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建设，壮大党的组织 1923年11月，中共济南地执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党员大会，总结了全省党的工作，制定了关于党务及其他工作的计划，要求全省各地大力发展党组织。会后，邓恩铭、王复元、王用章、王翔千、贾乃甫、宋伯行等分赴各地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
为加强山东党组织的建设，中共中央于1924年派尹宽来山东。他经过调查研究，针对山东党团组织存在的问题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和党团员的思想理论教育。经过整顿，党团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1926年7月，全省共发展党员515名，建立了一批党的组织；共建立团支部32个，发展团员316名。
北伐战争开始后，山东区执委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党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寿光地委、中共鲁北地委、中共青州地委、中共潍县地委、中共高密地委、中共张店地委等。到1927年6月，全省共有1500余名党员，近200个支部。莱阳、烟台、庆云、宁津等地，也都有了党的活动。
蓬勃兴起的山东工人运动 1923年郑州“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但在山东，由于中共山东组织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使之反呈持续发展之势。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济南理发业工人大罢工、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日本纱厂同盟大罢工。
济南理发业工人大罢工：为反对苛捐杂税，1923年7月初，济南理发工人进行抗捐斗争。这一斗争，立即得到中共济南支部的关注和支持。王尽美、王用章等到理发工人中活动，将斗争引向深入。7月11日，数百名工人集会研究下步斗争时，反动警察赶到会场，逮捕了5名工人。在党组织的指导下，理发工人决定从第二天起举行全市理发工人同盟罢工。特别是在15日，3000多名济南理发业工人到千佛山下集会，要求免去卫生牌照捐、释放被捕工人、准许组织工人联合会。会后，工人群众举行游行，迫使当局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事后，成立了山东理发业联合总会，中共济南地委委员王用章当选为秘书。此后，联合总会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会员，并在茌平、博平、利津、夏津、平原、禹城、齐河、济阳、长清等地成立了分会，会员达2000余人。
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青岛和胶济铁路及沿线矿山从日本手中收回后，便成为北洋军阀各派争夺的目标。随着反动统治和剥削的加重，工人们的不满与反抗情绪与日俱增。1923年1月，青岛四方机厂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建立了圣诞会，推举郭恒祥为会长，进行自发斗争。不久，中共中央派王荷波到青岛开展工人运动；山东党组织也派邓恩铭来青岛开展工作，对圣诞会进行了改造。1924年9月，胶济铁路当局以防止“过激派”为借口，强行解散圣诞会。之后，邓恩铭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厂外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秘密发展会员，建立工会。到1925年初，工会会员达800余人，占全厂职工的60%以上。2月8日，趁胶济铁路当局内部山东地方派与交通系内讧的时机，胶济路全线工人举行了罢工斗争，向铁路当局提出了增加工资、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等5项要求。罢工斗争持续了9天，终于迫使路局答应了工人们的大部分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四方机厂等6个分会。胶济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及工会的建立，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山东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工人斗争。
青岛日本纱厂同盟大罢工：日本商人在青岛经营的大康、内外棉、隆兴、钟渊、富士、宝来六大纱厂，共雇用中国工人近两万名，约占青岛产业工人的60%。为最大限度地获取高额利润，日本资本家采取种种强制手段榨取工人的血汗，激起工人的极大不满。在邓恩铭、尹宽、王尽美等指导下，各厂均建立了工会，决定联合举行同盟大罢工。1925年4月下旬罢工斗争开始后，六大纱厂的工人很快实现了总同盟罢工。北洋军阀政府胶澳当局与日本厂主勾结在一起，于5月4日将中共青岛支部书记邓恩铭逮捕并驱逐出境。但由于工人们斗争坚决，日本厂主为免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与工人代表达成了改善工人待遇、从速支付拖欠工资等9项协议，工人于5月10日复工。中旬，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来到青岛指导工作，工会组织迅猛发展起来。日本厂主虽在协议上签了字，却无意执行，并要求胶澳当局取缔工会，还开除了工人代表。25日，胶澳警察厅摘掉了大康纱厂工会的牌子，更激怒了工人。于是，纱厂工人掀起了第二次同盟大罢工。在日本武力威胁下，北洋政府急电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从速镇压。5月29日，张宗昌派出反动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8人，伤者无计其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二九惨案”。次日，英国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示威游行的工人与学生，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因这两案相连，时称“青沪惨案”。
“青沪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大屠杀。中共山东地执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领导全省人民迅速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直接参加罢工、罢市、集会游行和其他抗议活动的群众达70万人以上，范围遍及全省各地。
为使工人运动从五卅惨案后由低潮转入高潮，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职工运动议决案》，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山东地执委遵照这一指示，积极恢复和发展各主要城市和矿区的党团组织，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建立一些公开的表面上不带政治色彩的工人组织，如俱乐部等，以此联络、团结工人群众，开展斗争，使山东工人运动逐步从低潮走向了高潮。在济南，为反对厂主克扣工资，津浦大厂党支部秘密组织1000余名工人，突然包围了厂长办公楼，迫使厂长从办公费中拨出部分钱款发给工人；在青岛，重建了四方机厂、大康纱厂等厂的党团组织及工会，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工人济难会等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提高了工人们的觉悟和组织能力；在枣庄，到1927年3月，仅在中兴煤矿工人中就发展50余名党员，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为开展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淄川，鲁大公司的工人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反抗厂主无理裁减工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部分胜利。烟台、青州等地的工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与厂主展开了经济或政治上的斗争。
组织发动山东农民运动 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共山东地方组织还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1923年10月，山东党组织派共产党员贾乃甫去齐河县后里仁庄开展工作。1925年上半年，又派共产党员庄龙甲回家乡潍县开展农民运动，经过努力工作，他在南屯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入会者逾百人。是年7月，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选派王云生、丁祝华等6名党员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3月，山东地执委召开了农民运动扩大会议，来自青岛、平原、广饶、济南、高密等十几个市、县的2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学习、研究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策略原则，通过了农民问题、组织问题和党的策略等决议。随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也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与会的30多名代表中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共产党人的指导下，会议制定了农民协会章程和农民自卫军大纲，并通过了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的决议。会议决定派特派员赴各地指导农民运动，庄龙甲等共产党员和少数国民党员共22人被委任为农民运动特派员。会后，他们分赴各市、县农村开展工作。接着，山东国共两党又选派22人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部分人员返回家乡从事农运工作，使山东的农民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到1926年秋，全省建立了15个农民协会，会员达3300多人。
第三节 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运动的高涨
加强党的建设，壮大党的组织 1923年11月，中共济南地执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党员大会，总结了全省党的工作，制定了关于党务及其他工作的计划，要求全省各地大力发展党组织。会后，邓恩铭、王复元、王用章、王翔千、贾乃甫、宋伯行等分赴各地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
为加强山东党组织的建设，中共中央于1924年派尹宽来山东。他经过调查研究，针对山东党团组织存在的问题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和党团员的思想理论教育。经过整顿，党团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1926年7月，全省共发展党员515名，建立了一批党的组织；共建立团支部32个，发展团员316名。
北伐战争开始后，山东区执委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党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寿光地委、中共鲁北地委、中共青州地委、中共潍县地委、中共高密地委、中共张店地委等。到1927年6月，全省共有1500余名党员，近200个支部。莱阳、烟台、庆云、宁津等地，也都有了党的活动。
蓬勃兴起的山东工人运动 1923年郑州“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但在山东，由于中共山东组织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使之反呈持续发展之势。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济南理发业工人大罢工、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日本纱厂同盟大罢工。
济南理发业工人大罢工：为反对苛捐杂税，1923年7月初，济南理发工人进行抗捐斗争。这一斗争，立即得到中共济南支部的关注和支持。王尽美、王用章等到理发工人中活动，将斗争引向深入。7月11日，数百名工人集会研究下步斗争时，反动警察赶到会场，逮捕了5名工人。在党组织的指导下，理发工人决定从第二天起举行全市理发工人同盟罢工。特别是在15日，3000多名济南理发业工人到千佛山下集会，要求免去卫生牌照捐、释放被捕工人、准许组织工人联合会。会后，工人群众举行游行，迫使当局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事后，成立了山东理发业联合总会，中共济南地委委员王用章当选为秘书。此后，联合总会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会员，并在茌平、博平、利津、夏津、平原、禹城、齐河、济阳、长清等地成立了分会，会员达2000余人。
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青岛和胶济铁路及沿线矿山从日本手中收回后，便成为北洋军阀各派争夺的目标。随着反动统治和剥削的加重，工人们的不满与反抗情绪与日俱增。1923年1月，青岛四方机厂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建立了圣诞会，推举郭恒祥为会长，进行自发斗争。不久，中共中央派王荷波到青岛开展工人运动；山东党组织也派邓恩铭来青岛开展工作，对圣诞会进行了改造。1924年9月，胶济铁路当局以防止“过激派”为借口，强行解散圣诞会。之后，邓恩铭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厂外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秘密发展会员，建立工会。到1925年初，工会会员达800余人，占全厂职工的60%以上。2月8日，趁胶济铁路当局内部山东地方派与交通系内讧的时机，胶济路全线工人举行了罢工斗争，向铁路当局提出了增加工资、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等5项要求。罢工斗争持续了9天，终于迫使路局答应了工人们的大部分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四方机厂等6个分会。胶济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及工会的建立，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山东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工人斗争。
青岛日本纱厂同盟大罢工：日本商人在青岛经营的大康、内外棉、隆兴、钟渊、富士、宝来六大纱厂，共雇用中国工人近两万名，约占青岛产业工人的60%。为最大限度地获取高额利润，日本资本家采取种种强制手段榨取工人的血汗，激起工人的极大不满。在邓恩铭、尹宽、王尽美等指导下，各厂均建立了工会，决定联合举行同盟大罢工。1925年4月下旬罢工斗争开始后，六大纱厂的工人很快实现了总同盟罢工。北洋军阀政府胶澳当局与日本厂主勾结在一起，于5月4日将中共青岛支部书记邓恩铭逮捕并驱逐出境。但由于工人们斗争坚决，日本厂主为免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与工人代表达成了改善工人待遇、从速支付拖欠工资等9项协议，工人于5月10日复工。中旬，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来到青岛指导工作，工会组织迅猛发展起来。日本厂主虽在协议上签了字，却无意执行，并要求胶澳当局取缔工会，还开除了工人代表。25日，胶澳警察厅摘掉了大康纱厂工会的牌子，更激怒了工人。于是，纱厂工人掀起了第二次同盟大罢工。在日本武力威胁下，北洋政府急电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从速镇压。5月29日，张宗昌派出反动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8人，伤者无计其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二九惨案”。次日，英国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示威游行的工人与学生，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因这两案相连，时称“青沪惨案”。
“青沪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大屠杀。中共山东地执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领导全省人民迅速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直接参加罢工、罢市、集会游行和其他抗议活动的群众达70万人以上，范围遍及全省各地。
为使工人运动从五卅惨案后由低潮转入高潮，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职工运动议决案》，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山东地执委遵照这一指示，积极恢复和发展各主要城市和矿区的党团组织，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建立一些公开的表面上不带政治色彩的工人组织，如俱乐部等，以此联络、团结工人群众，开展斗争，使山东工人运动逐步从低潮走向了高潮。在济南，为反对厂主克扣工资，津浦大厂党支部秘密组织1000余名工人，突然包围了厂长办公楼，迫使厂长从办公费中拨出部分钱款发给工人；在青岛，重建了四方机厂、大康纱厂等厂的党团组织及工会，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工人济难会等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提高了工人们的觉悟和组织能力；在枣庄，到1927年3月，仅在中兴煤矿工人中就发展50余名党员，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为开展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淄川，鲁大公司的工人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反抗厂主无理裁减工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部分胜利。烟台、青州等地的工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与厂主展开了经济或政治上的斗争。
组织发动山东农民运动 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共山东地方组织还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1923年10月，山东党组织派共产党员贾乃甫去齐河县后里仁庄开展工作。1925年上半年，又派共产党员庄龙甲回家乡潍县开展农民运动，经过努力工作，他在南屯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入会者逾百人。是年7月，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选派王云生、丁祝华等6名党员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3月，山东地执委召开了农民运动扩大会议，来自青岛、平原、广饶、济南、高密等十几个市、县的2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学习、研究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策略原则，通过了农民问题、组织问题和党的策略等决议。随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也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与会的30多名代表中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共产党人的指导下，会议制定了农民协会章程和农民自卫军大纲，并通过了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的决议。会议决定派特派员赴各地指导农民运动，庄龙甲等共产党员和少数国民党员共22人被委任为农民运动特派员。会后，他们分赴各市、县农村开展工作。接着，山东国共两党又选派22人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部分人员返回家乡从事农运工作，使山东的农民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到1926年秋，全省建立了15个农民协会，会员达33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