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清时期施政

晚清时期的东昌府，与山东其它府州相比可算得上繁荣昌 盛。当时因运河的畅通，东昌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  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沿河建有“山陕”、“江西”、 “苏州”、“武林”、“赣州”等商人会馆多处，两岸街道繁荣，河中桅  樯如林。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里开始萌 芽，并遵循着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着。可是，随着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打开后，外国商品涌进东 昌，而东昌大量的原料和白银源源流往国外，这就严重打击了东 昌手工业，并刺激了东昌农业的商品化，使封建的自然经济加速 解体。同时在外国资本控制下，东昌经济结构向半殖民地方向演 变，使东昌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从知府到州县官及乡 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剥削网，在它笼罩之下， 一切沉重的负担最 后都落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贫苦人民身上。基层的人民群众，在 重重的苛捐杂税之外，还承担封建徭役的压迫。清末在形式上用 征收“地丁”(人口税)代替差徭，但实际上劳动人民仍被强迫从 事各种无偿的劳役，而且地方官吏利用拉差对人民进行敲诈勒 索。这种敲诈勒索是在血腥的刺刀下进行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伴 随着野蛮的政治迫害。除了各地监狱外，从府署到州县，大大小 小的官府衙门，以至豪绅府宅，都有变相的牢房，还有遍布各地
的所谓“待质公所”一类的拘留所。许多无辜的人民被加上“土 匪”、“盗贼”、“奸民”、“暴民”的罪名，投进了黑暗的牢房，遭受各 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在各地的“待质公所”里，“无罪之拘留，苦更 加于监禁”,“问官不即审结，弥月经年，饥寒交迫，疫疬频生，家 人不许通问，差役横加需索，稍不遂意，即加凌虐”,其凌虐“皆属 不可思议，被押者多至瘐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853年，临清、连镇、冯官屯、 高唐州一带不断发生“民变”、“抗租”、“奴变”运动。1854年2月 27日，太平军北伐援军黄生才、曾立昌等率领的太平军至张秋 镇，斩管河主簿史荣增、寿东主簿韩怡等，当地平民3000余人响 应。28日，太平军前锋抵聊城周家店，因东昌有备，遂挥兵西进。 29日傍晚克阳谷县城，斩知县文颖、典吏徐风喈等。3月4日，黄 生才带领太平军智取临清城，清廷限期胜保，崇恩夺回。后太平 军因粮草缺乏，被迫弃城南撤。4月2日，太平军又包围临清城， 时已发展至五、六万人。朝城李燕、李兆庚等所部五百余人，假扮  太平军攻入县城，杀死知县、烧毁衙署，释放囚犯。东阿、阳谷、巨 野、金乡等地农民起义与之相呼应。4月10日，清廷以崇恩接山 东巡抚，并调胜保所部清军赴临清共同防守。4月13日，北伐援 军攻克临清继续北上，为清军所阻，转而南撤。23 日，临清复为 清军胜保所得，北伐援军退至冠县。28日，黄生才在观城下孔家 集被清军所俘，不久遇害。5月2日，李开芳率太平天国北伐六 百骑兵由边镇突围，攻占高唐，知州魏文翰领兵反扑大败，投井 自尽，清军胜保率所部几万人围困高唐。8月，在清政府催逼下， 胜保督率清兵扎营于高唐城下，修筑炮台，炮轰太平军，但毫无 成效。清政府以胜保“帅老无功”,革其职，督令继续攻城。1855 年2月，胜保因久攻高唐不下，被逮京问罪。清廷命僧格林沁攻 高唐。3月17日，高唐为清军所夺，李开芳率余部800余人突围 至冯官屯，被僧格林沁骑兵一万多人包围，崇恩也带清军与僧军
合围。5月.僧格林沁与崇恩派民夫于冯官屯周转筑墙挖沟，引  水灌淹太平军 · 屯内水深四、五尺，李开芳等因“粮草火药尽湿”、 “柴料渐乏”,不能再守.以诈降突围未成。将士大部牺牲，李亦于  28日被俘，不久在北京遇害。1860年12月，捻军活动频繁，清廷  恐慌，命僧格林沁督兵于18日驰抵东昌布防。本年、鲁北、鲁西 北二十余县发生抗粮抗漕斗争。冠县八卦教杨太及其子杨朋岭、 其侄杨四为首，造绿旗为号举行起义。黑旗宋景诗、红旗张玉怀、 白旗李丹简、黄旗老奶奶等揭竿响应，共万余人与捻军配合活动  于冠县赵庄、韩庄、清水镇及冠、馆交界处热儿庄一带。
外国侵略者在“自由传教”的借口下，还向东昌陆续派来了 30多名洋教士，教堂遍布东昌州县。东昌知府从朱锦琮到程绳 武共16任，无一任知府反对，却纵容支持。1865年6月，清政府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驻东昌。崇厚调“洋枪”队驻阿城，命英国天津 税务司贝格、民日斯为正副教官。1887年，冠县梨园屯天主教徒 在德国神父促使下拆建教堂，激起民愤，形成“十八魁”拆庙、宫 府镇压群众护庙，山东巡抚派兵进驻梨园屯。此时阎书勤率领拳 民起义 ·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广大群众同外国教堂和依仗洋教堂 势力为非作歹的坏人的矛盾极为尖锐。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 张汝梅于奏折说：“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年多一年，往往趁 商贾墟市之场，约期聚会，比较拳勇，名日亮拳。”(《义和团档案 史料》上册，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15页)所谓“拳民”,以练拳为名形成与教会为敌，并与官府为敌 的组织。义和团众多为寿张、聊城、临清、清平、茌平以至高唐、恩 县等县之人。这时南北运输已主要转移到海运，失业船工、搬运 夫和运河附近其他生计上受到打击的劳动人民，为义和团提供 了骨干分子、义和团首领朱红灯(茌平人)闻讯平原岗子李庄教 民李金榜仗势欺压拳民李长水，知县蒋楷祖教抑民，将义和拳民 6人无端逮捕 ·他立即率二三百人的武装部队前往援救，打败了
前去镇压的大批清军，接着又在森罗殿大败济南府派去的清军， 并打出去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大旗。义和拳的兴起和壮大， 使得帝国生义及其走狗又急又怕。山东巡抚毓贤采取剿、抚并用  之策，一面承认义和拳“合法”,建议清廷将平原县令蒋楷革职， 一面又催促清政府重兵镇压，并卑鄙地诱杀了朱红灯。在官方抄 获的朱红灯数十封信件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这样 的话。当时，东昌知府及所辖各州县职官最害怕在自己治下发生 大规模造反，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朝廷的惩罚首先落到自 己头上。因此在火势难以扑灭时，他们宁愿苟且偷安，用安抚政 策把火包起来。这样，义和团的发展就更迅猛了。慈禧太后虽然 很赏识毓贤，但是不敢违抗洋人的旨意。上谕申诉毓贤对“红拳 会”弹压不力，“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 存偏袒，似此日久必致滋事端”。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在戊戌 政变中起了主要作用的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率新建陆 军7000人赶赴山东，表示“必将义和团匪类尽行剿绝”,他建议 再次调洪用舟任东昌知府，接着抓住肥城教案，便在东昌府所辖 各地大肆捕杀义和团众，新首领王立言等人牺牲。但是袁世凯的 血腥镇压，并不能扑灭义和团运动的烈火。到了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义和团活动的中心渐渐地从东昌府一带转移到直隶 省。
1901年，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是废科举、兴学  堂、奖励实业、编练新军等。1906年，清廷下达“预备仿行立宪” 的谕旨，宣布筹办地方自治，并设立中央资政院，作为筹备立宪  的准备。东具府推行的“新政”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振兴商   务、奖励实业。如高唐知州周家齐带头创办“工艺局”,将东洋人  力织机，改变土法工艺织平白布、毛巾等。二、兴办新式学堂，提   倡社会教育。如聊城启文书院改为东昌府官立中学堂。临清知  州庄洪烈创办临溥直隶州官立学堂，聘请中西教习各一人；临清
知州张承 设阅书所和阅报所于文昌宫，进行社会教育。三、编  练新军.创办巡警。到1902年，东昌卫衙、卫兵一律裁撤。东昌  营改府小队子，县设巡警局，外设保甲局，专管编制各县保甲，安  设门牌。次年5月，遵照山东巡抚奏准，临清营制兵一律裁撤，改  练巡警，即选警兵40名调省操练。四、成立咨议机构，筹办地方  自治。1907年，东昌府所辖各县奉令设立“自治研究所”,招收学  员，学习“自治”知识，筹备地方“自治”事宜。1909年6月举行咨  议局议员选举，本府选入议员11人。由于整个封建制度已经腐 朽，各项新政的推行效果都很差，且生出许多弊端。首先，各级封 建官僚把办新政看成是委官放缺、安插亲信的好机会。例如，聊  城县、东阿县、寿张县知县随同自己来去的幕宾、家丁比以前就  增加了近1倍。闻名全省的临清劝学堂，仅管理人员就有总董、 会办、监督、副监督、检学、稽查等等名目。其次，所办新政，空耗  巨资，有名无实者居多。县城巡警，“多有循规矩者，或当岗低唱， 或与人闲谈，长官过而不知立正，岗灯暗而不令光明，遇车辆拥 挤并不设法解散以至堵塞街市有碍行人，大率漫不经心，形同木  偶。”正如山东巡抚吴廷斌叹道：“公家岁糜经费十余万，而设此 有名无实之巡警”,“安望小有补于政治乎?”(《山东官报》光绪三  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再次，名目繁多的新政，无一不需巨额经 费，经费的来源主要又靠地丁、漕粮、盐课、杂税、厘金等项，加重  征收，提高银价，加添新税，借端搜刮。
1911年，度支部饬令山东暂停征收赈捐，统归江皖收办。而 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山东省赈灾实为岁入大宗， ……减此一项收 人，即少十余万巨款”为由，请求度支部仍许其继续征收，以便借 机搜刮百姓。义和团被镇压后多年，省抚部院忽又派员分赴东昌 所辖各州县，将义和团所有“乱民”的财产收归官有。从1901年 后起，东昌辖区几乎年年有水灾。据统计，1909年大水灾，袭击 了一州七县。1910年灾区面积达一百八十多万亩。在灾情逐年
加重的情况下，政府有仍“越限加税，日事敲比”。这就激起了农  民的一次次反抗斗争。山东大吏往来文牍中，时常出现东昌的  “匪情”。1908年1月，临清附近起义军数百人揭竽而起，反贪污  吏，杀富济贫，地方官束手无策。1909年，冠县王云、冯保、焦二、 杨八郎等聚众数百人反清，后被官府“招抚”。不久，又反叛官府。 省抚部院以众多兵力分扎“多匪之区”。“东昌匪踪迹飘忽，聚散  无常，该属一州九县纵横三、四百里，几乎节节设防”。(《山东官  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晚清时期的东昌府，与山东其它府州相比可算得上繁荣昌 盛。当时因运河的畅通，东昌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  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沿河建有“山陕”、“江西”、 “苏州”、“武林”、“赣州”等商人会馆多处，两岸街道繁荣，河中桅  樯如林。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里开始萌 芽，并遵循着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着。可是，随着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打开后，外国商品涌进东 昌，而东昌大量的原料和白银源源流往国外，这就严重打击了东 昌手工业，并刺激了东昌农业的商品化，使封建的自然经济加速 解体。同时在外国资本控制下，东昌经济结构向半殖民地方向演 变，使东昌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从知府到州县官及乡 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剥削网，在它笼罩之下， 一切沉重的负担最 后都落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贫苦人民身上。基层的人民群众，在 重重的苛捐杂税之外，还承担封建徭役的压迫。清末在形式上用 征收“地丁”(人口税)代替差徭，但实际上劳动人民仍被强迫从 事各种无偿的劳役，而且地方官吏利用拉差对人民进行敲诈勒 索。这种敲诈勒索是在血腥的刺刀下进行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伴 随着野蛮的政治迫害。除了各地监狱外，从府署到州县，大大小 小的官府衙门，以至豪绅府宅，都有变相的牢房，还有遍布各地

的所谓“待质公所”一类的拘留所。许多无辜的人民被加上“土 匪”、“盗贼”、“奸民”、“暴民”的罪名，投进了黑暗的牢房，遭受各 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在各地的“待质公所”里，“无罪之拘留，苦更 加于监禁”,“问官不即审结，弥月经年，饥寒交迫，疫疬频生，家 人不许通问，差役横加需索，稍不遂意，即加凌虐”,其凌虐“皆属 不可思议，被押者多至瘐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853年，临清、连镇、冯官屯、 高唐州一带不断发生“民变”、“抗租”、“奴变”运动。1854年2月 27日，太平军北伐援军黄生才、曾立昌等率领的太平军至张秋 镇，斩管河主簿史荣增、寿东主簿韩怡等，当地平民3000余人响 应。28日，太平军前锋抵聊城周家店，因东昌有备，遂挥兵西进。 29日傍晚克阳谷县城，斩知县文颖、典吏徐风喈等。3月4日，黄 生才带领太平军智取临清城，清廷限期胜保，崇恩夺回。后太平 军因粮草缺乏，被迫弃城南撤。4月2日，太平军又包围临清城， 时已发展至五、六万人。朝城李燕、李兆庚等所部五百余人，假扮  太平军攻入县城，杀死知县、烧毁衙署，释放囚犯。东阿、阳谷、巨 野、金乡等地农民起义与之相呼应。4月10日，清廷以崇恩接山 东巡抚，并调胜保所部清军赴临清共同防守。4月13日，北伐援 军攻克临清继续北上，为清军所阻，转而南撤。23 日，临清复为 清军胜保所得，北伐援军退至冠县。28日，黄生才在观城下孔家 集被清军所俘，不久遇害。5月2日，李开芳率太平天国北伐六 百骑兵由边镇突围，攻占高唐，知州魏文翰领兵反扑大败，投井 自尽，清军胜保率所部几万人围困高唐。8月，在清政府催逼下， 胜保督率清兵扎营于高唐城下，修筑炮台，炮轰太平军，但毫无 成效。清政府以胜保“帅老无功”,革其职，督令继续攻城。1855 年2月，胜保因久攻高唐不下，被逮京问罪。清廷命僧格林沁攻 高唐。3月17日，高唐为清军所夺，李开芳率余部800余人突围 至冯官屯，被僧格林沁骑兵一万多人包围，崇恩也带清军与僧军

合围。5月.僧格林沁与崇恩派民夫于冯官屯周转筑墙挖沟，引  水灌淹太平军 · 屯内水深四、五尺，李开芳等因“粮草火药尽湿”、 “柴料渐乏”,不能再守.以诈降突围未成。将士大部牺牲，李亦于  28日被俘，不久在北京遇害。1860年12月，捻军活动频繁，清廷  恐慌，命僧格林沁督兵于18日驰抵东昌布防。本年、鲁北、鲁西 北二十余县发生抗粮抗漕斗争。冠县八卦教杨太及其子杨朋岭、 其侄杨四为首，造绿旗为号举行起义。黑旗宋景诗、红旗张玉怀、 白旗李丹简、黄旗老奶奶等揭竿响应，共万余人与捻军配合活动  于冠县赵庄、韩庄、清水镇及冠、馆交界处热儿庄一带。

外国侵略者在“自由传教”的借口下，还向东昌陆续派来了 30多名洋教士，教堂遍布东昌州县。东昌知府从朱锦琮到程绳 武共16任，无一任知府反对，却纵容支持。1865年6月，清政府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驻东昌。崇厚调“洋枪”队驻阿城，命英国天津 税务司贝格、民日斯为正副教官。1887年，冠县梨园屯天主教徒 在德国神父促使下拆建教堂，激起民愤，形成“十八魁”拆庙、宫 府镇压群众护庙，山东巡抚派兵进驻梨园屯。此时阎书勤率领拳 民起义 ·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广大群众同外国教堂和依仗洋教堂 势力为非作歹的坏人的矛盾极为尖锐。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 张汝梅于奏折说：“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年多一年，往往趁 商贾墟市之场，约期聚会，比较拳勇，名日亮拳。”(《义和团档案 史料》上册，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15页)所谓“拳民”,以练拳为名形成与教会为敌，并与官府为敌 的组织。义和团众多为寿张、聊城、临清、清平、茌平以至高唐、恩 县等县之人。这时南北运输已主要转移到海运，失业船工、搬运 夫和运河附近其他生计上受到打击的劳动人民，为义和团提供 了骨干分子、义和团首领朱红灯(茌平人)闻讯平原岗子李庄教 民李金榜仗势欺压拳民李长水，知县蒋楷祖教抑民，将义和拳民 6人无端逮捕 ·他立即率二三百人的武装部队前往援救，打败了

前去镇压的大批清军，接着又在森罗殿大败济南府派去的清军， 并打出去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大旗。义和拳的兴起和壮大， 使得帝国生义及其走狗又急又怕。山东巡抚毓贤采取剿、抚并用  之策，一面承认义和拳“合法”,建议清廷将平原县令蒋楷革职， 一面又催促清政府重兵镇压，并卑鄙地诱杀了朱红灯。在官方抄 获的朱红灯数十封信件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这样 的话。当时，东昌知府及所辖各州县职官最害怕在自己治下发生 大规模造反，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朝廷的惩罚首先落到自 己头上。因此在火势难以扑灭时，他们宁愿苟且偷安，用安抚政 策把火包起来。这样，义和团的发展就更迅猛了。慈禧太后虽然 很赏识毓贤，但是不敢违抗洋人的旨意。上谕申诉毓贤对“红拳 会”弹压不力，“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 存偏袒，似此日久必致滋事端”。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在戊戌 政变中起了主要作用的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率新建陆 军7000人赶赴山东，表示“必将义和团匪类尽行剿绝”,他建议 再次调洪用舟任东昌知府，接着抓住肥城教案，便在东昌府所辖 各地大肆捕杀义和团众，新首领王立言等人牺牲。但是袁世凯的 血腥镇压，并不能扑灭义和团运动的烈火。到了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义和团活动的中心渐渐地从东昌府一带转移到直隶 省。

1901年，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是废科举、兴学  堂、奖励实业、编练新军等。1906年，清廷下达“预备仿行立宪” 的谕旨，宣布筹办地方自治，并设立中央资政院，作为筹备立宪  的准备。东具府推行的“新政”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振兴商   务、奖励实业。如高唐知州周家齐带头创办“工艺局”,将东洋人  力织机，改变土法工艺织平白布、毛巾等。二、兴办新式学堂，提   倡社会教育。如聊城启文书院改为东昌府官立中学堂。临清知  州庄洪烈创办临溥直隶州官立学堂，聘请中西教习各一人；临清

知州张承 设阅书所和阅报所于文昌宫，进行社会教育。三、编  练新军.创办巡警。到1902年，东昌卫衙、卫兵一律裁撤。东昌  营改府小队子，县设巡警局，外设保甲局，专管编制各县保甲，安  设门牌。次年5月，遵照山东巡抚奏准，临清营制兵一律裁撤，改  练巡警，即选警兵40名调省操练。四、成立咨议机构，筹办地方  自治。1907年，东昌府所辖各县奉令设立“自治研究所”,招收学  员，学习“自治”知识，筹备地方“自治”事宜。1909年6月举行咨  议局议员选举，本府选入议员11人。由于整个封建制度已经腐 朽，各项新政的推行效果都很差，且生出许多弊端。首先，各级封 建官僚把办新政看成是委官放缺、安插亲信的好机会。例如，聊  城县、东阿县、寿张县知县随同自己来去的幕宾、家丁比以前就  增加了近1倍。闻名全省的临清劝学堂，仅管理人员就有总董、 会办、监督、副监督、检学、稽查等等名目。其次，所办新政，空耗  巨资，有名无实者居多。县城巡警，“多有循规矩者，或当岗低唱， 或与人闲谈，长官过而不知立正，岗灯暗而不令光明，遇车辆拥 挤并不设法解散以至堵塞街市有碍行人，大率漫不经心，形同木  偶。”正如山东巡抚吴廷斌叹道：“公家岁糜经费十余万，而设此 有名无实之巡警”,“安望小有补于政治乎?”(《山东官报》光绪三  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再次，名目繁多的新政，无一不需巨额经 费，经费的来源主要又靠地丁、漕粮、盐课、杂税、厘金等项，加重  征收，提高银价，加添新税，借端搜刮。

1911年，度支部饬令山东暂停征收赈捐，统归江皖收办。而 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山东省赈灾实为岁入大宗， ……减此一项收 人，即少十余万巨款”为由，请求度支部仍许其继续征收，以便借 机搜刮百姓。义和团被镇压后多年，省抚部院忽又派员分赴东昌 所辖各州县，将义和团所有“乱民”的财产收归官有。从1901年 后起，东昌辖区几乎年年有水灾。据统计，1909年大水灾，袭击 了一州七县。1910年灾区面积达一百八十多万亩。在灾情逐年

加重的情况下，政府有仍“越限加税，日事敲比”。这就激起了农  民的一次次反抗斗争。山东大吏往来文牍中，时常出现东昌的  “匪情”。1908年1月，临清附近起义军数百人揭竽而起，反贪污  吏，杀富济贫，地方官束手无策。1909年，冠县王云、冯保、焦二、 杨八郎等聚众数百人反清，后被官府“招抚”。不久，又反叛官府。 省抚部院以众多兵力分扎“多匪之区”。“东昌匪踪迹飘忽，聚散  无常，该属一州九县纵横三、四百里，几乎节节设防”。(《山东官  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