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被“军管理”后,公司一切权利均由“日商会社”把持。韩纯一等人听候处置,众股东焦急万分,公司命运危在旦夕。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二月二十日,“华北电电”董事总代表井上乙彥率古岛正义、佐野政雄、北田重纪、福田福松、铃木定之助等一伙人来到济南,接收济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什么方式接收?日本人决定以“统一济南市内电话、电报之经营,统一管理、扩充设施”为藉口,予以收买。五月三十日,日方北田重纪首先出面与济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总理韩纯一、协理王子丰、经理邵锡忱交涉。决定以二十六万六千一百七十元的价格收买济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周村､博山､济宁等电话分公司之机器设施、土地、建筑、备品及一切业务。公司方面则以总值一百八十五万六千七百三十六元另加独家经营权力金十万元与之抗衡,并严正表示,反对强行订立契约。公司员工闻讯愤起,抗议日本人强盗行经,支持韩纯一抵制日人的强夺。由于双方差距甚大,第一次交锋陷入僵局。
为解决估价问题,北田重纪曾一度隐藏踪迹在各阶层对电话公司进行调查。北田重纪认为:“公司方面三位对手是热心的佛教徒,办事谨慎、正直,不容易对付”。他忽然想起日本特务部一位军官的提示:“可以用粗野的方式”。于是日本人以“济南电话公司情况不稳”为借口,派遣一个警备分队进驻电话公司。六月,开始了第二次交锋,日方出资三十万元,公司方面据理力争,双方互不让步。韩纯一拒绝在“谈判协议书”上签字。此时,日本警备队开进会场,施行强压手段,刀光剑影,杀气腾腾。韩纯一处在淫威之下,怎敢抗拒,终于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事后,日本人说:“韩先生写字时手一点不慌,字写的真好”。
签字后第二天,传闻韩纯一“失踪”。与此同时,电话公司一份“陈情述书”(见附件(5)公布于世。
“华北电电”企划课长山本英也主张对收买一事,另谋他法。经过策划决定成立一个“济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再评价委员会”,成员由:日本特务机关顾问、日本驻济南领事馆领事西田耕;华北电电北田纪行;企划课长山本英也;技术部长浅见;山东省政府秘书××先生及被选定另两名中国人,共七人组成。
第三次交锋是在酷暑的七月,在日本驻济南领事馆进行。各方都摆出了资料开始了讨价还价的表述,意见概不接近。日本人对这种马拉松式的交涉十分脑火,为掩盖其強盜面目又不得不表示些微的“忍让”。然而,“忍让”毕竟是有限的。
日本特务机关长以最后通牒的口吻重申:“电信事业必须由华北电电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改善设备不良的济南电话,统一济南的电话、电报经营,扩充设施。再评价委员会开诚布公,从公评议,纯系尊重双方意旨,以协议方式,决定最公平之价格,绝无丝毫威胁性质。决定在三十万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五成,纯系考虑到公司方面的利益而作出的让步。再评价委员会以第三者立场,作出最公平之处断,并由特务机关长裁定,可谓取得合法手续……”。他气势汹汹的指责公司曲解事实,强留索价余地…口气咄咄逼人。随即抛出了再评价委员会的核定书(见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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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的气氛使韩纯一等人深深感到与一往大不一样,道路只有一条——屈从。
“收买”已成定局,申辩毫无意义。日本人的予谋已经实现,只是缺一份“合法”的文书了。契约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签署(见附件7)。韩纯一等人苦心经营的、正值鼎盛时期的济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虽曾有过昔日的繁荣,也曾有过全国之冠之美称,如今付诸东流,韩纯一忍气吞声,不久便愤愤而死。
“收买”完毕,原电话公司员工被留用,但均属低级工佐,各课负责人和各技术工种、重要岗位完全由日本人担任。“华北电电”的代表神藤正夫对中国人讲:“此次皇军圣战,是为了确立东洋和平的远大理想而发动的,要为日华一体化永久性东洋和平而勤奋工作,不允许稍有违犯日本确立的东洋和平意图,如有抗日、排日行为,将毫不犹豫,严肃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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