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党组织在“打倒一切”的造反狂潮中陷于瘫痪，全省出现全面内乱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要清洗所谓混进党内、政府、军队和文化界各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抛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织了“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6月初，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被批判、被改组的消息异乎寻常地通过电台和报纸公开宣布，红卫兵造反的狂潮迅速席卷全国。就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也逐渐地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转向农村。
1966年5月2日，中共山东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5月11日至6月11日，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同时，在《大众日报》展开了对所谓“三家村黑店山东分店”及一大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物的批判。在学校，全省大专院校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并出现学生集会、讲演、大辩论的情况，其共同点是将矛头指向党委。8月下旬，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鼓动下，在首都红卫兵的影响下，全省大中学校纷纷成立起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走向街头、走向社会，开展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在破“四旧”中，将一些所谓具有“四旧”色彩的商场、商店、街道、学校的名字、字号砸掉，捣毁古迹、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后来发展到“斗、抄、挖、赶”。破“四旧”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外地学生到北京参观的通知后，大串连出现高潮。山东各地的学生、教师去北京等地，北京等地的学生、教师到山东各地。大串连不仅给交通造成严重混乱，而且直接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在全国造反形势的影响下，山东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逐步进入高潮。在青岛，形成了以王效禹为代表的“造反派”集团；在济南，成立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济南的两派组织轮流揪斗批判省委领导人，全省各地的造反组织也普遍揪斗批判党政机关领导人和各单位当权派，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濒于崩溃状态，全省陷于全面内乱之中。
造反派在夺权风暴中上台，掀起“反逆流”“反复旧”恶浪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一批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随之，全国掀起了夺取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在山东，王效禹造反集团于1月22日夺取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28日，王效禹到达济南，伺机夺取省委、省人委的权。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以控制局势，建立秩序。王效禹在人民解放军驻山东部队的支持下，联合驻济南的25个造反组织，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2月3日，王效禹在济南召开10万人大会，宣布“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领导权”。2月23日，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更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二三夺权”之后，夺权风暴遍及全省城乡，从2月到3月，省直各机关和各市、地、县、公社、大队以及工交企业、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近10万个单位进行了夺权。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靠边站”，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众组织自立山头，发展队伍，围绕夺权大打派仗，武斗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为了排除异己，巩固已经得到的权力，1967年3月，王效禹借助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开始的反击所谓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在全省发动了“反逆流”运动。由于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赞同，并有张春桥、姚文元坐镇济南，予以支持，“反逆流”斗争进一步扩大。5月7日，王效禹调集10万群众包围了冲击省革委大院的群众，对对立派群众进行了残酷的人身摧残，造成了震惊全省的“五七”事件。“五七”事件后，德州、聊城、菏泽、惠民、临沂、济宁等地也开展了“反逆流”运动，群众组织之间相互攻击、谩骂、武斗不止，支“左”部队也被卷进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全省动乱进一步加剧，局势更加复杂。到1968年3月，全省又有青岛、济南、淄博、枣庄4市与昌潍、烟台、临沂、泰安、菏泽、惠民6个地区，91个县（市、区），成立或改组了革命委员会。大量的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基层单位也在新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7月，德州、济宁、聊城三个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也予以改组。王效禹进一步控制了山东局势。
“反逆流”之后，王效禹大权独揽，他坚持反军队、反领导干部、反“保守派”的立场，引起了更多人的反对。为了排除异己，他于1968年冬发动了“反复旧”运动，不仅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革委会，指向已被结合的领导干部，而且指向了两级军区。1968年11月，省革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正式作出了“反复旧”的决议，“反复旧”在全省展开。全省许多市地、县举办了革委会“反复旧”学习班，检查“复旧”现象和表现，检查对省革委和王效禹的态度。而王效禹竟利令智昏，以省革委的名义向军队“四大”单位派出“工宣队”，企图搞乱军队，实现其独揽山东党、政、军大权的野心。通过“反复旧”运动，全省39％的县市和47％的公社革委会被摧垮、改组或变相夺权，革委会中的军队干部和被结合的地方干部被戴上“复旧”的帽子被打倒。全省又一次大乱起来。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期间，山东的问题已经暴露得比较明显，并引起中央的重视。
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与“斗、批、改” 1967年10月，省革委会根据中央指示，开始进行整党建党。遵循的原则是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两项指示。在整党建党中，许多党员因遭诬陷而被清除出党，一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进入党内，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一次大破坏。但各级党组织的逐步建立，大多数党员特别是许多老党员先后恢复组织生活，对于以后抵制和反对各种破坏活动、稳定局势，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山东的清理阶级队伍是从1968年4月开始的，清理的对象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到1969年5月，全省清理出的总人数达11.36万人，其中中共党员15896人。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许多人因受迫害含冤去世，其后果极为恶劣。
1968年9月，省革委根据中央的部署，进行“斗、批、改”。同月，省革委派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以及除军管以外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斗、批、改”。在“斗、批、改”中，城市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伴随着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和知识青年下乡，喧嚣如潮的红卫兵组织无法进行活动而名存实亡。在“斗、批、改”中，省革委在沂源、惠民、济宁三地建立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齐河县劳改农场建立了“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级机关干部下放干校劳动。先后有2800多名干部在那里接受所谓思想改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省革委当晚召开常委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大落实的群众运动。要求城镇街道要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学习班，动员城镇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2月，济南即有近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后，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鼓舞下，全省每年有数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1974年8月14日，省暨济南市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指出，今后山东省城镇高、初中毕业生的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形式，以集中插队为主，同时要积极、慎重地试办集体所有制的青年场、队，有条件的可以回老家落户。从此，全省知识青年除在校生直接征兵和病残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归侨学生；无工作的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子女等四种人不能动员下乡外，其余全都动员下乡。到1977年底，4年中全省动员知识青年31.45万人上山下乡，占同期中学毕业生总数的62％。大批知识青年走向农村，担任会计、保管、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农机手等工作，他们在农村勇挑重担，争当生产能手，提出了“科研有项目，革新有成果，组织有创造，人人有贡献，行行有标兵”的口号，开展比思想、比工作、比贡献的竞赛活动，为农业生产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长期在乡下受到住房、生活、疾病医疗等方面的困扰，使他们的身心遭受很大伤害。全省本着“统筹解决、全面安排”的原则，陆续从知青中招工，到1978年，有18.66万人通过升学、当兵或招工回城。
国民经济遭受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山东经济转入正常发展以后的进程，断送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刚刚发展起来的很好的经济形势。经过调整和整顿，1963年到1965年，山东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18%；到1965年，农业生产已经稳定，工业内部结构趋向合理，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但是，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山东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严重滑坡。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被冲垮、被夺权，从上到下，生产指挥系统陷于瘫痪，部分工矿企业的领导班子亦被冲垮。社会性的生产联系不正常，工厂内部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在“停产闹革命”的口号下，许多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随着夺权风潮的展开，“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管理机构陷于停顿，产品产量、质量下降，设备失修，事故增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损失。但是，由于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加上上半年已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以及多年形成的组织纪律，广大干部、群众较好地坚持了生产计划，1966年全省社会总产值完成163.48亿元，比1965年增长18.8%；工农业生产总值完成144.57亿元，比1965年增长20.5%；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有所增加。
1967年3月，济南军区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建立了以军区负责人为首、吸收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山东省生产指挥部，组织恢复生产，并派出十几万部队支援春耕生产，对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和国民经济要害部门实行军管。3月中旬，各市、县、公社和工交系统也都成立了生产指挥部，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但是，从4月份开始掀起“反逆流”后，革委会又遭“炮轰”，生产指挥系统再度混乱。各级生产指挥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坚持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克服种种阻力，战胜各种困难，坚持搞好生产。因此，1967年，山东工农业生产还是有一定发展。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52.41亿元，比上年增长5.4%；粮食总产14660万吨，较上年减少0.2%，全省做到了粮食自给。
1968年，由于“反逆流”“反复旧”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骤减。全省社会总产值176.11亿元，较上年增长1.52%；工农业总产值155.68亿元，增长1.52%，其中，农业总产值51.83亿元，比上年减少7.1%，工业总产值103.85亿元，增长6.8%；粮食总产量12323万吨，较上年减少12.53%。
第一节 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组织瘫痪，造反派夺权极左泛滥
各级党组织在“打倒一切”的造反狂潮中陷于瘫痪，全省出现全面内乱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要清洗所谓混进党内、政府、军队和文化界各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抛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织了“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6月初，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被批判、被改组的消息异乎寻常地通过电台和报纸公开宣布，红卫兵造反的狂潮迅速席卷全国。就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也逐渐地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转向农村。
1966年5月2日，中共山东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5月11日至6月11日，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同时，在《大众日报》展开了对所谓“三家村黑店山东分店”及一大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物的批判。在学校，全省大专院校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并出现学生集会、讲演、大辩论的情况，其共同点是将矛头指向党委。8月下旬，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鼓动下，在首都红卫兵的影响下，全省大中学校纷纷成立起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走向街头、走向社会，开展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在破“四旧”中，将一些所谓具有“四旧”色彩的商场、商店、街道、学校的名字、字号砸掉，捣毁古迹、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后来发展到“斗、抄、挖、赶”。破“四旧”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外地学生到北京参观的通知后，大串连出现高潮。山东各地的学生、教师去北京等地，北京等地的学生、教师到山东各地。大串连不仅给交通造成严重混乱，而且直接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在全国造反形势的影响下，山东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逐步进入高潮。在青岛，形成了以王效禹为代表的“造反派”集团；在济南，成立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济南的两派组织轮流揪斗批判省委领导人，全省各地的造反组织也普遍揪斗批判党政机关领导人和各单位当权派，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濒于崩溃状态，全省陷于全面内乱之中。
造反派在夺权风暴中上台，掀起“反逆流”“反复旧”恶浪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一批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随之，全国掀起了夺取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在山东，王效禹造反集团于1月22日夺取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28日，王效禹到达济南，伺机夺取省委、省人委的权。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以控制局势，建立秩序。王效禹在人民解放军驻山东部队的支持下，联合驻济南的25个造反组织，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2月3日，王效禹在济南召开10万人大会，宣布“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领导权”。2月23日，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更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二三夺权”之后，夺权风暴遍及全省城乡，从2月到3月，省直各机关和各市、地、县、公社、大队以及工交企业、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近10万个单位进行了夺权。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靠边站”，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众组织自立山头，发展队伍，围绕夺权大打派仗，武斗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为了排除异己，巩固已经得到的权力，1967年3月，王效禹借助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开始的反击所谓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在全省发动了“反逆流”运动。由于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赞同，并有张春桥、姚文元坐镇济南，予以支持，“反逆流”斗争进一步扩大。5月7日，王效禹调集10万群众包围了冲击省革委大院的群众，对对立派群众进行了残酷的人身摧残，造成了震惊全省的“五七”事件。“五七”事件后，德州、聊城、菏泽、惠民、临沂、济宁等地也开展了“反逆流”运动，群众组织之间相互攻击、谩骂、武斗不止，支“左”部队也被卷进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全省动乱进一步加剧，局势更加复杂。到1968年3月，全省又有青岛、济南、淄博、枣庄4市与昌潍、烟台、临沂、泰安、菏泽、惠民6个地区，91个县（市、区），成立或改组了革命委员会。大量的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基层单位也在新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7月，德州、济宁、聊城三个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也予以改组。王效禹进一步控制了山东局势。
“反逆流”之后，王效禹大权独揽，他坚持反军队、反领导干部、反“保守派”的立场，引起了更多人的反对。为了排除异己，他于1968年冬发动了“反复旧”运动，不仅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革委会，指向已被结合的领导干部，而且指向了两级军区。1968年11月，省革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正式作出了“反复旧”的决议，“反复旧”在全省展开。全省许多市地、县举办了革委会“反复旧”学习班，检查“复旧”现象和表现，检查对省革委和王效禹的态度。而王效禹竟利令智昏，以省革委的名义向军队“四大”单位派出“工宣队”，企图搞乱军队，实现其独揽山东党、政、军大权的野心。通过“反复旧”运动，全省39％的县市和47％的公社革委会被摧垮、改组或变相夺权，革委会中的军队干部和被结合的地方干部被戴上“复旧”的帽子被打倒。全省又一次大乱起来。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期间，山东的问题已经暴露得比较明显，并引起中央的重视。
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与“斗、批、改” 1967年10月，省革委会根据中央指示，开始进行整党建党。遵循的原则是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两项指示。在整党建党中，许多党员因遭诬陷而被清除出党，一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进入党内，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一次大破坏。但各级党组织的逐步建立，大多数党员特别是许多老党员先后恢复组织生活，对于以后抵制和反对各种破坏活动、稳定局势，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山东的清理阶级队伍是从1968年4月开始的，清理的对象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到1969年5月，全省清理出的总人数达11.36万人，其中中共党员15896人。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许多人因受迫害含冤去世，其后果极为恶劣。
1968年9月，省革委根据中央的部署，进行“斗、批、改”。同月，省革委派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以及除军管以外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斗、批、改”。在“斗、批、改”中，城市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伴随着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和知识青年下乡，喧嚣如潮的红卫兵组织无法进行活动而名存实亡。在“斗、批、改”中，省革委在沂源、惠民、济宁三地建立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齐河县劳改农场建立了“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级机关干部下放干校劳动。先后有2800多名干部在那里接受所谓思想改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省革委当晚召开常委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大落实的群众运动。要求城镇街道要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学习班，动员城镇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2月，济南即有近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后，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鼓舞下，全省每年有数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1974年8月14日，省暨济南市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指出，今后山东省城镇高、初中毕业生的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形式，以集中插队为主，同时要积极、慎重地试办集体所有制的青年场、队，有条件的可以回老家落户。从此，全省知识青年除在校生直接征兵和病残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归侨学生；无工作的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子女等四种人不能动员下乡外，其余全都动员下乡。到1977年底，4年中全省动员知识青年31.45万人上山下乡，占同期中学毕业生总数的62％。大批知识青年走向农村，担任会计、保管、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农机手等工作，他们在农村勇挑重担，争当生产能手，提出了“科研有项目，革新有成果，组织有创造，人人有贡献，行行有标兵”的口号，开展比思想、比工作、比贡献的竞赛活动，为农业生产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长期在乡下受到住房、生活、疾病医疗等方面的困扰，使他们的身心遭受很大伤害。全省本着“统筹解决、全面安排”的原则，陆续从知青中招工，到1978年，有18.66万人通过升学、当兵或招工回城。
国民经济遭受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山东经济转入正常发展以后的进程，断送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刚刚发展起来的很好的经济形势。经过调整和整顿，1963年到1965年，山东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18%；到1965年，农业生产已经稳定，工业内部结构趋向合理，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但是，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山东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严重滑坡。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被冲垮、被夺权，从上到下，生产指挥系统陷于瘫痪，部分工矿企业的领导班子亦被冲垮。社会性的生产联系不正常，工厂内部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在“停产闹革命”的口号下，许多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随着夺权风潮的展开，“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管理机构陷于停顿，产品产量、质量下降，设备失修，事故增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损失。但是，由于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加上上半年已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以及多年形成的组织纪律，广大干部、群众较好地坚持了生产计划，1966年全省社会总产值完成163.48亿元，比1965年增长18.8%；工农业生产总值完成144.57亿元，比1965年增长20.5%；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有所增加。
1967年3月，济南军区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建立了以军区负责人为首、吸收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山东省生产指挥部，组织恢复生产，并派出十几万部队支援春耕生产，对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和国民经济要害部门实行军管。3月中旬，各市、县、公社和工交系统也都成立了生产指挥部，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但是，从4月份开始掀起“反逆流”后，革委会又遭“炮轰”，生产指挥系统再度混乱。各级生产指挥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坚持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克服种种阻力，战胜各种困难，坚持搞好生产。因此，1967年，山东工农业生产还是有一定发展。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52.41亿元，比上年增长5.4%；粮食总产14660万吨，较上年减少0.2%，全省做到了粮食自给。
1968年，由于“反逆流”“反复旧”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骤减。全省社会总产值176.11亿元，较上年增长1.52%；工农业总产值155.68亿元，增长1.52%，其中，农业总产值51.83亿元，比上年减少7.1%，工业总产值103.85亿元，增长6.8%；粮食总产量12323万吨，较上年减少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