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 为了满足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以进一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为巩固和保卫解放区而斗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其基本精神就是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再回到农民手中，将抗日战争以来在解放区内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5月中旬至6月初，中共华东局召开各战略区主要干部会议，传达落实《五四指示》，研究制定土地改革的方案，推行土地改革。
正值山东解放区进行土改时，全面内战爆发。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方面组织人民群众参军、支前，搞好生产；一方面积极开展土改工作。
8月下旬，华东局在取得土改试点经验后，召开会议，确定了土改的原则、政策、方针和步骤，并于9月1日发出《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九一指示），指示指出：实现耕者有其田方法是，没收敌伪公地、大汉奸的土地、地主的黑地及霸占的土地，分给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土地分配的步骤是，先进行人口、土地登记，了解人均亩数情况，然后将拿出的土地交给土地分配委员会进行统一分配，并张榜公布；得地的对象是佃户、雇农、贫农、干部，以及少地的中农及失业归来的工人；各色人等的照顾是，城市工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教员、技师、小职商等在乡村的土地，免于清算与征购，富农的土地一般不动。该《指示》要求各地在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完成土地改革。据此指示,10月10日，山东省政府颁布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对土地的没收、分配、确定地权等均作了具体规定。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土地改革运动在山东解放区全面展开。各战略区党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从组织发动群众入手，开展土地改革。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体经历了发动群众、填平补齐、调整内部关系三个发展阶段。发动群众阶段，主要是通过算账对比，清查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和土地财产，实行平均分配，以满足广大农民“土地回家”的愿望。填平补齐阶段，主要是在平均分配中，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平”（即不动中农的土地财产，拿出地主或少数富农的土地财产同贫雇农一起进行公平分配）的办法，依据贫雇农家庭人口多少、贫富程度，合理地填平补齐土地的不足部分。内部调整阶段，主要是在填平补齐的基础上，开展“翻身大检查”，对查出的地主隐瞒的土地、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多占的土改果实，进行内部调整，以做到公平合理地分配土改胜利果实。各地在土改中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清算，通过对比算账、说理、收回地主多占的土地；二是献田，动员开明人士和地主将多占的土地贡献出来；三是谈判，对瞒地、霸地、多占土地而又不愿捐献的地主，通过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谈判，由政府仲裁，使地主交出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46年12月，山东解放区约有1000万农民从地主手中收回464万余亩土地。解放区经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三项运动，共从地主手中收回1964万余亩土地，占当时山东解放区土地总数的24.5%。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中的土地占有关系，使地主失去了赖以剥削、压迫农民的基础。通过土地改革，在广大解放区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人民群众分得了田地，获得了切身利益后，其生产、参军、支前的积极性极大地迸发了出来。这是解放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土改复查 从1947年2月至12月，山东解放区进行了土改复查工作。2月至6月为第一阶段，7月至12月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为做好土改复查工作，华东局先后发出《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关于贯彻土地复查的指示》和《关于土改复查补充指示》，指出土地改革与土改复查的基本方针，是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足够耕种的土地，在经济和政治上使农民成为真正的主人；土改复查的任务，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克服土地分配不公现象。
根据这些指示，各级党委迅速召开会议，部署和开展土改复查工作。通过复查，全省共查出土地120.5万亩，将这些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是，由于当时有些地方提出了从“反特入手”、“反霸入手”进行土改复查，还提出了“挖蒋根”、“拔蒋毛”等口号，杀了一些不应杀的人，造成干部、群众的思想恐慌，助长了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的发展。
1947年4月后，各地开始把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如同对其土地一样一起清算，推广了“贫雇农说了算，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一套“左”的经验。并强调对地主“一律扫地出门”，“群众意见怎样即怎样”。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如把其成分错定为富农或地主，办事不让中农参加等。
在第二阶段，到山东不久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副书记康生等人，在土改复查中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指导思想。在他们的操纵下，7月7日，华东局发出了《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即“七七”指示，认为1946年华东局发出的“九一”指示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导致了土改中对地主、富农过宽的“富农路线”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问题。他们错误地处理和批判了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治委员景晓村、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治委员林浩等人，为此而受到牵连的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达百人之多。这不仅使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黎玉、景晓村、林浩等许多干部的冤案，直到1986年才得到彻底平反），而且造成党内思想混乱，严重削弱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同时，把“雇贫农当家”、“干部交权”等错误口号从鲁南扩大到全省，导致了扩大打击面，严重侵犯中农利益，违反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和对地主、富农乱斗、乱杀现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研究了政治、军事等问题，指出了解放区在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制定了纠偏的方针政策。数月后，山东解放区据此会议精神，着手检查纠正土改复查中侵犯部分中农利益；违反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对大中小地主与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不给生活出路等“左”倾错误，并结束了土改。
第二节 在战争环境中进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 为了满足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以进一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为巩固和保卫解放区而斗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其基本精神就是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再回到农民手中，将抗日战争以来在解放区内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5月中旬至6月初，中共华东局召开各战略区主要干部会议，传达落实《五四指示》，研究制定土地改革的方案，推行土地改革。
正值山东解放区进行土改时，全面内战爆发。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方面组织人民群众参军、支前，搞好生产；一方面积极开展土改工作。
8月下旬，华东局在取得土改试点经验后，召开会议，确定了土改的原则、政策、方针和步骤，并于9月1日发出《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九一指示），指示指出：实现耕者有其田方法是，没收敌伪公地、大汉奸的土地、地主的黑地及霸占的土地，分给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土地分配的步骤是，先进行人口、土地登记，了解人均亩数情况，然后将拿出的土地交给土地分配委员会进行统一分配，并张榜公布；得地的对象是佃户、雇农、贫农、干部，以及少地的中农及失业归来的工人；各色人等的照顾是，城市工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教员、技师、小职商等在乡村的土地，免于清算与征购，富农的土地一般不动。该《指示》要求各地在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完成土地改革。据此指示,10月10日，山东省政府颁布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对土地的没收、分配、确定地权等均作了具体规定。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土地改革运动在山东解放区全面展开。各战略区党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从组织发动群众入手，开展土地改革。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体经历了发动群众、填平补齐、调整内部关系三个发展阶段。发动群众阶段，主要是通过算账对比，清查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和土地财产，实行平均分配，以满足广大农民“土地回家”的愿望。填平补齐阶段，主要是在平均分配中，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平”（即不动中农的土地财产，拿出地主或少数富农的土地财产同贫雇农一起进行公平分配）的办法，依据贫雇农家庭人口多少、贫富程度，合理地填平补齐土地的不足部分。内部调整阶段，主要是在填平补齐的基础上，开展“翻身大检查”，对查出的地主隐瞒的土地、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多占的土改果实，进行内部调整，以做到公平合理地分配土改胜利果实。各地在土改中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清算，通过对比算账、说理、收回地主多占的土地；二是献田，动员开明人士和地主将多占的土地贡献出来；三是谈判，对瞒地、霸地、多占土地而又不愿捐献的地主，通过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谈判，由政府仲裁，使地主交出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46年12月，山东解放区约有1000万农民从地主手中收回464万余亩土地。解放区经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三项运动，共从地主手中收回1964万余亩土地，占当时山东解放区土地总数的24.5%。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中的土地占有关系，使地主失去了赖以剥削、压迫农民的基础。通过土地改革，在广大解放区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人民群众分得了田地，获得了切身利益后，其生产、参军、支前的积极性极大地迸发了出来。这是解放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土改复查 从1947年2月至12月，山东解放区进行了土改复查工作。2月至6月为第一阶段，7月至12月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为做好土改复查工作，华东局先后发出《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关于贯彻土地复查的指示》和《关于土改复查补充指示》，指出土地改革与土改复查的基本方针，是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足够耕种的土地，在经济和政治上使农民成为真正的主人；土改复查的任务，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克服土地分配不公现象。
根据这些指示，各级党委迅速召开会议，部署和开展土改复查工作。通过复查，全省共查出土地120.5万亩，将这些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是，由于当时有些地方提出了从“反特入手”、“反霸入手”进行土改复查，还提出了“挖蒋根”、“拔蒋毛”等口号，杀了一些不应杀的人，造成干部、群众的思想恐慌，助长了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的发展。
1947年4月后，各地开始把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如同对其土地一样一起清算，推广了“贫雇农说了算，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一套“左”的经验。并强调对地主“一律扫地出门”，“群众意见怎样即怎样”。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如把其成分错定为富农或地主，办事不让中农参加等。
在第二阶段，到山东不久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副书记康生等人，在土改复查中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指导思想。在他们的操纵下，7月7日，华东局发出了《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即“七七”指示，认为1946年华东局发出的“九一”指示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导致了土改中对地主、富农过宽的“富农路线”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问题。他们错误地处理和批判了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治委员景晓村、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治委员林浩等人，为此而受到牵连的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达百人之多。这不仅使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黎玉、景晓村、林浩等许多干部的冤案，直到1986年才得到彻底平反），而且造成党内思想混乱，严重削弱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同时，把“雇贫农当家”、“干部交权”等错误口号从鲁南扩大到全省，导致了扩大打击面，严重侵犯中农利益，违反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和对地主、富农乱斗、乱杀现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研究了政治、军事等问题，指出了解放区在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制定了纠偏的方针政策。数月后，山东解放区据此会议精神，着手检查纠正土改复查中侵犯部分中农利益；违反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对大中小地主与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不给生活出路等“左”倾错误，并结束了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