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吴芳调任青岛市委书记后，到1929年2月，邓恩铭、卢福坦先后任省委书记。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叛徒王复元、王用章、陈衡舟、宋鸣时等人的出卖，曹克明、徐宝铎、武平等人的自首，以及党组织缺乏秘密工作经验，山东党的领导机关从1928年冬至1933年12月，遭受严重破坏达10余次。因此，党的领导机构名称多次变更，有时称省委，有时称临时省委或省工委；省（工）委与党中央的联系也时有中断；省委机关有时驻济南，有时驻青岛；省（工）委领导人变动频繁。此间，先后任省（工）委书记的有：刘谦初、王进仁、吴丽实、任国祯、张含辉、滕英斋、胡允恭、武平、任作民、张北华、张晔等11人；主持过省委工作的有傅书堂、武胡景、党维蓉、曹克明、徐宝铎等5人。以上16名领导人中，先后有9人被捕，7人牺牲。
济南惨案与党领导的反日斗争 1928年4月，国民党举行“第二次北伐”。5月1日，国民党军进驻济南。3日，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借口一个日本人与国民党值勤士兵冲突，指使日军倾巢而出，沿街恣杀。顷刻间，街道上血肉横飞，尸体陈藉。国民党军1000余人被缴械。日军很快占领了邮政局、电报局等处。入夜，日军又收缴了国民党驻济南交涉署人员的枪械，并将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残酷杀害。日军这一暴行，史称济南惨案。继而，日军调集重兵至济南继续杀戮。据不完全统计，数日内，就杀害中国军民6000余人。蒋介石却令其在济南的部队“忍辱负重，不与日军相争”，同时决定绕道“北伐”。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与蒋介石的屈辱退让，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慨。5月6日，中共山东省委与团省委联合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人民书》，号召山东人民“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非达到日兵全部退出山东，侵占的主权完全交回不止”。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民众同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响应中共中央和省委的号召，山东各界纷纷发表宣言，进行强烈抗议。他们纷纷成立“救国会”、“十人团”、“撤兵请愿团”等反日群众团体，在济南、青岛等地的街头巷尾等公众易聚场所进行演讲、散发传单，以揭露日军的罪行。同时，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的各界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强烈抗议日军在济南的暴行。许多地方还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如中共日照县委派人严密监视沿海各口岸，不许日货进港，并处罚了专门走私日货的大奸商。在山东各界抗议日军暴行的同时，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北京、武汉、南昌、长沙等全国许多地方也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这时，英、美等国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也不愿让日本独霸山东，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在各种压力下，日本政府经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令其驻济日军于1929年3月退出山东。
省委遭受大破坏 1928年11月，山东早期党员并担任过党内重要职务的王复元、王用章兄弟二人相继投敌叛变。1929年1月19日，王复元、王用章同国民党特务一起，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机关逮捕了宣传干事王崇五和朱岫蓉夫妇及暂住该处的前省委书记、淄博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随后，又在省委秘书机关等处先后逮捕了省委司务长何志深、省学联负责人朱霄、省委巡视员孙秀峰、团省委代理书记宋耀亭、省委机关会计杨一辰等10余人，使山东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刘谦初任书记期间省委的工作 1929年4月，中共中央先后调刘谦初、刘晓浦、曹更新、陈孟君来山东工作。4月下旬，在济南成立了以刘谦初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立即开展起工作。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省委成员巡视了济南、淄川、博山、潍县、青岛等地的工作，并整顿了这些地方党组织。省委还组织精干力量，分别到淄川炭矿、博山城区产业工人中开展工作。刘谦初为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经常日夜兼程，奔波于胶济铁路沿线，了解情况，听取汇报，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分析形势，制订工作计划和应敌策略。
与此同时，省委还制订了军运工作计划，开展了军运工作，派人或指示有关地方党组织，先后到杨虎城部及驻昌邑、潍县、青岛等地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保安队中开展工作，并在这些部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为适应军运工作发展的需要，党组织还举办短期党员军事训练班，以培养军事干部。
处决叛徒王复元 中共中央接到山东省委因出叛徒而遭到大破坏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山东省委要严惩叛徒，并派来了张英等精干人员执行这一任务。
王复元、王用章叛党得逞后，疯狂一时，于1929年4月初，带领“捕共队”逮捕了团省委书记宋占一、宣传部长刘一梦，临时主持省委工作的武胡景、秘书长蓝志政等人，使团省委和省委机关相继再遭破坏。他们还从未烧尽的省委文件中发现了刚到济南的张英等人的住址，致使张英、王昭功等12人陆续被捕。张英被捕后，任敌百般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越狱成功，潜至青岛，寻机除奸。8月16日，张英、王科仁根据党组织提供的情况，在青岛迅速跟踪上了叛徒王复元，并相机在中山路新盛泰鞋店将其击毙，沉重打击了山东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王进仁任书记期间临时省委的工作 1929年7月2日，因王用章等人告密，刘谦初、刘晓浦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捕，省委再遭破坏。8月21日，中央决定组建以王进仁为首的中共临时山东省委，机关设在青岛。临时省委制定了《目前工作计划大纲》，确定了组织、宣传、兵运等工作计划；恢复、整顿了青岛、济南、潍县、淄博、泰安、德州等地的党组织。较好地指导工人运动，这是临时省委的一项突出工作。青岛日商各厂工人不堪厂主欺压，于7月下旬举行联合大罢工。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投身到指导这场工运之中，成立了由团省委、青岛市委及党、团日商纱厂支部组成的工人斗争行动委员会，制定了反帝、反国民党、反工会整理委员会的行动大纲，印发了许多宣传品，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当局和黄色工会的罪行，把罢工斗争推向了深入，使之坚持了4个月之久。这就是当时震撼全国的青岛民国十八年大罢工。同时，临时省委还指导了淄川炭矿工人和青岛码头工人的罢工斗争。通过这些罢工斗争，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反动当局和日本工厂主的本来面目，扩大了党的影响。
任国桢任书记期间省委的工作 1930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派汤汝贤、任国桢来山东，在青岛恢复了前不久被破坏了的中共山东临时省委。6月，建立省委，任国桢仍任书记。其主要工作有：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指导了青岛、烟台、淄川、济南等地的罢工斗争；恢复、发展了地方党组织，先后重建、新建了中共烟台市委、中共青岛市委、中共济南特别支部、中共掖县县委等党组织；加强了妇女运动工作，于8月13日发布了《通告第二号》，要求各市、县委都要建立妇委会，积极吸收妇女入党，大力培养妇女干部；为训练党员和搞好支部教育，创办了《我们的教训》内部刊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8月中下旬，因党组织在青岛指导工人运动时过于公开，暴露了自己。敌人连续4天展开大搜捕，一批党团员被捕入狱。11月，任国桢等被迫调离山东。
张含辉任书记期间省委的工作 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张含辉在任临时省委和省委书记期间，带领省委积极开展了恢复、发展党组织和工运等工作，使省委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省委首先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分析了山东的敌我形势，制定了工作任务。继而，省委领导分别到潍县、寿光、烟台、济南等地进行工作巡视，向下级党组织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部署工作任务，帮助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到1931年2月，全省党组织有：烟台、青岛两个市委，潍县、益都两个特委，寿光、禹城、广饶三个县委，蓬莱、龙口、文登、济南、博山5个特支，48个支部。全省共有党员390名、共青团员108名。在此期间，省委还深入到工人中去，指导了工人运动。如1930年12月31日，中共青岛市委与山东工人联合会召开青岛市工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青岛市工人联合会，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青岛工人运动。在青岛四方机厂、淄博陶瓷厂、青岛钟渊纱厂等厂的工人罢工斗争中，基层党团组织也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4月中旬，设在青岛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遭敌破坏，张含辉临危不惧，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敌情，减少了党的损失。然后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胡允恭任书记期间省委的工作 1931年8月，山东省委书记滕英斋在青岛被捕后，在青岛的省委执委公推济南市委书记胡允恭代理省委书记（同年10月中央批准）。九一八事变后，省委立即制定了《省委通告第一号》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宣传大纲，要求各级党组织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委员会，动员一切力量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三省、拯救民族危亡而斗争。同时要求济南、青岛、曲阜、济宁、泰安、临沂等地党组织，动员组织学生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收复东北失地”。12月8日，济南14个学校2500余学生经过两三昼夜的斗争，分乘30节列车赴南京请愿。12日，迫使蒋介石接见了济南请愿学生。15日，又与各省在南京的学生汇集一起举行了总示威。国民党政府进行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珍珠桥事件。1931年10月，省委决定将济南、青岛、烟台划为三大中心城市；将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和淄川、博山、张店划为三大产业区；将鲁南、鲁西、鲁东划为三大农村区域，并据此重新调配干部。同时提出要把学生运动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经常性的斗争。1932年1月，省委机关由青岛迁至济南后，青岛、济南、烟台市委进行了组织调整。2月，省委组织领导了以济南为中心的津浦铁路总罢工，斗争取得了基本胜利。随后，省委决定除留一名成员在济南主持工作外，其余成员全部到各地帮助工作。省委书记胡允恭在昌乐帮助工作时，鉴于昌乐特支提出的敌我力量悬殊，举行暴动困难的实际情况，即向临时中央提出不宜在昌乐等地发动武装暴动的建议，临时中央负责人认为胡允恭的建议“右倾”，随即于1932年3月将其调离山东。
邓恩铭、刘谦初等一批共产党人英勇就义 1931年4月5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反动军阀韩复榘为在蒋介石面前邀功，将前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刘谦初，临时省委书记吴丽实，省委重要干部党维蓉、刘晓浦、雷晋笙，原共青团省委书记宋占一等22名共产党员从狱中提出，枪杀于济南市纬八路侯家大院。从4月13日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又进行了大搜捕，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赵一航、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颜世彬、省委委员彭湘、青岛市委委员王清泰等21人先后被捕入狱，并于同年8月19日被全部杀害于济南。
任作民任书记期间省委的工作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派任作民来山东工作，组建新的省委。从这时开始到1933年2月底任作民被捕，新省委开展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整顿、发展党团组织，壮大党员队伍。在新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到12月底，省委直接联系到的有济南、青岛、潍县、烟台、文登、博兴、沂水、泰安、莱芜、临沂等15个市县党组织；间接联系的有安丘、昌乐、广饶、莱阳、海阳等县党组织；全省约有党员900人。同时，恢复、建立了济南、青岛、潍县、济宁、平原、禹城、平度等16个市县的团组织，这时，全省共有团员533人。1932年12月和翌年1月，省委还分别建立了邹县县委和牟平县县委。在山东工作刚出现新局面时，1933年2月下旬，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致使省委书记任作民、省委组织部长王仲和、团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等29人被捕。同时，济南、泰安、青州等地方党团组织也相继被破坏。
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省委被破坏后，1933年3月，原省委秘书长张恩堂在济南主动组建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并任书记。工作刚有起色时，同年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投敌叛变，致使张恩堂、蔡泽民、刘泽如、宋澄等20多人先后被捕。宋鸣时还乘各地党组织尚未知其叛党真相之机，利用其省委组织部长的身份，到各地以视察或召开党员会议为名，先后对潍县、益都、寿光、泰安、沂水等地方党组织进行大肆破坏。这次破坏，给山东党组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到10月，全省共有300多名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省委机关瘫痪，与中央等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
第二节 白色恐怖下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
1927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吴芳调任青岛市委书记后，到1929年2月，邓恩铭、卢福坦先后任省委书记。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叛徒王复元、王用章、陈衡舟、宋鸣时等人的出卖，曹克明、徐宝铎、武平等人的自首，以及党组织缺乏秘密工作经验，山东党的领导机关从1928年冬至1933年12月，遭受严重破坏达10余次。因此，党的领导机构名称多次变更，有时称省委，有时称临时省委或省工委；省（工）委与党中央的联系也时有中断；省委机关有时驻济南，有时驻青岛；省（工）委领导人变动频繁。此间，先后任省（工）委书记的有：刘谦初、王进仁、吴丽实、任国祯、张含辉、滕英斋、胡允恭、武平、任作民、张北华、张晔等11人；主持过省委工作的有傅书堂、武胡景、党维蓉、曹克明、徐宝铎等5人。以上16名领导人中，先后有9人被捕，7人牺牲。
济南惨案与党领导的反日斗争 1928年4月，国民党举行“第二次北伐”。5月1日，国民党军进驻济南。3日，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借口一个日本人与国民党值勤士兵冲突，指使日军倾巢而出，沿街恣杀。顷刻间，街道上血肉横飞，尸体陈藉。国民党军1000余人被缴械。日军很快占领了邮政局、电报局等处。入夜，日军又收缴了国民党驻济南交涉署人员的枪械，并将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残酷杀害。日军这一暴行，史称济南惨案。继而，日军调集重兵至济南继续杀戮。据不完全统计，数日内，就杀害中国军民6000余人。蒋介石却令其在济南的部队“忍辱负重，不与日军相争”，同时决定绕道“北伐”。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与蒋介石的屈辱退让，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慨。5月6日，中共山东省委与团省委联合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人民书》，号召山东人民“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非达到日兵全部退出山东，侵占的主权完全交回不止”。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民众同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响应中共中央和省委的号召，山东各界纷纷发表宣言，进行强烈抗议。他们纷纷成立“救国会”、“十人团”、“撤兵请愿团”等反日群众团体，在济南、青岛等地的街头巷尾等公众易聚场所进行演讲、散发传单，以揭露日军的罪行。同时，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的各界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强烈抗议日军在济南的暴行。许多地方还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如中共日照县委派人严密监视沿海各口岸，不许日货进港，并处罚了专门走私日货的大奸商。在山东各界抗议日军暴行的同时，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北京、武汉、南昌、长沙等全国许多地方也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这时，英、美等国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也不愿让日本独霸山东，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在各种压力下，日本政府经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令其驻济日军于1929年3月退出山东。
省委遭受大破坏 1928年11月，山东早期党员并担任过党内重要职务的王复元、王用章兄弟二人相继投敌叛变。1929年1月19日，王复元、王用章同国民党特务一起，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机关逮捕了宣传干事王崇五和朱岫蓉夫妇及暂住该处的前省委书记、淄博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随后，又在省委秘书机关等处先后逮捕了省委司务长何志深、省学联负责人朱霄、省委巡视员孙秀峰、团省委代理书记宋耀亭、省委机关会计杨一辰等10余人，使山东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刘谦初任书记期间省委的工作 1929年4月，中共中央先后调刘谦初、刘晓浦、曹更新、陈孟君来山东工作。4月下旬，在济南成立了以刘谦初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立即开展起工作。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省委成员巡视了济南、淄川、博山、潍县、青岛等地的工作，并整顿了这些地方党组织。省委还组织精干力量，分别到淄川炭矿、博山城区产业工人中开展工作。刘谦初为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经常日夜兼程，奔波于胶济铁路沿线，了解情况，听取汇报，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分析形势，制订工作计划和应敌策略。
与此同时，省委还制订了军运工作计划，开展了军运工作，派人或指示有关地方党组织，先后到杨虎城部及驻昌邑、潍县、青岛等地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保安队中开展工作，并在这些部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为适应军运工作发展的需要，党组织还举办短期党员军事训练班，以培养军事干部。
处决叛徒王复元 中共中央接到山东省委因出叛徒而遭到大破坏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山东省委要严惩叛徒，并派来了张英等精干人员执行这一任务。
王复元、王用章叛党得逞后，疯狂一时，于1929年4月初，带领“捕共队”逮捕了团省委书记宋占一、宣传部长刘一梦，临时主持省委工作的武胡景、秘书长蓝志政等人，使团省委和省委机关相继再遭破坏。他们还从未烧尽的省委文件中发现了刚到济南的张英等人的住址，致使张英、王昭功等12人陆续被捕。张英被捕后，任敌百般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越狱成功，潜至青岛，寻机除奸。8月16日，张英、王科仁根据党组织提供的情况，在青岛迅速跟踪上了叛徒王复元，并相机在中山路新盛泰鞋店将其击毙，沉重打击了山东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王进仁任书记期间临时省委的工作 1929年7月2日，因王用章等人告密，刘谦初、刘晓浦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捕，省委再遭破坏。8月21日，中央决定组建以王进仁为首的中共临时山东省委，机关设在青岛。临时省委制定了《目前工作计划大纲》，确定了组织、宣传、兵运等工作计划；恢复、整顿了青岛、济南、潍县、淄博、泰安、德州等地的党组织。较好地指导工人运动，这是临时省委的一项突出工作。青岛日商各厂工人不堪厂主欺压，于7月下旬举行联合大罢工。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投身到指导这场工运之中，成立了由团省委、青岛市委及党、团日商纱厂支部组成的工人斗争行动委员会，制定了反帝、反国民党、反工会整理委员会的行动大纲，印发了许多宣传品，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当局和黄色工会的罪行，把罢工斗争推向了深入，使之坚持了4个月之久。这就是当时震撼全国的青岛民国十八年大罢工。同时，临时省委还指导了淄川炭矿工人和青岛码头工人的罢工斗争。通过这些罢工斗争，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反动当局和日本工厂主的本来面目，扩大了党的影响。
任国桢任书记期间省委的工作 1930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派汤汝贤、任国桢来山东，在青岛恢复了前不久被破坏了的中共山东临时省委。6月，建立省委，任国桢仍任书记。其主要工作有：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指导了青岛、烟台、淄川、济南等地的罢工斗争；恢复、发展了地方党组织，先后重建、新建了中共烟台市委、中共青岛市委、中共济南特别支部、中共掖县县委等党组织；加强了妇女运动工作，于8月13日发布了《通告第二号》，要求各市、县委都要建立妇委会，积极吸收妇女入党，大力培养妇女干部；为训练党员和搞好支部教育，创办了《我们的教训》内部刊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8月中下旬，因党组织在青岛指导工人运动时过于公开，暴露了自己。敌人连续4天展开大搜捕，一批党团员被捕入狱。11月，任国桢等被迫调离山东。
张含辉任书记期间省委的工作 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张含辉在任临时省委和省委书记期间，带领省委积极开展了恢复、发展党组织和工运等工作，使省委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省委首先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分析了山东的敌我形势，制定了工作任务。继而，省委领导分别到潍县、寿光、烟台、济南等地进行工作巡视，向下级党组织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部署工作任务，帮助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到1931年2月，全省党组织有：烟台、青岛两个市委，潍县、益都两个特委，寿光、禹城、广饶三个县委，蓬莱、龙口、文登、济南、博山5个特支，48个支部。全省共有党员390名、共青团员108名。在此期间，省委还深入到工人中去，指导了工人运动。如1930年12月31日，中共青岛市委与山东工人联合会召开青岛市工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青岛市工人联合会，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青岛工人运动。在青岛四方机厂、淄博陶瓷厂、青岛钟渊纱厂等厂的工人罢工斗争中，基层党团组织也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4月中旬，设在青岛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遭敌破坏，张含辉临危不惧，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敌情，减少了党的损失。然后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胡允恭任书记期间省委的工作 1931年8月，山东省委书记滕英斋在青岛被捕后，在青岛的省委执委公推济南市委书记胡允恭代理省委书记（同年10月中央批准）。九一八事变后，省委立即制定了《省委通告第一号》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宣传大纲，要求各级党组织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委员会，动员一切力量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三省、拯救民族危亡而斗争。同时要求济南、青岛、曲阜、济宁、泰安、临沂等地党组织，动员组织学生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收复东北失地”。12月8日，济南14个学校2500余学生经过两三昼夜的斗争，分乘30节列车赴南京请愿。12日，迫使蒋介石接见了济南请愿学生。15日，又与各省在南京的学生汇集一起举行了总示威。国民党政府进行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珍珠桥事件。1931年10月，省委决定将济南、青岛、烟台划为三大中心城市；将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和淄川、博山、张店划为三大产业区；将鲁南、鲁西、鲁东划为三大农村区域，并据此重新调配干部。同时提出要把学生运动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经常性的斗争。1932年1月，省委机关由青岛迁至济南后，青岛、济南、烟台市委进行了组织调整。2月，省委组织领导了以济南为中心的津浦铁路总罢工，斗争取得了基本胜利。随后，省委决定除留一名成员在济南主持工作外，其余成员全部到各地帮助工作。省委书记胡允恭在昌乐帮助工作时，鉴于昌乐特支提出的敌我力量悬殊，举行暴动困难的实际情况，即向临时中央提出不宜在昌乐等地发动武装暴动的建议，临时中央负责人认为胡允恭的建议“右倾”，随即于1932年3月将其调离山东。
邓恩铭、刘谦初等一批共产党人英勇就义 1931年4月5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反动军阀韩复榘为在蒋介石面前邀功，将前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刘谦初，临时省委书记吴丽实，省委重要干部党维蓉、刘晓浦、雷晋笙，原共青团省委书记宋占一等22名共产党员从狱中提出，枪杀于济南市纬八路侯家大院。从4月13日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又进行了大搜捕，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赵一航、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颜世彬、省委委员彭湘、青岛市委委员王清泰等21人先后被捕入狱，并于同年8月19日被全部杀害于济南。
任作民任书记期间省委的工作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派任作民来山东工作，组建新的省委。从这时开始到1933年2月底任作民被捕，新省委开展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整顿、发展党团组织，壮大党员队伍。在新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到12月底，省委直接联系到的有济南、青岛、潍县、烟台、文登、博兴、沂水、泰安、莱芜、临沂等15个市县党组织；间接联系的有安丘、昌乐、广饶、莱阳、海阳等县党组织；全省约有党员900人。同时，恢复、建立了济南、青岛、潍县、济宁、平原、禹城、平度等16个市县的团组织，这时，全省共有团员533人。1932年12月和翌年1月，省委还分别建立了邹县县委和牟平县县委。在山东工作刚出现新局面时，1933年2月下旬，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致使省委书记任作民、省委组织部长王仲和、团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等29人被捕。同时，济南、泰安、青州等地方党团组织也相继被破坏。
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省委被破坏后，1933年3月，原省委秘书长张恩堂在济南主动组建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并任书记。工作刚有起色时，同年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投敌叛变，致使张恩堂、蔡泽民、刘泽如、宋澄等20多人先后被捕。宋鸣时还乘各地党组织尚未知其叛党真相之机，利用其省委组织部长的身份，到各地以视察或召开党员会议为名，先后对潍县、益都、寿光、泰安、沂水等地方党组织进行大肆破坏。这次破坏，给山东党组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到10月，全省共有300多名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省委机关瘫痪，与中央等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