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错案 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山东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批冤案、错案。据统计，全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干部共57359人，占干部总数的6.9％，作过结论的55524人，占96.8％。1978年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着重讨论了复查处理“三类案件”（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的问题。至11月底，全省共排查出“三类案件”2543起，处理1478起。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省委重点抓了“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重大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工作。1978年8月，省委召开大会为省公安厅“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此后，省委又公开为济南“五七”事件、枣庄“七二五”事件、临沂“马陵山事件”及“冠县事件”等一批重大案件澄清了是非。在重点复查大案要案的同时，全省对“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24.5万起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10万余名被批斗免职的干部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在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同时，省委对“文化大革命”前的有关案件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陆续进行了复查平反。一是进行了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至1978年11月底，全省有34365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二是对1959年反右倾斗争遗留的尚未复议处理的8.26万起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除兼有其他错误的之外，一律进行平反纠正。三是1963年至1965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四清”运动中形成的6.29万起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分别给予了妥善处理。四是对抗日战争时期锄奸肃托案中错杀和错误处理的人员在政治上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对家属给予一定的照顾。此外，还对全国土改、整党、镇反、清理整顿、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统购统销、肃反审干、合作化等历次运动形成的10万余起案件进行了排查。
科技教育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初步开展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5月，省委在济南召开山东省科学大会，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代表省委对知识分子作了基本估价：全省的广大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锻炼，无论是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中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我们团结、依靠的力量。并要求把“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对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大会表彰了227个先进集体、291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1030项优秀科技成果。会议期间，省委召开了任命科技、教学人员技术职务大会，宣布提升209名教学、科技人员为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等。宣布山东大学数学系讲师潘承洞破格提升为教授。6月30日，全省首次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普查全面开展。截至9月30日的普查结果，全省全民所有制单位各类科学技术人员共249990人，另有闲散的科技人员6761人。普查后，全省一批具有一定科技水平而改行转业的和用非所学的大学毕业生，经动员陆续回到了科技工作岗位。
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举行。6月，省委、省革委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整顿和加强各级各类学校，迅速提高教育质量，以及发展教育事业的规划和措施，要求各级党委把借调教师归队的事情抓好。同月，省委发出通知，撤销1974年《批转中共鱼台县委关于相里公社清河涯小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学生事件调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为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教师平反。到年底，全省有1万多名离队的教师陆续从其他岗位回到了教育战线。
1978年8月，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践踏社会主义文艺、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罪行，讨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问题。会议宣布，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剧协山东分会、舞协山东分会、民间文学研究会山东分会、摄影学会山东分会正式恢复工作。
通过以上三次大会的召开，使全省在科技、教育、文化领域澄清了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为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尝试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山东农村曾实行过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但都因“左”倾错误的压制而夭折了。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农村纷纷要求恢复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这种要求在贫困落后的鲁西、鲁北地区更为强烈。
1977年11月，中共菏泽地委负责人到山东东明县码头公社调查研究，发现那里的群众生活很苦，摆脱贫困的愿望特别强烈，受到很大震动。1978年2月，菏泽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如何松动农村政策的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认为在不断巩固集体经济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什么样的政策、方法、措施最有利于发展生产，最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应当采取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方法和措施。同时提出了三条原则：（一）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前有明文规定而又未宣布改变的政策，凡适应当前情况的要继续贯彻执行；（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而又被实践证明是批错了的政策，要理直气壮地执行；（三）群众迫切要求落实又不违背中央一贯指导思想的一些具体政策，允许实行。根据这三条原则，提出了农村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的政策，包括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退回社员自留地，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会后不久，菏泽地区就把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价收归集体的16万辆地排车全部退给了社员；把收归集体耕种的80多万亩自留地陆续退给了社员。东明县还把10万亩撂荒地、村头荒地分给社员自种自收。大多数生产队实行了“口粮田”，即把一部分耕地分给社员耕种，收入归己，作为口粮。一部分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即把一部分耕地定产定工包给社员耕种，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归己。与此同时，山东其他地区也星星点点地实行了一些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德州地区陵县郑寨等公社搞了花生、棉花“五定一奖”到组责任制，特别困难的生产队还试行了包产到户。烟台地区莱西县牛溪埠公社后庄扶生产大队，从1978年起对农副各业实行了“四定一奖惩”的联产计酬责任制。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属于现代迷信的个人崇拜。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邓小平的倡导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5月13日，《大众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但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没有迅速表态支持。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开始撰文或发表谈话，表示支持这场讨论。在山东还没有表态之时，7月，中央一位负责人来到山东，他先后在青岛、济南的两次讲话，基本精神都是维护“两个凡是”。这延误了山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沿途讲思想路线问题，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10月12日至14日，省委党校、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召开了理论同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应邀参加讨论会的有驻济大专院校和部分地区的哲学理论工作者、理论宣传工作者。会议重点讨论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重大意义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的关系问题。10月16日，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在省委党校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四个现代化的速度》的讲话，代表省委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明了肯定态度。白如冰的讲话发表后，受到了全省党员、干部、群众和理论界的热烈欢迎和好评，为全省上下解除“两个凡是”的束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省委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只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学术界、理论界这一小范围内开展，并没有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大规模的讨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7月，邓小平来山东视察时才得以改变。
第二节 拨乱反正的局部进展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平反冤假错案 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山东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批冤案、错案。据统计，全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干部共57359人，占干部总数的6.9％，作过结论的55524人，占96.8％。1978年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着重讨论了复查处理“三类案件”（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的问题。至11月底，全省共排查出“三类案件”2543起，处理1478起。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省委重点抓了“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重大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工作。1978年8月，省委召开大会为省公安厅“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此后，省委又公开为济南“五七”事件、枣庄“七二五”事件、临沂“马陵山事件”及“冠县事件”等一批重大案件澄清了是非。在重点复查大案要案的同时，全省对“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24.5万起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10万余名被批斗免职的干部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在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同时，省委对“文化大革命”前的有关案件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陆续进行了复查平反。一是进行了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至1978年11月底，全省有34365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二是对1959年反右倾斗争遗留的尚未复议处理的8.26万起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除兼有其他错误的之外，一律进行平反纠正。三是1963年至1965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四清”运动中形成的6.29万起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分别给予了妥善处理。四是对抗日战争时期锄奸肃托案中错杀和错误处理的人员在政治上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对家属给予一定的照顾。此外，还对全国土改、整党、镇反、清理整顿、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统购统销、肃反审干、合作化等历次运动形成的10万余起案件进行了排查。
科技教育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初步开展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5月，省委在济南召开山东省科学大会，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代表省委对知识分子作了基本估价：全省的广大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锻炼，无论是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中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我们团结、依靠的力量。并要求把“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对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大会表彰了227个先进集体、291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1030项优秀科技成果。会议期间，省委召开了任命科技、教学人员技术职务大会，宣布提升209名教学、科技人员为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等。宣布山东大学数学系讲师潘承洞破格提升为教授。6月30日，全省首次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普查全面开展。截至9月30日的普查结果，全省全民所有制单位各类科学技术人员共249990人，另有闲散的科技人员6761人。普查后，全省一批具有一定科技水平而改行转业的和用非所学的大学毕业生，经动员陆续回到了科技工作岗位。
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举行。6月，省委、省革委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整顿和加强各级各类学校，迅速提高教育质量，以及发展教育事业的规划和措施，要求各级党委把借调教师归队的事情抓好。同月，省委发出通知，撤销1974年《批转中共鱼台县委关于相里公社清河涯小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学生事件调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为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教师平反。到年底，全省有1万多名离队的教师陆续从其他岗位回到了教育战线。
1978年8月，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践踏社会主义文艺、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罪行，讨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问题。会议宣布，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剧协山东分会、舞协山东分会、民间文学研究会山东分会、摄影学会山东分会正式恢复工作。
通过以上三次大会的召开，使全省在科技、教育、文化领域澄清了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为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尝试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山东农村曾实行过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但都因“左”倾错误的压制而夭折了。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农村纷纷要求恢复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这种要求在贫困落后的鲁西、鲁北地区更为强烈。
1977年11月，中共菏泽地委负责人到山东东明县码头公社调查研究，发现那里的群众生活很苦，摆脱贫困的愿望特别强烈，受到很大震动。1978年2月，菏泽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如何松动农村政策的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认为在不断巩固集体经济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什么样的政策、方法、措施最有利于发展生产，最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应当采取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方法和措施。同时提出了三条原则：（一）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前有明文规定而又未宣布改变的政策，凡适应当前情况的要继续贯彻执行；（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而又被实践证明是批错了的政策，要理直气壮地执行；（三）群众迫切要求落实又不违背中央一贯指导思想的一些具体政策，允许实行。根据这三条原则，提出了农村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的政策，包括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退回社员自留地，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会后不久，菏泽地区就把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价收归集体的16万辆地排车全部退给了社员；把收归集体耕种的80多万亩自留地陆续退给了社员。东明县还把10万亩撂荒地、村头荒地分给社员自种自收。大多数生产队实行了“口粮田”，即把一部分耕地分给社员耕种，收入归己，作为口粮。一部分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即把一部分耕地定产定工包给社员耕种，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归己。与此同时，山东其他地区也星星点点地实行了一些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德州地区陵县郑寨等公社搞了花生、棉花“五定一奖”到组责任制，特别困难的生产队还试行了包产到户。烟台地区莱西县牛溪埠公社后庄扶生产大队，从1978年起对农副各业实行了“四定一奖惩”的联产计酬责任制。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属于现代迷信的个人崇拜。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邓小平的倡导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5月13日，《大众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但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没有迅速表态支持。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开始撰文或发表谈话，表示支持这场讨论。在山东还没有表态之时，7月，中央一位负责人来到山东，他先后在青岛、济南的两次讲话，基本精神都是维护“两个凡是”。这延误了山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沿途讲思想路线问题，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10月12日至14日，省委党校、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召开了理论同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应邀参加讨论会的有驻济大专院校和部分地区的哲学理论工作者、理论宣传工作者。会议重点讨论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重大意义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的关系问题。10月16日，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在省委党校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四个现代化的速度》的讲话，代表省委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明了肯定态度。白如冰的讲话发表后，受到了全省党员、干部、群众和理论界的热烈欢迎和好评，为全省上下解除“两个凡是”的束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省委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只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学术界、理论界这一小范围内开展，并没有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大规模的讨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7月，邓小平来山东视察时才得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