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查“四人帮”及其在山东的帮派体系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山东各级党组织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进行了揭批查“四人帮”及其在山东的帮派体系的斗争。
1976年10月到1977年4月，是山东揭批查“四人帮”斗争的第一个战役。主要任务是，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张春桥、江青的家庭、社会关系及其在山东的历史进行全面调查，同时，初步查清山东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1977年4月至1977年9月，是山东揭批查“四人帮”斗争的第二个战役。主要任务是，以查清王效禹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为重点，对“四人帮”插手山东及支持其帮派体系在山东搞的阴谋活动进行清查，从而摧毁“四人帮”在山东的帮派体系。1977年9月至1979年7月，是山东揭批查“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主要任务是，揭发、批判“四人帮”各种表现，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的罪行。在这一战役中，各地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各条战线实际，采取诉批、摆批、忆批等多种形式，掀起了揭批“四人帮”高潮，使广大干部群众初步澄清了思想。
在开展揭批查斗争的同时，山东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查了“内伤”，开展了“三大讲”活动，总结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
整顿社会治安恢复生产秩序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恢复社会秩序，还人民一个安定的生活、生产环境，中央发起了一场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斗争。根据中央的部署，山东于1977年集中开展了3次以清查打击流窜犯罪为重点的全省性统一行动，共破获案件882起，拘捕犯罪分子10595名，震慑了犯罪分子，教育了群众。与此同时，全省以铁路为重点，大力整顿城乡治安秩序，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大力推广邹县路社联防经验，全省城乡治安面貌大为改观。随后，全省有计划地进行了3次公判处理，共处理5800名罪犯。根据中央部署，1977年10月，全省开始由点到面开展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进攻的“双打”斗争。到1979年3月，全省共破获反革命和各类刑事案件38630起，逮捕反革命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8340余人，查处贪污盗窃千元以上的10553人、5000元以上的581人、万元以上的200人。
在强化社会治安的同时，全省对企业和社队进行了大力整顿。至1978年7月，全省5510个县属以上企业，已经整顿的1193个，占21.6％；7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健全了计划、劳动、财务“三大”管理制度，实行了“四小”（小段生产计划、小段包工定额、小组作业、小段验收评比），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整风试点和整顿领导班子 根据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全党整党整风要在下半年全面展开的精神，4月，省委发出《关于进行整党整风运动的试点意见》。5月，全省共选择了55个单位进行整党整风试点（另外，部分县搞的试点42个），派出整党整风试点工作队494人。紧密联系“四人帮”在党的建设上的流毒和影响，有针对性地向党员进行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这次整党整风的一项首要任务。紧密联系实际，把功夫下在分清路线是非上，是这次整风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次整党整风中，各地都把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作为一个突出重点来抓，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经过充分酝酿、反复讨论，充实调整或改选了领导班子，既注意了领导班子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又注意保持干部的相对稳定性。至1977年8月整党整风试点工作基本结束。
结合揭批查和“双打”斗争的开展，省委对各地和省直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一方面抓思想建设，一方面在组织上作了充实调整。在对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中，充实调整了县委正、副书记181名，省直机关72个部委办局，有19个单位的一把手作了调整。至1978年，全省大部分地委、市委、县委、区委的主要负责人都进行了调整，两年内共选拔了2056名中、青年干部充实县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少数未分配工作的干部也作了安排。通过调整，使各级领导班子纠正了错误，增添了活力，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打下了领导基础。
经济建设中的“跃进”与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0年之久的社会动乱，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为经济建设创造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为经济建设事业注入了活力。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全省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经济建设中又出现了新的冒进。
山东经济建设中的新“跃进”与全国形势密不可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问题，致使经济工作出现了1958年“大跃进”式的所谓“新跃进”。在这种情况下，“新跃进”的主张也在山东提了出来。1977年8月6日至14日，在全省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上，省委提出国民经济新跃进已经到来，号召苦战8年，为把山东建设成社会主义工业省而奋斗。12月9日至14日的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省革委根据省委决定，正式提出了“争时间，抢速度，苦战八年，把山东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省”的规划和目标。即到1980年建成比较完整的支农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1985年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省，粮食亩产过长江（即亩产800斤以上），在1977年的基础上，煤炭翻一番，钢铁和原油均翻三番，达到全省人均占有1000斤粮、1吨煤、1吨原油。基本普及大寨县，80％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
在具体措施上，一是深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省革委把学大寨、学大庆作为加速建设工业省目标的根本性措施来抓，要求各级革委都要把大寨、大庆的基本经验学到手，加快普及大寨县和大庆式企业的步伐。要求切实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坚持进行社队和企业整顿，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组织大协作、大会战。针对全省基本建设摊子多、战线长、人力分散、项目进展缓慢、半拉子工程多等问题，省革委抓住对发展山东国民经济有决定意义的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电力、铁路运输和化纤、合成革等几个方面，集中力量，组织全省大会战。二是抓后进，抓薄弱环节。针对鲁西北四地区工农业基础较为薄弱的现状，省委、省革委要求“尽快将鲁西北四化搞上去”，“一年见成效，二年大变样，三年解决问题”。同时要求省直部门和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积极支持鲁西北4地区的经济建设。对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临沂地区也要给予适当支持。三是加强科技工作。要求把科学研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科学研究搞上去。各地都抓紧健全科研机构，建立科学技术队伍，加强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践活动。此外，省革委还在扶持新建企业和新产品发展，严格建设资金和生产费用管理，严格用工制度和控制非农业人口盲目增长，提倡按劳分配和奖励先进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学大寨、学大庆运动的开展，对加快工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1978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9亿元，以1976年为基数，两年平均年递增11.8%。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102.22亿元，年递增6%；工业总产值达到296.82亿元，年递增16%；财政收入达64.13亿元，年递增15%。1978年，农业战线战胜了严重干旱，获得较好收成。粮食总产量2288万吨，比上年增长9%；棉花总产15.4万吨，比上年增长3.4%；油料总产95.9万吨，比上年增长41.9%。工业基础工作和生产、质量管理都得到加强，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有较大增长。但是，急于求成、大计划、高指标等新“跃进”的重新出现，使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状况更加严重，造成了一些新的损失。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左”的指导方针的延续
揭批查“四人帮”及其在山东的帮派体系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山东各级党组织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进行了揭批查“四人帮”及其在山东的帮派体系的斗争。
1976年10月到1977年4月，是山东揭批查“四人帮”斗争的第一个战役。主要任务是，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张春桥、江青的家庭、社会关系及其在山东的历史进行全面调查，同时，初步查清山东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1977年4月至1977年9月，是山东揭批查“四人帮”斗争的第二个战役。主要任务是，以查清王效禹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为重点，对“四人帮”插手山东及支持其帮派体系在山东搞的阴谋活动进行清查，从而摧毁“四人帮”在山东的帮派体系。1977年9月至1979年7月，是山东揭批查“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主要任务是，揭发、批判“四人帮”各种表现，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的罪行。在这一战役中，各地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各条战线实际，采取诉批、摆批、忆批等多种形式，掀起了揭批“四人帮”高潮，使广大干部群众初步澄清了思想。
在开展揭批查斗争的同时，山东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查了“内伤”，开展了“三大讲”活动，总结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
整顿社会治安恢复生产秩序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恢复社会秩序，还人民一个安定的生活、生产环境，中央发起了一场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斗争。根据中央的部署，山东于1977年集中开展了3次以清查打击流窜犯罪为重点的全省性统一行动，共破获案件882起，拘捕犯罪分子10595名，震慑了犯罪分子，教育了群众。与此同时，全省以铁路为重点，大力整顿城乡治安秩序，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大力推广邹县路社联防经验，全省城乡治安面貌大为改观。随后，全省有计划地进行了3次公判处理，共处理5800名罪犯。根据中央部署，1977年10月，全省开始由点到面开展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进攻的“双打”斗争。到1979年3月，全省共破获反革命和各类刑事案件38630起，逮捕反革命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8340余人，查处贪污盗窃千元以上的10553人、5000元以上的581人、万元以上的200人。
在强化社会治安的同时，全省对企业和社队进行了大力整顿。至1978年7月，全省5510个县属以上企业，已经整顿的1193个，占21.6％；7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健全了计划、劳动、财务“三大”管理制度，实行了“四小”（小段生产计划、小段包工定额、小组作业、小段验收评比），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整风试点和整顿领导班子 根据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全党整党整风要在下半年全面展开的精神，4月，省委发出《关于进行整党整风运动的试点意见》。5月，全省共选择了55个单位进行整党整风试点（另外，部分县搞的试点42个），派出整党整风试点工作队494人。紧密联系“四人帮”在党的建设上的流毒和影响，有针对性地向党员进行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这次整党整风的一项首要任务。紧密联系实际，把功夫下在分清路线是非上，是这次整风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次整党整风中，各地都把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作为一个突出重点来抓，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经过充分酝酿、反复讨论，充实调整或改选了领导班子，既注意了领导班子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又注意保持干部的相对稳定性。至1977年8月整党整风试点工作基本结束。
结合揭批查和“双打”斗争的开展，省委对各地和省直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一方面抓思想建设，一方面在组织上作了充实调整。在对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中，充实调整了县委正、副书记181名，省直机关72个部委办局，有19个单位的一把手作了调整。至1978年，全省大部分地委、市委、县委、区委的主要负责人都进行了调整，两年内共选拔了2056名中、青年干部充实县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少数未分配工作的干部也作了安排。通过调整，使各级领导班子纠正了错误，增添了活力，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打下了领导基础。
经济建设中的“跃进”与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0年之久的社会动乱，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为经济建设创造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为经济建设事业注入了活力。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全省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经济建设中又出现了新的冒进。
山东经济建设中的新“跃进”与全国形势密不可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问题，致使经济工作出现了1958年“大跃进”式的所谓“新跃进”。在这种情况下，“新跃进”的主张也在山东提了出来。1977年8月6日至14日，在全省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上，省委提出国民经济新跃进已经到来，号召苦战8年，为把山东建设成社会主义工业省而奋斗。12月9日至14日的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省革委根据省委决定，正式提出了“争时间，抢速度，苦战八年，把山东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省”的规划和目标。即到1980年建成比较完整的支农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1985年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省，粮食亩产过长江（即亩产800斤以上），在1977年的基础上，煤炭翻一番，钢铁和原油均翻三番，达到全省人均占有1000斤粮、1吨煤、1吨原油。基本普及大寨县，80％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
在具体措施上，一是深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省革委把学大寨、学大庆作为加速建设工业省目标的根本性措施来抓，要求各级革委都要把大寨、大庆的基本经验学到手，加快普及大寨县和大庆式企业的步伐。要求切实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坚持进行社队和企业整顿，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组织大协作、大会战。针对全省基本建设摊子多、战线长、人力分散、项目进展缓慢、半拉子工程多等问题，省革委抓住对发展山东国民经济有决定意义的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电力、铁路运输和化纤、合成革等几个方面，集中力量，组织全省大会战。二是抓后进，抓薄弱环节。针对鲁西北四地区工农业基础较为薄弱的现状，省委、省革委要求“尽快将鲁西北四化搞上去”，“一年见成效，二年大变样，三年解决问题”。同时要求省直部门和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积极支持鲁西北4地区的经济建设。对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临沂地区也要给予适当支持。三是加强科技工作。要求把科学研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科学研究搞上去。各地都抓紧健全科研机构，建立科学技术队伍，加强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践活动。此外，省革委还在扶持新建企业和新产品发展，严格建设资金和生产费用管理，严格用工制度和控制非农业人口盲目增长，提倡按劳分配和奖励先进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学大寨、学大庆运动的开展，对加快工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1978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9亿元，以1976年为基数，两年平均年递增11.8%。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102.22亿元，年递增6%；工业总产值达到296.82亿元，年递增16%；财政收入达64.13亿元，年递增15%。1978年，农业战线战胜了严重干旱，获得较好收成。粮食总产量2288万吨，比上年增长9%；棉花总产15.4万吨，比上年增长3.4%；油料总产95.9万吨，比上年增长41.9%。工业基础工作和生产、质量管理都得到加强，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有较大增长。但是，急于求成、大计划、高指标等新“跃进”的重新出现，使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状况更加严重，造成了一些新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