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一）

1921年春天，在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和马克思主义滋润的泉城，诞生了中共一大之前全国六个早期共产党组织之一——济南共产党组织。同年7月，王尽美、邓恩铭作为该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山东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踏上了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英勇奋斗的伟大征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地方组织领导山东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山东党组织率领全省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推翻蒋家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山东省委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地方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全力搞好经济建设，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走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前列，使齐鲁大地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历史跨入21世纪的今天，山东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山东党组织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推动者，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诚实践者，是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社会主义新山东的中坚力量。
一
山东的共产党组织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建立起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1918年，全省各业工人有60余万人，其中产业工人达10万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从山东攫取特权、掠夺财富尤为凶狠，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水深火热之中的山东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也特别顽强。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中山东工人阶级站在斗争前列、登上政治舞台，山东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不断迈出重要步伐——1920年11月，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讨革命理论，传播进步思想。1921年春天，由于上述必要条件的成熟和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以王尽美、邓恩铭为骨干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在灾难深重的齐鲁大地上点燃了希望之火。
诞生之初，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方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全力投入工人运动。1921年5月，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大东日报》副刊上创办《济南劳动周刊》，其《创刊宣言》向社会宣称，该刊的办刊宗旨是“寻求光明、促进劳动者的觉悟”，其办刊方针为“增进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济南劳动周刊》是中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最早的报刊之一，在济南、淄博等地工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津浦铁路济南机厂是当时济南最大的工厂，工人近2000名。从1921年夏起，王尽美、邓恩铭、王荷波等人先后到该厂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工运骨干，并创办了山东第一个具有工会性质的工人组织——济南机厂工人俱乐部。7月，王尽美、邓恩铭作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他们回到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5月，建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并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创办了《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7月，中共济南支部成立，王尽美任书记。9月，中共济南支部在济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10月，中共济南支部派王翔千到青州开展工作，先后发展李耘生、刘子久等人入团；年底，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州小组，隶属济南地方团。1923年春，中共济南支部派王复元到张店开展工作，先后建立了路业工会和工人俱乐部，为党、团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4月，王荷波到青岛四方机厂开展工人运动。中共济南支部成员王象午、邓恩铭、王尽美相继到此地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发展王少文、孙秀峰等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培养了郭恒祥、傅书堂等一批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为青岛革命运动的开展培养了骨干力量。1923年秋，中共济南支部成员贾乃甫到齐河开展工作。另外，还派党、团员到潍县、济宁、临沂、沂水、枣庄等地开展工作，为这些地区党、团组织的发展做了准备。1923年10月，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王尽美任书记。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时期。按照党的“三大”和团的“二大”决定，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辩、庄龙甲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王尽美作为国民党的山东代表，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4月，在山东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国民党山东临时省党部，王尽美当选为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1924年底，孙中山委派王尽美等为山东特派宣传员，开展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活动。国共两党的良好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山东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1925年2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尹宽、邓恩铭先后任书记。同月，在王尽美、邓恩铭等领导下，胶济铁路和四方机车厂的工人举行大罢工，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从4月至7月，青岛党组织发动了青岛纱厂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三次大罢工。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其他各界民众支援上海五卅反帝运动的斗争相结合，形成了山东人民的反帝大浪潮。11月，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邓恩铭被捕（不久即“保外就医”），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改为山东临时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孙秀峰、刘子久主持工作。12月，中央派张昆弟来山东，恢复了山东地执委，张昆弟任书记。1926年3月，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农民运动扩大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青岛、青州、广饶、潍县、高密、张店、淄川、济南、齐河、平原、禹城等地代表20余人。会议通过了农民问题、组织问题、党的策略方面的决议。同年5月，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山东党组织派王元盛等23人到该所学习，他们中间有些人后来回到山东从事农民运动。7月，山东党组织为声援国民革命军北伐，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提出“打倒张宗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宣传“耕者有其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反对苛捐杂税、抵制日货等主张。1926年10月成立了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吴芳任书记。到1927年6月，山东各地的党组织有较大发展，区委所辖党组织有：潍县、青州（益都）、张店、寿光、高密、鲁北等地方执行委员会，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及济南、泰安、莱芜、曲阜、枣庄、沂水、齐河、阳谷、东昌、临清等地的直属支部。全省有党支部100多个，党员近1500人。同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吴芳任书记。正当全国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山东党的工作也顺利前进之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并派员到山东各地秘密“清党”。山东党组织处在奉系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两面夹击的险恶环境之中，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二
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扶植国民党反动派作为新工具，妄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革命独裁统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并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山东省委接到八七会议决议后，于1927年10月在济南郭店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准备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此后，在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东的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从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山东省委由邓恩铭、卢福坦先后任书记。1929年2月至1933年12月，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叛徒王复元、王用章、陈衡舟、宋鸣时等人的破坏，以及党组织缺乏秘密工作经验等原因，省委机关先后遭受10余次破坏。但山东共产党人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省委机关遭破坏后重新建立、建立后又遭破坏、破坏后又蹈险履危再行建立，斗争极为残酷。在此期间，党的领导机构名称多次变更，有时称省委，有时称临时省委或省工委；省（工）委与党中央的联系也时有中断；省委机关有时驻济南，有时驻青岛；省（工）委领导人变动频繁。先后任省（工）委书记的有刘谦初、王进仁、卢一之、任国桢、张含辉、滕英斋、胡萍舟、武平、任作民、张北华、张德一等11人；主持过省委工作的有武胡景、党维蓉、曹克明、徐宝铎等4人。上述领导人中，先后有9人被捕、5人牺牲。1934年1月后，山东一度没有党的省级领导机构（有一段时间，团省工委代管党的工作）。各地党组织各自为战，继续坚持斗争，同时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鲁东、胶东、鲁北等地党组织，分别与中共上海中央局、北方局、津南特委等取得了联系。1935年冬初，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与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等人自动组成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刘仲莹任书记。省工委成立后，积极与各地党组织联系，并继续寻找上级党组织。12月，省工委组织部长赵健民与中共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取得联系。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来山东；5月，重建中共山东省委，黎玉任书记。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山东党的活动逐渐由城市转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各地党组织先后在阳谷、高唐、潍县、博兴、益都、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胶东等农村发动了10多次农民武装暴动；在济南郊区、章丘、沂水、高密、诸城、潍县、广饶、莒县、平原、禹城、昌邑、博兴等地，组织了若干贫民会，会员达四千余人；在济南、青岛、淄博、枣庄等城市和矿区组织发动了10多次工人罢工斗争；在韩复榘、刘珍年等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中开展士兵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敌人狱中，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宁死不屈、顽强斗争。为了革命的需要，省委先后设立过组织、宣传、职工、农民、青运、妇女、军事等工作部门；为了加强上下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建立了巡视员制度。党、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有时还互相代管；各地工会、农会在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由于客观上敌强我弱，主观上缺乏斗争经验，以及党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这一时期山东的农民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工人罢工斗争也没有取得显著成果，党的工作也多次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但在革命转入低潮、斗争陷入严重困难的时期，山东的党团组织敢于斗争、不怕牺牲，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打击了敌人，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在全省城乡播下了革命火种，用血与火写下了山东革命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
1936年6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鲁西北特委，同时派原省工委宣传部长鹿省三到寿光、潍县、昌邑、益都等地筹建鲁东工作委员会。7月，省委又派张天民到淄博矿区筹建矿区工委。8月，省委派景晓村到博兴、潍县、广饶、寿光、益都、临朐，林浩到费县，董临仪到东平、长清检查工作。12月，“西安事变”发生，全国抗日形势出现新的高潮。山东省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在各地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抗日救国会、小学教员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救国会、抗日自卫团、抗日救亡团、战地服务团、抗敌后援会等一大批抗日救亡团体，推动了群众抗日救国力量的发展。从1936年5月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山东省委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清除“左”倾思想在党内的某些影响，积极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使党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先后在济南、青岛、胶东、潍坊、淄博、鲁北、鲁西、鲁中、鲁南等地建立了近50个县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构，全省党员由1930年的200余人发展到2000多人。总之，经历了土地革命的血雨腥风和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艰难困苦，山东党组织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坚强、成熟了。党组织的壮大和发展，为山东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准备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三
抗日战争时期，是山东共产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山东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和建立了强大的抗日武装，创建了全国唯一的全省范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组织也获得了空前发展，带领全省军民同日、伪、顽进行了八年浴血奋战，为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组织抗日游击队，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张经武来济南，开展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统战工作。在省委的协助下，张经武同韩复榘多次谈判，韩复榘同意释放政治犯，张晔、张北华、赵健民等约400名共产党员相继出狱，奔赴抗日救亡第一线。9月，省委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十条纲领。同年冬，韩复榘在日军进犯济南时率部南逃，中共山东地方组织成为领导全省人民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初，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山东各地党组织发动了冀鲁边、胶东、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潍县北、泰（山）西、鲁南、掖县、湖西等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10余支抗日武装。1938年1月1日，省委直接领导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2月，省委书记黎玉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林浩代理书记。5月，中共中央派郭洪涛率50余名干部来山东，并接任山东省委书记。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6月，毛泽东、刘少奇电示：山东的基干部队应恢复和使用八路军的番号。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对各地起义部队进行了初步整编。其间，各地抗日起义部队在鲁中、鲁南、清河、冀鲁边、胶东、泰（山）西、湖西、鲁西北等地开辟了若干活动基地，作战百余次，积极配合了津浦前线正面战场的作战。
7月，毛泽东复电批准省委制定的《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边区省委在沂水县岸堤召开会议，进一步确定在沂蒙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11月，张经武、黎玉率近200名干部由延安来到山东。12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12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统一指挥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鉴于山东战略地位的重要，中共中央先后派大批干部和八路军主力部队一部到山东。继萧华等率八路军部分武装抵达冀鲁边区之后，1939年春，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部分主力入鲁。6月，党中央又派徐向前、朱瑞到山东工作，于8月1日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统一指挥八路军在山东和苏北的部队。八路军部分主力入鲁，极大地增强了山东的抗战力量，对于坚持和发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建设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起了巨大作用。1939年8月，发生了湖西“肃托”事件，许多党员干部被杀害，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此后，在泰山、鲁西、清河、鲁东南、胶东等地也发生了“肃托”事件，使这些地区党组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1939年10月郭洪涛去延安，其后朱瑞接任山东分局书记。
为了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山东党组织陆续从部队中抽调一大批党员干部参加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1940年6月，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政权工作的重要性，选派优秀干部负责政权工作，各级政府、参议会要实行“三三制”原则。7月，山东各地已建鲁西行政主任公署、鲁南（行政区）专署和泰山、泰西、运西、鲁西北、运东、湖西、北海、清河等专员公署，以及66个县政府、近300个区政府，建立省级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7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会议，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总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在沂蒙山区腹地的青驼寺（今属沂南县）隆重开幕，到会代表300余人，历时1个月。大会制定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产生了省级行政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黎玉为首席组长（后称主任委员）。山东省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这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建成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底，山东各级党政军机关带领全省军民经过艰苦奋战，相继开创了鲁西、清河、鲁南、鲁中、湖西、胶东、冀鲁边、滨海等8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两个主任公署、10个专员公署、79个县政府，根据地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多万，党员也从抗战初期的两千余人迅速发展到11万人。
1941年至1943年7月，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军慑于山东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多次增兵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和“强化治安”运动，日伪据点由1940年底的1156个增加到3700多个，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分割、封锁和破坏。1942年1至5月，仅冀鲁边区党政军机关就遭到日军8次合击，受到很大损失。山东地区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与日军暗中勾结，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蚕食”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顽势力的联合进攻和连年遭受罕见的旱灾、虫灾，山东根据地人口锐减，面积缩小。除滨海、鲁中、胶东尚保有较大的基本区以外，其他各战略区被分割为小块分散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面对严峻的形势，山东分局和各级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与日、伪、顽开展了殊死斗争。正当山东军民对敌斗争处境极端艰难的时刻，1942年3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工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刘少奇对山东几年来的工作做出了正确评价，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在科学分析山东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的基础上明确了今后的斗争方针，统一了山东分局领导成员的思想。这对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胜利度过抗战的艰苦时期，起了关键作用。在刘少奇的指导帮助下，山东各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开展了建党、建政、建立人民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的工作。5月，山东分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整顿三风的指示决定》，山东各级党组织利用战斗间隙，采取入党校、办整风班等形式，逐步展开了整风运动。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委成为各地区党政军民最高统一领导机关。同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统一指挥山东八路军各部队。为了扭转在敌、顽、我三角斗争中的不利局面，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在军事上，实行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采取了“翻边战术”；在统一战线工作上，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政权建设上，贯彻“三三制”的原则，实行抗日民主政治。同时，实行“精兵简政”，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从而充分调动了各阶层人民抗战的积极性，反击了日军的封锁和多次“蚕食”、“扫荡”，粉碎了顽固派制造的各种反共阴谋。1943年7月，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于学忠部离鲁，让其嫡系李仙洲部入鲁代替于部以建立反共基地。于学忠部不待李部到达即撤离沂、鲁山区和诸、日、莒一带山区。山东八路军部队抓住战机，粉碎了蒋介石的反共图谋，在鲁中区控制了沂山山区和鲁山山区一部，在滨海区北部基本控制了诸、日、莒山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8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召开一届二次议员大会，通过了山东分局建议讨论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等文件，决定将省战工会改称战时行政委员会，黎玉任主任委员。9月，朱瑞去延安，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1944年春，山东军民开展攻势作战，使抗日根据地逐步恢复和扩大。至1945年春，日伪军被迫龟缩在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形成了抗日军民对敌包围之势。1945年8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日本侵略军即将崩溃的形势，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作出大反攻的决定，组织五路大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经一个多月的战斗，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收复县城46座、港口6处。8月13日，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任主席。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方针和政策，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协同，对敌作战7.8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53余万人，缴获各种枪支21万余支。山东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知姓名的烈士就有59475人（县团级以上的烈士380多名），其中有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陈明、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李竹如、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滨海区党委书记符竹庭、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山东纵队宣传部长刘子超、山东纵队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以及国际友人、著名记者汉斯·希伯等。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死亡895714人，伤残1610883人，被抓壮丁126万人，被毁房屋580万间，并损失大量牲畜、粮食、财物等。经过八年抗战，山东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扩大了武装力量，建设了民主政权，建立了以一个省为战略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结束时，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设5个行政区，22个专区和127个县，拥有2400万人口，20多万党员，27万人的抗日军队，50万民兵和150万人的抗日自卫团。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大发展，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粉碎其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悍然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独霸抗战胜利成果，重建其对全国人民的独裁统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山东各级党组织率领山东军民血战三年，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尽其所有支援全国解放，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独特的、巨大的贡献。
从1945年9月起，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反动企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罗荣桓率山东军区主力约67万人和大批干部开赴东北，黎玉代理山东分局书记。9月，新四军军部率部分主力挺进山东。10月，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华东中央局（亦称中共中央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减租、生产和练兵等各项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巩固解放区的指示。1946年1月，华东局抽调500多名干部，组成6个工作队，分赴新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奸诉苦运动。2月11日，华东局和山东军区在临沂召开区党委、军区、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决定在解放区开展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5月中旬，国民党在徐州、济南和青岛集中3个正规军和收编的伪军共20余万人，不断向山东解放区推进“蚕食”。山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反顽伪蚕食斗争的指示》，于6月7日至16日，攻克了被伪军盘踞的枣庄、泰安、德州、周村、张店、胶县、即墨等城镇，歼灭伪军3万余人。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各边沿区党组织及时改变了对敌斗争形式，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同时，一部分部队、医院、兵站、家属暂时撤到渤海等地区，仅渤海区前后就集结了40多万人。华东局还发出关于开展城市工作和敌军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敌占城市中建立党的坚强基础。根据华东局关于巩固后方的指示，渤海地区成立了剿匪司令部（指挥部），半年多消灭土匪、特务、还乡团3200余人，破获敌地下组织360余起。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国民党用于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正规军达17万人。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取得鲁南战役的胜利，歼敌5.3万余人；2月，华东野战军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歼敌5.6万余人，并乘胜解放胶济路沿线县城10余座。敌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改为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敌人对山东重点进攻的总兵力增到45万人。5月，华东野战军取得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歼敌3.2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这次战役的胜利，对华东战场具有决定意义，是人民解放军即将转入反攻的信号。此后，华东野战军在鲁中、鲁南、鲁西三个方向多次作战，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同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5.6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揭开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南麻、临朐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分为内、外线兵团（亦称东、西兵团）。9月，外线兵团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南下鲁西南，挺进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逐鹿中原，取得一系列胜利。从8月至12月，内线兵团进行了胶东保卫战，歼敌约6.3万人，彻底打破了敌人占领胶东半岛的企图；并在滨北、鲁南、鲁中、渤海等区相继解放了一些县城，根本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1948年1月至2月，内线兵团进行以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从而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与战斗力。地方党组织也以“三查三整”为内容进行了整党整风，统一了思想，壮大和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2月下旬，内线兵团改称山东兵团。从3月至7月，山东兵团先后进行了胶济路西段（周村、张店）、胶济路中段（潍县）、津浦路中段（兖州）等战役，共歼敌14万余人，解放了大片地区，使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等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1948年，先后取得周（村）张（店）、潍县、兖州、济南等战役的胜利。特别是济南战役，歼敌10万余人，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10月10日收复临沂城。10月15日收复烟台市。1949年3月，华东局南下，重新建立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改称山东省人民政府，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6月2日解放青岛。8月20日解放长山列岛。至此，山东全境解放。
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完成了土改、生产、支前三大中心任务。根据1946年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华东局“九一”指示进行的土改运动，山东解放区有一千多万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农民积极参军、参战，“反蒋保田”。各地党组织从土改积极分子中发展了大批党员，提拔了大量干部，建立了严格的组织制度，巩固和提高了新老党支部，使党的基层组织更加适应战争的需要。为统一对支前工作的领导，先后成立了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和华东支前委员会，组织全省680多万民兵、民工参战支前。1946年11月，华东局作出《关于实行常备民夫的决定》，较好地解决了解放区坚持生产与支援作战的矛盾。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还多次发布关于生产救灾、反特锄奸、加强治安和海防建设等一系列指示，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促进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保障了供给，稳定了社会秩序，有效地支援了前线。在战役间隙，山东党和军队开展了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从思想、组织、作风上加强了自身建设。这个时期，在土改复查和整党中，曾发生“左”的错误。在贯彻执行华东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过程中，各地发生了放弃党的领导等错误现象。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第二副书记康生等人的主持下，从1947年6月至1948年12月，多次召开会议，对原华东局第二副书记黎玉、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等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指责他们犯了“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并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和处理。1949年3月以后，山东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新解放的地区和城市，继续坚持贯彻公开建党的方针，公开工厂、学校等单位党的组织，公开发展党员。在公开发展党员的工作中，山东各级党组织把重点转移到工厂、矿山，采取积极、慎重、公开、经常的发展方针，注意从老工人、技术工人中发展党员。1949年，全省党员人数发展到754123名。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带领全省军民，竭尽全力与野战军密切配合，使敌人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山东战场上，仅鲁南、莱芜、孟良崮、胶济路西段（周村、张店）和中段（潍县）、津浦路中段（兖州）、济南等战役，就歼敌40余万人。山东的党、政、军、民在华东局、华东军区、山东省政府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解放山东全境、支援全国解放的任务。全省有957295名民兵、青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大批党政干部随军北上、南下；牺牲的烈士仅知姓名的就达116963人；参战支前的民兵、民工达1106万人，仅在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就出动218.3余万名民工、民兵，38万辆小车，5.8万副担架，4.1万副挑子，在全部随军常备民工中，有92%来自山东。
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山东党组织的工作也揭开了新的篇章，担负起整个山东人民创造新生活的历史重任。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9月，山东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带领全省人民首先用三年的时间，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地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任务。在此基础上，又用四年时间，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顺利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山东分局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了清剿土匪的斗争，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山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已有91%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土地改革法》之后，山东分局于9月15日发出完成与结束土改的指示，10月颁布了《山东省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分别对老区、恢复区、新区和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全省调集6万余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土改。山东的土改从1946年6月始至1951年9月全部完成，在全省范围内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使近3000万农民无偿获得3436万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山东党组织和全省人民坚决拥护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到1953年7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全省仅捐献武器款一项就达2957.9亿元（旧人民币），可购买战斗机197架，超额完成捐购120130架战斗机的原定计划。为贯彻党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山东分局于1950年10月28日召开扩大会议，对全省镇反工作进行了部署。会后各地广泛发动群众，扎扎实实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以清理内部为中心的肃反运动。到1954年底全省第一期镇反结束，共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12万余名，处决6000余名，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证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同时，山东党组织通过建立和发展国营经济，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和统一财政，及时调整工商业和在工厂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大力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的原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所控制的银行、铁路、港口、煤矿、邮政和工商业，加上在老解放区创办的200多个贸易金融单位、30多个规模较大的工厂和由各级人民政府投资新建的一些企业，构成了山东初始的国营经济。1950年，国营经济在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70%以上，开始成为山东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为了扭转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飞涨、经济混乱、财政困难的被动局面，山东分局和省政府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剂供求，制止通货膨胀，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取得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重大胜利。针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私营工商业减产、停产、歇业等问题，全省从1950年6月开始对城市工商业进行调整，改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和救济失业工人，使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年底全省地方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1951年6月至1953年2月，先后在国营企业、私营企业界开展民主改革运动，调整了企业内部关系，清除了隐藏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保证了工人在企业中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权利，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做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各城市先后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生产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许多行业相继推广了一批先进生产经验和工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1月至10月，山东分局根据中央关于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的指示，相继在全省县以上党政机关、公营企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开展了24万余人参加的“三反”运动，查定案贪污分子80189人，清除了一大批贪污腐化分子，提高了广大干部抵御“糖衣炮弹”的能力；在济南、青岛等十几个城市和六个专区驻地进行了“五反”运动，清查出不同程度的“五毒”违法工商户5万余户，收缴违法资本家违法所得1400余万元，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使广大私营工商业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守法教育。与此同时，党和人民扫除了毒、赌、娼“三虎”，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在农村，党和政府根据土改后的新情况，采用“创造典型、点面结合、逐步推广”的方法，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互助合作。到1952年10月，全省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总农户的50%以上，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团结奋斗，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山东国民收入总额和工农业总产量平均每年以25.5%和23.3%的速度增长，到1952年底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全省初步呈现出社会稳定、市场繁荣的兴旺景象。
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根据总路线的精神和党中央的部署，山东顺利地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形式进行的。1953年春，全省试办了587个农业生产合作基点社；1954年1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后，合作化运动由逐级试办到普遍发展，1955年春全省初级社发展到9.2万个；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山东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1956年全省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066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4.4%。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了几千年封建土地私有制变为劳动农民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这样一个伟大变革，标志着山东的个体小农经济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现的。1954年1月，山东分局统战部、省财委联合召开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到年底全省实行公私合营的共64户；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对象，扩展194户的计划全部完成。同时，对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逐行业的改造。根据中共中央“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指示，有计划地安排私营批发商，到1955年10月，共安置处理1707户，占原有私营批发商总数的75.1%，全省较大的私营批发商基本上为国营商业所代替。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主要是通过经销、代销或合作的形式进行的。1955年底，全省已有7个行业实行了经销、代销，建立了37个公私合营商店。1956年1月，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2月底全部私营商业都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是通过集体化的道路实现的。1952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在组织形式上肯定了由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样三种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1954年6月，山东分局召开全省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指示各地根据本地情况采取上述三种形式逐步向合作化过渡。通过基点社示范、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宣传教育，手工业合作化得到很快发展，到1956年6月底，手工业社（组）发展到7440个，社员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5%以上，全省个体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同全国一样，山东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的五年之内完成了，虽然在实践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工作过粗、要求过急等问题，但就其整体而言取得了伟大的成功。社会主义改造为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推动着全省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和提前完成。1956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6.51亿元，比1952年增长38%，提前完成“一五”计划指标；全省农业总产值达46.76亿元，比1952年增长16.92%，超过五年计划指标；全省工业总产值达39.75亿元，比1952年增长90.1%，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迅速上升，和1952相比，钢产量增长4.4倍，原煤产量增长49.5%，发电量增长85.9%，均超过了“一五”计划指标。在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5年中全省安置14万失业人员就业，基本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年工资比1952年增长51.9%，农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18.6%。
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实施“一五”计划的进程中，山东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和全面执政后的新情况，不断采取措施加强自身建设。1950年5月至11月，在县以上机关开展了整风运动；1951年10月至1954年秋，进行农村整党，分四批对农村基层党支部进行了整顿。通过整党整风，提高了党员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密切了党群关系，壮大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但从1952年开始，山东党内斗争陆续出现了“左”的错误。这年12月至1953年1月，山东分局错误地开展了反“分散主义”的斗争，1954年4月至6月华东局负责人主持召开的山东分局扩大会议，错误地认为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参加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又在1955年春到1956年夏错误地开展了肃清向明影响的斗争，错误地批判和株连了一大批省、地、县的领导人。1956年7月，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青岛举行，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舒同为第一书记。1956年底，全省党员人数达118万人，基层支部6383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