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解放区军民与铁路职工,将胶济、津浦铁路破坏,以阻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致使济南铁路只通“三店”。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铁路当局,实行了大批裁减工人,减发工资,南调职工和南迁设备,激起济南地区铁路职工的反抗,爆发了“七・四”大罢工,痛打国民党津浦区铁路管理局局长陈舜畊事件。
济南铁路工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日本投降后,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人民越来越不满,国民党日益陷入孤立。济南铁路工人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推动下,先后进行过数次罢工、怠工斗争。特别是1945年后,在渤海区党委济南工委的领导下,进行了三次复工斗争和反对无故开除工人的罢工斗争,要求增加米贴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锻炼了地下党的组织、积累了斗争经验,团结了群众,为反裁员减薪斗争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由于济南铁路只通“三店”,铁路收入枯竭,财政困难,连工人的工资也得从南京空运。
莱芜战役后,铁路当局强令将沿线技术工人和设备调运济南。调来的工人拖家带口,露宿车站、货场,日晒雨淋,无处安身,老人病,孩儿死,生活困苦目不忍睹。铁路当局不仅不予妥善安置,反而于1947年5月宣布全路实行裁员减薪。
6月24日,陈舜畊从南京回济南后,召开局务会议,研究制定了裁员办法,6月27日以津济人字第6115号令规定:从即日起(津浦铁路)全路停止任用新人,现有人员合乎退休之员工强制退休,实行点验,发现冒名顶替者当即开除;所有临时工一律解雇,各员工只能在下列各条中自选一条:甲、调往浙赣、粤汉两路或自在他路接洽工作,至8月份尚未获得结果者一律发给半薪。乙、自愿留资另谋生活者支领半薪或一次发给八、九、十3个月的维持费。丙、自愿留局者,每月薪俸候有经费时才能发给。按照上述规定,铁路工人要裁减60%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员工要减薪或停薪。所有员工都要在7月15日前填写志愿汇交路局审核。
五项裁员减薪的命令,把铁路工人推向死亡的边缘。工人们称它是“要命符”,是套在工人脖子上的绞索。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工人们在一起议论着酝酿着。“等死不如拼死”!埋藏在工人心中的怒火即将爆发,一场反裁员减薪斗争的风暴在广大铁路工人中迅速漫延着,如同一把干柴,只需一根火柴。
早在1947年春,渤海区党委济南工委就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指示市内各支部密切观察形势的发展,把握好时机,积极慎重地领导工人和市民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五月下旬,机务段党支部委员陈庆林到工委机关汇报了铁路当局开始实行裁员减薪的情况。工委书记崔戎即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指示他们抓住这一牵涉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发动工人开展反裁员减薪斗争;同时,让陈庆林转告吕洗尘,与各支部研究一下,提出具体意见,向工委汇报,与此同时,工委又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党委同意工委的部署,并指示要加强领导,特别要注意策略,吸收南京“五·二○”血案的教训,即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斗争,又要注意保存力量,尤其要保护好群众领袖。正当工委研究贯彻区委的指示时,机务段党支部副书记张怀玉于5月25日又到工委机关汇报裁员减薪的情况,说由于裁员减薪,闹得人心慌慌,工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已经有了进行斗争的要求。
工委于6月召开工委会议,研究了反裁员减薪等问题,决定利用黄色工会这一合法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斗争。并决定以革命力量雄厚,群众基础最好的机车工厂为发动的中心。路局则以机务段党支部为主,把各段、站的工人联合起来,统一行动,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以陈舜畊为首的铁路局。在此期间地下党员房玉亭也向工委作了汇报,并直接参予了机务段党支部对这一斗争的领导工作。
经过一系列的部置和准备,工人们很快就发动组织起来。机务段的韩玉平与电务段的郑玉和、济南站的邱玉田、检车段的郑玉玺、张桂岑、王伯箴等取得联系,基本上形成了铁路工人的大联合。
7月2日,路局又决定把填报志愿书时间提前到7月5日以前。这更加引起工人的公愤,议论着去找局长,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吕洗尘和宗泽交换了意见,认为直接组织工人进行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正在这时得知陈舜要在7月4日上午到局召开会议。于是吕洗尘便决定7月4日组织工人进行请愿说理斗争,并安排了具体行动步骤。确定:由检车段和机务段派车接送机车工厂的工人,并停止车辆调度;由电务段工人代表负责关闭电源、断绝电话联络。准备就绪,火车鸣笛相告。7月3日下午;由韩玉平、郑玉和等串联了数百名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黄色)找办事处主任侯兆泰,要求他7月4日带领工人找局长请愿时,侯兆泰玩弄两面手法,口头答应工人要求,实际欺骗工人,根本不打算带工人去请愿。7月4日清晨,当工人们满怀激情集中到工会大院时,侯兆泰却说:“昨天请示绥靖区和工会政治指导员(即陈舜畊),都不同意组织请愿”。要工人回去上班。工人一听都非常愤怒,代表们说:
“工人已集合起来了,工会不组织,我们就自己去找局长!人群中齐喊“拥护”!一部分工人便趁机上前去硬拖着侯兆泰向路局办公大楼走去。行至中途,候兆泰借机溜掉了。于是,工人代表便挺身而出,带领工人涌进了路局大院,包围了办公大楼。正在这时,越墙跳出来的10几名机车工厂的工人也赶到现场,说工厂当局关闭了所有的厂门,增加了警卫,围墙的电网通了电,工人出不来。经工人代表协商,共推出10名代表,包括机车工厂的1名。韩玉平、王伯箴、郑玉和、邱玉田等上楼与陈舜明谈判,张桂岑等在楼下维持秩序,把守楼门,防止陈舜畊跑掉。有些没有通知的工人,也闻讯赶来,人越来越多,一瞬间,路局大院被挤得水泄不通,估计有3000人左右。
工人代表提出废除裁员办法,陈舜一再推辞说:是部令,本人不敢作主,需请示后才能答复。经过交涉,陈舜畊只答应增加两个月的遣散费。时近中午,仍无结果,工人代表便说:“我们是受工人兄弟的委托来与局长谈判的,既然局长不肯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也不敢有负工友的重托,就请局长下楼,当面向工友解释。”在工人代表的再三督促下,陈舜畊才不得不在人事处长和护局所长的陪同下走下楼梯,对工人喊了几个“工友们”。因他是南方口音,声音低颤,工人就嚷着“听不见”,要他靠前讲。陈舜不仅不理采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其随从的簇拥下转身就走。陈舜的无理举动,激怒了工人,工人们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路
局警卫人员朝空中鸣枪进行恐吓,工人便拥上夺了枪并将枪摔烂。在夺枪过程中,两名工人受伤被送进医院。陈舜畊被警卫人员抢入楼内。下午1点多钟,城防司令部用汽车运来全副武装的士兵,与工人形成对峙的局面。随后,国民党省府社会处长王平一也乘车赶到现场。面对怒目相视的工人,王平一首先喝退了士兵,然后对工人说:五项裁员办法的解决,包在兄弟我身上,我一定与陈局长商量,合情合理地解决好。接着进去看了看陈舜明,又出来说:
陈局长的伤势很重,现在昏迷不醒。你们可选出代表与我联系。最后他要工人回家吃饭,照常上班。工人便纷纷聚集在一起选举代表,然后散去。选出的代表集中到检车段值班室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决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说明事件真相,以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晚上,铁路当局宣布,由于陈舜昏迷不醒,五项裁减办法暂不执行,等陈伤好后再行处理。
鉴于斗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工人们于5日照常上班。
铁路工人打了局长,以陈舜为首的铁路当局,在惊恐之后,忘图伺机反扑。听说工人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便指使其走狗侯兆泰以工会的名义召开,企图操纵会议。工人代表看穿其目的和用心,就将计就计,利用工会的名义和经费。经过郑玉玺等人的积极筹备,招待会顺利地举行。侯兆泰秉承其主子的旨意抢先发言,公开诬蔑工人的举动,违犯了戡乱治罪法,是受了“奸匪”的煽动。韩玉平当即进行了驳斥,详细介绍了事件的经过,说明工人们的举动是陈舜畊一伙逼出来的。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记者们议论纷纷。有的记者质问侯兆泰,说他不像工人代表,很象是局长的代言人。侯兆泰被驳得无言对答,便灰溜溜地跑掉了。会后,韩玉平、郑玉和、郑玉玺等又起草了《告全国铁路职工书》等,进一步揭露铁路当局盘剥工人的罪行。通过一系列的舆论工作,工人取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王耀武为首的地方官员采取了旁观的态度,绥靖区没有直接干预。
为了解脱陈舜的困境,国民政府交通部于7月16日作出了6项处理办法,并委派人事处长杨苹一等专程来济处理。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地下党组织的严密组织,陈舜畊一伙,调查了几个月也没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也不敢硬性执行交通部的五项裁减办法,只好以“殴打局长,破坏公物,扰乱秩序”的罪名将韩玉平、郑玉和、邱玉田、孙显堂等开除,其他代表和积极分子则分别给予记两大过或一大过的处分,陈舜畊假腥腥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了结了此事。
济南铁路工人的反裁员减薪斗争,是山东境内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规模最大而且取得胜利的一次群众革命斗争。它直接冲击着国民党在山东的统治地位,在山东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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