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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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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5年,山东史学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活跃,出版著作20余部。研究领域涉及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
著作方面,王晓毅《王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揭示了正始玄学的形成动因、理论内涵和历史意义,在经学危机、道家复兴和佛教东渐的条件下,王弼运用本末体用方法成功地解答了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等一系列学术难题,以形名学逻辑习惯,全面刷新了《老子》《周易》和《论语》,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基础,将中国文化引入儒道融合的新时代。姜生、汤伟侠《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汉魏两晋时期的道教与中国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汉魏两晋时期的道教及道教的科学思想与实践。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对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着重从制度变迁与个案考察两个层面对魏晋南北朝的禁卫武官及其组织结构、政治职能等问题进行阐述。其他成果还有:李炳泉著《朱温传》,丁鼎编著《牛僧孺年谱》,齐涛、马新合著《刘晏杨炎评传》,秦永洲著《颜之推与颜氏家训》,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刘玉峰著《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刘惠琴《北朝儒学及其历史作用》,王赛时《唐代饮食》等。
研究论文主要涉及4个领域。
(1)政治、军事史研究。张金龙《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指出,在北魏前期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禁卫武官制度,与魏晋甚至汉代制度之间有着一定的承袭关系,但更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文章利用已知的墓志碑铭资料,厘清了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原貌,系统地阐述了幢将制度、郎卫制度、殿中尚书与司卫监制度,同时对禁卫武官制度与北魏前期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的论文还有:《南朝直閤将军制度考》《“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刘宋孝武帝朝政治与禁卫军权》《南朝宋文帝初年政争与禁卫军权》《元嘉中期君相之争与禁卫军权》《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东魏北齐左右卫府制度考论》《南朝卫尉及其职掌考述》《南朝禁卫武官组织系统考》《南朝的石头城防务与领石头戍事》。其他成果还有:高凤林《唐代五品以上文官的选任》,任士英《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王晓毅《论曹魏太和“浮华案”》《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论东晋清谈的积极意义》,刘玉峰《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唐代公廨本钱制的几个问题》,寇养厚《唐初三帝的三教共存与道先佛后政策──唐代三教并行政策形成的第一阶段》,贾艳红《略论唐代的政治婚姻及其作用》《唐后期军乱原因浅析》《以唐代为例看封建社会的“母权”》,于涛《东曹、魏尚书的选举与中正的形成》,崔明德《试论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张健彬《略论唐代县级政权中的胥吏》,葛焕礼、王育济《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张银堂《魏晋时代门阀势力的钳制与知识分子的焦虑感》,孟祥才《论曹爽之败》,朱莉丽《从唐日外交态势看天宝争长之可能性》。
(2)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经济史既有宏观的论述,也有微观的研究;社会史研究涉及的论题丰富,婚姻、家庭、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问题受到关注。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以丰富的资料考证了唐朝活动在西北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安史之乱前的实际人口数量,分析了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结构、影响少数民族的人口统计的多种因素,并根据少数民族政权的所在地、生活状况及经济活动等论述了西北少数民族人口的特征及形成的原因和积极作用。对西北少数民族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与西北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多种原因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其他成果还有:刘玉峰《试论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论唐代市场管理》《唐代工商业利润的流动转化及其社会后果》《唐代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浅论》《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唐政府工商业经营管理论析》《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探讨》,李靖莉《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部曲》《唐代西州部曲来源考释》,王赛时《论唐代的造船业》,马新《榷盐法与新型盐商阶层的出现》,傅晓静《唐代的胡风饮食》《唐代民间私社的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唐代民间私社的基本功能》,郑敏《关于高齿屐》,黄少英《魏晋时期上层社会惧内之风》,张健彬《唐代的祈雨习俗》,马林涛《唐代民间社会的文身习俗》,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任侠之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李浩《〈四时纂要〉所见唐代农业生产习俗》,王华山《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齐秀生《唐朝贵族官僚的田庄》,陈新岗《“刘晏模式”与中国历史上的工商经营》,顾向明《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3)思想、文化、教育史研究。主要成果有:于联凯、于澎《三国时期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吕仲海《唐代的袄教和摩尼教》,秦永洲《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裴传永《儒家思想——曹操思想的主干》,刘晓东《论六朝时期的礼学研究及其历史意义》,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王曰美《唐代贵族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研究》,崔明德《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初探》,王新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忠孝之辨与避讳》,葛焕礼《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焦桂美《论蜀汉经学之嬗变——与两汉蜀地本土经学传统相比较》。(4)书评、考证、人物研究。主要成果有:孟祥才《唐末五代史研究的新成就——评李炳泉著〈朱温传〉》《论荀彧》《论孔融的悲剧》,朱亚非《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看唐代山东的对外交往》,王瑞功《由〈真诰〉注之可信性论王羲之生卒年问题》,郑欣《何晏生年考辨》,胡耀震《任昉代褚蓁表和相关的〈文选〉旧注》,安作璋《评高敏教授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李剑锋《论唐代人接受陶渊明的原因和条件》,王晓毅《“竹林七贤”考》,王赛时《颜真卿的历史影响与历代传咏》,王大建《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李森《南燕史考论》等。