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地区位于山东省西部，地处北纬35°47.至37*02,东 经115°16'至116°32'之间。西靠漳卫河，与河北省邢台，邯郸地 区隔水相望；南依金堤河，与河南省濮阳市为邻；东南滨黄河，与 菏泽、济宁、济南分界；北部、东北部与德州地区接壤；古运河纵 贯南北，徒骇河、马颊河从西南流向东北。全区南北长159公里， 东西宽114公里，总面积为8590平方公里。本区现辖聊城、临 清、阳谷、莘县、冠县、高唐、茌平、东阿8个县市。
这里为华夏部落，新石器时期人们已经在此定居、蕃衍生 息，属“龙山文化”的支系，是中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同时地 势扼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洪武年间改东昌府，并将宋筑土 城改建为砖城。明嘉靖四年(公元1515年),李廷桐撰《重修东昌 府记略》中，对城池的记载有：“周七里有奇，崇尺卅有五，涧杀尺 卅有五，为门凡四：东曰“春熙”,西曰“清远”,南曰“正德”,北曰 “宜武”。城上登望之楼、凡二十有七，前代所谓“绿云”“望岳”二 楼焉。楼卒之舍四十有八。每门有水门、吊桥、涵洞垠门，池深二 十尺，广加十尺，盖皆拓而新生。”此文介绍城高池深，布列严密， 易守难攻，故当时有能陷不失的凤凰城之说。而后洪武七年，用 修城余木于城中央建筑鼓楼，即今之光岳楼。明朝对运河继续做 了治理，使载重千石的漕船能顺利通过。清乾隆年间漕运达到鼎 盛时期，东昌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 也。”临清则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素有“小天津”之称。时在聊 城、临清经商者多为江南人与秦晋人，以通济闸为中心，沿河两 岸有“山陕”、“苏州”、“江西”等商人会馆，其辉煌壮丽以山陕会 馆为最。东昌府为清皇帝巡幸之地。康熙从公元1689年到1709
年共来聊城4次。乾隆从公元1748年到1790年共来聊城9次。 画师把聊城的城池、大运河、光岳楼、铁塔寺制成大幅写生画，列 入《南巡盛典》 一书。此兴隆繁盛一直延续到清咸丰四年(公元 1854年)运河滞停为止，共达400多年。在此期间，聊城文运大 开，满城书院林立，鸿儒相卿连翩鹊起，举人150名，进士54人， 状元2人。傅以渐顺治三年官至户部尚书。任克溥顺治六年中 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世称任、邓、朱、傅、耿。清代藏书楼之首的 “海源阁”耸立于聊城。明清两代东昌府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 位，在某些方面胜过济南府。
由于鸦片战争期间国家军费开支增加，战后付出巨量赔款， 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到了农民群众身上，再加上从道光二十一年 (1841年)起连续三年的黄河三次决口，给聊城地区人民带来了 沉重的灾难。统治者自己也承认，封建官僚机构已不能做任何对 人民有利的事。两江总督蓍英在道光二十三年上皇帝密折中说： “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 ……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 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内不自安，何暇攘外?”他又说： “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良民与莠民亦成水火”。他把这种 现象的产生说成是由于坏官员造成的，但他承认“好”的官员实 在很难找到。他所说的实际上是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尖锐 的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是封建统治者自己解决不了的。道光 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只好批道：“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朕翻阅 再三，信觉可叹可恨!”(《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第291——293 页)当然，他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被压迫的农民大众为解决 这个矛盾站起来了。鸦片战争后，聊城地区农民骚动以聚众抗 粮、持械戕官等各种形式零星地爆发，各种不同名目的秘密结社 在农民和其它劳动群众中十分活跃。特别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 动的发生，阳谷、朝城、莘县、冠县、临清等地人民纷纷起义响应； 茌平、东阿、聊城等地百姓则结成捻党，配合太平军作战，在鲁西
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1860年，莘县、冠县、堂邑等地 农民先后举行了抗粮抗漕斗争，揭开了鲁西北白莲教大起义的 序幕。先是杨泰领导白莲教分支——八卦教首先在冠县七星韩 庄起义，组成了绿、蓝、红、白、黑五大旗。张善继在邱县、临清交 界的侯家庄起而响应，竖起了绿、黄、红、白、黑五大旗。另外鲁西 北还有所谓“杂八旗”等。堂邑刘官庄贫民出身的宋景诗领五大 旗中的黑旗军，这是白莲教中实力最强的一支。1861年3月，冠 县义军挑选18条好汉化装进城，胜利地进行了劫牢反狱、开仓 放粮斗争。此后，冠、邱两支义军联合鲁西北长枪会，打出“替天 行道”,劫富济贫的大旗，对清军展开了进攻。从3月初至4月中 旬，各路义军接连打下了冀鲁两省13座县城、数十个重镇，围困 东昌府等许多城池，起义队伍发展到5万多人，杨泰、张善继分 别在冠县、邱县称帝，鲁西与直隶交界的大片土地成了起义军的 天下。白莲教起义引起了清王朝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咸丰急令山 东巡抚谭廷襄、兵部侍郎胜保率兵镇压。在强敌之下，起义军损 失严重，所占城镇相继丢去，杨泰、张善继战死。在胜保等人的威 逼引诱下，黑旗军战斗力大大削弱。为了保存这支队伍，宋景诗 同意为清军收编。10月，宋景诗乘胜保返京为咸丰奔丧之机，联 合黄河南捻军、长枪会及其他农民军约1500人，向留驻鲁西北 的清军发起进攻，连克莘县、范县、朝城、观城4县，围攻冠县4 昼夜。这时从世钦也在莘县延营竖起新的五大旗响应，后来也遭 清军镇压。胜保返回鲁西北后，黑旗军再被改编，并被强力挟持 去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宋景诗主动与回民起义军取得联系，表示 互不相犯。1862年，宋景诗率黑旗军返回鲁西北，与张锡珠、张 玉环等人发动的鲁西北第二次农民大起义相配合，攻冠县、堂 邑、莘县、聊城，取岗屯、柳林、范寨，处死罪恶昭彰的地主王二 香、叛徒王占鳌和杨呜谦等人，并多次大败清军僧格林沁所部。 后来清军借助洋枪洋炮镇压起义军，黑旗军兵分两支流动作战。
不久，活动在清平、高唐一带的一支黑旗军首领杨殿乙被俘牺 牲，宋景诗收复岗屯的计划落空，退到皖北加入了捻军。在白莲 教大起义中，宋景诗率领的黑旗军转战鲁西北，打击封建势力， 重创和牵制了大批清军，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和捻军作战。19 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人民掀起了 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大刀 会等民间秘密结社组织。1886年，冠县以阎书勤为首的十八魁 就联合梅花拳师赵三多进行了反抗法国传教士梁宗明强行拆毁 梨园屯玉皇庙建天主教堂的斗争。1896年，冠县义和拳众已达 数千人。1897年，临清群众千余与教民发生冲突，赵三多率领义 和拳众在冠县蒋军庄祭旗起义，攻打红桃园教堂，竖起了“助清 灭洋”的旗帜，义和团运动的烈火在鲁西北点燃起来。高唐、茌平 遍布义和拳坛口，仅茌平一县练拳场即达800余处，几乎是村村 设坛，户户入团，人人练拳。各地义和拳相互支援，协同作战。 1899年，平原岗子李庄教民李金榜仗势欺压拳民李长水，知县 蒋楷袒教抑民，将义和拳民6人无端逮捕，茌平、禹城义和拳首 领朱红灯、杨照顺(又名心诚和尚)立即应邀前往援救，打败了前 去镇压的大批清军，接着又在森罗殿大败济南府派去的清军，并 打出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大旗。义和拳的兴起和壮大，使得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又急又怕。山东巡抚毓贤采取剿、抚并用之 策， 一面承认义和拳“合法”,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建议清廷将 平原县令蒋楷革职， 一面又催促清政府重兵镇压，并卑鄙地诱杀 了朱红灯、杨照顺。1899年，清政府改袁世凯任山东巡抚。袁世 凯率新建陆军7000人赶赴山东，表示“必将义和团匪类尽行剿 绝”,他抓住肥城教案，便在各地大肆捕杀义和团众，东昌一带新 首领王立言等人牺牲。但是袁世凯的血腥镇压，并不能扑灭义和 团运动的烈火。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活动的中 心渐渐地从东昌府一带转移到了直隶省。1901年，清政府宣布
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是废科举、兴学堂、提倡出国留学，奖励实 业，编练新军等。1906年，清廷下达“预备仿行立宪”的谕旨，宣
布在各省设立咨议局，筹办地方自治，并设立中央咨政院，作为 筹备立宪的准备。东昌府推行的“新政”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如高唐知州周家齐带头创办“工艺局”, 将东洋人力织机，改变土法工艺织平白布、毛巾等。二、兴办新式 学堂，提倡社会教育。如聊城启文书院改为东昌府立中学堂；临 清知州庄洪烈创办临清直隶州官立中学堂，聘请中西教习各一 人；临清知州张承燮设阅书所和阅报所于文昌宫，进行社会教 育。三、编制新军，改练巡警。东昌营改府小队子，县设巡警局， 外设保甲局，专管编制各县保甲，安设门牌。次年5月，遵照山东 巡抚奏准，临清营制兵一律裁撤，改练巡警，即选警兵40名调省 操练。四、成立咨议机构，筹办地方自治。1907年，东昌府所辖各 县奉令设立“自治研究所”,招收学员，学习“自治”知识，筹备地 方“自治”事宜。1909年6月举行咨议局议员选举，本府选入议 员11人。尽管晚清政府挖空心思维护其封建统治，但是由于各 项新政的推行效果都很差，且生出许多弊端，再加上地丁、漕粮、 盐课、杂税、厚金等项征收，人民负担更加沉重。1911年，度支部 饬令山东暂停征收赈捐，统归江皖收办。而山东巡抚孙宝琦以 “山东省赈灾实为岁入大宗， ……减此一项收入，即少十余万巨 款”为由，请求度支部仍许其继续征收，以便借机搜刮百姓。义和 团被镇压后多年，省抚部院忽派又员分赴东昌所辖各州县，将义 和团所有“乱民”的财产收归官有。从1901年起，东昌辖区几乎 年年有水灾。1909年大水灾，淹了一州七县。1910年受灾面积 达180多万亩。在灾情逐年加重的情况下，政府仍“越限加税，日 事敲比”。
1912年，中华民国宜告成立，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不久， 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窃取了总统职位。自袁死后，北洋军阀分裂
段祺瑞、冯国璋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东昌一带先后由直系、 奉系军阀中的田中玉、张宗昌部张建功、娄和清、王冠军等盘踞。 军阀连年混战，财产破坏，生灵涂炭；各派军阀为了找靠山，不惜 出卖民族利益，引狼入室，使得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为加深。1918 年，东临道被山东代督军兼省长张树元定为全省五个治匪区域 之一。土匪蜂起，造成时局动荡不安。仅1922年下半年，寿张县 就有两次4万余人参加的抗粮游行示威。1925年冬至次年8 月，鲁西北共发生了5次自发的农民暴动。1927年9、10月份， 冠县先后发生红枪会暴动。1928年春，又发生了阳谷坡里和高 唐谷官屯暴动。坡里暴动引起了反动军阀政府的注意。东临道 尹陆春元调集所属12个县的警备队四五千人前来镇压，被击 溃。1月27日，张宗昌派来装备重火器的一个旅的兵力，配合各 县警备队和民团，对坡里进行围攻。河南督英杰也派来增援部 队。暴动队伍在教堂坚守至2月7日，天黑后突出重围，趁着漫 天风沙，经堂邑、冠县一直向西北方向撤退。在直隶境内，遭到褚 玉璞部堵截，尔后退至冠县境内，一度占领甘屯教堂。由于弹药 接济无着，队伍伤亡过重，被迫解散，暴动遂告失败。1928年4 月，国民革命军北阀，直系、奉系军队及东临道行政机构瓦解，各 县国民党部成立，后行拉神、放足、剪辫、通用阳历。随后，军阀王 金发部进驻聊城，占据杨氏海源阁，以书带薪，造成中国文化史 上一次空前浩劫。1930年10月，新任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 渠派87旅荣光兴部3000余人进驻聊城。民国政府建立以后，田 赋，尤其是田赋附税，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大地加重了。如高 唐县以1923年每亩田赋为100,I933 年增加到193。冠县1933 年较1928年增加了2倍。除名目繁多的田赋税外，作为国民党 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关税、盐税，税率不断提高。寿张一带 流传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民谣，人民叫国 民党为“刮民党”,咒骂“蒋委员长万税”。农村的豪绅地主向农民
进行反攻倒算，农民协会被解散，农民领袖被捕杀，减科减息变 为加租加息，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由于国民党新军阀 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农业生产日益萎缩。加之新军阀 千戈不息，兵灾战祸遍及农村。再加水、早、虫灾，给农民带来无 限的灾难。“其天灾奇重者，计有临清、堂邑、莘县等旱魑肆虐，蝗 虫遍野，或霜雹为灾，稼禾无存；冠县、朝城，及边隅各县，先则连 年灾荒，饿殍载道，继以兵匪相存，十室九空。”(《山东通志》)在 外祸、内乱、天灾的袭击下，聊城一带农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卖儿溺女，挣扎在死亡线上。1936年7月，民国山东省第六区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建立。该公署辖聊城、博平、堂邑、冠县、朝城、观 城、濮县、范县、寿张、阳谷、莘县、东阿12县。范筑先任专员兼保 安司令。临清、高唐、清平、馆陶等县归民国山东省第四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德州，接着又占领平原、禹 城，继而陈兵黄河北岸，威逼济南。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架 却命令黄河以北四、六区专员、县长一律携带枪支率部退到黄河 以南待命。以临清为中心的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赵仁泉搜刮民 财民枪，仓惶逃过黄河，使敌人不战而下临清。由于第六区行政 督察专员范筑先曾一度撤出聊城到黄河北岸以观去留，第六区 所辖12个县中除茌平县外，其它各县县长均先后弃职逃走(张 维汉《抗日战争初期鲁西北根据地简述》)。民国腐朽政权在日军 压境的情况下土崩瓦解，鲁西北很快陷入了土匪蜂起、敌寇猖 獗，大局动荡，人心恐慌的极端混乱状态。鲁西北广大工人、农 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救亡 图存的要求非常迫切，抗日热情十分高涨。由于国民党反动官 吏、土豪劣绅长期的残酷压榨，鲁西北的平原沃野被刮得地薄人 穷，民不聊生。1937年夏秋，又发生了地震和水灾，更使鲁西北 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鲁 西北以范筑先为代表的国民党地方宫吏以及开明士绅，激于民
族义愤，对国民党的退却逃跑感到失望和不满，但又无所适从， 在苦闷中彷徨，他们对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和许多正 确政策心悦诚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站到抗日方面来。建立抗 日民主政权，这是掌握鲁西北抗日领导权的重要措施。鲁西北抗 日政权开始是在韩复渠旧政权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组建起来 的。第六行政区的县长都是由六区游击司令部委任。由于鲁西 北地区地方行政官吏大多随韩复渠逃走和鲁西北抗日战争的扩 大，第二、四行政区和临近六区的县长也多是由六区的鲁西北游 击司令部委任。因此范筑先第六行政区政令所及地区不仅是原 第六区12个县；还有黄河南岸的东阿、肥城、东平、平阴等县，第 四专区的高唐、夏津等共计30余县。毛泽东等指出：“在范专员 丁专员的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经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 速改进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坚决有能力 的分子参加进来，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 系起来”。(《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第243页中共鲁西北特委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帮助范筑先对现有政权进行了认真 的改造和加强，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抗日县政府，并委派共产党 人吕世隆、管大桐、张维翰、王化云、张舒礼、徐茂里、周子明、袁 崇德、牛连文、张廉方、成润、王青云等先后到莘县、寿张、冠县、 濮县、观城、阳谷、范县、高唐、馆陶、邱县、齐河等县任县长。范筑 先提倡反贪污运动，若发现县长在任期内行为稍有不端即受撤 职处分。抗日政权实施民主政治，给予民众各项民主权利，如允 许民众组织抗日团体，帮助民众创建代表自身利益的团体。六区 当局还发布训令开放民众运动，允许民众集会、结杜、宫论、出版 自由。县长吕世隆在莘县实行民主政治，采取许多有利于抗日， 有利于动员群众的进步措施，被誉为“抗日模范县”。过去，农村 中的乡长，保长一向由县长指派，让一些土豪劣绅来充任，范筑 先废除了此项作法，改由民众选举产生。政府对当选的乡长、保
长进行政洽和军事训练后，再让他们去任职。经过对政权的改 造，加强了对鲁西北抗日民主运动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鲁西北 地区大地主和佃户不多，自耕农占农民的多数，众多的贫民食粮 不能自给，不少都兼有小商贩的身份。由于黄河泛滥，土匪抢掠， 众多农民食不果腹。为了改变鲁西北广大农民的贫穷状况，范筑 先在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颁布了许多恢复生产的政策、法令： (一)废除苛捐杂税。把牲畜税、农业所得税改为累进税，其他捐 税也相应减轻。并严历禁止高利贷剥削。(二)实行救济灾荒措 施。各县抗日政府都购买大批粮食，低价卖给农民；另外，还以县 政府的名义向地主借贷粮食，贷给农民用于耕作，秋后再归还给 地主。(三)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六区严厉禁止 日棉流入，提倡农村妇女织布，不征捐税，并限制军民穿洋布，扩 大土布用途，所有被服厂都使用土布。还创办了小型的织袜工 厂，用当地棉纱打织袜子，供军民使用等等。(四)严防法币流出， 日货流入。六区规定：除军事上必需的原料、药品外，其它物资严 禁输入，农产品禁止输出。因敌人操纵棉花买卖，还在本区境内 限制棉田栽培面积，对已收获的棉花也严禁输出，以防资敌。由 于采取了以上政策，使鲁西北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为统一战线 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 范筑先殉国。积极反共的李树椿和王金祥，却乘机于1938年11 月17日唆使莘县反动分子发动“莘县事件”,杀害共产党员县长 吕世隆，捣毁抗日政府和群体团体。这时，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 沈鸿烈已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第四区专员韩多峰撤职，另委 袁聘之为专员。袁聘之极力反共，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战委会”, 另成立由他控制的临清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并且不准八路军 筹粮筹款，限制八路军的活动和发展。27日，王鱼祥调集部队 3000余人，突然围攻我第十支队机枪营，机枪营在莘县城西和 城北河店两战失利。随后，王金祥利用其窃取的民国山东省第六
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合法地位，收容范筑先旧部第二十一、二十 二等支队，盘踞朝城、阳谷、观城、莘县一带，与我为敌。与此同 时，原范筑先旧部第三支队司令齐子修也乘机收容第四、十九、 二十九等支队，占据寿张一带，图谋发展；范筑先旧部其他支队 也各据一方，鲁西北再度出现混乱局面。
1940年1月，根据集总和北方局的指示， 一二九师先遣纵 队、筑先纵队在卫河东岸、馆陶东南一带，一一五师独立旅在观 城、朝城一带，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在聊城以南地区，对盘踞在朝 城、范县、阳谷、观城一带，多次与我搞摩擦，并乘日“扫荡”向我 进攻的民国鲁西北行辕主任李树椿、第六区专员王金样等部顽 军发起反击，平息了李树椿等操纵的阳谷封建武装忠孝团和运 东之聊城、阳谷、东阿一带的会门暴乱，使整个鲁西抗日根据地 连成了一片。面对这种现实，鲁西北政权工作的中心问题，就是 如何巩固、深入、统一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制领导，发挥政权 应有的集中的机能。克服政权建设中的自由主义及散漫现象，及 只能应付差事的低级机能。建立模范区，影响及椎动其他地区， 并向敌战区摧进，限制、缩小敌战区，尤其要注意到下层政权的 改造、巩固与深入。1940年4月15日，鲁西北各界在东平县戴 庙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原鲁西北泰西两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 鲁西行政主任公署。鲁西行政公署建立之后，随即召开各县县长 联席会议，会上决定了今后工作的基本方向为深入巩固政权基 础，健全政权机构，推行进步法令与政策，转变作风与意识。在实 施过程中，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①四一减租与一分半 减息；②真正累进原则的合理负担，公粮征收也如此；③正确的 统一的财政经济政策、逐步做到了统筹统支；④保障了人权，安 定民主；⑤加紧了生产运动，提倡农村副业；⑥厉行节约，反对贪 污浪费；⑦改造了下级政权，不让豪绅地主、地痞流氓掌权，选拔 进步分子支持乡村政权。抗日政权的建立，壮大和发展，时时遭
到日军和国民党的侵扰、破坏。鲁西北地区大部分县城沦陷后， 日军一方面加紧策划成立伪政权，建立伪军； 一方面进行疯狂 “蚕食”、扫荡。在这一地区经常驻有近6千人的日军主力部队， 3万余人的伪顽武装。另外，敌人安插据点至1942年达200多 个，并且在其占据的县与县、大据点与大据点之间，修筑了纵横 交错的大小公路，横竖割裂鲁西北根据地，把鲁西北平原划成并 字、王字、田字等等形状。同时，还在铁路公路旁深挖护路沟，修 筑加固旧县城，筑土围子，挖封锁钩，甚至县有县界沟，乡有乡界 沟，用深沟公路，把县城和据点、碉堡联成线，变成网。敌人依据 修筑起来的“囚笼”网路，拼命推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战 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破坏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它 把铁道、公路、据点当作统治奴役鲁西北的枷锁，发展伪维持会， 实行保甲连坐，颁发“良民证”,并且极力扩张伪政权，加强特务 活动，扩充伪军，加强对鲁西北人民的压迫、统治。在经济上，把 铁路、公路、据点当作吮吸鲁西北人民膏血的大小血管和毛孔， 开发资源，掠夺农产，倾销毒品，推广伪钞流通，剥削聊城人民， 而又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在文化上，把铁道、公路当成放毒管，强 迫小学生上日语课，把日语叫做“兴亚语”,散发伪宣传品，连关 帝像、灶王像上也印有反动标语，并演出一些诱人堕落、诲淫、诲 盗的戏剧、电影，盛唱“中日同文同种”等等。在军事上，利用铁 路、公路调动快速部队，从“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牛刀子战 术”,发展到“铁壁合围”、“三角合击”、“纵横扫荡”、“反转电击”、 “抉剔扫荡”等各种花样。日本侵略军继1940年2月的三期“治 安肃正”之后，又进行了五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他们在鲁西 北先后制造了观城惨案、尖家惨案、卓庄惨案、耿楼惨案、小张庄 惨案、塔头惨案、白官屯惨案、东吕庄惨案，“血水井”惨案、王二 大寨惨案、“六 · 二七”惨案、枣棵杨惨案、张楼惨案等数十起惨 案，悲惨情景目不忍睹。仅据荏平、博平、筑先、东阿、阳谷、濮县、
范县、观城、寿张、张秋、朝城11个县不完全统计，在8年抗日战 争中，人口损失(不含染病伤残)就达452633人，敌占、损毁和荒 芜土地523090亩，损失牲口69763头，损失房屋476706间。另 外，当时属于冀南区的冠县、堂邑、馆陶、莘县等地形成了许多无 人区，村村房倒屋塌，杂草丛生，饿殍载道，以至人相残食。敌人 的毒辣阴谋和凶残手段，给鲁西北的政权建设带来了许多艰难 困苦。但是，英勇不屈的鲁西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援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日伪 顽杂和国民党顽固派迸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组建人民抗日 武装。根据党的建设方针和抗日战争的需要，鲁西北各县建立了 抗日大队、独立营、警卫连和基千团等武装。在一二九师先遣纵 队统一领导下，坚持了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游击大队，区有游击中 队，各乡村有不脱产的自卫队，各级军事机构逐步健全。地方武 装的军事、政治、后勤领导得到了统一，村与村之间实行了民兵 联防，这些抗日武装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建立了鱼水般 的关系，成为坚持鲁西北抗战的核心武装。二、深入发动群众，开 展民主民生斗争。1940年至1943年，鲁西北地区在日军的反复 “扫荡”,国民党顽固派频繁制造摩擦，伪军配合日军的疯狂进 攻，及从1939年始，连续发生水、雹、疫、旱、蝗等多种自然灾害 的情况下，鲁西北地区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临清、高唐、聊城、 堂邑和冠县北部地区沦为敌占区，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绝大 部分城镇被敌伪控制。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敌后抗日 战争，鲁西北地方政府深入进行精兵简政，濮、范、观中心区从 1941年到1942年底，3次进行精简；同时进行减租减息、反贪 污、反资敌、查黑地、台理负担、镇压恶霸地主的民主民生斗争； 还不断组织生产自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各级政府都成立了救 灾委员会，一方面赈粮、赈款，一方面发动党、政、军、民开展生产 自救，在机关、部队、学校开展节约运动。从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
难关，粉碎了日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蚕食进攻和自然灾害的侵袭， 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为大反攻在思想上，物质上创造了条件。
三、全力以赴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在抗日战争中，进入鲁西 北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为巩固发展鲁西北根据地，英勇战斗，不 怕牺牲，同敌伪进行了一系列战役战斗。其中主要的战役战斗 有：1939年的琉璃寺战斗、樊坝战斗、香城固战斗、陆房战斗、梁 山战斗；1940年的朝城战役、卫东战役；1941年的潘溪渡伏击 战；1942年9月粉碎日伪的“九.二七”大“扫荡”和粉碎日伪 1943年秋季的大“扫荡”;1943年7月讨伐伪暂编三十一师文大 可的朝南战役。在主力部队进行一系列战役战斗中，鲁西北地方 政府组织广大人民，了解敌情，当向导，送情报，组织游击队袭扰 敌人，切断敌人通信联络，拦截日伪的人枪，起掉敌人的军火等。 例如1940年2月，为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讨伐 十军团的卫东战役，朝城县抗日政府动员群众，组织民兵自卫 队，以不让其进驻，不给给养等手段打击敌人，他们还将王金祥 储藏的一批军火、弹药起了出来，及时补充了我主力部队。四、利 用和改造地形，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鲁西北地区无山泽之 险，平原漠漠，一望无垠。鲁西北人民一方面充分利用沙丘、灌木 林和芦苇丛打击敌人；另一方面积极改造地形，村与村之间挖地 道和交通沟，村内建设抗日胡同，房与房、院与院互相联结，犬牙 交错，民兵依靠有利地形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袭击骚扰敌人。例 如1938年黄河水改道南流，濮、范、观境内黄河故道一直干涸， 沙滩起伏，尘土漫天，地形复杂，环境的恶劣为开展游击战争提 供了理想的境地，濮、范、观人民积极利用有利的地形，出奇不意 地主动打击敌人，搞得敌人心惊胆战，疲惫不堪。朝北广大人民 建立了强大的民兵联防队，充分利用地道、村宅院落，形成了天 上、地上、地下立体火力网，给进入该境的敌人以沉重打击，使敌 人无立足之地。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发展和中国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鲁西北抗日武装配合 主力部队，主动出击，至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投降书 上签字止，鲁西北地区除高唐、茌平、博平、聊城等4个县城和部 分村庄仍被伪顽军所盘踞外，其他城镇和村庄已相继获得解放。 此后，鲁西北军民乘胜前进，于1945年9月7日收复高唐县城， 22日收复茌平县城。1946年1月5日，收复博平县城及20余个 村庄。1947年1月1日，鲁西北地区最后一个顽固堡垒——盘 踞聊城的顽军王金祥部，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率部弃城逃跑， 聊城光复。从此，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除1947年初国民党新五 军一度窜犯观城、朝城、范县一带，但立脚未稳即被我击退，与蒋 管区接壤的东阿、河西、齐禹3县时有蒋军的袭扰外，鲁西北地 区再未有敌人插足，成为比较巩固的解放区。鲁西北地区作为巩 固的解放区，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坚持土改、生产和战勤紧密结合 的方针，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土改是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基 本历史任务，是巩固解放区后方、支援前线的最基本环节；恢复 和发展生产则是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的物质基础；而搞好战勤工 作，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则是土改和大生产得以实现的保证。 1945年12月29日，冀鲁豫行署在《紧急通知》中指出：“战争到 来后，要把战勤与生产结合起来，争取不误农时，开荒种地。” 1947年6月6日，冀鲁豫行署第六专署又要求各级政府：注意 复查与战勤、季节生产相合”,“确保支援前线和军需民食”。鲁西 北各级政府都较好地做到了三大任务的有机联系，科学分工，一 个时期抓一个重点，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1947年1月，冀鲁豫 后方总指挥部通令表扬观城县在完成繁重战勤任务中，创造了 土地改革结合战勤的经验，号召各条战线向他们学习，以使战勤 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发挥群众力量，更好地支援前线。1947年 10月11日《人民日报》特地报道了茌平县全面完成复查、战勤 和生产三大任务，4次受到大军区表扬和嘉奖的消息，奖给该县
机枪6挺、步枪200支。正是因为鲁西北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三者 关系，及时转换中心，从而保证了三大任务的胜利完成。同时，在 领导人民恢复和发展工商业、恢复和兴办教育事业、干部南下北 上以及政权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在贯彻落实 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工商业方面，更取得了较为明 显的成绩，使聊城、临清不仅成为附近20余县的经济政治中心， 也成为冀鲁豫和冀南两个根据地的对外贸易中心和货物集散 地，而且，聊城、临清成为晋冀鲁豫边区至华北解放区的商业要 城，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同时也为建国以后 聊城地区的全面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奠定了一定的物 质基础。
建国后，聊城专区各级政府同全区人民一道，经过三年的艰 苦努力，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有了 很大的发展。1950年下半年，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来之不易 的新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这一 运动中，全区有177万余人订立了爱国公约，有127万人在和平 宣言上签名；有5000余名青壮年参加国防建设；捐献飞机、大炮 款96亿元(旧币),送慰向袋2993个，写慰向信1500余封，捐献 书籍4000余册。1951年12月下旬到1952年9月，在全区相继 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清查出一批 贪污分子。对斗争中发生的扩大化错误，在定案处理时作了纠 正。结合“三反”运动，1952年2月至10月，在全区工商界开展 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 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震慑了敌 人，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群众的政治觉 悟，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 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群众监督和参与管理的制度，为社 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在9县526个自然村遭受严
重苞灾的情况下，农业仍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夏、秋两季，全区直 接受到中央和省府丰产奖励的有3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68个 长期互助组；53个个体劳动农户。1953年至1957年，本区各级 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积极领导全区人民 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恢复和发 展工农业生产，以使广大农民尽快摆脱贪困。在工业生产上，顺 利地进行了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集 体和国营工业的建设，兴建了一批工业项目。从1950年到1957 年，全区工业投资共计2270万元，比1949年新增企业492处， 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295万元增长到1957年的11470万 元，为1949年的9倍多。在农业生产方面，全区范围内展开了大 规模的水土资源治理、农田基本建设，大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 件，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 展。全区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25319万斤增长到1956年的 169934万斤，农业人口人均占有粮食由1949年的447斤增长 到1956年的533斤，全区棉花产量由1949年的3554万斤增长 到1957年的8655万斤，增长1.43倍。1957年全区有效灌溉面 积发展到107.17万亩，比1949年增长了4倍。同时林果业、畜 牲业也有了较快发展。到1957年底，生猪存栏量达到46.06万 头，比1949年增长1.73倍，羊达到25,47万只，比1949年增长
5.2倍，畜牧业总产值达到4470万元，比1949年增长72.84%。 1956年11月9日，毛泽东主席对《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 作社养猪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对阳谷县石门宋乡的养猪事业作 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在这一时期，聊城专区的工农业生产 蒸蒸日上，跨入了全省先进地市的行列，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 计划。1956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69亿元，比1949年增 长84%。1956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5元，大大高于我 省东部沿海地区，也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聊城、临清二市的
经济实力、城建规模，都与潍坊、济宁不相上下。从1958年到 1978年的20年间，是聊城地区经济波折缓进的发展阶段。这20 年期间，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63年——1965年的三 年调整时期，1966年——1976年“三五”、“四五”文革十年动乱 和文革后二年徘徊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极“左”占主导地 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 “大跃进”文革两次大的挫折，致使聊城地区经济“元气”大伤，成 为全国闻名的十大贫困地区、山东省最贫困地区之一。1957年 高级社急速发展，大搞反右，盲目冒进的“左”的倾向就已抬头。 1958年在所谓“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 全区在一个月之内把本已超前尚未成熟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全部 转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取消个体经济和私人财产，创办 起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提出了“大 干一百天，实现水利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办不 到，就是敢不敢”、“大干苦干加巧干，保证每亩收一万(斤)”等狂 热口号，到处争放“生产卫星”,原寿张县放出了亩产二万斤的玉 米卫星，阳谷县展出了一棵三百斤的地瓜卫星……,聊城专区放 出的“卫星”最多，成了闻名全国的“大跃进”典型，因而聊城专区 栽的跟头也最重。二五期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减8. 9%,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减7 . 5%,农业总产值每年平 均递减8.8%,人均占有粮食由1956年的533斤，下降到1961 年的人均占有粮食139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56年的105元 下降到1961 年的35元。不少群众病饿而死，大批农民外流谋 生，仅1961年全区外出逃荒者就达10万多人。经过1963年 一—1965年三年调整，城乡经济和各项事业都得到了一定的恢 复和发展，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1.3%,其中工业 总产值每年递增31% .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5 .9%,农民 人均分配收入达到41元，比1961年增长17. 1%。这是我区经
济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但是，却未能按照三年调整时期的路子 走下去。1966年文革十年动乱开始了，聊城地区是全省派性闹 得最凶、派仗打得最激烈的几个地区之一。除了政治运动的干扰 之外，在经济政策上又全部否定了三年调整时期的正确政策，机 械照搬，“大寨经验”,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又一次 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文革时期， 聊城地区既遭受了严重挫折，也取得了一些基本成就，这主要是 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努力，1970年全国北方农业会议重新强调落 实六十条、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进行各方面的整顿等的 结果。特别在工业方面，在国家建设“大三线”、“小三线”方针指 导下，陆续从沿海迁到聊城一批骨千企业，如手表厂、电机厂、内 燃机厂、油泵油咀厂等，这在客观上奠定聊城工业的基础。聊城 当地兴办起来的纺织工业发展较快，1978年全区纺织企业达28 处，纱绽10万枚，布机3000台，纺织工业产值达到1.2亿元，比 1965年增长186.5倍。但是从总体上、全局上看，文革期间聊城 地区经济是一个大的波折。文革后的二年，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取 得较大成绩，但经济上基本延续了文革期间的一套，因而是徘徊 发展的二年。据统计，从1958—1978年的20年，全区农业总产 值年平均递增速度仅为1.4%;工业总产值20年增长3.8倍； 财政状况一直未有好转。20年间全区共吃国家统销粮25.81亿 斤，花国家救济款8800万元，向国家贷款8350万元，是一个名 副其实的“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财政靠补贴” 的四靠地区，直到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只有46元，以致在 1975年被国家列为十大贫困地区之一。聊城地区这二十年经济 上的波折，究其原因，主要是：左的东西干扰，频繁的政治运动， 各级政府的注意力、重点没有放在发展经济上；离开生产力来追 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先进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以及僵化的 集权式的经济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大跃进、文化大
革命两次运动，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和积极性，扼制了活生生 的生产力——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工作指导上主观主 义、唯意志主义的瞎指挥，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可以说，经 济上的所有重大挫折和失误，都是客观规律对我们的惩罚。从经 济战略指导思想来看，这二十年聊城地区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 经济发展战略，没有研究自己经济发展的路子，基本上是照抄照 转上级指示，由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聊城地区经济发 展战略指导思想也基本上是失误的。比如，大跃进时期的“大办 农业、大办粮食”、“大炼钢铁”,文革时期一刀切的“农业学大 寨”,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都给全区经济带来了严重的不良 后果。这从反面说明了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的重要性、 必要性。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七五”末，是 聊城地区经济在党的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复苏和迅速 发展的时期。1978年至1990年的十二年间，聊城地区的工农业 总产值由1978年的16.54亿元增长到1990年的118.01亿元， 平均每年增长13.2%,比1958——1978年的平均年增长速度 高出11个百分点。这十二年间，聊城地区经济可分为两个小的 阶段。1978至1985年，是聊城地区经济超常快速发展的时期。 全区各级政府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调整生产关系、变革生产经营方式入手， 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重新认识和恢复了聊城地区的棉 花生产优势，实行了“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的方针，使聊城 地区的棉花总产由1978年的74.94 万担，发展到1984年的 720多万担，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253996万斤，发展到1984 年的330351万斤，粮棉的快速增长推动了聊城地区工业的发 展，工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8.511亿元，发展到1985年的34. 07亿元。1986年至1990年.聊城地区经济进入常规增长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经济，农林牧副渔、
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工业也有了较快 较稳定地发展。这一时期，聊城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了 农业总产值，这标志着聊城地区开始由传统的农业区向现代工 业区的转变，标志着聊城地区工业化程度质的飞跃和提高。总起 来看，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二年，聊城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 想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聊城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客观经济规 律的，特别是在农村经济方面，经过理论与实践上的反复探索， 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比较成熟的战略指导思想，并且在战 略思想转换上也是恰如其时的。1979年2月，地委、行署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仅两个多月时间，就提出了“粮棉一齐 抓，重点抓棉花”的指导方针，经过几年的努力，使聊城人民摘掉 了贫困帽子，实现了温饱有余。1985年国家对棉花生产实行宏 观控制，聊城地区农业进入了新的徘徊时期，年初，地委、行署及 时提出了“以种植业为基础，远抓果近抓牧，乡镇企业迈大步”的 战略思想。1986年7月全区三级领导干部会议上，更明确地提 出了“全面振兴聊城经济，重点突破乡村企业”的战略指导方针。 随着农村第二步改革的逐步深化，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大竞争、 大发展的时期。全省“东部开放，西部开发”战略方针的提出，黄 淮海农业开发的实施，给聊城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机遇面前，地委、行署认真回顾总结了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的 经验和教训，对本地资源条件和生产基础重新进行了分析和论 证，然后派出了40多个调查组，用一个半月的时间，跑遍了6县 2市的100多个乡镇调查研究。在反复分析论证和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地委、行署认为，聊城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是 资源的大开发，根本出路是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加工。在今后一个 较长的时间内，全区农村经济的指导思想是：确保粮棉稳定增 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重点突破乡村工业。总的战略布局确立 后，行署加强了对全区农村经济的宏观指导，并着重抓了以下六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强化集体服务功能入手，把一家一户的分 散经营纳入社会化生产轨道；二是从改善生产条件和科学种田 入手，确保粮棉稳定增产；三是从基地建设和适度规模经营入 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重点搞好畜牧、林果、蔬菜三大产业的开 发，搞好适度规模经营和基地建设，力求尽快形成拳头产品，加 入大市场的竞争系列；四是从抓重点乡村和骨干项目人手，实现 乡村企业的突破性发展，把资源和市场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 产、供、加、销“一条龙”;五是从强化流通服务入手，把小生产与 大市场联为一体，建立起“多层次经营、多形式服务、多渠道流 通”的服务机制；六是从发展智力入手，大胆启用当地能人，积极 聘用外地能人，从而使全区迅速掀起一个经济大开发的热潮。各 县市纷纷选择各自的突破口，因地制宜，能搞什什么搞什么;因 人制宜，会搞什么搞什么;因市场制宜，什么销路好销什么。在项 目选择上，做到了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呈 现出发展路子和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局面。但是，认真分析以上所 执行的战略方针，不难看出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 的，主要针对发展农村经济提出来的，致使聊城地区工业发展速 度低于了山东省其它地市。德州地区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 2494万元，为聊城地区4313万元的56%;到1970年两地区还 不相上下(均3.4亿左右),而到1985年德州达到68.4亿元，竟 高出聊城63%。临沂地区1949年工业总产值1115万元，只相 当聊城地区的四分之一，到1984年，临沂地区就比聊城地区高 出3亿多元。1984年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出现了大上工业的“气 候”。对发晟工业，聊城地区行署作了极大努力，但由于本地区基 础差和国家财政体制的变化，使工农工间、原料产地和加工地区 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调，工农业产品之间、原料产地和加工地 区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调，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一步拉大.农 业积累能力减弱，农业在全区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农产
品、初级产品区效益低，“肥水”严重外流。据测算，从籽棉到皮棉 加工一般增值10%,从皮棉到棉纱增值30%,棉纱到坯布增值 30-40%,坯布到印染增值50%以上，印染到服装增值30一 100%;粮食从原粮到面粉增值15%,面粉到食品增值50%以 上，油料加工从原料到成品增值30—40%。由于聊城地区由于 加工层次浅，大量的农副产品和初级产品供外地精深加工。再加 上现有工业企业一般产品多，拳头产品少，低档产品多，中高档 产品少，这就严重影响了全区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概述
聊城地区位于山东省西部，地处北纬35°47.至37*02,东 经115°16'至116°32'之间。西靠漳卫河，与河北省邢台，邯郸地 区隔水相望；南依金堤河，与河南省濮阳市为邻；东南滨黄河，与 菏泽、济宁、济南分界；北部、东北部与德州地区接壤；古运河纵 贯南北，徒骇河、马颊河从西南流向东北。全区南北长159公里， 东西宽114公里，总面积为8590平方公里。本区现辖聊城、临 清、阳谷、莘县、冠县、高唐、茌平、东阿8个县市。
这里为华夏部落，新石器时期人们已经在此定居、蕃衍生 息，属“龙山文化”的支系，是中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同时地 势扼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洪武年间改东昌府，并将宋筑土 城改建为砖城。明嘉靖四年(公元1515年),李廷桐撰《重修东昌 府记略》中，对城池的记载有：“周七里有奇，崇尺卅有五，涧杀尺 卅有五，为门凡四：东曰“春熙”,西曰“清远”,南曰“正德”,北曰 “宜武”。城上登望之楼、凡二十有七，前代所谓“绿云”“望岳”二 楼焉。楼卒之舍四十有八。每门有水门、吊桥、涵洞垠门，池深二 十尺，广加十尺，盖皆拓而新生。”此文介绍城高池深，布列严密， 易守难攻，故当时有能陷不失的凤凰城之说。而后洪武七年，用 修城余木于城中央建筑鼓楼，即今之光岳楼。明朝对运河继续做 了治理，使载重千石的漕船能顺利通过。清乾隆年间漕运达到鼎 盛时期，东昌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 也。”临清则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素有“小天津”之称。时在聊 城、临清经商者多为江南人与秦晋人，以通济闸为中心，沿河两 岸有“山陕”、“苏州”、“江西”等商人会馆，其辉煌壮丽以山陕会 馆为最。东昌府为清皇帝巡幸之地。康熙从公元1689年到1709
年共来聊城4次。乾隆从公元1748年到1790年共来聊城9次。 画师把聊城的城池、大运河、光岳楼、铁塔寺制成大幅写生画，列 入《南巡盛典》 一书。此兴隆繁盛一直延续到清咸丰四年(公元 1854年)运河滞停为止，共达400多年。在此期间，聊城文运大 开，满城书院林立，鸿儒相卿连翩鹊起，举人150名，进士54人， 状元2人。傅以渐顺治三年官至户部尚书。任克溥顺治六年中 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世称任、邓、朱、傅、耿。清代藏书楼之首的 “海源阁”耸立于聊城。明清两代东昌府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 位，在某些方面胜过济南府。
由于鸦片战争期间国家军费开支增加，战后付出巨量赔款， 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到了农民群众身上，再加上从道光二十一年 (1841年)起连续三年的黄河三次决口，给聊城地区人民带来了 沉重的灾难。统治者自己也承认，封建官僚机构已不能做任何对 人民有利的事。两江总督蓍英在道光二十三年上皇帝密折中说： “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 ……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 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内不自安，何暇攘外?”他又说： “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良民与莠民亦成水火”。他把这种 现象的产生说成是由于坏官员造成的，但他承认“好”的官员实 在很难找到。他所说的实际上是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尖锐 的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是封建统治者自己解决不了的。道光 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只好批道：“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朕翻阅 再三，信觉可叹可恨!”(《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第291——293 页)当然，他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被压迫的农民大众为解决 这个矛盾站起来了。鸦片战争后，聊城地区农民骚动以聚众抗 粮、持械戕官等各种形式零星地爆发，各种不同名目的秘密结社 在农民和其它劳动群众中十分活跃。特别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 动的发生，阳谷、朝城、莘县、冠县、临清等地人民纷纷起义响应； 茌平、东阿、聊城等地百姓则结成捻党，配合太平军作战，在鲁西
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1860年，莘县、冠县、堂邑等地 农民先后举行了抗粮抗漕斗争，揭开了鲁西北白莲教大起义的 序幕。先是杨泰领导白莲教分支——八卦教首先在冠县七星韩 庄起义，组成了绿、蓝、红、白、黑五大旗。张善继在邱县、临清交 界的侯家庄起而响应，竖起了绿、黄、红、白、黑五大旗。另外鲁西 北还有所谓“杂八旗”等。堂邑刘官庄贫民出身的宋景诗领五大 旗中的黑旗军，这是白莲教中实力最强的一支。1861年3月，冠 县义军挑选18条好汉化装进城，胜利地进行了劫牢反狱、开仓 放粮斗争。此后，冠、邱两支义军联合鲁西北长枪会，打出“替天 行道”,劫富济贫的大旗，对清军展开了进攻。从3月初至4月中 旬，各路义军接连打下了冀鲁两省13座县城、数十个重镇，围困 东昌府等许多城池，起义队伍发展到5万多人，杨泰、张善继分 别在冠县、邱县称帝，鲁西与直隶交界的大片土地成了起义军的 天下。白莲教起义引起了清王朝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咸丰急令山 东巡抚谭廷襄、兵部侍郎胜保率兵镇压。在强敌之下，起义军损 失严重，所占城镇相继丢去，杨泰、张善继战死。在胜保等人的威 逼引诱下，黑旗军战斗力大大削弱。为了保存这支队伍，宋景诗 同意为清军收编。10月，宋景诗乘胜保返京为咸丰奔丧之机，联 合黄河南捻军、长枪会及其他农民军约1500人，向留驻鲁西北 的清军发起进攻，连克莘县、范县、朝城、观城4县，围攻冠县4 昼夜。这时从世钦也在莘县延营竖起新的五大旗响应，后来也遭 清军镇压。胜保返回鲁西北后，黑旗军再被改编，并被强力挟持 去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宋景诗主动与回民起义军取得联系，表示 互不相犯。1862年，宋景诗率黑旗军返回鲁西北，与张锡珠、张 玉环等人发动的鲁西北第二次农民大起义相配合，攻冠县、堂 邑、莘县、聊城，取岗屯、柳林、范寨，处死罪恶昭彰的地主王二 香、叛徒王占鳌和杨呜谦等人，并多次大败清军僧格林沁所部。 后来清军借助洋枪洋炮镇压起义军，黑旗军兵分两支流动作战。
不久，活动在清平、高唐一带的一支黑旗军首领杨殿乙被俘牺 牲，宋景诗收复岗屯的计划落空，退到皖北加入了捻军。在白莲 教大起义中，宋景诗率领的黑旗军转战鲁西北，打击封建势力， 重创和牵制了大批清军，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和捻军作战。19 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人民掀起了 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大刀 会等民间秘密结社组织。1886年，冠县以阎书勤为首的十八魁 就联合梅花拳师赵三多进行了反抗法国传教士梁宗明强行拆毁 梨园屯玉皇庙建天主教堂的斗争。1896年，冠县义和拳众已达 数千人。1897年，临清群众千余与教民发生冲突，赵三多率领义 和拳众在冠县蒋军庄祭旗起义，攻打红桃园教堂，竖起了“助清 灭洋”的旗帜，义和团运动的烈火在鲁西北点燃起来。高唐、茌平 遍布义和拳坛口，仅茌平一县练拳场即达800余处，几乎是村村 设坛，户户入团，人人练拳。各地义和拳相互支援，协同作战。 1899年，平原岗子李庄教民李金榜仗势欺压拳民李长水，知县 蒋楷袒教抑民，将义和拳民6人无端逮捕，茌平、禹城义和拳首 领朱红灯、杨照顺(又名心诚和尚)立即应邀前往援救，打败了前 去镇压的大批清军，接着又在森罗殿大败济南府派去的清军，并 打出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大旗。义和拳的兴起和壮大，使得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又急又怕。山东巡抚毓贤采取剿、抚并用之 策， 一面承认义和拳“合法”,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建议清廷将 平原县令蒋楷革职， 一面又催促清政府重兵镇压，并卑鄙地诱杀 了朱红灯、杨照顺。1899年，清政府改袁世凯任山东巡抚。袁世 凯率新建陆军7000人赶赴山东，表示“必将义和团匪类尽行剿 绝”,他抓住肥城教案，便在各地大肆捕杀义和团众，东昌一带新 首领王立言等人牺牲。但是袁世凯的血腥镇压，并不能扑灭义和 团运动的烈火。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活动的中 心渐渐地从东昌府一带转移到了直隶省。1901年，清政府宣布
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是废科举、兴学堂、提倡出国留学，奖励实 业，编练新军等。1906年，清廷下达“预备仿行立宪”的谕旨，宣
布在各省设立咨议局，筹办地方自治，并设立中央咨政院，作为 筹备立宪的准备。东昌府推行的“新政”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如高唐知州周家齐带头创办“工艺局”, 将东洋人力织机，改变土法工艺织平白布、毛巾等。二、兴办新式 学堂，提倡社会教育。如聊城启文书院改为东昌府立中学堂；临 清知州庄洪烈创办临清直隶州官立中学堂，聘请中西教习各一 人；临清知州张承燮设阅书所和阅报所于文昌宫，进行社会教 育。三、编制新军，改练巡警。东昌营改府小队子，县设巡警局， 外设保甲局，专管编制各县保甲，安设门牌。次年5月，遵照山东 巡抚奏准，临清营制兵一律裁撤，改练巡警，即选警兵40名调省 操练。四、成立咨议机构，筹办地方自治。1907年，东昌府所辖各 县奉令设立“自治研究所”,招收学员，学习“自治”知识，筹备地 方“自治”事宜。1909年6月举行咨议局议员选举，本府选入议 员11人。尽管晚清政府挖空心思维护其封建统治，但是由于各 项新政的推行效果都很差，且生出许多弊端，再加上地丁、漕粮、 盐课、杂税、厚金等项征收，人民负担更加沉重。1911年，度支部 饬令山东暂停征收赈捐，统归江皖收办。而山东巡抚孙宝琦以 “山东省赈灾实为岁入大宗， ……减此一项收入，即少十余万巨 款”为由，请求度支部仍许其继续征收，以便借机搜刮百姓。义和 团被镇压后多年，省抚部院忽派又员分赴东昌所辖各州县，将义 和团所有“乱民”的财产收归官有。从1901年起，东昌辖区几乎 年年有水灾。1909年大水灾，淹了一州七县。1910年受灾面积 达180多万亩。在灾情逐年加重的情况下，政府仍“越限加税，日 事敲比”。
1912年，中华民国宜告成立，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不久， 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窃取了总统职位。自袁死后，北洋军阀分裂
段祺瑞、冯国璋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东昌一带先后由直系、 奉系军阀中的田中玉、张宗昌部张建功、娄和清、王冠军等盘踞。 军阀连年混战，财产破坏，生灵涂炭；各派军阀为了找靠山，不惜 出卖民族利益，引狼入室，使得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为加深。1918 年，东临道被山东代督军兼省长张树元定为全省五个治匪区域 之一。土匪蜂起，造成时局动荡不安。仅1922年下半年，寿张县 就有两次4万余人参加的抗粮游行示威。1925年冬至次年8 月，鲁西北共发生了5次自发的农民暴动。1927年9、10月份， 冠县先后发生红枪会暴动。1928年春，又发生了阳谷坡里和高 唐谷官屯暴动。坡里暴动引起了反动军阀政府的注意。东临道 尹陆春元调集所属12个县的警备队四五千人前来镇压，被击 溃。1月27日，张宗昌派来装备重火器的一个旅的兵力，配合各 县警备队和民团，对坡里进行围攻。河南督英杰也派来增援部 队。暴动队伍在教堂坚守至2月7日，天黑后突出重围，趁着漫 天风沙，经堂邑、冠县一直向西北方向撤退。在直隶境内，遭到褚 玉璞部堵截，尔后退至冠县境内，一度占领甘屯教堂。由于弹药 接济无着，队伍伤亡过重，被迫解散，暴动遂告失败。1928年4 月，国民革命军北阀，直系、奉系军队及东临道行政机构瓦解，各 县国民党部成立，后行拉神、放足、剪辫、通用阳历。随后，军阀王 金发部进驻聊城，占据杨氏海源阁，以书带薪，造成中国文化史 上一次空前浩劫。1930年10月，新任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 渠派87旅荣光兴部3000余人进驻聊城。民国政府建立以后，田 赋，尤其是田赋附税，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大地加重了。如高 唐县以1923年每亩田赋为100,I933 年增加到193。冠县1933 年较1928年增加了2倍。除名目繁多的田赋税外，作为国民党 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关税、盐税，税率不断提高。寿张一带 流传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民谣，人民叫国 民党为“刮民党”,咒骂“蒋委员长万税”。农村的豪绅地主向农民
族义愤，对国民党的退却逃跑感到失望和不满，但又无所适从， 在苦闷中彷徨，他们对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和许多正 确政策心悦诚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站到抗日方面来。建立抗 日民主政权，这是掌握鲁西北抗日领导权的重要措施。鲁西北抗 日政权开始是在韩复渠旧政权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组建起来 的。第六行政区的县长都是由六区游击司令部委任。由于鲁西 北地区地方行政官吏大多随韩复渠逃走和鲁西北抗日战争的扩 大，第二、四行政区和临近六区的县长也多是由六区的鲁西北游 击司令部委任。因此范筑先第六行政区政令所及地区不仅是原 第六区12个县；还有黄河南岸的东阿、肥城、东平、平阴等县，第 四专区的高唐、夏津等共计30余县。毛泽东等指出：“在范专员 丁专员的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经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 速改进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坚决有能力 的分子参加进来，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 系起来”。(《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第243页中共鲁西北特委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帮助范筑先对现有政权进行了认真 的改造和加强，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抗日县政府，并委派共产党 人吕世隆、管大桐、张维翰、王化云、张舒礼、徐茂里、周子明、袁 崇德、牛连文、张廉方、成润、王青云等先后到莘县、寿张、冠县、 濮县、观城、阳谷、范县、高唐、馆陶、邱县、齐河等县任县长。范筑 先提倡反贪污运动，若发现县长在任期内行为稍有不端即受撤 职处分。抗日政权实施民主政治，给予民众各项民主权利，如允 许民众组织抗日团体，帮助民众创建代表自身利益的团体。六区 当局还发布训令开放民众运动，允许民众集会、结杜、宫论、出版 自由。县长吕世隆在莘县实行民主政治，采取许多有利于抗日， 有利于动员群众的进步措施，被誉为“抗日模范县”。过去，农村 中的乡长，保长一向由县长指派，让一些土豪劣绅来充任，范筑 先废除了此项作法，改由民众选举产生。政府对当选的乡长、保
长进行政洽和军事训练后，再让他们去任职。经过对政权的改 造，加强了对鲁西北抗日民主运动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鲁西北 地区大地主和佃户不多，自耕农占农民的多数，众多的贫民食粮 不能自给，不少都兼有小商贩的身份。由于黄河泛滥，土匪抢掠， 众多农民食不果腹。为了改变鲁西北广大农民的贫穷状况，范筑 先在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颁布了许多恢复生产的政策、法令： (一)废除苛捐杂税。把牲畜税、农业所得税改为累进税，其他捐 税也相应减轻。并严历禁止高利贷剥削。(二)实行救济灾荒措 施。各县抗日政府都购买大批粮食，低价卖给农民；另外，还以县 政府的名义向地主借贷粮食，贷给农民用于耕作，秋后再归还给 地主。(三)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六区严厉禁止 日棉流入，提倡农村妇女织布，不征捐税，并限制军民穿洋布，扩 大土布用途，所有被服厂都使用土布。还创办了小型的织袜工 厂，用当地棉纱打织袜子，供军民使用等等。(四)严防法币流出， 日货流入。六区规定：除军事上必需的原料、药品外，其它物资严 禁输入，农产品禁止输出。因敌人操纵棉花买卖，还在本区境内 限制棉田栽培面积，对已收获的棉花也严禁输出，以防资敌。由 于采取了以上政策，使鲁西北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为统一战线 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 范筑先殉国。积极反共的李树椿和王金祥，却乘机于1938年11 月17日唆使莘县反动分子发动“莘县事件”,杀害共产党员县长 吕世隆，捣毁抗日政府和群体团体。这时，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 沈鸿烈已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第四区专员韩多峰撤职，另委 袁聘之为专员。袁聘之极力反共，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战委会”, 另成立由他控制的临清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并且不准八路军 筹粮筹款，限制八路军的活动和发展。27日，王鱼祥调集部队 3000余人，突然围攻我第十支队机枪营，机枪营在莘县城西和 城北河店两战失利。随后，王金祥利用其窃取的民国山东省第六
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合法地位，收容范筑先旧部第二十一、二十 二等支队，盘踞朝城、阳谷、观城、莘县一带，与我为敌。与此同 时，原范筑先旧部第三支队司令齐子修也乘机收容第四、十九、 二十九等支队，占据寿张一带，图谋发展；范筑先旧部其他支队 也各据一方，鲁西北再度出现混乱局面。
1940年1月，根据集总和北方局的指示， 一二九师先遣纵 队、筑先纵队在卫河东岸、馆陶东南一带，一一五师独立旅在观 城、朝城一带，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在聊城以南地区，对盘踞在朝 城、范县、阳谷、观城一带，多次与我搞摩擦，并乘日“扫荡”向我 进攻的民国鲁西北行辕主任李树椿、第六区专员王金样等部顽 军发起反击，平息了李树椿等操纵的阳谷封建武装忠孝团和运 东之聊城、阳谷、东阿一带的会门暴乱，使整个鲁西抗日根据地 连成了一片。面对这种现实，鲁西北政权工作的中心问题，就是 如何巩固、深入、统一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制领导，发挥政权 应有的集中的机能。克服政权建设中的自由主义及散漫现象，及 只能应付差事的低级机能。建立模范区，影响及椎动其他地区， 并向敌战区摧进，限制、缩小敌战区，尤其要注意到下层政权的 改造、巩固与深入。1940年4月15日，鲁西北各界在东平县戴 庙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原鲁西北泰西两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 鲁西行政主任公署。鲁西行政公署建立之后，随即召开各县县长 联席会议，会上决定了今后工作的基本方向为深入巩固政权基 础，健全政权机构，推行进步法令与政策，转变作风与意识。在实 施过程中，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①四一减租与一分半 减息；②真正累进原则的合理负担，公粮征收也如此；③正确的 统一的财政经济政策、逐步做到了统筹统支；④保障了人权，安 定民主；⑤加紧了生产运动，提倡农村副业；⑥厉行节约，反对贪 污浪费；⑦改造了下级政权，不让豪绅地主、地痞流氓掌权，选拔 进步分子支持乡村政权。抗日政权的建立，壮大和发展，时时遭
到日军和国民党的侵扰、破坏。鲁西北地区大部分县城沦陷后， 日军一方面加紧策划成立伪政权，建立伪军； 一方面进行疯狂 “蚕食”、扫荡。在这一地区经常驻有近6千人的日军主力部队， 3万余人的伪顽武装。另外，敌人安插据点至1942年达200多 个，并且在其占据的县与县、大据点与大据点之间，修筑了纵横 交错的大小公路，横竖割裂鲁西北根据地，把鲁西北平原划成并 字、王字、田字等等形状。同时，还在铁路公路旁深挖护路沟，修 筑加固旧县城，筑土围子，挖封锁钩，甚至县有县界沟，乡有乡界 沟，用深沟公路，把县城和据点、碉堡联成线，变成网。敌人依据 修筑起来的“囚笼”网路，拼命推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战 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破坏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它 把铁道、公路、据点当作统治奴役鲁西北的枷锁，发展伪维持会， 实行保甲连坐，颁发“良民证”,并且极力扩张伪政权，加强特务 活动，扩充伪军，加强对鲁西北人民的压迫、统治。在经济上，把 铁路、公路、据点当作吮吸鲁西北人民膏血的大小血管和毛孔， 开发资源，掠夺农产，倾销毒品，推广伪钞流通，剥削聊城人民， 而又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在文化上，把铁道、公路当成放毒管，强 迫小学生上日语课，把日语叫做“兴亚语”,散发伪宣传品，连关 帝像、灶王像上也印有反动标语，并演出一些诱人堕落、诲淫、诲 盗的戏剧、电影，盛唱“中日同文同种”等等。在军事上，利用铁 路、公路调动快速部队，从“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牛刀子战 术”,发展到“铁壁合围”、“三角合击”、“纵横扫荡”、“反转电击”、 “抉剔扫荡”等各种花样。日本侵略军继1940年2月的三期“治 安肃正”之后，又进行了五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他们在鲁西 北先后制造了观城惨案、尖家惨案、卓庄惨案、耿楼惨案、小张庄 惨案、塔头惨案、白官屯惨案、东吕庄惨案，“血水井”惨案、王二 大寨惨案、“六 · 二七”惨案、枣棵杨惨案、张楼惨案等数十起惨 案，悲惨情景目不忍睹。仅据荏平、博平、筑先、东阿、阳谷、濮县、
范县、观城、寿张、张秋、朝城11个县不完全统计，在8年抗日战 争中，人口损失(不含染病伤残)就达452633人，敌占、损毁和荒 芜土地523090亩，损失牲口69763头，损失房屋476706间。另 外，当时属于冀南区的冠县、堂邑、馆陶、莘县等地形成了许多无 人区，村村房倒屋塌，杂草丛生，饿殍载道，以至人相残食。敌人 的毒辣阴谋和凶残手段，给鲁西北的政权建设带来了许多艰难 困苦。但是，英勇不屈的鲁西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援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日伪 顽杂和国民党顽固派迸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组建人民抗日 武装。根据党的建设方针和抗日战争的需要，鲁西北各县建立了 抗日大队、独立营、警卫连和基千团等武装。在一二九师先遣纵 队统一领导下，坚持了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游击大队，区有游击中 队，各乡村有不脱产的自卫队，各级军事机构逐步健全。地方武 装的军事、政治、后勤领导得到了统一，村与村之间实行了民兵 联防，这些抗日武装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建立了鱼水般 的关系，成为坚持鲁西北抗战的核心武装。二、深入发动群众，开 展民主民生斗争。1940年至1943年，鲁西北地区在日军的反复 “扫荡”,国民党顽固派频繁制造摩擦，伪军配合日军的疯狂进 攻，及从1939年始，连续发生水、雹、疫、旱、蝗等多种自然灾害 的情况下，鲁西北地区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临清、高唐、聊城、 堂邑和冠县北部地区沦为敌占区，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绝大 部分城镇被敌伪控制。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敌后抗日 战争，鲁西北地方政府深入进行精兵简政，濮、范、观中心区从 1941年到1942年底，3次进行精简；同时进行减租减息、反贪 污、反资敌、查黑地、台理负担、镇压恶霸地主的民主民生斗争； 还不断组织生产自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各级政府都成立了救 灾委员会，一方面赈粮、赈款，一方面发动党、政、军、民开展生产 自救，在机关、部队、学校开展节约运动。从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
难关，粉碎了日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蚕食进攻和自然灾害的侵袭， 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为大反攻在思想上，物质上创造了条件。
三、全力以赴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在抗日战争中，进入鲁西 北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为巩固发展鲁西北根据地，英勇战斗，不 怕牺牲，同敌伪进行了一系列战役战斗。其中主要的战役战斗 有：1939年的琉璃寺战斗、樊坝战斗、香城固战斗、陆房战斗、梁 山战斗；1940年的朝城战役、卫东战役；1941年的潘溪渡伏击 战；1942年9月粉碎日伪的“九.二七”大“扫荡”和粉碎日伪 1943年秋季的大“扫荡”;1943年7月讨伐伪暂编三十一师文大 可的朝南战役。在主力部队进行一系列战役战斗中，鲁西北地方 政府组织广大人民，了解敌情，当向导，送情报，组织游击队袭扰 敌人，切断敌人通信联络，拦截日伪的人枪，起掉敌人的军火等。 例如1940年2月，为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讨伐 十军团的卫东战役，朝城县抗日政府动员群众，组织民兵自卫 队，以不让其进驻，不给给养等手段打击敌人，他们还将王金祥 储藏的一批军火、弹药起了出来，及时补充了我主力部队。四、利 用和改造地形，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鲁西北地区无山泽之 险，平原漠漠，一望无垠。鲁西北人民一方面充分利用沙丘、灌木 林和芦苇丛打击敌人；另一方面积极改造地形，村与村之间挖地 道和交通沟，村内建设抗日胡同，房与房、院与院互相联结，犬牙 交错，民兵依靠有利地形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袭击骚扰敌人。例 如1938年黄河水改道南流，濮、范、观境内黄河故道一直干涸， 沙滩起伏，尘土漫天，地形复杂，环境的恶劣为开展游击战争提 供了理想的境地，濮、范、观人民积极利用有利的地形，出奇不意 地主动打击敌人，搞得敌人心惊胆战，疲惫不堪。朝北广大人民 建立了强大的民兵联防队，充分利用地道、村宅院落，形成了天 上、地上、地下立体火力网，给进入该境的敌人以沉重打击，使敌 人无立足之地。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发展和中国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鲁西北抗日武装配合 主力部队，主动出击，至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投降书 上签字止，鲁西北地区除高唐、茌平、博平、聊城等4个县城和部 分村庄仍被伪顽军所盘踞外，其他城镇和村庄已相继获得解放。 此后，鲁西北军民乘胜前进，于1945年9月7日收复高唐县城， 22日收复茌平县城。1946年1月5日，收复博平县城及20余个 村庄。1947年1月1日，鲁西北地区最后一个顽固堡垒——盘 踞聊城的顽军王金祥部，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率部弃城逃跑， 聊城光复。从此，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除1947年初国民党新五 军一度窜犯观城、朝城、范县一带，但立脚未稳即被我击退，与蒋 管区接壤的东阿、河西、齐禹3县时有蒋军的袭扰外，鲁西北地 区再未有敌人插足，成为比较巩固的解放区。鲁西北地区作为巩 固的解放区，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坚持土改、生产和战勤紧密结合 的方针，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土改是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基 本历史任务，是巩固解放区后方、支援前线的最基本环节；恢复 和发展生产则是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的物质基础；而搞好战勤工 作，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则是土改和大生产得以实现的保证。 1945年12月29日，冀鲁豫行署在《紧急通知》中指出：“战争到 来后，要把战勤与生产结合起来，争取不误农时，开荒种地。” 1947年6月6日，冀鲁豫行署第六专署又要求各级政府：注意 复查与战勤、季节生产相合”,“确保支援前线和军需民食”。鲁西 北各级政府都较好地做到了三大任务的有机联系，科学分工，一 个时期抓一个重点，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1947年1月，冀鲁豫 后方总指挥部通令表扬观城县在完成繁重战勤任务中，创造了 土地改革结合战勤的经验，号召各条战线向他们学习，以使战勤 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发挥群众力量，更好地支援前线。1947年 10月11日《人民日报》特地报道了茌平县全面完成复查、战勤 和生产三大任务，4次受到大军区表扬和嘉奖的消息，奖给该县
机枪6挺、步枪200支。正是因为鲁西北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三者 关系，及时转换中心，从而保证了三大任务的胜利完成。同时，在 领导人民恢复和发展工商业、恢复和兴办教育事业、干部南下北 上以及政权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在贯彻落实 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工商业方面，更取得了较为明 显的成绩，使聊城、临清不仅成为附近20余县的经济政治中心， 也成为冀鲁豫和冀南两个根据地的对外贸易中心和货物集散 地，而且，聊城、临清成为晋冀鲁豫边区至华北解放区的商业要 城，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同时也为建国以后 聊城地区的全面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奠定了一定的物 质基础。
建国后，聊城专区各级政府同全区人民一道，经过三年的艰 苦努力，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有了 很大的发展。1950年下半年，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来之不易 的新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这一 运动中，全区有177万余人订立了爱国公约，有127万人在和平 宣言上签名；有5000余名青壮年参加国防建设；捐献飞机、大炮 款96亿元(旧币),送慰向袋2993个，写慰向信1500余封，捐献 书籍4000余册。1951年12月下旬到1952年9月，在全区相继 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清查出一批 贪污分子。对斗争中发生的扩大化错误，在定案处理时作了纠 正。结合“三反”运动，1952年2月至10月，在全区工商界开展 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 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震慑了敌 人，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群众的政治觉 悟，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 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群众监督和参与管理的制度，为社 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在9县526个自然村遭受严
重苞灾的情况下，农业仍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夏、秋两季，全区直 接受到中央和省府丰产奖励的有3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68个 长期互助组；53个个体劳动农户。1953年至1957年，本区各级 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积极领导全区人民 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恢复和发 展工农业生产，以使广大农民尽快摆脱贪困。在工业生产上，顺 利地进行了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集 体和国营工业的建设，兴建了一批工业项目。从1950年到1957 年，全区工业投资共计2270万元，比1949年新增企业492处， 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295万元增长到1957年的11470万 元，为1949年的9倍多。在农业生产方面，全区范围内展开了大 规模的水土资源治理、农田基本建设，大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 件，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 展。全区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25319万斤增长到1956年的 169934万斤，农业人口人均占有粮食由1949年的447斤增长 到1956年的533斤，全区棉花产量由1949年的3554万斤增长 到1957年的8655万斤，增长1.43倍。1957年全区有效灌溉面 积发展到107.17万亩，比1949年增长了4倍。同时林果业、畜 牲业也有了较快发展。到1957年底，生猪存栏量达到46.06万 头，比1949年增长1.73倍，羊达到25,47万只，比1949年增长
5.2倍，畜牧业总产值达到4470万元，比1949年增长72.84%。 1956年11月9日，毛泽东主席对《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 作社养猪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对阳谷县石门宋乡的养猪事业作 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在这一时期，聊城专区的工农业生产 蒸蒸日上，跨入了全省先进地市的行列，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 计划。1956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69亿元，比1949年增 长84%。1956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5元，大大高于我 省东部沿海地区，也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聊城、临清二市的
经济实力、城建规模，都与潍坊、济宁不相上下。从1958年到 1978年的20年间，是聊城地区经济波折缓进的发展阶段。这20 年期间，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63年——1965年的三 年调整时期，1966年——1976年“三五”、“四五”文革十年动乱 和文革后二年徘徊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极“左”占主导地 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 “大跃进”文革两次大的挫折，致使聊城地区经济“元气”大伤，成 为全国闻名的十大贫困地区、山东省最贫困地区之一。1957年 高级社急速发展，大搞反右，盲目冒进的“左”的倾向就已抬头。 1958年在所谓“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 全区在一个月之内把本已超前尚未成熟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全部 转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取消个体经济和私人财产，创办 起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提出了“大 干一百天，实现水利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办不 到，就是敢不敢”、“大干苦干加巧干，保证每亩收一万(斤)”等狂 热口号，到处争放“生产卫星”,原寿张县放出了亩产二万斤的玉 米卫星，阳谷县展出了一棵三百斤的地瓜卫星……,聊城专区放 出的“卫星”最多，成了闻名全国的“大跃进”典型，因而聊城专区 栽的跟头也最重。二五期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减8. 9%,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减7 . 5%,农业总产值每年平 均递减8.8%,人均占有粮食由1956年的533斤，下降到1961 年的人均占有粮食139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56年的105元 下降到1961 年的35元。不少群众病饿而死，大批农民外流谋 生，仅1961年全区外出逃荒者就达10万多人。经过1963年 一—1965年三年调整，城乡经济和各项事业都得到了一定的恢 复和发展，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1.3%,其中工业 总产值每年递增31% .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5 .9%,农民 人均分配收入达到41元，比1961年增长17. 1%。这是我区经
济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但是，却未能按照三年调整时期的路子 走下去。1966年文革十年动乱开始了，聊城地区是全省派性闹 得最凶、派仗打得最激烈的几个地区之一。除了政治运动的干扰 之外，在经济政策上又全部否定了三年调整时期的正确政策，机 械照搬，“大寨经验”,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又一次 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文革时期， 聊城地区既遭受了严重挫折，也取得了一些基本成就，这主要是 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努力，1970年全国北方农业会议重新强调落 实六十条、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进行各方面的整顿等的 结果。特别在工业方面，在国家建设“大三线”、“小三线”方针指 导下，陆续从沿海迁到聊城一批骨千企业，如手表厂、电机厂、内 燃机厂、油泵油咀厂等，这在客观上奠定聊城工业的基础。聊城 当地兴办起来的纺织工业发展较快，1978年全区纺织企业达28 处，纱绽10万枚，布机3000台，纺织工业产值达到1.2亿元，比 1965年增长186.5倍。但是从总体上、全局上看，文革期间聊城 地区经济是一个大的波折。文革后的二年，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取 得较大成绩，但经济上基本延续了文革期间的一套，因而是徘徊 发展的二年。据统计，从1958—1978年的20年，全区农业总产 值年平均递增速度仅为1.4%;工业总产值20年增长3.8倍； 财政状况一直未有好转。20年间全区共吃国家统销粮25.81亿 斤，花国家救济款8800万元，向国家贷款8350万元，是一个名 副其实的“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财政靠补贴” 的四靠地区，直到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只有46元，以致在 1975年被国家列为十大贫困地区之一。聊城地区这二十年经济 上的波折，究其原因，主要是：左的东西干扰，频繁的政治运动， 各级政府的注意力、重点没有放在发展经济上；离开生产力来追 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先进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以及僵化的 集权式的经济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大跃进、文化大
革命两次运动，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和积极性，扼制了活生生 的生产力——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工作指导上主观主 义、唯意志主义的瞎指挥，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可以说，经 济上的所有重大挫折和失误，都是客观规律对我们的惩罚。从经 济战略指导思想来看，这二十年聊城地区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 经济发展战略，没有研究自己经济发展的路子，基本上是照抄照 转上级指示，由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聊城地区经济发 展战略指导思想也基本上是失误的。比如，大跃进时期的“大办 农业、大办粮食”、“大炼钢铁”,文革时期一刀切的“农业学大 寨”,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都给全区经济带来了严重的不良 后果。这从反面说明了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的重要性、 必要性。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七五”末，是 聊城地区经济在党的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复苏和迅速 发展的时期。1978年至1990年的十二年间，聊城地区的工农业 总产值由1978年的16.54亿元增长到1990年的118.01亿元， 平均每年增长13.2%,比1958——1978年的平均年增长速度 高出11个百分点。这十二年间，聊城地区经济可分为两个小的 阶段。1978至1985年，是聊城地区经济超常快速发展的时期。 全区各级政府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调整生产关系、变革生产经营方式入手， 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重新认识和恢复了聊城地区的棉 花生产优势，实行了“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的方针，使聊城 地区的棉花总产由1978年的74.94 万担，发展到1984年的 720多万担，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253996万斤，发展到1984 年的330351万斤，粮棉的快速增长推动了聊城地区工业的发 展，工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8.511亿元，发展到1985年的34. 07亿元。1986年至1990年.聊城地区经济进入常规增长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经济，农林牧副渔、
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工业也有了较快 较稳定地发展。这一时期，聊城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了 农业总产值，这标志着聊城地区开始由传统的农业区向现代工 业区的转变，标志着聊城地区工业化程度质的飞跃和提高。总起 来看，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二年，聊城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 想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聊城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客观经济规 律的，特别是在农村经济方面，经过理论与实践上的反复探索， 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比较成熟的战略指导思想，并且在战 略思想转换上也是恰如其时的。1979年2月，地委、行署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仅两个多月时间，就提出了“粮棉一齐 抓，重点抓棉花”的指导方针，经过几年的努力，使聊城人民摘掉 了贫困帽子，实现了温饱有余。1985年国家对棉花生产实行宏 观控制，聊城地区农业进入了新的徘徊时期，年初，地委、行署及 时提出了“以种植业为基础，远抓果近抓牧，乡镇企业迈大步”的 战略思想。1986年7月全区三级领导干部会议上，更明确地提 出了“全面振兴聊城经济，重点突破乡村企业”的战略指导方针。 随着农村第二步改革的逐步深化，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大竞争、 大发展的时期。全省“东部开放，西部开发”战略方针的提出，黄 淮海农业开发的实施，给聊城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机遇面前，地委、行署认真回顾总结了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的 经验和教训，对本地资源条件和生产基础重新进行了分析和论 证，然后派出了40多个调查组，用一个半月的时间，跑遍了6县 2市的100多个乡镇调查研究。在反复分析论证和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地委、行署认为，聊城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是 资源的大开发，根本出路是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加工。在今后一个 较长的时间内，全区农村经济的指导思想是：确保粮棉稳定增 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重点突破乡村工业。总的战略布局确立 后，行署加强了对全区农村经济的宏观指导，并着重抓了以下六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强化集体服务功能入手，把一家一户的分 散经营纳入社会化生产轨道；二是从改善生产条件和科学种田 入手，确保粮棉稳定增产；三是从基地建设和适度规模经营入 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重点搞好畜牧、林果、蔬菜三大产业的开 发，搞好适度规模经营和基地建设，力求尽快形成拳头产品，加 入大市场的竞争系列；四是从抓重点乡村和骨干项目人手，实现 乡村企业的突破性发展，把资源和市场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 产、供、加、销“一条龙”;五是从强化流通服务入手，把小生产与 大市场联为一体，建立起“多层次经营、多形式服务、多渠道流 通”的服务机制；六是从发展智力入手，大胆启用当地能人，积极 聘用外地能人，从而使全区迅速掀起一个经济大开发的热潮。各 县市纷纷选择各自的突破口，因地制宜，能搞什什么搞什么;因 人制宜，会搞什么搞什么;因市场制宜，什么销路好销什么。在项 目选择上，做到了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呈 现出发展路子和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局面。但是，认真分析以上所 执行的战略方针，不难看出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 的，主要针对发展农村经济提出来的，致使聊城地区工业发展速 度低于了山东省其它地市。德州地区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 2494万元，为聊城地区4313万元的56%;到1970年两地区还 不相上下(均3.4亿左右),而到1985年德州达到68.4亿元，竟 高出聊城63%。临沂地区1949年工业总产值1115万元，只相 当聊城地区的四分之一，到1984年，临沂地区就比聊城地区高 出3亿多元。1984年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出现了大上工业的“气 候”。对发晟工业，聊城地区行署作了极大努力，但由于本地区基 础差和国家财政体制的变化，使工农工间、原料产地和加工地区 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调，工农业产品之间、原料产地和加工地 区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调，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一步拉大.农 业积累能力减弱，农业在全区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农产
品、初级产品区效益低，“肥水”严重外流。据测算，从籽棉到皮棉 加工一般增值10%,从皮棉到棉纱增值30%,棉纱到坯布增值 30-40%,坯布到印染增值50%以上，印染到服装增值30一 100%;粮食从原粮到面粉增值15%,面粉到食品增值50%以 上，油料加工从原料到成品增值30—40%。由于聊城地区由于 加工层次浅，大量的农副产品和初级产品供外地精深加工。再加 上现有工业企业一般产品多，拳头产品少，低档产品多，中高档 产品少，这就严重影响了全区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