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全境解放以后，各级党政机关陆续建立。广大人民群众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纷纷写信或到领导机关走访。有的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有的反映党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有的表达个人的愿望和要求。而其中最多的是控告基层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当时，由于党的组织发展较快，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着组织不纯和党员干部思想不纯的问题。有的写匿名信，有的集体请愿，有的受尽折磨往返奔波到处控告。而一些领导机关在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有的重视不够，办事无制度，也无专人负责。人民来信来访往往得不到认真负责的处理，拖延积压以至丢失转错等现象较为严重。
1951年10月，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山东分局发出检查人民来信处理工作的指示。全省各地随之普遍开展了这一工作。各地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以党的纪律检察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为主，与有关部门共同组成检查组，对积案较多的地区或部门进行重点检查，并推动各级组织进行全面检查。经过此次大检查，促使各级各部门开始对人民来信处理工作予以重视，一大批长期积压未处理的人民来信得到了处理。
通过受理人民来信来访，山东分局纪委发现，一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在全省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而不少的领导机关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对此熟视无睹、漠不关心。1952年11月，山东分局纪委形成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省内各地这三种错误的严重情况，提出了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的具体意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阅了这一报告，加了1600多字的批语，并于1953年1月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的名义转发全党。明确要求各级党委“仿照山东办法”，“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三反”运动，也促进了山东省各级党政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深入开展。当月，山东分局通过检查与处理人民来信确定专案250件，从省直机关抽调干部103人，组成11个专案检查组，分赴11个专区进行检查处理。济南、青岛、淄博等市和省直各部门也边查边改，主动检查自己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省工业厅根据工人来信，立即解决了农具工厂的停工待料问题。省民政厅抓住志愿军家属傅秀英被坏干部迫害，六次到省、两次进京、一次去东北及南京找丈夫，奔波万里、历时一年未能解决问题的事件，对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等进行检查。“新三反”运动开始于人民来信的检查处理，而它的开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对人民来信的处理工作。运动开始前，山东各级党政机关积压人民来信在10万件左右，经过案件排队，明确主次，分清缓急，作出处理计划，并采取抓住重点、专案查办和结合发动群众进行处理等办法，到1953年2月底，县以上机关大部分信件作了处理。从中发现并纠正了大量的违法违纪问题，对其中比较严重的作了认真严肃的处理，一些典型案件在报纸、电台公开予以曝光。通过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既克服了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也教育和发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此时，人民来访络绎不绝，人民来信大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全省各级党委纪委共收到群众来信29498件，大大超过了过去几年的总和。这些来信当年即处结18708件，其中基本属实或部分属实的占85％。
此后，各级党委纪委继续对人民来信和党员申诉的处理予以重视。1954年，共处理人民来信2363件、党员申诉476起，并对其中重大问题结合中心工作进行了重点检查处理。当年下半年，各级纪委花费了相当大的力量，清查处理了过去积压的案件2519起。但由于各级党组织任务繁重，纪委人少事多，特别是县级纪检机构不健全，全省仍有人民来信2211件及党员申诉204起未能处理。在人民来信中，大部分是控告或揭发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法纪的行为，其中有中央纪委和华东局纪委交办的，积压时间最长有1951年的。人民来信和党员申诉的大量积压，使纪委的工作十分被动。
1955年，人民来信和党员申诉的积压更为严重，积案从上一年的4652件增加到7300件。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56年年初，省监委向省委提出了《关于全省积压党纪案件的情况与处理积案意见的报告》，请求各级党组织、各有关部门协助处理积案。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各级党委还抽调部分党员干部帮助监委调查处理案件（主要是信访案件）。当年处理积案4000余件。从抽样统计的结果看，这些案件60％以上是依靠县以下（不含县）基层党组织检查处理或由基层组织检查后报监委处理的。但处理积案仅限于就事论事，对人民来信来访中反映出的很多重要问题，如党的团结问题、政策问题、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等，各级党的监察机关缺乏及时的综合研究，当然也就未能提出改进意见，信访工作的职能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1957年，由于各级监委的干部大部分时间做中心工作，遗留案件再次大量增加，达到8000余起。1958年，由于受到“左”的干扰，各级监委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反右派斗争上，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处理控告、申诉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省监委虽然提出“要继续重视和做好处理控诉、申诉工作”，但同时又提出“对无理取闹的分子必须严肃对待，必须警惕右派分子利用申诉控诉进行翻案活动”。1959年，监委工作的主要任务变成了“为保卫革命的群众运动服务”，运动中的所谓“发动群众”几乎完全代替了受理控诉申诉工作。省监委虽然对控申工作提出了“注意从处理控诉、申诉中了解党员违反纪律的动向、各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生产、群众生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并及时向党委反映”的正确主张，但是也同时提出了对控诉申诉“认真负责，区别对待，分清敌我，辨明是非，保护好人，打击坏人”这一明显带有“左”的色彩、属于斗争哲学的所谓工作原则。1960年，全省监委系统共受理控诉、申诉14526件，处理结案11752件。
1961年8月，省委监委对几年来控诉申诉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我们对处理控诉、申诉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很多地方还存在着不认真、不负责的现象。对控诉、申诉来信照抄照转的多，直接检查处理的少；对来访缺乏热情的耐心的接待；对许多控诉、申诉案件的处理抓得不紧，有的长期拖压不作处理；有的甚至将控诉信转到被控诉人手里，使控诉人受到打击报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省监委对来信来访处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对控诉、申诉来信来访，必须认真地负责地进行处理。对一些重要来信，要在党委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直接派人下去检查处理，不要层层下转。当前应注意选择与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群众生产、生活和反映党员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重要来信来访，组织力量直接下去检查，一直查到底，依靠群众，依靠组织，认真加以解决。要注意保护来信来访人的安全，防止遭受打击报复。对检举某一组织主要负责干部的来信来访，应该由上一级或上两级党委处理，控告人民公社各级负责干部的重大案件，应该在县委领导下由县委监委直接检查处理。需要转下去的一部分来信，一般地不要转原信，不要暴露来信人的住址和姓名。”“对来信来访人进行打击报复的案件必须严肃处理”。“对于受到打击报复的，要进行纠正。对于敢于同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党员、干部、群众，要予以表扬。”“各级党委监委应加强处理控诉、申诉工作的领导。要定期讨论研究处理控诉、申诉工作。监委负责人应亲自看一些重要的人民来信，接见一些来访人。要挑选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工作认真负责、有群众观念、作风正派的干部来担任这项工作。要建立健全来信来访的登记、催办、结报、归档等制度，切实做到案案有结果、件件有交代。要及时给来信人回信。对来信来访中反映的一些重大问题，应及时地向党委和上级党委监委反映。”由于贯彻执行中央“六十条”，甄别纠正前几年错误处理的案件，1961年控诉、申诉大量增加。全省各级党委监委共受理控诉、申诉20626件（控诉15292件，申诉5334件），比1960年增加42.0％。当年处结14461件，结案率为70％。1962年受理控诉申诉进一步增加到27457件，年底结案20332件。1963年受理控诉申诉25505件，年底处结18183件。1963年下半年后，党的监察工作主要围绕“四清”（指在农村开展的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物资、清理工分）、“五反”（指在城市开展的反对贪污受贿、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在这些运动中，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视为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迫害。党的监察信访工作受到“左”的干扰，一些正确的东西未能得到坚持。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前的纪检（监察）信访工作
山东全境解放以后，各级党政机关陆续建立。广大人民群众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纷纷写信或到领导机关走访。有的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有的反映党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有的表达个人的愿望和要求。而其中最多的是控告基层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当时，由于党的组织发展较快，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着组织不纯和党员干部思想不纯的问题。有的写匿名信，有的集体请愿，有的受尽折磨往返奔波到处控告。而一些领导机关在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有的重视不够，办事无制度，也无专人负责。人民来信来访往往得不到认真负责的处理，拖延积压以至丢失转错等现象较为严重。
1951年10月，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山东分局发出检查人民来信处理工作的指示。全省各地随之普遍开展了这一工作。各地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以党的纪律检察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为主，与有关部门共同组成检查组，对积案较多的地区或部门进行重点检查，并推动各级组织进行全面检查。经过此次大检查，促使各级各部门开始对人民来信处理工作予以重视，一大批长期积压未处理的人民来信得到了处理。
通过受理人民来信来访，山东分局纪委发现，一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在全省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而不少的领导机关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对此熟视无睹、漠不关心。1952年11月，山东分局纪委形成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省内各地这三种错误的严重情况，提出了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的具体意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阅了这一报告，加了1600多字的批语，并于1953年1月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的名义转发全党。明确要求各级党委“仿照山东办法”，“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三反”运动，也促进了山东省各级党政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深入开展。当月，山东分局通过检查与处理人民来信确定专案250件，从省直机关抽调干部103人，组成11个专案检查组，分赴11个专区进行检查处理。济南、青岛、淄博等市和省直各部门也边查边改，主动检查自己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省工业厅根据工人来信，立即解决了农具工厂的停工待料问题。省民政厅抓住志愿军家属傅秀英被坏干部迫害，六次到省、两次进京、一次去东北及南京找丈夫，奔波万里、历时一年未能解决问题的事件，对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等进行检查。“新三反”运动开始于人民来信的检查处理，而它的开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对人民来信的处理工作。运动开始前，山东各级党政机关积压人民来信在10万件左右，经过案件排队，明确主次，分清缓急，作出处理计划，并采取抓住重点、专案查办和结合发动群众进行处理等办法，到1953年2月底，县以上机关大部分信件作了处理。从中发现并纠正了大量的违法违纪问题，对其中比较严重的作了认真严肃的处理，一些典型案件在报纸、电台公开予以曝光。通过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既克服了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也教育和发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此时，人民来访络绎不绝，人民来信大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全省各级党委纪委共收到群众来信29498件，大大超过了过去几年的总和。这些来信当年即处结18708件，其中基本属实或部分属实的占85％。
此后，各级党委纪委继续对人民来信和党员申诉的处理予以重视。1954年，共处理人民来信2363件、党员申诉476起，并对其中重大问题结合中心工作进行了重点检查处理。当年下半年，各级纪委花费了相当大的力量，清查处理了过去积压的案件2519起。但由于各级党组织任务繁重，纪委人少事多，特别是县级纪检机构不健全，全省仍有人民来信2211件及党员申诉204起未能处理。在人民来信中，大部分是控告或揭发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法纪的行为，其中有中央纪委和华东局纪委交办的，积压时间最长有1951年的。人民来信和党员申诉的大量积压，使纪委的工作十分被动。
1955年，人民来信和党员申诉的积压更为严重，积案从上一年的4652件增加到7300件。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56年年初，省监委向省委提出了《关于全省积压党纪案件的情况与处理积案意见的报告》，请求各级党组织、各有关部门协助处理积案。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各级党委还抽调部分党员干部帮助监委调查处理案件（主要是信访案件）。当年处理积案4000余件。从抽样统计的结果看，这些案件60％以上是依靠县以下（不含县）基层党组织检查处理或由基层组织检查后报监委处理的。但处理积案仅限于就事论事，对人民来信来访中反映出的很多重要问题，如党的团结问题、政策问题、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等，各级党的监察机关缺乏及时的综合研究，当然也就未能提出改进意见，信访工作的职能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1957年，由于各级监委的干部大部分时间做中心工作，遗留案件再次大量增加，达到8000余起。1958年，由于受到“左”的干扰，各级监委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反右派斗争上，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处理控告、申诉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省监委虽然提出“要继续重视和做好处理控诉、申诉工作”，但同时又提出“对无理取闹的分子必须严肃对待，必须警惕右派分子利用申诉控诉进行翻案活动”。1959年，监委工作的主要任务变成了“为保卫革命的群众运动服务”，运动中的所谓“发动群众”几乎完全代替了受理控诉申诉工作。省监委虽然对控申工作提出了“注意从处理控诉、申诉中了解党员违反纪律的动向、各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生产、群众生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并及时向党委反映”的正确主张，但是也同时提出了对控诉申诉“认真负责，区别对待，分清敌我，辨明是非，保护好人，打击坏人”这一明显带有“左”的色彩、属于斗争哲学的所谓工作原则。1960年，全省监委系统共受理控诉、申诉14526件，处理结案11752件。
1961年8月，省委监委对几年来控诉申诉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我们对处理控诉、申诉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很多地方还存在着不认真、不负责的现象。对控诉、申诉来信照抄照转的多，直接检查处理的少；对来访缺乏热情的耐心的接待；对许多控诉、申诉案件的处理抓得不紧，有的长期拖压不作处理；有的甚至将控诉信转到被控诉人手里，使控诉人受到打击报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省监委对来信来访处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对控诉、申诉来信来访，必须认真地负责地进行处理。对一些重要来信，要在党委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直接派人下去检查处理，不要层层下转。当前应注意选择与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群众生产、生活和反映党员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重要来信来访，组织力量直接下去检查，一直查到底，依靠群众，依靠组织，认真加以解决。要注意保护来信来访人的安全，防止遭受打击报复。对检举某一组织主要负责干部的来信来访，应该由上一级或上两级党委处理，控告人民公社各级负责干部的重大案件，应该在县委领导下由县委监委直接检查处理。需要转下去的一部分来信，一般地不要转原信，不要暴露来信人的住址和姓名。”“对来信来访人进行打击报复的案件必须严肃处理”。“对于受到打击报复的，要进行纠正。对于敢于同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党员、干部、群众，要予以表扬。”“各级党委监委应加强处理控诉、申诉工作的领导。要定期讨论研究处理控诉、申诉工作。监委负责人应亲自看一些重要的人民来信，接见一些来访人。要挑选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工作认真负责、有群众观念、作风正派的干部来担任这项工作。要建立健全来信来访的登记、催办、结报、归档等制度，切实做到案案有结果、件件有交代。要及时给来信人回信。对来信来访中反映的一些重大问题，应及时地向党委和上级党委监委反映。”由于贯彻执行中央“六十条”，甄别纠正前几年错误处理的案件，1961年控诉、申诉大量增加。全省各级党委监委共受理控诉、申诉20626件（控诉15292件，申诉5334件），比1960年增加42.0％。当年处结14461件，结案率为70％。1962年受理控诉申诉进一步增加到27457件，年底结案20332件。1963年受理控诉申诉25505件，年底处结18183件。1963年下半年后，党的监察工作主要围绕“四清”（指在农村开展的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物资、清理工分）、“五反”（指在城市开展的反对贪污受贿、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在这些运动中，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视为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迫害。党的监察信访工作受到“左”的干扰，一些正确的东西未能得到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