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二）

六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之后，全党开始在探索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由于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际经验，接连发生了反右派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等若干失误，遭受了重大挫折，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随着全党在实践中对“左”的错误的不断认识和纠正，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山东同全国一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为使全党正确认识和解决好这些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3月18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期间，向山东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党员干部作了题为《思想问题》的讲话，着重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山东各级党组织结合全省各地相继发生的一些群众闹事问题，开始重视并认真研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省委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闹事问题的若干要求和办法，这是山东党组织贯彻党的八大精神，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分析解决执政实践中的新问题，积极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党中央决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5月21日，省委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5月23日，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具体部署整风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省委统战部受省委委托，邀请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非党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听取意见，帮助党整风。到6月15日止，座谈会共开了16次，有61位与会代表作了口头或书面发言。他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在全国范围内党的整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7日，省委决定在《大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18名各界知名人士，山东的反右派斗争从此开始。到8月上旬，被作为右派分子而遭批判的达1800余人，被《大众日报》点名批判的达70余人。8月中旬以后，整风运动扩大到所有城市以及工业、交通、财贸部门，继而进一步扩大到农村和中学教师队伍。1957年底，整风反右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整风补课，重点是在党内和干部中抓右派分子。1957年11月13日至12月23日，山东省委相继召开全省四级干部会议和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要求与会人员按照“大鸣大放大改”的精神，帮助省委整风。与会人员对省一届一次党代会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同时对农业、工业、科教、政法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批评意见。省委主要领导人抓住个别人在反映意见时难免出现的偏颇，扣上“全盘否定一届一次党代会以来省委的工作成绩”、“反对省委路线”的帽子，并以集中辩论的方式，组织了对这些人的批判。会后，又给在会上提意见较尖锐的人扣上反党、攻击省委领导的罪名，进行了组织处理。1958年4月，省人委进行整风补课，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卓如和副省长袁子扬定为“右派反党集团首要分子”。6月3日至28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补课，对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健民以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总代表和“反冒进”的急先锋等罪名进行批判，并将赵健民和济南、青岛、菏泽、淄博、济宁、惠民等地市委及省妇联的主要负责人打成若干个右派反党集团。1958年末“整风补课”结束时，省级领导干部和地市、厅局级领导干部被撤职者数十人，全省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34800余人。反右派斗争严重的扩大化，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使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和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反映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愿望，但在实践中急于求成，“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1958年春夏，省委连续几次修订了跃进计划指标，各地竞相放出粮食“高产卫星”。8月上旬，省委在寿张县召开现场会，推广寿张县“大跃进”的经验。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署名文章，称赞寿张县的做法。之后，全省各地纷纷提出“超范县、赶寿张，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等错误口号，组织大兵团作战，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越刮越猛。8月21日，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又作出全党全民紧急动员大办钢铁的决定，并确定济南等8市县为“放卫星”重点。省、地、县各级都成立了钢铁生产办公室和指挥部，一切工作都要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在“大跃进”和大办钢铁的同时，党中央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山东各地便先后开展了并社工作。8月9日，毛泽东到济南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后，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为人民公社的热潮。到9月20日，全省由原来的51776个农业社，合并、建成了1564处人民公社，并建立起24.19万处公共食堂，有81%的农民进公共食堂就餐。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浮夸风、命令风、对生产的瞎指挥风、“共产”风、干部特殊风等“五风”盛行，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从1958年11月开始，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提出了一些纠正错误的具体措施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在中央精神指导下，省委积极采取措施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底，省委选择195处人民公社作为试点，开始整顿工作。1959年3月，省委召开六级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落实中央提出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严肃批判了“一平二调”和“共产”风。在工业战线的整顿方面，多次压低重工业生产指标，加强企业管理，健全规章制度，精简职工队伍，加强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同时，山东省委对前段工作中的主要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认识到：在“大跃进”过程中领导人头脑发热，存有“左”的情绪；在思想方法上存有片面性，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在工作作风上存有官僚主义；在规章制度方面，只破不立或者乱破乱立。山东对“左”倾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也比较得力。经过近九个月的纠“左”，“五风”在山东得到了初步遏制。这是各级党组织从错误中学习的过程，也是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过程。
1959年七八月份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会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1959年8月9日，山东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通知》。8月24日至9月11日，山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否定了此前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纠正，把上半年的纠偏特别是农业方面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的口号下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提出了更加荒谬的“跃进”指标，全省工作再度陷入混乱。1960年10月以后，山东的国民经济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为了纠正山东省委领导工作中的严重错误，1960年10月20日至22日，在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帮助下，山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对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对全省形势的好转起了重要作用。会后中共中央撤销了舒同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书记处书记职务），调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1年3月，曾希圣离开山东，谭启龙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7月，山东省委作出《关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提出了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和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问题。省委认为，对干部、党员的错误处理是省委领导欠下的一笔政治账，要坚决甄别。特别是1962年初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加快了甄别平反的步伐。自1961年7月至1963年，省委和各级党委对几年来受过错误批判和处分的55万多名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尽管这些甄别平反还不彻底，但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党的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为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思想、组织保障。
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山东国民经济调整的中心是农业。对农业的调整，主要是解决人民公社体制的缺陷和弊端，重申和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通过贯彻“农业六十条”，全省许多地方开始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些地方试行了包产到户、留“保本田”等办法；解散了公共食堂，社员按工分分配产品；实行经济退赔政策，省委要求各级政府以“倾家荡产”、“破产还债”的决心，赔偿“平调”风给全省群众造成的约20亿元的损失；采取果断措施精简农村中的脱产人员，把工业和城镇人口压缩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经过两年的调整，实现了农业的初步好转，1961年和1962年全省农副业产值都比上年增长67%左右。工业方面，省委根据中央压缩工业、发展农业，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调整原则和“调、整、转、并、停”的方法，确定了调整任务。到1961年年底，全省县以上工业企业减少到2349个，1962年减少到1648个，1963年减少到1344个，3年累计减少54.4%。同时，狠抓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贯彻执行，使绝大多数企业建立健全了生产指挥系统，整顿了技术、物资和财务管理，有的初步建立了生产责任制，经济效益从总体上有所提高。1961年基建投资总额压缩72.3%，1962年又比1961年压缩46.5%。在此期间，财贸系统、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到1962年底，调整工作见到了初步成效。
在经济调整取得初步成绩、国民经济初步好转的形势下，中共山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63年12月9日至15日在济南举行。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代表一届省委作了《全党进一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争取国民经济全面新高涨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贯彻华东局“民主、团结、向前看”的指示，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1959年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原省长赵健民等十几位领导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16日，二届省委第一次全会选举谭启龙为第一书记。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大会确定的任务，山东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农业、工业等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农业方面的调整，是在继续贯彻中央“农业六十条”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副养农，改善农民生活；大力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善生产条件。至1965年，农业有了根本性好转，社员人均收入达到45元，比1962年提高27.1%。工业方面继续调整的重点，是紧密结合年度计划和实际生产，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196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61.26亿元，比1962年增长74.5%，全员劳动生产率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商业和财贸战线，先后调整了商品流通渠道，改进了购销工作，整顿了集市贸易，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在五年国民经济调整中，全省党组织和广大人民深入开展了学雷锋活动，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出现了空前的好局面；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和坚强的毅力，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在困境中推动形势逐年好转。到1965年底，山东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山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两个阶段进行。从1962年秋到1964年秋完成试点工作为第一阶段，在农村，初步清理了各种经济问题，进一步落实和巩固了农村现行经济体制和政策，提高了社队干部管理水平，纠正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歪风，缓和了一些矛盾；在城市，加强了组织领导，改进了工作方法，活跃了民主生活，密切了党群关系。1964年冬，省委在曲阜、海阳、齐河、长岛、临沂、泰安、历城七个县重点开展社教运动，同时决定在青岛进行城市社教运动试点，从而揭开了第二阶段社教运动的帷幕。1965年9月，省委派出12万人的工作队，在33个县、4个郊区和9个城市展开社教运动，大批“三自一包”、“自由化”、“单干风”等，把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次扩展到经济领域。1966年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结束。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山东和全国一样，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农业方面，全省修建了一大批农田水利设施，大大提高了防洪防旱能力，有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现在仍然发挥着作用；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大量增加，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培育了一批粮食、水果等新品种，发展了水产养殖，扩大了农业生产范围。在工业方面，全省新建了一大批基础工业和汽车、冶金、摩托车、化纤、电子等新兴工业；调整了积累和消费之间、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并整顿和完善了管理体制，使工业获得了协调发展。在文教科学方面，调整了教育和科学管理机制，培养了一大批工农业生产、科学文教骨干。在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党的指导思想的两种发展趋向，在山东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的实践中都有所体现。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七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内乱中，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受到迫害，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是，由于山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科学技术也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实践证明，山东党组织是经得起考验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山东省委于6月作出动员全省党员和人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此后，山东各地和全国一样，开始批判文化教育领域的“封、资、修”，继而对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批判。各地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口号下，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省委和各级党委。各级党政机关普遍受到冲击，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广大党员受到排斥打击。至1966年底，各级党政机关相继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全省陷于大动乱之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纠集一伙人，于1月22日夺取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2月3日，又在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等人的策划、支持下，夺取了山东省委和省人委的权。2月23日，宣布成立军（军队代表）、干（干部代表）、群（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此后全省各地造反派组织夺权成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省有近10万个单位进行了夺权，各级党委、人民委员会被诬陷为“黑党委”、“黑人委”，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靠边站”，大多数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效禹在全省先后发动“反逆流”、“反复旧”运动，进一步挑起群众组织间的严重对立，煽动、组织武斗，残酷迫害党员、干部，疯狂镇压群众。同时，把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人物和打、砸、抢分子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还吸收了一些不够党员条件的人甚至是坏人入党，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在“反复旧”运动中，有近40%的市、县和近一半的公社革命委员会被摧垮，被结合的军队和地方干部遭到排挤，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王效禹一伙的罪行，遭到全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党的九大之后，中央着手解决山东的问题：1969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十条”；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中央批准了由7人组成的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打破了王效禹一手把持山东党政大权的局面；进一步解放干部，充实省级领导班子，白如冰和苏毅然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1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对王效禹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解散了省级群众组织，坚决削平山头，制止一切武斗，严厉制裁煽动停工停产和挑动武斗的帮派头头，从而较快地稳定了全省的局势。在此基础上，省革委根据中央指示，从1970年初开始连续两年组织以大办农业、大办国防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大会战，并在物质条件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实现179亿元，比上年增长25.7%；1971年工农业总产值实现202亿元，比上年增长13%。1971年3月，中央批准撤销王效禹党内外一切职务，杨得志任省革委会主任和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按照中央的部署，山东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进行整党建党工作，逐步恢复和建立了基层党组织。1971年4月，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省委，杨得志任第一书记，袁升平任第二书记。各市、地、县也先后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同级党的委员会，全省党组织重新发挥领导作用，局势进一步好转。1971年9月13日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正确地提出要批极左思潮的意见，逐步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引导全国进行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山东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通过批判林彪的罪行，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加快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整顿各级领导机构和企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使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转机。但在“批林整风”期间，中央认为“山东省委、济南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省委、济南军区于1973年1月召开联席会议，对杨得志、袁升平进行批判。党的十大之后，中央正式发出了山东要“批林揭袁”的指示，省委陷入被动，主要领导被迫作了检讨。1973年8月，中央决定撤销袁升平的省委第二书记、济南军区政委的职务，白如冰任省委第二书记。在全省进行的“批林揭袁”斗争不仅对袁升平妄加罪名，而且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损害了军政军民团结，使山东形势出现了很大反复。1974年1月，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但“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山东的亲信也乘机策动“二次夺权”，再次造成了全省性的大混乱，使全省的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11月，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得志调离山东，白如冰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推动全国开展了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全面整顿。山东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批派性、促团结，抓整顿、促生产，基本扭转了“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全省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使山东的国民经济达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最高水平：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实现28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43%；财政收入实现45.9亿元，比上年增加70.5%。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使人们看到了生机、充满了希望。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1975年底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从根本上不得人心，在山东只是少数地方、少数单位、少数人兴风作浪，并未造成大的动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全省人民怀着极度悲痛的心情，以各种方式悼念人民的好总理。4月5日，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山东也在全省范围内追查“反革命”和“政治谣言”，伤害了一些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全省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深深的忧虑之中。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八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历史性转折，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重要阶段。山东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积极展开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清查他们在山东的帮派体系，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推动了经济建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全党面临着彻底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紧迫任务。1976年11月8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工作。12日，省委向中央呈报了《关于揭发批判清查王张江姚反党罪行的情况报告》。其后在全省开展了历时两年多的揭批查运动，集中清查了张春桥、江青在山东的历史，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并以清查王效禹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为重点，对“四人帮”插手山东及支持其帮派体系在山东搞的阴谋活动进行清查。全省共审查8278人，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四人帮”在山东的帮派体系。同时，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查了“内伤”，开展了“三大讲”活动，总结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结合揭批查，还开展了整党整风，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清除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山东省委对领导班子成员多次进行了调整；整顿了企业、财经纪律及社会秩序。结合揭批查斗争，初步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至1978年11月，全省平反了2458件受林彪、江青集团迫害造成的冤假错案。初步落实了干部、知识分子政策，普遍恢复了科教人员的技术职称。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心思治、民心思治，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全国形成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格局，山东的工农业生产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惯性影响，经济工作中依然存在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倾向，在经济建设中又出现了新的“跃进”。1977年8月6日至14日，省委在全省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上提出国民经济新跃进已经到来，号召苦战8年把山东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省。随着学大寨、学大庆运动中新“跃进”的出现，本来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进一步扩大。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却没有完成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重要任务。山东同全国一样，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间，各项工作只能在徘徊中前进。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0月16日，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在省委党校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上作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讲话，代表省委就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表明态度。但是，由于省委领导对这个问题缺乏深刻认识，抱有等待观望的态度，对这场讨论领导很不得力，影响了这次大讨论的深入开展。
九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是我们党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入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从1978年12月到1982年，山东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全面而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在农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79年1月，山东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后，各县、市、区都召开了三级干部或四级干部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和讨论三中全会精神。由于对思想路线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因而一系列会议只是从适应工作重心转移的角度提出要解放思想，还没有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高到首要地位。
1979年盛夏，邓小平来山东视察。他在多次讲话中，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端正思想路线的伟大意义，明确提出省委领导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要进行补课。8月，山东省委先后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讨论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端正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认识。省委重点抓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讨论，并采取多项措施，不断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全面展开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随后，全省进一步掀起了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贯彻，为解放思想，全面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81年6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后省委立即组织全省党员和各级干部进行认真的学习，结合回顾总结历史经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分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调整社会关系等各项拨乱反正工作也顺利展开。对“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24.5万起各类干部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全省知识分子中51248起冤假错案全部得到平反纠正。各项政策的全面落实，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展了民主政治局面，逐步形成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浓厚气氛。
1979年12月，山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和第五届山东省人民政府，取消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建制。之后，全省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相继建立，实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经常化。各级政协和民主党派组织的活动也得以恢复。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山东各级党组织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共山东省委按照中央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三位一体”（即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妥善安置老干部、调整不称职的领导干部）的指示，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逐步实现了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合作。同时，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恢复和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在党的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围绕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搞好领导班子建设，普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整顿党风党纪。党的自身建设的加强，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党风有了明显好转，党的威信得到恢复和提高。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农村纷纷要求恢复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这种要求在贫困落后的鲁西、鲁北地区更为强烈。1978年2月，菏泽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如何松动农村政策的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在不断巩固集体经济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什么样的政策、方法、措施最有利于发展生产，最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方法和措施。首先从菏泽兴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省迅速推行开来。据1981年8月统计，全省有85%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11月，山东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总结全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年底，全省41万多个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各种形式责任制的已达99.4%。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在调整与改革中迅速发展。1979年5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部署。1980年8月，省委召开全省工业调整会议，首次提出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等问题。由于当时的经济调整仍没有离开大抓生产这一主导核心，故而很难在工业战线的各个领域全面铺开。1981年1月，山东省委根据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的精神，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山东经济工作几次重大失误的教训，确定山东国民经济要进一步再调整。再调整的指导思想是：求发展，求安定，压积累，保消费，速度服从调整，讲求经济效益。同时研究部署了国民经济继续调整的方案，采取了全方位协调整顿的措施。到1982年底，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初步改变了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使全省经济建设开始走上了稳步健康发展的轨道。在调整中，全省经济建设保持了必要的发展速度，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6.2%。
1979年9月，山东选择了58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当年，58家企业的工业产值、利润总额、上交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15.5%、24.6%、11.8%。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1981年开始，陆续在全省工商企业中普遍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1982年4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山东召开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对企业整顿进行部署。省委要求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整顿财经纪律，整顿劳动组织，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企业整顿取得了突出成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在经济领域进行初步改革，全省经济在调整的基础上有了较快的发展。1982年,全省社会总产值727.48亿元,比1978年的445.01亿元增长63.47%;国民收入332.35亿元,比1978年的195.51亿元增长70%;工业总产值393.21亿元,比1978年的296.82亿元增长32.47%;农业总产值218.51亿元,比1978年的102.22亿元增长113.77%。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发展尤为突出。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邮电、通讯、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都有了较快发展，全省经济逐步走上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轨道。1982年12月，省委书记白如冰离职，中共中央任命苏毅然、梁步庭为省委书记。
十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从1983年到1991年，山东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两个文明建设快速发展，全面开创了山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3年7月，中共山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苏毅然代表省委作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山东工作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大会对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12年的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的奋斗目标。省委四届一次全会选举苏毅然、梁步庭为省委书记。这次大会，标志着山东已经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始进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期。会后，全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农村深化改革中，认真落实党中央连续几年下发的“一号文件”，稳定和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农村流通领域的改革，逐步把农业经济纳入了商品经济的轨道。同时，为了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在全省开展了撤社建乡（镇）工作。到1984年底，全省共建乡（镇）3368个，以原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了村民委员会8万多个。山东省委、省政府于1984年、1986年先后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等文件，明确提出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并从1987年起，每年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解决突出问题，推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很快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1987年，省委推广了诸城县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组织农村商品经济“大合唱”的先进经验，使农村的深化改革有试点、有典型、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2月，省委召开四届四次全会，讨论制定《山东省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试行方案》。山东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为主要目标，以全面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承包经营责任制，进行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企业运行机制、劳动制度、价格体系、金融体制、外贸体制、计划体制和宏观调控体制等改革为主要内容。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山东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省委、省政府于1985年8月分别制定了《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试行方案》《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将全省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推向深入。1987年11月，省委四届十次全会提出大力实施“科教兴鲁”战略，要求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迅速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并在普遍强化党内外的科教意识、人才意识的基础上，重用科技人才，大力引进人才。
在全面改革的同时，山东在加快区域经济开发和对外开放方面也迈出了重大步伐。从1984年起，省委、省政府采取现场办公、专项治理、区域开发的方式，有计划地组织了对沿海滩涂、海岛、沂蒙山区、南四湖、东平湖、黄淮海平原和黄河三角洲的区域经济开发。1988年7月，签订了《沿黄经济协作带省区负责人第一次会议纪要》。1984年5月，国务院确定包括山东青岛、烟台（含今威海市）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对外开放城市，从而把山东推向了对外开放的前沿。1987年底，党中央提出了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想。1988年3月，国务院批准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和日照、莱州7市、44个县（市、区）为山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实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发展战略，山东省建立了半岛经济开放区协调领导小组，将全省的对外开放规划为3个层次自东向西渐次展开。1988年12月，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了“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西结合，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全省的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同年11月，省委召开四届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整党的方案》，全面部署山东的整党工作。这次整党至1987年3月结束，全省共有320多万名党员参加了整党。通过整党，解决了党风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有效地推动了各项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同期，省委、省政府还加强了法制建设，省委对政治体制改革也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在中央的部署下，从1982年到1987年，不断进行试点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1988年5月，省委召开全省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衔接，做好把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同山东实际相结合的文章，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难点热点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88年6月，省委、省政府在莱芜召开“强化乡镇政权、深化农村改革现场会议”。国务院责成民政部于6月底在泰安召开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座谈会”，向全国推广莱芜经验。山东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0月，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深刻理解《决议》精神。此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其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1988年12月，中共山东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梁步庭代表省委作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深化改革，奋力振兴山东》的报告。这次大会以党的十三大和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在回顾总结山东1983年以来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动员全省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深化改革，奋力开发山东、建设山东、振兴山东。省委五届一次全会选举姜春云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乱中，山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省委认真贯彻198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先后召开了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和全省高校工作会议，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更加重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此后，省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1990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在莱西召开现场会，推广莱西以党支部为核心，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村委会、经济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建设结合起来，实行综合配套建设的经验。1991年省委总结推广了章丘县“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的经验，要求各地把党的建设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做到基层组织和村民活动规范化、制度化。
1989年12月，省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的意见》，确立了治理整顿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1年下半年，山东的宏观经济环境明显好转，农、轻、重比例趋于协调，产业结构得到改善。三年间，山东省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4.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7%。治理整顿的完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1983年到1991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保持高速度增长，由459.83亿元增加到1810.54亿元。这个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发展较快，到1991年底，基层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分别发展到6182个、11315个和212987个，党员达4133944人。
十一
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和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山东各级党组织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和国内经济社会多样化的新情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团结带领全省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社会秩序稳定，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谱写了山东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使齐鲁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党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3月3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尽快将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4月，省委召开全省对外开放会议，确定了全省加快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基本思路、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全省很快掀起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热潮。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山东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全面、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把思想和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经济发展要有新的作为，思想观念要有新的转变，深化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扩大开放要有新的推进，党的建设要有新的发展。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大力推进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改革，初步形成了宏观调控体制的框架。1993年11月，中共山东省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今后五年及后17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确定加快建设“海上山东”和开发黄河三角洲两大跨世纪工程。27日，六届一次全委会选举姜春云任省委书记。1994年1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3月召开会议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进行了部署，10月姜春云调离山东，赵志浩任省委书记。全省深入开展了领导干部学孔繁森、基层干部学王廷江、全省人民学韩素云的“三学”活动，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和先进集体，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95年7月，省委下发了《关于认真组织实施〈山东省依法治省五年规划〉的通知》，山东成为全国第三个实施依法治省的省份。10月，省委六届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省委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加大反腐败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清除了一批腐败分子，特别是对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原日照市委书记王树文等犯罪案件的查处，推动了全省反腐败斗争的开展。1996年1月，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意见》，构筑了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6月，省委召开“一推双考”动员大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采取公开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一批优秀年轻干部，随后，全省省直和市地党政机关普遍对中层领导职务实行了竞争上岗。1997年3月赵志浩离任，吴官正任省委书记。9月，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意见》，农业产业化步入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市场多元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发展的轨道。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了全面的战略部署。1998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共山东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吴官正代表六届省委向大会作了《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努力开创山东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报告，提出了山东省跨世纪的奋斗目标和大力实施科教兴鲁、经济国际化、可持续发展三个基本战略。16日，七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吴官正任省委书记。从1998年底至2001年3月，在全省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三讲”教育历时两年多，全省参加“三讲”教育的各级领导干部共5万余人。通过“三讲”教育，全省县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经受了一次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锻炼，达到了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纪律上有明显增强的目的。2001年11月，省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转变作风开展调查研究的意见》，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了党的作风建设。1999年，中央作出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的重大决策后，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揭批“法轮功”的斗争，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各项措施，使省内的“法轮功”组织很快土崩瓦解，取得了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到2000年，“法轮功”练习者转化率达到98.8%，对极少数顽固分子实行全面强化查控、堵截措施，坚决依法予以打击，不断深化了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2000年4月，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意见》。全省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明确了农业结构调整的具体目标和主攻方向，积极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到2002年底，全省粮经作物种植比调整为57∶43，农民非农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已达56.7%。区域经济的特色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农产品供求关系已实现历史性转变，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稳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围绕解决“三农”问题，2001年6月省委又下发了《关于采取综合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意见》，2002年3月颁布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农村税费改革由试点到全面推开。2000年5月，省委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部署，12月，全省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全面展开。全省各地按照省委的要求认真组织学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加深对“三个代表”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的理解，充分认识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增强了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01年11月，省委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意见》，道德实践载体建设和多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省广泛开展。同月，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山东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全面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行动纲要》，对“入世”后山东经济发展作出全面部署。2002年2月省政府召开全省全面提高工作效率、优化发展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张高丽省长作了全面动员部署。2002年，省委、省政府先后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高新技术、外经外贸、民营经济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三个亮点”。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中共山东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于2002年6月3日召开。省委书记吴官正代表七届省委作了题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的新山东而努力奋斗》的报告，为21世纪的新山东勾画了美好的蓝图，总体设想是：未来五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年均增长9％以上；到201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两万亿元，人均两万元以上；人民的物质生活更加殷实，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素质普遍提高，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社会全面进步，沿海有条件的地方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7日，八届一次全委会选举吴官正任省委书记。11月8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大会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为总书记。同月，吴官正调离山东，张高丽任省委书记。2002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各类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销售收入三项主要经济指标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2003年6月，省委召开八届五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21世纪头20年“大而强、富而美”的新山东经济社会的总体要求和基本设想，即围绕“一个总目标”，争取“两个提前”，完成“三个阶段的任务”，实施“四大战略”，落实“五项工作方针”，实施“六个方面变化”。省委、省政府一手抓抗击“非典”，夺取了抗击非典斗争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一手抓加快发展，围绕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社会主义新山东这一美好蓝图，不断推出创新之举：对加快省会济南城市建设发展作出总体部署；以青岛、烟台、威海为主体，建设面向日本、韩国和欧美的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加快省属国有企业改革；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促强扶弱，重点支持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欠发达县；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促进半岛城市群崛起，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将山东半岛建设成为全国开放程度最高、发展活力最足、市场竞争力最强的高效增长带之一；加快生态省建设和“平安山东”建设。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干事创业，掀起了新一轮发展高潮。2004年，省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先后作出了《关于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决定》和《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了部署。本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省委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充分发挥青岛龙头作用的同时，实施东部突破烟台、中部突破济南、西部突破菏泽“三个突破”战略。更加注重社会建设，更加关注民生，广泛开展了“平安山东”建设活动，重点抓了扩大就业、促进农民增收、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关心困难企业职工生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实施“安康居住工程”、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扎实推进村村通柏油路工程、加强城乡医疗卫生体系建设10件群众关心的实事。在全省开展了学习海尔、许振超，“个人干一流工作，企业创一流品牌，社会造一流环境”活动，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制定了《省委关于实施人才强省战略，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意见》，遴选出首批40个“泰山学者”岗位，加强了人才队伍建设。
2005年，按照中央部署，在总结泰安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省分三批深入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先进性教育活动联系点寿光市调查研究，发表重要讲话，对山东提出了殷切希望。省委常委先后六次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并召开省委十届八次全委会议，作出了《关于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视察工作时重要讲话的决定》，促进了全省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本年，在深刻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省委提出了实现又快又好发展“一个目标”，抓住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三个关键”，加大“三个亮点”、“三个一批”、“三个突破”力度，促进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就业增加“三个增加”，突出发挥青岛龙头带动作用，突出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突出繁荣发展服务业，突出生态省建设，突出构建和谐社会“五个突出”的总体要求。并在实践中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提出要努力推动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转变、由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抓好经济发展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的“三个转变”。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省委按照总体发展思路，逐项部署，不断推出新举措：采取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认真清理整顿开发区、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增速三项措施，加强宏观调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山东建设；在66个县免征农业税；就全方位、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工作做出明确部署；实施十项民心工程；启动“文明山东”建设十大行动。2005年，省委继续致力于建立决策目标、执行责任、考核监督“三个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提高，初步形成了用民主科学的决策目标体系来凝聚力量，用责权明确的执行责任体系来提高工作效率，用严格高效的考核监督体系来检验工作实绩的长效机制。在各项举措合力推动下，2005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全年实现全省生产总值18468.29亿元，比上年增长15.2%。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0044元，增长14.5%。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30517.07亿元，增长41.5%，实现利税3396.26亿元，利润2138.15亿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072.71亿元，增长29.5%；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0744.79元，增长13.8%；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930.55亿元，增长12.1%，增幅为近5年最高水平。
滔滔黄河诉说，巍巍泰山作证：在八十五年极不平凡的岁月里，光荣的山东党组织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肩负着全省人民的殷切期望，在齐鲁大地上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在中华民族奔向全面小康、实现再次腾飞的新世纪，山东党组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总要求，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作为、科学务实，努力推进山东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在建设经济文化强省中创造辉煌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