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的挫折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山东的“大跃进”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1958年春夏，省委连续几次修订了跃进计划指标。在高指标的指导和影响下，各地竞相放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亩产千斤到几千斤，后来竟达到万斤、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8月2日至9日，省委在寿张县召开现场会，大反“右倾保守”、进行“拔白旗”，全省各地纷纷提出“超范县、赶寿张，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等口号，此后，共产风、瞎指挥风、虚报浮夸风日甚一日。山东的大跃进，实际上只是指标和口号的大跃进。1958年，山东实际粮食总产量只有245.2亿斤，比1957年仅增长8.8％，比1956年还少近30亿斤。
在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山东开展了工业生产的“大跃进”。1958年2月，山东省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促进工业生产大跃进”的口号。6月，省委提出“1959年平，1960年超，1962年基本工业化”的口号，即1959年工、农业产值相等，1960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1962年工业产值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同时，确定山东工业发展的方针是：以钢为纲，大、中、小企业并举，带动机械工业和其他工业全面“大跃进”，并提出了“全党全民办钢铁”的口号。8月至10月，省委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关于钢铁生产的文件，钢铁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省、地、县各级都成立了钢铁生产办公室和指挥部，党委、政府及所有部门都以钢铁生产为中心，全力为钢铁生产服务。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到乡村农民，全民动员起来投入到大办钢铁的热潮之中。大量劳动力投入工业系统，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国民经济受到一次严重破坏。
“大跃进”运动带来的灾难，首先在农业上表现出来。由于大批劳动力离开农业搞各种各样的所谓“大办”，致使1958年秋收中成片的庄稼、棉花无人收获，冬小麦种植减少，再加上对粮食实行高征购政策，造成后来的粮食严重不足。1958年底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粮荒，1959年2月在全省蔓延，逐渐引起全省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山东各级党委根据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纠正错误和整顿的措施。在农业方面，首先是认真解决粮食问题，彻底放弃挤群众粮食的做法，并筹集28.4亿斤粮食返销回灾区和缺粮地区,在安排好生活的同时,把基本核算单位固定下来,配好干部,编好小队,做好包工包产工作,安排好生产。其次是整顿人民公社，批判了“一平二调”和“共产”风。在工业方面，针对钢铁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工业与农业以及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失调、企业内部管理第三篇执政纪略第二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探索前进混乱等问题进行了整顿。一是加强计划工作，从宏观上实现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二是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三是提高轻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地位；四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五是加强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全省经过近9个月的纠“左”，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得到了初步遏制。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久，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的口号下，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山东“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从1959年8月持续到1960年10月，前后共14个月。农业“大跃进”主要表现在大办水利和社队工业上。1959年秋后，全省掀起大办水利的高潮，一年中，上马大中型水利工程266项，小型水利工程16万个，共投资9亿元，相当于“一五”期间全省投资总额。在社队工业上，省委计划安排的500多个“小洋群”企业多数由社队经办，再加上更多的“小土群”，大批农村劳动力集中到水利工地和社队工业上。
甚至在1960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同时，一度受到遏制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遭到怀疑和否定。在工业方面，为完成不切实际的指标，各种运动接连不断。1959年第四季度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了超额完成省计划运动。1960年中央提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口号后，山东开展了“开门红”、“月月红”以及大战“红五月”等各种名目的运动。“大跃进”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山东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人民公社的兴起与调整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同时，人民公社迅速兴起并进入发展高潮。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山东各地便先后开展了并社工作。各地群众在并社中自发地采用了“大社”、“公社”、“农场”等名称。8月9日，毛泽东到济南视察，当谈到并社后叫什么名字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学商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后，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为人民公社的热潮。到9月20日，全省由原来的51776个农业社，合并建成了1564处人民公社，全省基本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内部普遍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制度，并建立起24.19万个公共食堂,有81％的农民进公共食堂就餐。
由于人民公社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农业形势严重恶化。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政策。省委立即采取措施，部署在全省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省委发出了《关于抓紧春耕大忙前后有利时机切实做好整顿人民公社工作的指示》，并抽调2.6万名干部组成1500多个工作组下乡整社。但由于当时认识上和政策上的局限，整顿的重点只放在发展生产、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加强党的领导三个方面，没有抓住狠刹“共产”风这一要害问题。1959年3月中央进一步提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社方针后，省委进一步采取措施，严肃批评了“一平二调”和“共产”风，使中央整社的精神得到初步落实。1961年通过贯彻农村人民公社60条进行整社工作，在生产管理体制上，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将生产、管理、分配固定在大队。许多地方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许多地方试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留“保本田”等办法，把集体土地交给社员耕种，收入由社员与生产队分成。在生活管理体制上，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退给社员；解散公共食堂，取消部分供给制的方法，规定社员按工分分配产品。全省农业很快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
第二节 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试验
“大跃进”运动的挫折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山东的“大跃进”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1958年春夏，省委连续几次修订了跃进计划指标。在高指标的指导和影响下，各地竞相放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亩产千斤到几千斤，后来竟达到万斤、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8月2日至9日，省委在寿张县召开现场会，大反“右倾保守”、进行“拔白旗”，全省各地纷纷提出“超范县、赶寿张，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等口号，此后，共产风、瞎指挥风、虚报浮夸风日甚一日。山东的大跃进，实际上只是指标和口号的大跃进。1958年，山东实际粮食总产量只有245.2亿斤，比1957年仅增长8.8％，比1956年还少近30亿斤。
在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山东开展了工业生产的“大跃进”。1958年2月，山东省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促进工业生产大跃进”的口号。6月，省委提出“1959年平，1960年超，1962年基本工业化”的口号，即1959年工、农业产值相等，1960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1962年工业产值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同时，确定山东工业发展的方针是：以钢为纲，大、中、小企业并举，带动机械工业和其他工业全面“大跃进”，并提出了“全党全民办钢铁”的口号。8月至10月，省委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关于钢铁生产的文件，钢铁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省、地、县各级都成立了钢铁生产办公室和指挥部，党委、政府及所有部门都以钢铁生产为中心，全力为钢铁生产服务。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到乡村农民，全民动员起来投入到大办钢铁的热潮之中。大量劳动力投入工业系统，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国民经济受到一次严重破坏。
“大跃进”运动带来的灾难，首先在农业上表现出来。由于大批劳动力离开农业搞各种各样的所谓“大办”，致使1958年秋收中成片的庄稼、棉花无人收获，冬小麦种植减少，再加上对粮食实行高征购政策，造成后来的粮食严重不足。1958年底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粮荒，1959年2月在全省蔓延，逐渐引起全省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山东各级党委根据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纠正错误和整顿的措施。在农业方面，首先是认真解决粮食问题，彻底放弃挤群众粮食的做法，并筹集28.4亿斤粮食返销回灾区和缺粮地区,在安排好生活的同时,把基本核算单位固定下来,配好干部,编好小队,做好包工包产工作,安排好生产。其次是整顿人民公社，批判了“一平二调”和“共产”风。在工业方面，针对钢铁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工业与农业以及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失调、企业内部管理第三篇执政纪略第二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探索前进混乱等问题进行了整顿。一是加强计划工作，从宏观上实现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二是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三是提高轻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地位；四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五是加强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全省经过近9个月的纠“左”，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得到了初步遏制。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久，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的口号下，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山东“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从1959年8月持续到1960年10月，前后共14个月。农业“大跃进”主要表现在大办水利和社队工业上。1959年秋后，全省掀起大办水利的高潮，一年中，上马大中型水利工程266项，小型水利工程16万个，共投资9亿元，相当于“一五”期间全省投资总额。在社队工业上，省委计划安排的500多个“小洋群”企业多数由社队经办，再加上更多的“小土群”，大批农村劳动力集中到水利工地和社队工业上。
甚至在1960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同时，一度受到遏制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遭到怀疑和否定。在工业方面，为完成不切实际的指标，各种运动接连不断。1959年第四季度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了超额完成省计划运动。1960年中央提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口号后，山东开展了“开门红”、“月月红”以及大战“红五月”等各种名目的运动。“大跃进”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山东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人民公社的兴起与调整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同时，人民公社迅速兴起并进入发展高潮。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山东各地便先后开展了并社工作。各地群众在并社中自发地采用了“大社”、“公社”、“农场”等名称。8月9日，毛泽东到济南视察，当谈到并社后叫什么名字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学商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后，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为人民公社的热潮。到9月20日，全省由原来的51776个农业社，合并建成了1564处人民公社，全省基本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内部普遍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制度，并建立起24.19万个公共食堂,有81％的农民进公共食堂就餐。
由于人民公社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农业形势严重恶化。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政策。省委立即采取措施，部署在全省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省委发出了《关于抓紧春耕大忙前后有利时机切实做好整顿人民公社工作的指示》，并抽调2.6万名干部组成1500多个工作组下乡整社。但由于当时认识上和政策上的局限，整顿的重点只放在发展生产、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加强党的领导三个方面，没有抓住狠刹“共产”风这一要害问题。1959年3月中央进一步提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社方针后，省委进一步采取措施，严肃批评了“一平二调”和“共产”风，使中央整社的精神得到初步落实。1961年通过贯彻农村人民公社60条进行整社工作，在生产管理体制上，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将生产、管理、分配固定在大队。许多地方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许多地方试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留“保本田”等办法，把集体土地交给社员耕种，收入由社员与生产队分成。在生活管理体制上，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退给社员；解散公共食堂，取消部分供给制的方法，规定社员按工分分配产品。全省农业很快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