业社和宋长生本人受到奖励。1950 年至1954年4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对党员 进行了八项标准教育，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 风，提高了战斗力，为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 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53年至1957年，聊城专区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在 过渡时期的总线路，积极领导全区人民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7月 至8月23日，全区连降大雨，平均雨量500毫米以上.聊城县高 达877毫米，河决6条。全区被淹土560万亩，倒塌房屋48万
间 · 死153人，伤385人。是1937年以来雨量最大的一次。灾情 发生以后，专署领导同志深入到重灾区，带领全区人民奋力自 救。阳谷县迅速开展生产自救的经验和莘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的几条紧急措施，得到中共山东分局的充分肯定，并要求全省各 地灾地向他们学习。政府的正确领导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 众的积极性。从此，全区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土资源治理、 农田基本建设。如1954年7月20日黄河金堤滞洪区聊城专区 避洪工程竣工。此项工程共修筑村围埝243个，避水台68个，急 救台42个，可保护361个村庄5万人滞洪时的安全。又如当年 冬，全区广大农村普遍开展了以打井下泉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 设运动，并相继引进了一部分排灌机械等等。同时，农业合作化 运动在本区也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截止到1956年10 月，全区共有农业合作社4490处，入社农户约150万户，占总农 户的98%,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政 治热倩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不仅农业增产有了保证，而且农 村的许多工作比以前好做得多了。毛泽东主席对《阳谷县石门宋 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养猪报告》一文作了重要批示，指出：“阳谷县 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 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 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2头，共计2万头。这个合 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聊城专 区各级政府带领人民所做的这些工作，大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 展。全区粮食产量由1949 年125319万斤增长到1956年 169934万斤，农业人口人均占有粮食由1949年的447斤增长 到1956年533斤，全区棉花产量由1949年的3554万斤增长到 1957年的8655万斤，增长1.43倍。1957年全区有效灌溉面积 发展到107.17万亩，比1949年增长3.4倍。同时林果业、畜牧
业也有了较快发展，到1957年底，生猪存栏量达到46.06万头， 比1949年增长5.2倍，畜牧业总产值达到4470万元，比1949 年增长72.84%。在工业生产上，专署成立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 商业改造委员会，顺利地进行了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1956年1月，12个行业直接过渡。1957年6月，改造 工作全部完成。在实行改组改造时，专署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 造委员会加强对手工业个体户的领导和教育，引导他们逐步走 上合作化的道路，让他们认识发展手工业、增加生产是合法的， 但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遵守法令，以免造成淡季无法安排劳动 力的困难。对于偷税、漏税、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进行了立即纠 正。1953年11月25日，临清市联社主任王化祥等4人作为特 邀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手工业合作会议。王化祥在会上 作了典型经验介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此经验向全国广播。会 议期间，朱德单独接见了临清代表。尽管聊城专区是农业区，专 暑设置工作机构至1957年仅有27个，人员编制干部155人，对 但工业的发展却是极为重视的。1952年聊城专区的工业生产 有：酿酒、酿造、食品、印刷、制革、火柴、农业机械、电力、加工日 用杂品10个行业，24个工广。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 发挥工业生产的主导作用，于1952年11月建立聊城专署实业 公司、管理全区的工业生产。至1956年3月，行业增加到12个， 工厂增加到37个.实业公司改为工业局。从1950年到1957年， 全区工业投资共计2270万元，比1949年新增企业492处，工业 总产值由1949年的1295万元增长到1957年的11470万元，为 1949年的9倍多。可以说，在“三大改造”中，聊城专区的工农业 生产蒸蒸日上，跨入了全省先进地、市的行列，提前完成了发展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69 亿元，比1949年增长84%。向国家提供了大宗粮食、棉花，支援 了国家经济建设。1956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5元，大
大高于山东省东部沿海地区，也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聊城、
临清二市的经济实力，城镇规模，都与潍坊、济宁不相上下。
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 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 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全区有2861人被错划为“右派分 子”,其中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和爱国人士占大多数，使他们蒙受 了不应有的打击和摧残。
1958年至1962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切实际的大 跃进变成触目惊心的“大跃退”。1958年6月，专署召开会议，传 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8月19日，专署印发关于组织各县 到外地开矿炼铁的初步方案，并确定在全区城乡普遍深入地宣 传钢铁生产的意义。9月19日，专署又石开各县电话会议，号召 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投入大炼钢铁的战斗。此后，高指 标、高产量等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开始出现。在所谓“大跃进”、“跑 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全区在9月份一个月之内把本 已超前尚未成熟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全部转成了“一大二公”的人 民公社，共计165处，取消个体经济和私人财产，创办起公共食 堂，实行供给制，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提出了“大干一百天， 实现水利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办不到，就是敢不 敢”、“大干苦干加巧干，保证每亩收一万(斤)”、“多炼钢铁，多流 汗，任务完不成，死守炉旁不罢战”等狂热口号，到处争放“生产 卫星”,原寿张县放出了亩产二万斤玉米卫星，阳谷县展开了一 棵三百斤的地瓜卫星 · 莘县摆出了大小工厂8406个，15天炼出 1500吨的钢铁卫星……,聊城专区放出的“卫星”最多，成了闻 名全国的“大跃进”典型。有不少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来这里参 观学习、开会座谈、走访慰向。1958年7月10日，以省委书记夏 征农为团长的省委赴聊城专区检查团到寿张检查工作，并在14
日召开的寿张全县社会主义建设群英大会上作了讲话；7月17 日至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到本区寿张、 高唐视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途经莘县时，还和该县正举行 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和三级干部会的全体人员见了 面；8月2日至9日，山东省委在寿张召开全省各县、市委第一 书记现场会，发动在全省搞生产大跃进运动；8月4日至14日，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徐建春、吕鸿宾，先后到寿张、高唐参观访问： 8月31日至9月2日，国家农业部在寿张召开山西、陕西、河南 河北、山东五省防虫现场会议；8月和11月，全国和山东省工业 现场会在高唐分别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高唐县工业的生产情 况，《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办企业星罗棋布》的社论。会后， 在全省乃至全国掀起一个学高唐、赶高唐，大办工业高潮；11月 3日，苏联专家博布鲁克 · 杨琴斯基一行8人，到寿张参观访 问；11月30日至12月1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行39人，在 队长于是之的率领下，到寿张慰问演出；等等。仅1958年，寿张 一县就接待了2万多人次的参观学习，安排了40多场次的大型 会议。高唐、寿张、范县还成立了人民公社联合社。 一批坚持原 则、实事求是的干部、群众被视为“右倾”、当作“白旗”被拨、被 批。1959年8月，在全区开展“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 主义的斗争，又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使“左”倾错误继续蔓延。 1960年在纠正这些“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时，又不能客 观地总结经验教训，过于追究某些人的个人责任，不适当地处理 调换了一部分干部的工作，同样造成了不良影响。直到1961年 7月，本区才开始对在1958年春进行的整风补课、拨白旗、反右 倾、农村“三反”、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受批判处分 的党内外干部进行甄别。1962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 1959年至1961年，由于“五风”的伤害，加之自然灾害和其他方 面的原因，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二五”期间全区工农业总产
值每年平均递减8.9%,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减7.5%, 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减8.8%,人均占有粮食由1956年的 533斤，下降到1961年的人均占有粮食139斤，农民均纯收入 由1956年的105元下降到1961年的35元。不少群众病饿而 死，大批农民外流谋生，仅1961年全区外出逃荒者就达10万多 人。客观地讲，从1958年到 1962 年，专署对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是相当重视的，先后下发了几个有关文件，调集12万精壮劳力， 兴建了根治黄河的重要工程一黄河位山水利枢纽工程；调集 62000名民兵，修建了京杭大运河聊城至临清段和位山六干渠 灌溉工程；苏联、波兰水利专家到聊城北杨集公社参观水利建设 工程；I9 个省市自治区和100个县的代表共255人于高唐县参 加全国地下水开发利用现场会期间，参观了该县的开发利用地 下水项目。还开展了全区性的土壤、林业资源普查工作的提水、 运输工具的改革，破获了一个妄图搞武装暴乱的反革命集团 — “中国反共和平军”,逮捕反动分子94人。
1962年春，本区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 方针，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地直机关企 事业共精简机构49个，下放人员4606名。1962年底统计，专署 设置工作机构25个。当年12月，专署还讨论修改了“关于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整社、生产等工作的初步经验”。从此，以贯彻中 共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和中央“农业六十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 社运动在全区展开。次年3月，在全区县以上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和国营企业，又开始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 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5月10日下发了《关于在生产大队、生产队深入开展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意见》,随后在聊城县堂邑区、临清县朱庄、大辛庄、 老赵庄等五个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还因地制宜地 研究制定了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1964
年3月，聊城县组织民工开挖护城河，疏浚运河，将黄河水引进 护城河，使护城河由死水变成活水，由咸水变为淡水。1965年 春，全区掀起了群众性的治涝改碱运动，共修筑各种台田、条田 各100多万亩，开挖排水沟13000多条。1965年，各县工农业总 产值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 全区工农业总产值77286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59823万元，工 业总产值17463万元，人均产值230.2元，这是聊城专区经济发 展最快的历史时期。从1963年到1965年，全区城乡经济和各项 事业都得到了定的恢复和发展。三年内，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平均 每年递增21.3%,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31%,农业总产值 平均每年递增15.9%,农民人均分配收入达到41元比1961年 增长17 . 1% .
从1966年5月开始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聊城地 区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经济政策上全部否定了三年调 整时期的正确政策，机械搬“大寨经验”,大割“资本主义尾巴”, 搞“穷过渡”,又一次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 的发展。1966年6月，专署根据省府和地委的指示精神，及时向 学校派出工作组，力图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继而，学校开 始批判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横扫 一切牛鬼蛇神”,矛头对准了一批知识分子，进行抄家和批斗。8 月5日，地委、专署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印发《关于撤销各中等学 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立即撤离学校。8月24 日，地委、专署又召开地直机关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和地直 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传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动员开展地 直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组织以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 论的形式“炮打专署司令部”,专署机关受到冲击。同时，本区“红 卫兵”纷纷走向社会，横扫“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 俗、旧习惯),还派出代表分两批赴京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接见，并有大批师生进行徒步“长征”,到全国各地串连。12月传 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自此始，农 村掀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农业生产遭受受严重破坏。1967年1 月中旬，各单位纷纷建立“文革”领导小组和群众“造反”组织，掀 起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浪潮，大批领导于部 遭受批斗，各级政府逐渐陷入瘫痪状态。3月12日，驻聊“造反 派”在新华广场召开由群众、干部、解放军“三结合”的夺权大会， 夺取了地委、专署的一切权力，宣告成立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 先后由朱品文(聊城军分区政委)、张身敬(专署机关群众组织代 表)任主任。原专署的领导干部成了批斗对象靠边站。同月，聊 城、阳谷、临清、冠县、高唐、东阿、茌平、莘县8县，先后建立了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4月，全区群众组织分成“炮轰派”和 “捍卫派”(即炮轰、捍卫“革委会”)两大派。两派群众采用大字 报、大辩论的方式互相攻击，并经常发生武斗，全区大乱。对于这 种局面，地区革命委员会没有去扭转。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6205部队、聊城军分奉命对地革委和各县县革委实行军管。这 对稳定当时局势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没有解决问题， 且也带来一些不良后果。1968年7月，充实调整了地革委，由崔 清福任地革委主任。8月，开展“大批判”,矛头对准了一批老千 部。同年年底，造反派头目、省革委常委彭士杰到本区莘县，推行 省革委主任王效禹的帮派思想，在全区掀起了“反复旧”运动，改 组了各级革委会， 一些参加革委会的老干部大部分调离，有的被 揪斗，有的被迫劳动改造，甚至扣发工资开除回家， 一批群众组 织的头头乘机进入各级革委会。1969年2月10日，地革委错误 地认为冠县“全面复辟”.统一组织了8县武装连联合开进冠县。 仅莘县一县就组织250余人的武装连前往冠县。以明抢、暗送、 利用职权发枪等形式获得人武部、公安局大批枪支弹药，挥霍国 家资金8万6千余元，粮食6万余斤。两派群众组织先后于冠县
县城、水泵厂、辛集、阳谷刘胡同、临清潘店和南陶大桥发生武斗 流血事件，动用了机枪和炸药包，共打死60余人，伤1000余人， 直接造成国家财产损失250余万元。是全省最大的打砸抢事件 之一。7月，地革委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对山东向题的批示，落 实省革委关于纠正“反复旧”错误的十条意见。在此基础上，于 1970年3月，省革委对地革委进行充实调整，地革委对各县县 革委也进行了充实调整。同年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运动相继展开，错误地把有一般历史向题和认识向题的干部、群 众打成反革命。全区中小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强调以社会为课 堂，以参加生产劳动代替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教学方法遭到破 坏，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聊城地 革委认真贯彻国务院指示精神，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认真抓了 对各项工作的整顿，各项工作出现的新的转机，如聊城针织厂建 成投产；聊城棉纺织厂开始筹建；聊城钟表厂试制成功“泰山牌” 手表；阳谷、临清县分别成为本区第一个粮食和棉花过《纲要》的 县；全区深入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建立健 全了生产小队三结合的科研小组，种好三田(种子田、试验田、丰 产田);等。1974年1月，“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聊城地 区各单位纷纷建立“批林批孔办公室”,拉山头、搞派性：策动“二 次夺权”,把矛头指向一大批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社会秩序 混乱，生产骤然下降。全区教育部门各中小学掀起“反回潮”运 动，大中专招生实行“社来社去”的办法，学校教学秩序和教育质 量受到严重影响。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其间聊城地区批派性，搞整顿，各项工作又有了明显好转。1976 年2月，“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聊城地革委 宣传了“四人帮”的许多讲话，推行了“文革”一套错误的东西，造
成群众思想混乱、生产停滞不前；安排了一些造反起家、帮派思 想严重和打砸抢分子，有的被提拨到领导岗位上来，造成干部队 伍不纯的严重后果。 I976 年底，全区有干部39749人，比1965 年底增加9864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聊城地区不从当地实 际出发，盲目建设“大寨县”,搞了许多“劳民伤财”的蠢事，仅 1976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阳谷县就耗费了500万元资 金，毁掉了上千亩菜地，这一年人均收入只有37.7元，超支欠款 达200多万元。结果，“大寨县”变成了“大债县”,广大农民的积 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聊城地区在遭受了 严重挫折的同时，也取得了一些基本成就。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 于广大千部群众的努力。1970年全国北方农业会议重新强调落 实了六十条；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进行了各方面的整顿。 特别是工业方面，在国家建设“大三线”、“小三线”方针指导下， 陆续从沿海迁到聊城一批骨千企业，如手表厂、电机厂、内燃机 厂、油泵油咀厂等，这在客观上奠定了聊城工业的基础。聊城当 地也较快发展了纺织工业，1978年全区纺织企业达28处，纱绽 10万枚，布机3000台，纺织工业产值达到1.2亿元，比1965年 增长186.5倍。但是从总体上、全局上看，“文革”期间聊城地区 经济是一个大的波折。
“文革”后的二年，聊城地区各级行政机关仍称革命委员会。 1978年7月10日，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聊城地区行政公 署。根据上级部署，聊城地区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取得很大成绩： 揭批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了与“四人帮”篡党夺 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摘掉了全区原划右派分子1547人的帽 子；等等。但是，由于受“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影响，形势没有出 现根本好转，经济上基本延续了文革期间的一套，因而是徘徊发 展的两年。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全区农业总产值年 平均递增速度仅为1.4%;工业总产值20年增长3.8倍；财政
状况一直未有好转。20年间全区共吃国家统销粮25.81亿斤， 花国家救济款8800万元，向国家贷款8350万元，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财政靠补贴”的四 靠地区，直到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只有46元，以致在 1975年被国家列为十大贫困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